时间:2020-05-29 作者:蔡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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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八十六周年。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把马列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发展称为毛泽东思想,并且认为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取得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新中国,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毛泽东同志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许多重要论述,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一九四二年撰写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直是指导我们财政经济工作的光辉文献。在全党全国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候,重新学习这个光辉文献,在新的条件下,认真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是十分必要的。同时,这也是我们对毛泽东同志诞辰最好的纪念。
一
早在一九三四年,毛泽东同志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就指出:“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是我们的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但是,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作为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则是在一九四二年才明确提出来的。当时正是抗日战争处于最困难、最艰苦的年代。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解放区的财政和人民生活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
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八十六周年。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把马列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发展称为毛泽东思想,并且认为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取得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新中国,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毛泽东同志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许多重要论述,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一九四二年撰写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直是指导我们财政经济工作的光辉文献。在全党全国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候,重新学习这个光辉文献,在新的条件下,认真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是十分必要的。同时,这也是我们对毛泽东同志诞辰最好的纪念。
一
早在一九三四年,毛泽东同志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就指出:“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是我们的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但是,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作为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则是在一九四二年才明确提出来的。当时正是抗日战争处于最困难、最艰苦的年代。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解放区的财政和人民生活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当时我们党内有的同志曾提出所谓“施仁政”的问题,在某些财政干部中也存在着单纯财政观点。毛泽东同志严肃地批评了这些错误观点,指出党必须领导人民和机关、学校、部队努力发展农业和其他生产事业,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才能克服困难。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党中央召开了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研究财政经济问题。会前,毛泽东同志作了系统的调查研究,亲自审阅修改了大量调查报告,并亲手起草了大会的报告。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就是那次大会报告的纲领性部分。
这个纲领性的文件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发表到现在,已经三十七年了。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正确执行这个方针,我们的经济就繁荣,财源就茂盛,财政的路子就越走越宽;反之,什么时候违背这个方针,我们的经济就会发生困难,财政的路子就越走越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今天也必须继续贯彻执行的、完全正确的方针。当然,我们说今天也必须继续贯彻执行这个方针,并不是一九四二年这个方针的简单重复,也不是建国以来这个方针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个方针内容的丰富和发展。华国锋同志说:“在今天,发展经济就是要大力发展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发展和它们相适应的内外贸易、金融事业和各项服务事业,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增加财政收入。”这就是发展经济的新内容。“保障供给就是保障供给现代化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物资和资金,保障满足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逐步提高和国家必要的军政开支的需要。”这就是保障供给的新内容。华国锋同志又说:“在这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发展经济是保障供给的前提。经济不发展,供给就得不到保障;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国家和人民的供给水平就越高。第二,保障供给是发展经济的目的。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断扩大再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满足我国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并且为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这就是说,实现四个现代化,为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带来新的内容,需要我们有新的认识和领会,需要对资金的分配、经济的促进以及对生产的研究和参与,采取新的步骤和方法。
以上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的由来和发展。
二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在财政经济工作中坚持既反“左”又反右的两条战线斗争的结果。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要批驳这样那样的偏见,而提出我们党的正确的口号,这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口号,才是正确的口号”。当时,部分同志单纯强调政府应施“仁政”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抗战如不胜利,所谓“仁政”不过是施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于人民是不相干的。部分同志的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需要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因为这是国民党竭泽而渔的思想,我们决不能承袭。虽然在困难时期,仍应注意赋税的限度,使负担虽重而民不伤。而一经有了办法,就减轻民负,借以休养民力。当时各个根据地具体规定了这样三条:(一)农业税征收额不超过农业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即是说,农民收入一百斤,最多征收二十斤。(二)脱离生产人员不超过根据地负担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三,即是说,一百个农民至多养活三个“公家人”。(三)在脱离生产人员中,军队人员和地方工作人员的比例是二比一,即是说,三个“公家人”当中要有二个军事人员,一个地方工作人员。那时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个总方针指引下,在陕甘宁边区和各个解放区开展起来的军民两方面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伟大的成功,这是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当时我们的财政收入来自三个方面:(一)取之于民的部分,即政府征收的农业税和其它税收;(二)取之于己的部分,即军队和机关学校自己动手生产解决的部分;(三)取之于敌的部分,即对敌作战中缴获归公的部分(特别是武器的来源主要在前线)。这三部分中,取之于己和取之于敌的部分在一个时期占了整个需要的大部分。“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战胜的物质基础。”不然,我们怎么能在坚持了八年抗战之后,在国民党反动派把战争强加在人民头上的时候,又胜利地进行三年解放战争,发展几百万人的用新式武器武装起来的巨大兵团呢?
“公私兼顾”或“军民兼顾”这个处理公私关系的正确原则,在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理解就是要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三十年来,在有些方面,如在农业税负担方面,实行稳定负担、增产不增税的政策;在有些时间里,如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和六十年代那次的经济调整时期,我们是处理得好的。而在有些方面和有些时间里,则处理得不够好,如三年“大跃进”时期和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积累比例偏高,积累资金分配和使用不当,投资效果越来越差。同此相对应,就是:消费比例偏低,城乡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和改善,甚至在些某方面还有所下降。造成这两次比例失调的原因,前一次主要是没有经验,后一次则主要是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同时,也与我们在指导思想上,违背“公私兼顾”的原则,盲目追求高速度、高积累,轻视消费分不开的。归根结底是同违背发展经济是为了满足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一根本目的分不开的。
有一种观点,实践证明是不对的,即:认为积累越多,积累的比例越高,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也越快。而在积累基金中,又往往只注意安排生产性积累,而忽视非生产性积累;在生产性积累中,又往往是胖子挤了瘦子,重工业挤了轻工业和农业。结果造成积累和消费之间、骨头和肉之间、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失调,想要快,实际慢,欲速不达。
另一种观点,实践证明也是不对的,即:认为消费越多,消费比例越高,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也越快。因而主张实行高工资、高消费的政策来推动生产的发展和积累的增加。能否实行高工资、高消费的政策,这要取决于劳动生产率高,并有足够的商品可供分配。离开这个前提条件来实行高工资,结果带来的不是高消费,而是高物价,这就会破坏市场的平衡,从另一方面造成比例失调,同样达不到预期的目的。
中国有句古话:“过犹不及”。在新的条件下正确掌握“公私兼顾”的原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以及积累内部结构、消费内部结构这样一些新的问题。
三
毛泽东同志说:“发展经济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但发展不是冒险的无根据的发展。有些同志不顾此时此地的具体条件,空喊发展,例如要求建设重工业,提出大盐业计划、大军工计划等,都是不切实际的,不能采用的。”一方面要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这是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在两条战线斗争中的又一表现。
面对当时的困难,因循守旧,悲观失望是错误的。“那时,我们在干部动员大会上曾经这样提出问题: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饿死是没有一个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总之,我们是相信我们能够解决经济困难的,我们对于在这方面的一切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四个字”。另一方面,冒险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也是错误的,因为它不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农业与工业之外,盐业也是要搞的,但生产是手工业的,运输靠的“驴腿子”。这在今天看来是十分落后的,但当时却起了非常积极的进步作用,而且是当时条件下的重要出口贸易。
全国解放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因循守旧的保守观点也是存在的,但更多的是如有的同志形象地形容的那样,是单纯图快,贪大求全和喜新厌旧的盲目冒进倾向。单纯图快,就是片面追求数量,忽视质量和品种,追求速度,忽视比例。贪大求全,就是追求大的(往往又是重工业),忽视中小,追求“大而全”,忽视专业化和协作,“老厂吃不饱,新厂还在搞”。喜新厌旧,就是重视新建,忽视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等。这方面的一个集中表现,就是基本建设战线过长,不少工程仓促上马,边建、边改、边迁,新增生产能力相对减少,投资效果很差。
在当前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时候,切实以过去多次的教训为戒,注意防止和克服高指标、大计划,下决心缩短基建战线,按照专业化和协作的原则整顿企业,仍然是需要统一认识,痛下决心的。
四
毛泽东同志说:“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这里讲的是财政和经济的关系。一九五九年毛主席在对李先念同志的一个报告的批示中又指出:“工农商并举,提得很好,一定要这样做。商不挂帅,工农两业是不会发展的。”这里又讲了工农业同商业的关系,生产同流通的关系。因此,发展经济同保障供给的关系,实质上就是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的相互关系,这些环节缺一不可。生产是生产总过程中的决定因素,但是分配、交换、消费也对生产起着重大作用,甚至在一定条件下,或者如马克思所说“就其片面的意义上说来”《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分配、交换、消费对生产也可以起决定作用。
在战争时期,当时的经济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商业也不发达,财政是名符其实的供给制。当时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主要是农业税收上的合理负担政策和农贷政策,发生作用的范围比较狭小。但是,由于农业税征收的是粮食(当时叫救国公粮),产棉区还征收布匹,而粮布是军需民食的核心,特别是当时财政、金融、贸易各财经部门,保障根据地军需民用的目的性非常明确,把财政政策同货币斗争、贸易斗争和出入口管理结合起来,同保卫根据地的生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结合起来,形成了财经战线的“铜墙铁壁”,给敌、伪、顽以沉重打击,它的作用是巨大而显著的。这方面成功的历史经验还有待我们总结。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开国初期是五种经济并存,对私改造完成以后,还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国家宪法允许的个体劳动者,经济情况复杂,财政发生作用的范围更广阔了。财政工作固然要以经济工作为基础,而资金的积累是否充分,分配是否合理,周转是否迅速,使用是否有正确的管理和监督,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事业的发展是否多快好省。三十年的实践证明:财政对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税收政策上所体现的鼓励、限制和调节,基建拨款上的“四按”原则(即按基本建设程序、按国家批准的基本建设计划、按批准的基本建设预算、按工程进度拨款)企业财务的管理和监督,以及财政体制的改进,等等,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影响最大、最关紧要的是财政的综合平衡,包括财政本身的综合平衡(在折旧费留归企业和实行利润留成的条件下,光预算自身的平衡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反映全面财政收支的综合财政计划),以及财政、信贷、物资和外汇的综合平衡。而综合平衡搞得好或不好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财政收支是否做到当年平衡,略有结余。这是市场物价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是关系到九亿人口的大国安定或不安定的大事。华国锋同志指出:“有些同志对研究、掌握和运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重要性缺乏应有的认识,甚至以为政治挂帅可以不顾客观经济规律,承认经济规律就是否定政治挂帅,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一定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也一定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这二者是统一的。”经济规律是客观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律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必须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加深认识,弄清它的规律。加强综合平衡,就是我们研究掌握和运用客观规律的一个伟大的实践的学校,是我们沿着党的新时期的总路线胜利到达彼岸的经济工作的游泳术。在这方面我们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但经验还很不够,我们应当在这个学校和大海里继续努力学习,积累经验,增长知识和才干,努力做到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和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统一。
五
毛泽东同志说:“有一个问题必须再一次引起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们的思想要适合于目前所处的环境。目前所处的环境是农村,这一点好象并没什么问题,谁不知道我们是在农村中呢?其实不然。我们很多同志,虽然天天处在农村中,甚至自以为了解农村,但是他们并没有了解农村,至少是了解得不深刻,他们不从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这一点出发,他们就在政治问题上,军事问题上,经济问题上……常常处理得不适当,或不大适当。”我们的思想要适合于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或者说要从此时此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这不仅是一个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必须注意的一件大事,而且从根本上说,是我们党的一个根本思想路线问题。
什么是先进,什么是落后?什么应当抛弃,什么应当坚持?离开当时当地的条件便不能做出正确的评价。毛泽东同志指出:军队生产问题,形式上是落后的、倒退的,因为它违背了分工的原则。但是在我们的条件下,却是进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因为用这个办法克服了困难,改善了生活,并且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取得了人民的拥护,足以支持长期战争,最后达到消灭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目的。毛泽东同志又指出:游击性在将来一定是可羞的和必须抛弃的东西,但在今天却是宝贵的和必须坚持的东西。在这里怕羞是没有用的。这样的事做起来很辛苦,收效似乎很慢,并不轰轰烈烈,但是在实际上收效决不是很慢,反而是很快的。因为如果不从实际出发,比如说从“本本”出发,从城市观点出发,做起来那就不是快慢的问题,而是老碰钉子,根本没有效果的问题。
这个问题,对于正向四个现代化迈进的今天来说,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什么要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和补课?为什么要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为什么要强调从实际出发,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使我们的经济工作符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说到底,就是解决这个思想路线的问题,并从这点出发,解决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军事上有句名言: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把这个思想运用到经济上,就是你搞你的现代化(资本主义的,西方式的),我搞我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的,中国式的),能搞的就搞,暂时没有条件搞的就不搞。要避开自己的短处,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要向外国学习,但不能照抄照搬,不能脱离当前的条件,盲目地追求可望不可即、在当前没有现实意义的“现代化”。一切从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国土大、底子薄,技术差的实际出发,合理布局,统筹安排,综合平衡,循序前进。
最近,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决定进行的体制改革、经济结构,技术引进和理论方法的调查研究,就是要探索和研究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问题。我们财政部门应当派出得力干部积极参加这个调查研究,这是我们进一步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总方针的基础。
不能认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我们已经执行了几十年,“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八个字(有人把它简称为八字方针),我们已经讲了千万遍,就觉得没有什么新东西了。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执行这个总方针,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新的课题。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八十六周年的时候,我们认为重新学习、认真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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