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5-29 作者:柳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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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国以来,我国的企业财务管理体制,进行过几次较大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现行的体制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干好干坏一个样,赚钱赔钱一个样,权责不清,赏罚不明等缺点,不利于加强经济核算和改善经营管理,不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必须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积极而又稳妥地进行改革。
为了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进一步搞好改革,回顾一下我国三十年来企业财务管理体制的演变过程,肯定成绩,克服缺点,总结经验教训,是十分必要的。企业财务体制是一定的政治制度下和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建国以来,在经济体制“两收两放”的大变革中,企业财务管理体制也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一五”时期。我国开始进入了有计划的发展国民经济的阶段,经济管理体制高度集中统一。在这种形势下,企业财务工作的任务是,迅速建立起一套同经济管理体制相适应的财务管理体制和各种财务规章制度,确立企业经济核算的正常秩序,明确企业与国家的财务关系,集中财力,保证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在这一阶段,进行了全国范围的清产核资,核定了企业固定资产拥有量和流动资金定额;制定了统一的会计制度和成本核算办法,规定了成本开支范围;实行了...
建国以来,我国的企业财务管理体制,进行过几次较大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现行的体制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干好干坏一个样,赚钱赔钱一个样,权责不清,赏罚不明等缺点,不利于加强经济核算和改善经营管理,不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必须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积极而又稳妥地进行改革。
为了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进一步搞好改革,回顾一下我国三十年来企业财务管理体制的演变过程,肯定成绩,克服缺点,总结经验教训,是十分必要的。企业财务体制是一定的政治制度下和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建国以来,在经济体制“两收两放”的大变革中,企业财务管理体制也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一五”时期。我国开始进入了有计划的发展国民经济的阶段,经济管理体制高度集中统一。在这种形势下,企业财务工作的任务是,迅速建立起一套同经济管理体制相适应的财务管理体制和各种财务规章制度,确立企业经济核算的正常秩序,明确企业与国家的财务关系,集中财力,保证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在这一阶段,进行了全国范围的清产核资,核定了企业固定资产拥有量和流动资金定额;制定了统一的会计制度和成本核算办法,规定了成本开支范围;实行了全国统一的税法、税制和国营企业利润和折旧费的交纳办法,把国营企业的利润和折旧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建立了基本建设投资、流动资金和四项费用(技术组织措施费、新产品试制费、劳动保护措施费和零星固定资产购置费)等资金供应渠道和拨款办法;实行了企业奖励基金制度和超计划利润分成制度。当时,有些财务制度是比较注意按劳分配、权责结合的。例如企业奖励基金直接同利润挂钩,完成计划部分少提,超计划部分多提,完不成计划的不提。对主管部门实行超计划利润留成,对职工按照工作质量和数量,实行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度,等等。总的来说,“一五”时期的企业财务管理体制是符合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因此,在这一阶段里,尽管我们许多干部缺乏经验,业务不熟,但由于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国民经济符合有计划按比例的要求,建设资金的积累速度是快的,各项资金的使用效果也是好的。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八,企业利润总额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二十一,基本建设形成的固定资产占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三,一九五七年工业企业的流动资金周转期只有八十二点七天。当然,也应当承认这种集中统一的财务管理体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企业的手脚,限制了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毛主席的这个批评,揭露了当时企业财务制度中的主要问题,指出了改革企业财务体制的方向。
(二)大跃进时期。经济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批企业下放地方管理,扩大了省、市、自治区管理经济的权限。与经济管理体制相适应,企业财务体制也作了重大的改革。随着企业下放,其财务关系也下放地方管理,扩大了地方管理企业财务的权限;对企业和主管部门实行利润留成制度,使企业用于发展生产和职工集体福利的资金,随着利润的增长而增长;企业所需的流动资金,由财政、银行分口供应改为银行统一供应、统一管理,实行流动资金全部有偿占用,全额信贷。另外还实行了小型技术措施贷款办法,固定资产变价收入全部留给企业使用,等等。这些改革应该说是力图突破苏联的框框,走我国自己的路子的一次积极的、大胆的尝试。这些制度的实施,使企业财权迅速扩大。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企业每年平均提取的利润留成,比“一五”时期的四项费用、企业奖励基金和超计划利润留成增长了四点五倍。企业单位和广大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得到了发挥。那几年群众性的班组核算,遍及全国各地,创造了许多工人群众参加管理、参加核算的好形式、好经验,出现了一个十分可喜的景象。
现在看来,这些改革总的方向是对的。但是这一阶段的财务工作也存在一些严重的缺点。第一,同其他工作一样,受到了高指标、浮夸风、一平二调的冲击,利润和资金的数额都有虚假。第二,企业利润留成的实施,同计划管理和物资供应结合得不好,企业有钱无物,或被挪去搞了计划外基本建设,后来又被迫下马,损失很大。第三,没有利用价格、税收等经济手段来调节企业的盈利水平,利润留成的多少,不能真实地反映企业经营的好坏,造成企业之间苦乐不均。第四,强调了群众核算、群众管理,却放松了专业核算、专业管理。财政、银行部门则过多地强调了服务的一面,放松了监督的一面。在“要算政治帐,不要算经济帐”的错误口号的影响下,财政、经济工作中出现的大量的损失浪费现象,不能及时得到揭露和纠正。这些问题的出现,既有财务制度不完备的问题,也有客观形势的影响。当时瞎指挥、浮夸风盛行,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大批企业发生亏损,在这种情况下,再好的体制也会被冲垮,发挥不了预期的作用。
(三)三年调整时期。从一九六二年起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原来下放地方的企业,大部分又收归中央各部管理,重新实行较为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为了适应调整国民经济的需要,企业财务管理体制也作了相应的改变,从分权回到集权。为了加强财政、金融管理,一九六一年停止执行全额信贷办法。由于大批企业发生亏损和盈利企业的利润大幅度下降,不再具备实行利润留成的条件,一九六二年又停止实行利润留成制度。同时恢复了企业奖励基金、四项费用拨款和流动资金两口供应的办法。在恢复中虽然有些变动和改革,但其基本做法,同“一五”时期没有多大差别。
这一时期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财务管理体制是比较集中的。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它有利于集中力量,克服经济上的严重困难,加快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发展。到一九六六年,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和财务指标都大大超过历史最好水平,同一九六二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八点七,企业利润每年递增百分之二十一以上,工业企业流动资金周转期加速了百分之四十一。由于取消了利润留成制度,企业的财权缩小了,四项费用和各种专项技措拨款比实行利润留成时减少了三分之一。
(四)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企业财务制度的执行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尽管如此,企业财务管理体制还是进行了一些较大的改革:
(1)从一九六七年起,实行折旧费下放。同时废止四项费用拨款制度。这一改革,改变了长期以来折旧费全部上交财政的做法。折旧费下放以后,大大扩大了地方、主管部门和企业的财权,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八年的十二年间,地方、主管部门和企业共留用折旧费(包括采掘、采伐企业按产量提取的更新改造资金)近一千亿元。其中除一九七八年中央财政集中一部分外,其余都由地方、主管部门和企业支配使用的。这笔资金对搞好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挖掘老企业潜力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计划管理和物资供应没有跟上,加上贪大求多,基建留缺口,瞎指挥等等原因,更新改造项目同基建战线一样,也出现了摊子过大、战线过长、在建工程过多、不能迅速形成生产能力的问题,造成了浪费。
(2)企业奖励基金并入职工福利基金。在林彪、“四人帮”批判“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的恶毒攻击和破坏下,企业奖励基金制度已无法继续执行。从一九六九年起,将按工资总额百分之三提取的企业奖励基金同按工资总额百分之八提取的医药补助费和福利补助费合并,统称为职工福利基金,按工资总额百分之十一提取。这样从形式上看,企业奖励基金的制度取消了,实质上却保证了企业原有的福利开支的水平。
(3)一九七〇年,随着企业大批下放,这些企业的财务权限也随同下放给地方管理。
上述改革,对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财权,发展生产都是有利的。特别是折旧基金的下放的实施,受到了企业的欢迎。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在一些财务制度中权责不挂勾,缺乏灵活性等问题,长期未能解决。应当指出的是,在这一阶段,林彪、“四人帮”散布的极左思潮流毒极广,各项财务制度的执行受到严重的干扰,一些地区、部门和企业任意违反财经制度,破坏财经纪律,分散资金,挤占国家收入。生产建设中的损失浪费现象和思想作风上讲阔气、摆排场、铺张浪费的现象,都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因此,这一阶段在财力的分配和使用上,既有集中过多的问题,也有过于分散的问题。
粉碎“四人帮”以后,逐步恢复了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实行了企业基金制度,而福利基金仍保持百分之十一的提取比例不变,这实际上是提高企业职工的集体福利待遇,扩大了企业的财权。从一九七九年开始,又根据国务院的规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通过对企业财务管理体制历史演变的回顾,我们可以得到哪些经验教训呢?我认为以下几点是很重要的:
(1)企业财务体制的改革,必须认真贯彻既积极、又稳妥的方针。李先念副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体制改革的确是一件关系到国民经济全局的大事,是一件极其复杂和艰难的工作,我们的态度要积极,但改革的方法步骤一定要稳妥可靠。”我们应当接受一九五八年体制下放的深刻教训,那时匆匆忙忙,说下放就放个精光,结果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生产停滞下降的困难局面,已经下放的权利,以后又不得不收回来。我认为在当前应当着重做好调查研究,摸清情况,按照中央确定的范围和内容进行企业财务改革的试点。先“小改”,后“中改”,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再进行大改”。这样看起来似乎慢一些,但是可以避免走弯路,效果要好得多。在国外,无论是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经济改革,都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酝酿、讨论阶段。就是南斯拉夫市场经济的形成,也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我国是个大国,更要慎重研究,全面安排,不能操之过急。
(2)企业财务体制的改革,必须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相适应。从历史上看,企业财务体制有时比较集中,有时财政下放,都是由当时的经济管理体制决定的。现在大家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议论很多,但眉目还很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财务体制只能作一些小的改革和试点,不宜大动。目前似乎有一种倾向,认为有了财权就有了一切,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其实并不那么简单。如果只考虑下放财权,而不考虑这笔财力如何从计划上加以引导,从物质上保证供应,就会产生冲击计划、冲击物资、拉长基建战线的副作用,破坏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在三年大跃进时期实行的利润留成和现在的折旧费下放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脱离计划、缺乏物资保证的问题,使这些资金不能发挥应有的经济效果,我们应当认真吸取这个教训。
(3)财务体制的改革,必须同国家的财力相适应。我国现在的经济力量还比较薄弱,财力有限。在企业财务体制改革中,指望国家财政从收入中单独划出一大块来放给企业,简单用提高留成比例的办法解决企业的财权问题,这是不现实的。主要应当靠企业主观努力,增产节约,从增加收入中去扩大。同时,企业的财权,既有扩大的问题,也有保护和正确行使的问题。目前企业的财力,包括折旧费、企业基金等同需要看还不算大,但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多。企业所以仍然感到财权小,有各地方和各部门摊派、集中和“点菜下锅”等方面的问题,即侵犯企业自主权的问题。目前归各级领导部门支配的挖潜改造资金、集中的折旧费和改建、扩建投资有二百多亿元。为什么不能拿出一部分来归企业支配呢?我们不能天天喊下放,喊扩大企业自主权,而对自己手里的财权却不肯下放一点,这不成了“叶公好龙”了吗?
(4)体制下放后,要认真处理好全局和局部的矛盾,实行权责结合。体制改革,最根本的问题是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从历史经验看,处理好这二个关系的关键,是要解决好全局和局部的矛盾。作为地方和企业,从他们的局部需要出发,来安排他们的生产建设事业,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局部的需要有时同全局的需要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因此,体制改革不仅要下放权利,而且要承担必要的义务,经济利益同经济责任必须结合,局部需要和全局需要必须结合,既要保护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尊重他们的自主权,又要坚持综合平衡,保证中央的方针、政策和统一计划,在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都能顺利贯彻、落实,促进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向前发展。
(5)要强调财经纪律,严肃法纪。任何一个好的体制、制度,如果不讲纪律,没有法制观念,都会被冲垮,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从企业财务工作来讲,对于那些束缚企业手脚、妨碍生产发展的条条框框,必须予以废除。但是对于那些合理的、必要的规章制度,必须坚持贯彻执行。加强财经纪律,严肃法纪,既有下面的问题,也有上面的问题,而上面的问题比下面的问题更为重要。要坚决反对那种不顾国家利益,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恶劣作风。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如能以身作则,带头执行财经纪律,遵守法制,那么下面的问题也就比较容易解决了。要实行经济立法,依法办事,对于违反法制的,不管他官多大,都要依法制裁。
最近,国务院颁发了关于改革企业管理体制的五个文件,在少数工交企业中进行试点。这五个文件大多是属于改革企业财务方面的问题。它的基本精神,是要对企业利润的分配和固定资产、流动资金的使用,实行权责挂钩,把企业和职工的经济利益同经营成果结合起来。目前,由于经济体制的改革还在调查研究,企业“五定”和工业改组的工作正在进行,企业财务制度的这些改革,还是初步的。但是,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在此基础上,加强调查研究,认真总结经验,逐步发展,不断前进。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一定能够搞出一套适合我国情况的中国式的企业财务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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