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5-29 作者:蔡言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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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
在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候,在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第一年,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周年大庆。中国有句俗话:温故而知新。在这个伟大历史性转变的时刻,回顾和总结一下三十年来财政工作的历史经验,以便使我们的财政工作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是必要的,有益的。
历史经验可以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加以总结。这里,只就财政工作中经常碰到的矛盾和怎样处理这些矛盾的问题,试作一概括和简要的阐述。
(一)正确处理财政同经济的关系,坚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正确道路。
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保障供给,只有经济繁荣,才能财源茂盛。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又给予经济以重大影响。毛主席在一九四二年提出的这个被长期革命实践完全证实了的正确方针,建国以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内容更加发展和丰富了。第一,促进经济的发展,不是促进任何一种经济的发展,而是促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并按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通过税收信贷这些工具,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第二,促进经济的发展,不是促...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
在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候,在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第一年,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周年大庆。中国有句俗话:温故而知新。在这个伟大历史性转变的时刻,回顾和总结一下三十年来财政工作的历史经验,以便使我们的财政工作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是必要的,有益的。
历史经验可以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加以总结。这里,只就财政工作中经常碰到的矛盾和怎样处理这些矛盾的问题,试作一概括和简要的阐述。
(一)正确处理财政同经济的关系,坚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正确道路。
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保障供给,只有经济繁荣,才能财源茂盛。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又给予经济以重大影响。毛主席在一九四二年提出的这个被长期革命实践完全证实了的正确方针,建国以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内容更加发展和丰富了。第一,促进经济的发展,不是促进任何一种经济的发展,而是促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并按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通过税收信贷这些工具,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第二,促进经济的发展,不是促进任何一个部门经济的盲目发展,而是根据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按照农轻重的次序,促进整个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只有按比例,才能高速度。第三,促进经济的发展,不是促进任何一个地区经济的盲目发展,而是按照国家的总体规划,促进各地区间经济布局的合理化,逐步改变过去遗留下来的我国财源百分之七十在沿海,百分之三十在内地的畸形状况。第四,促进经济的发展,不是单纯促进产品数量的增加,而是坚持质量第一,好字当头,在好中求多,好中求快,好中求省,讲究经济效果,促进生产和建设多快好省地发展。第五,不仅注意新的生产部门的建设,而且注意老企业的更新改造;不仅管好当年的资金分配,而且管好社会主义的全部家当(包括几千亿元的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后者是我们过去注意不够的薄弱环节,今后应当加强。
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经济,就是要根据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国土大、底子薄的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形式,发展现代化的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以及同它们相适应的内外贸易、金融事业和各项服务事业,并在这个基础上增加财政收入。保障供给,就是保障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资金需要,保障逐步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以及必要的军政费用的需要。这就是说,新时期的总任务为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带来了新的内容,需要我们有新的领会和认识,需要采取新的措施、步骤和方法。
(二)正确处理自力更生同国际援助的关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我们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大量资金,但我国原来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全面地持久地实行增产节约,加强经济核算,增加内部积累,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适当方针。象我们这样一个九亿人口的大国,从解决衣、食、住、行、用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不立足国内,想样样依赖外国,不可靠,也不可能。“中国无论何时何地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我们依靠自力更生取得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事实,为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革命和建设,提供了一个范例。但是,独立自主并不是盲目排外,自力更生并不是闭关自守。“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发展对外贸易,开展内外交流,向外国学习,争得有利的国际条件,有选择有限度地利用国外的技术和资金,有利于加快建设步伐,也有利于提高自力更生的能力。不努力争取这样的条件,或者争得了这样的条件而不充分利用,都是不对的。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四年十五年间苏联贷款(包括军事贷款)仅占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一点一(这笔贷款在一九六五年提前全部还清),而利用它建设的一百五十六项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的事实,从正面证明了这一点。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六年的十年间,在林彪、“四人帮”闭关锁国的破坏下,使我们的生产和科技本来同世界先进水平已经缩小的差距又拉大的事实,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大力进行国内建设的同时,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按照“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积极援助那些需要援助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对外援助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四年的十五年间,大体占百分之一点四,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八年的十四年间,大体占百分之四点五。在这方面,既要积极支援,又要量力而行,以较少的代价使受援国得到最紧迫最有利的实惠。
(三)正确处理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即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坚持从九亿人口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
没有逐年增加的积累,生产建设便不能迅速发展,社会主义便不能建设。但是积累不能过多。在生产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人民生活应当逐步地(不是很快地)有所改善。这样办,群众干劲大,建设不会慢,反而更快。历年有关积累和消费的几种主要比例关系如下:
看来,第二个五年前三年,积累比例高了,加上农业歉收,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后两年,积累比例大幅度下降,在当时是必要的,尽管如此,由于国民收入的下降,人民的消费水平也降低了。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随着生产的增长,积累比例有所提高,人民生活也有改善。第三个五年和第四个五年,把原来的“二、三、四”的比例变成“三、三、四”了,尽管表面上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和基建拨款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变化不大,但由于有些属于基建投资的项目挤到别的项目或挪到预算外去了,积累比例达到百分之三十,显然也高了。根据历史的经验,在生产逐年发展和国民收入逐年上升(这是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比例的基础)的条件下,大体上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以百分之二十、最高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五,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以百分之三十、最高不超过百分之三十五,基建拨款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以百分之三十五、最高不超过百分之四十为宜(应把挤在别的项目的基本建设统统计算在内)。当然,比例不是一成不变的,但灵活应有一定限度。要认识规律,尊重规律,掌握规律,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应当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但必须避免主观随意性。
国家财政同农民的关系,第一个五年,负担稳定,关系正常。一九五八到一九六〇年,增加了一次负担,加上农业歉收,“一平二调”,关系紧张。一九六一年以后又调低了负担,加上实行退赔,农业增产,关系又恢复正常。看来,国家财政除了必须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以外,稳定负担,反对平调,不再额外打农民的主意,是处理同农民关系的一个好政策。
(四)正确处理需要与可能的关系,坚持“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和“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
需要与可能、收入和支出是财政工作中经常碰到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正确方针,是毛主席提出的“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和“少花钱多办事”。前者是尊重客观规律的问题,即量力而行;后者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即尽力而为。这是一条把需要和可能、客观和主观统一起来的马列主义的方针。
人人都承认这个方针的正确性,但是要在实际工作中完全遵守它,却非易事。这里有种种原因和情况。比如,当年能收多少,究竟有多少钱可花,年初打预算时一下子看不那么准;收入不应收而收(虚假收入),支出应列未列(留硬缺口),表面收支平衡,实际支大于收;许多事情从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看确实迫切需要,全国加在一起就超过了财力物力的可能,压下来颇不容易;等等。
解决的办法:第一,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积极组织收入;安排支出,从全局出发,分别轻重缓急,有保有减,看得准,顶得住。第二,计划和预算,不要打得过满,宁可收入超过一些,行有余力再来追加,“八月十五放光明”,不要“先大后小”,中途被迫“下马”。第三,一年出现不平衡不要紧,不要一见收入超过或结余较多就说右倾保守;也不要一见收入短收或支出超支,就说急躁冒进。这年少花了,下年多花些,这年多花了,下年少花些,一张一弛,及时调整。不要连续几年有赤字或结余过多。第四,要坚持“增产、节约、多留后备”这三道防线,要瞻前顾后,以丰补歉,留有余地。
根据三十年的经验,基建投资,职工工资(包括增人和提高工资),农村投放(包括农产品提价和增加农贷)这三件事,突出一件或突出一年(如一九五六年),财力物力还受得住。三件都突出,连续几年(如一九五八到一九六〇年),财政和市场吃不消,欲速不达,回头来还得调整。
少花钱多办事,有种种情况:有的是少花钱多办事,有的是多花钱少办事,也有的是占着钱不办事。这里有思想问题、经验问题和体制问题。实践证明:计划的节约是最大的节约,计划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
(五)正确处理财政同信贷、物资的关系,坚持财政、信贷和物资的各自平衡和综合平衡,保持货币的稳定。
所谓平衡,一般是指年度执行的结果,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信贷收支平衡,略有投放(限于适合经济增长的投放);物资供求平衡,库存略有增加。
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不但要划清界限,坚持分口管理,积极搞好各自的平衡,而且要注意综合平衡。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实质,是流动资金问题(目前还有个引进问题)。财政不能把信贷差额放在自己的视野之外,更不能挤信贷。实践经验使我们懂得:财政挤信贷就是挤自己。同时,信贷也要维护财政制度和财政收入,出了漏洞,最后还要落在货币流通上。
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缺一不可。多少钱用于生产建设,要看有多少生产资料,多少钱用于人民生活,要看有多少消费资料。不能用挖库存的办法求得暂时的平衡。挖库存等于吃老本,今年吃了,下年就难以为继(一九五八年因为挖了商品库存,货币投放只增加五亿元,数字不大,没引起警觉)。更不能用打赤字,发票子的办法,来加速建设或改善生活,这是我国三十年的经验证明了的。
在对外贸易中,应当坚持以出定进、进出平衡、略有顺差。外汇平衡,也是关系财政平衡的一件大事。
财政、信贷、物资和外汇综合平衡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市场货币的稳定。国家建设规模的大小能否同财力物力相适应是经济稳定不稳定的界限。有些国家几十年的建设是在货币贬值和市场紧张的条件下进行的。我们应当创造在市场货币基本稳定条件下进行建设的经验。坚持综合平衡,就是最重要的经验之一。
(六)正确处理生产和基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资金的安排,坚持先生产后基建、先简单再生产后扩大再生产。
搞建设,应当象有经验的牧人赶羊一样,越赶越壮,越赶越多;不能象“猴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在资金分配上,不能只注意建设新厂而不注意改造老厂;不能只注意扩大基本建设,而不注意现有企业的革新、挖潜、改造;更不能“老厂吃不饱,新厂还在搞”。
为了多一点客观规律性,少一点主观随意性,资金安排应注意统筹兼顾,留有后备。产生比例失调,往往是强的挤了弱的、硬的挤了软的、胖子挤了瘦子的结果。根据三十年的经验,以下几个项目比较“软”,应当妥善安排,予以保证。第一是流动资金。尽管我们粗略地认识到基建投资和流动资金的比例关系,但往往不能遵守它。在基建压顶的时候,“软”的就得退让和削减。在这种情况下,银行的利润大部或全部不上交,作为蓄水库,是必要的。从长远看,可以考虑,企业流动资金由企业利润留成解决或由企业利润抵拨。第二是企业更新改造资金。看来,折旧基金留给企业不上交也是个好主意。为了重点行业的改造,适当集中一部分也可以,但应当归口使用(比如归经委和财政安排管理),不能挪作他用(现在相当大的一部分,又搞了新的基建)。或者集中的部分作为贷款基金,由建设银行发放更新改造资金贷款,可能更为适当。第三是花钱少,见效快的小型技措项目。看来,目前由财政拿一笔基金交由建设银行贷款,是个好主意。今后这方面的钱还可适当增多。第四是城市维护、商业网点和服务行业,即“骨头”和“肉”的关系。看来,目前划一定比例的收入作城市维护费,划一定数额作商业的简易仓库建筑费,也是个好主意。当然,“软”也是相对而言,到了严重比例失调,非调整不可的时候,“软”的也会变得硬起来,但那样损失较大,应当力求避免。今后应当更多采取一些措施,以促进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
光有资金还不行,物资分配也应当这样。应当在工商企业依法登记,实行“五定”“五保”的基础上,使每个企业能按时得到它所需要的煤、油、电和原材料,就象每个城市居民按时领到粮票、油票、布票、肉票一样,并且把企业需要的煤、电、油和原材料的供应渠道用合同形式相对固定下来,不能随意变动。
(七)正确处理基本建设投资中重点和轻点的关系,坚持“集中优势力量打歼灭战”。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集中财力物力,保证重点项目,建成一批,投产一批,再建一批。这样便于早出产品,早收回投资,早提高技术。在战争中,“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在建设中,“十个半拉子不如一个完整的”。
“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六十年代,石油部门,下决心削减了相当部分的人造油田和其他投资,集中力量拿下大庆油田,根本改变了我国石油工业的面貌。看来慢,实际快。同一时期,一个地区多少项目一齐上,不分先后缓急,花钱不少,一个也没有建成,效果不好,想要快,实际慢。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基本建设战线长,打消耗战,造成的恶果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工期拖长了将近一倍,过去二、三年能搞成的现在要四、五年,过去五、六年能搞成的,现在要十来年,而竣工时间拖长一年,仅工资费用一项全国就要多花五十亿元左右,相当于将近一千万人一年的工资。第二,造价提高了将近三分之一或者更多。住宅,以北京为例,每平方米由七十元,提高到一百元,提高了三分之一。钢铁,每吨的投资由过去的一千一百元,提高到二千四百多元。铁路,每公里投资由过去的五十七万元,提高到一百九十三万元,提高了一倍到二倍,等等。第三,投资效果下降了三分之一或者更多,每百元投资新增固定资产,由过去的八十三元下降到六十一元。如以在建工程和库存材料设备占用的全部资金计算,则每百元资金新增固定资产,由过去的五十元下降到二十元,即是说,过去二元钱办到的事现在要花五元钱。第四,更重要的是由于战线长,半拉子工程多,长时间内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不提供有用的产品,不仅严重影响当前生产的扩大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而且从长远看,影响比例关系和建设速度。
毛主席说:“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这个分析虽然是对军事说的,用之于建设上也是基本适用的。所谓“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就是经济上失去自主能力,被动应付的一种表现。
当然,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是说可以“单打一”。重点中有轻点,轻点中也有重点,有骨也有肉。计划和财政要统筹安排,区别对待。
(八)正确处理财政管理上集权和分权的关系,坚持“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方针,依靠大家办财政。
国家和企业,中央和地方,集权和分权,是对立的统一,是经常矛盾的。这种矛盾,只能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客观情况的变化,根据每个时期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步骤有分别地加以调整,并在调整以后保持一定时期的相对稳定。有的时候需要集中多一些,有的时候需要分散多一些;有的部门需要集中多一些,有的部门需要分散多一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部门,各有侧重,不能千篇一律。还应着重指出:这种矛盾在财政上表现为机动财力多一些还是少一些,财政权限大一些,还是小一些,问题的实质是如何把权利和责任结合起来,做到各行其权,各负其责。至于政治上服从党的统一领导,无论哪个时候,哪个部门,都是一样的。林彪、“四人帮”把这种完全属于人民内部的关系,蓄意歪曲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的关系,其罪恶目的就是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破坏中央的集中领导和国家的统一计划。
三十年来,我们在财政体制的处理上,经历了一个由分散走向集中(战争时期的分散经营到开国初期的集中统一)、由集中走向分散(第一个五年的集中到大跃进时期权力下放)、又由分散走向集中(大跃进时期的分散到三年调整时期的集中)的螺旋式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统得过分的时候,有分得过散的时候,也有比较恰当的时候。在这里,没有一成不变、一劳永逸的模式。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时期,既要有所侧重(侧重集中或侧重分散),又要防止“过犹不及”(侧重集中的时候防止管理流于繁琐,统得过死,侧重分散的时候,防止分得过散有碍全局和综合平衡,造成浪费)。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经验,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和积累经验。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权责不清,有些该集中的没有集中,有些该分散的没有分散,需要进行改革。但是,在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时候,调整与改革既有互相促进的一面,又有互相矛盾的一面,调整要求集中财权和资金,改革则要求把财权下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先调整,后改革,在调整中改革,在改革中调整。否则,已经失调的比例关系便不能及时调整过来,管理上的某些混乱现象便不能及时纠正过来。
三十年来,我们比较注意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调整(这是必要的),但对调整国家同企业的关系注意不够(这是不对的);而真正发挥广大群众理财的积极性,根本还在企业。必须根据新的情况,按照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统一的原则,在这方面积极而又谨慎地进行调查、探索和试验。企业实行了“五定”,按照专业化和协作的原则梳起辫子来,企业生产的好坏同职工的利益挂起钩来,一个经济繁荣、财源茂盛的局面定会到来。
根据历史经验,在体制改革上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不能没有集中,也不能没有分权。事实上,没有必要的分权,便不能有真正的集中;而没有必要的集中,分权就会变成无政府。什么集中,什么分权,集中多少,分散多少,都要具体化,划清必要的界线。第二,必须兼顾中央、地方、企业和个人四方面的利益,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但是要分清两种不同的积极性。一种是按照“全国一盘棋”的精神,在全局统帅之下,实事求是地发挥自己的长处,利用自己的一切有利条件,为全局作出贡献,对全局有利,对局部也有利。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只看到局部需要,只顾一时一地的利益,想在全局之外自成体系,在国家允许的范围以外,兴办许多分散人力、财力、物力的事业,可能暂时对局部有利,但对全局不利,从长远看对局部也不利。“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个好棋子的”。这是一种盲目的积极性。应当提倡前者,反对后者,使积极性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和正确的界说。
(九)正确处理和平和战争的关系,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关系,坚持两手准备,立足于战争。军工生产和财务管理,应当平战结合,军民结合,以军为主,以民养军。
在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建设,应当和战结合,立足于战争。在这方面,有准备比没准备,准备得早些,准备它早打大打,较为主动,较少有害。但是,战争并不是马上就要到来的,按照毛主席三个世界的理论,要抓紧和平时机,边备战,边建设,并扩大反霸统一战线,以战备推动建设,以建设壮大自己,以扩大反霸统一战线尽可能推迟战争的发生。为此,财政上必须留有后备。这种后备,太多了,影响速度,不行;太少了,不能应急,也不行。
同上述情况相适应,在军工生产和财务管理上,应当军民结合,以军工产品为主,兼顾民用和出口,以军帮民,以民养军。
(十)正确处理财政工作中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和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统一。
毛主席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同时,就创建了同一切反动政权根本不同的新型财政,培育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财政工作的优良作风和优良传统,并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有了新的发展。这种优良作风和传统,概括说来,就是: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的统一,政治观点、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的统一,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和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统一。
无论革命战争时期的税收(主要是农业税即公粮)、粮票、战勤、供给、管理(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等项制度以及军民大生产运动,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统一财经、稳定物价、对私改造上围绕税收和定息同资产阶级进行的恰如其分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农业合作化当中的贫农合作基金、稳定农民负担以及资金积累上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利益、资金分配上按农轻重次序,等等,既是马列主义的,又是中国型的(不同于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既学习外国的经验,又适合我国的国情,创建适合中国式的现代化的财政体制和财政制度,还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马列主义的三大观点,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创建革命根据地以来半个世纪中领导财政工作的经验,体现了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财政工作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三大观点的教育必须加强,三大观点必须牢固树立,优良传统必须进一步发扬。
财政资金的积累和分配,财政管理上的集权和分权,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个人关系的正确处理,都同社会主义建设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即是说,都同政治密切相关。因此,在财政工作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这是历史经验证明了的。但是,政治不能脱离经济,在财政工作中坚持政治挂帅,就是尽最大努力使财政工作的各项措施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以保证财政工作的政治目的的实现,保证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统一。正如华主席指出的,“以为政治挂帅可以不顾客观经济规律,承认经济规律就是否定政治挂帅,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坚持政治挂帅和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统一,是做好财政工作的根本保证。
建国之初,由于没有经验,学习苏联经验,是必要的,但是,照搬多于独创,则是有缺点的。特别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要恢复财政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财政更好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还需要加强党的领导、群众监督和全国财政干部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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