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它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经过了漫长的萌芽和成长阶段，逐渐发展起来的。

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私有制，部落联盟之间，由争夺生存环境的斗争，变成了为掠夺异部落财产的战争。恩格斯说：“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188页传说中的尧、舜，就是生活在这个时期。根据古书记载，尧与南苗在“丹水之浦”大战，南苗被打败时，尧采用“遏绝苗民，无世于下”《尚书、吕刑》，“取其牛马粟米”，即杀光这个部落的成员，然后掠夺他们财产的方法，增加自己联盟的收入。

后来，生产力有了发展，人们的劳动，除养活本人以外，还有剩余产品，因此联盟收入的手段也就有了改进。例如，有个叫三苗的部落，不服从大禹统治，大禹用武力打败三苗时，只是“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下夷于民”《国语、周语下》，就是说，毁灭三苗部落的宗庙和图腾器物，不杀光它的人民，把它的成员及其子孙，变为自己的奴隶。据郭沫若同志考证，当时把身强力壮又听话的异部落成员，刺瞎一只眼睛留下来，罚作奴隶。奴隶随时都有丧命之灾，他们在皮鞭下，不得不拼命干活，为征服者生产生活必需品。这样，军事首领利用权威，无偿地占有被奴役成员的劳动产品，就在我国历史上开始了。虽然这种伴随着杀人抢劫而取得收入的手段，极为野蛮，但无可否认，以后的国家财政收入形式，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慢慢地发展起来的。

大禹的儿子启建立夏朝，庞大地域性部落联盟，向国家组织机构过渡。“常设的公职人员”（恩格斯语），不能长年直接参加物质生产劳动，但要维持其生活资料的消费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在原来杀人抢劫异部落财产的基础上，凭借军事、政治的力量，开始向奴隶和被征服部落征收劳动产品。于是，纯属掠夺性质的联盟财政，在形成国家过程中，演变成为国家财政。国家财政收入的形式，也就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随着政治上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代替部落联盟的平等相处，经济上也出现了被管辖区内的部落，要向国家宾贡土特产的关系。但因当时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国王不能就某部落今天宾贡三只野猪，明年的今天也要如此。因为明年这个部落不一定猎到野猪。这个时期的国家财政收入，除粮食外，无法定时定率，更谈不上定量。部落的土特产，多的时候多贡一些，少的时候少贡一些，遇到天灾人祸，自身难保，就只好不贡。正是这个缘故，有时出现“不宾也久矣，中国所不能用也”《国语、楚语上》，即长久不来宾贡啦，国家无从开支了。在当时的生产力状况下，发生这种特殊情况，似属难免。因此，这宾贡的数量极为有限，当然，方法也非常简单。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初级形式，它处于税收形式的雏型阶段。

到了商朝，奴隶们在开沟排水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了生产经验，创造出大小渠道相通，并以渠为界的方块田。奴隶主利用奴隶的发明创造，把每块六百三十亩见方的土地，用井字分成九小块。每小块七十亩（约等于现在十七亩），中间一小块叫公田，公田四周的八小块叫私田。一家农奴种一小块私田，每八家农奴无偿合耕中间一小块公田《文献通考、田赋》，公田上的收获不论多少，全部贡纳给国王汉朝郑玄注《礼记、王制》：“借民力治公田，美恶取于此。”。这是井田助耕制度。每年秋熟，国家必有收入，比较定时，固然量还不准，又缺少定率，可是它比起宾贡的形式，已经有了进步。这就是劳役形式的国家财政收入制度。除此以外，国王还有诸侯贡物的收入。

西周厉王之后，国王权力日衰，奴隶对奴隶主的反抗情绪，在生产过程中日益反映出来。表现在公田的产量，普遍低于私田。因此，公元前七九九年，周宣王下令“不藉千亩”，即废除助耕制，实行“周人百亩而彻”，“民耕百亩者，彻取十亩以为赋”赵岐：《孟子》注。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周朝，每家农户种一百亩土地，收获后拿出十亩的产量交给国家。这个制度的名称叫彻，或者称赋。一八五〇年陕西省岐山县出土的西周文物《毛公鼎》上，有一段铭文大意说：赋断绝了，我的国家也无法维持了郭沫若：《金文丛考、毛公鼎年代》：“蓻小大楚赋无唯正昏弘其唯王智廼唯是丧我国，”这里录引的是：“蓻小大楚赋，……廼唯是丧我国。”蓻什么意思？根据《辞源正续编》合订本，商务印书馆，1947年2月第5版，艸部申集四三页解释：蓻，与刈通。刈是杀或断绝的意思。。这就更加证实《周礼》等古书所说，周朝“九贡九赋敛财贿”，即用贡赋制度取得国家财政收入，确有其事。据此，我们不难定论：赋，就是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它不但定时，而且开始定率。然而，这个率，根据土地距离王城的远近和年成的好坏而定，各地没有统一的标准。因为限于奴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还不可能形成以后税制那种定率的固定性。事虽如此，而赋的出现，毕竟标志着我国国家财政收入，从劳役形式，发展到征收实物的形式。

当然，征收形式的更替，主要在于内容的变化。那时，国家除了征收田赋和诸侯贡物以外，对进出关口的商品，山上获取的山货，水中出产的鱼盐，以及上市的手工业产品，都实行征赋。因此，在大府、外府、内府、玉府等国库之外，又多了“廛人泉（钱）府”。征收范围的扩大，使得政府的财政组织机构，也起了相应的变化。表现在国家的收与支，具体分成了两套人马：国家财政收入，由“地官”系统管理；国家财政支出，都归“天官”部门负责。……总之，赋比劳役来得先进，虽然它在某些地方还存在劳役的残余，但应该看到赋制度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有封建税收形式的成份，它是产生封建税收制度的前身。

春秋后期，铁器工具加上牛耕、粪种技术推广，农田产量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落后的奴隶制生产关系，给农奴的劳动报酬，仍以不饿死为原则。据《籀膏述林、彻法考》记载：“彻法之无定，轻与重相差数十倍。”就是说，赋的法令规定，农奴向政府贡纳农产品，多与少没有统一的标准，有时甚至相差几十倍。产量提高，只是对剥削阶级增加了收入，对生产者并未带来物质上的好处，这就限制了农奴的劳动积极性，加深了社会的阶级矛盾。

从历史的角度观察那时的社会面貌，一方面，奴隶制小商品生产业已发达。有些奴隶主带领奴隶远途运销，可以赚得三倍的利润。这部分奴隶主弃农经商，发财致富，没有兴趣和精力，去田野监督劳动的农奴。因为农田的收获，远远没有经商收入来得多。于是这部分人愿意把土地的使用权交给农奴，规定在收获庄稼的时候，“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汉书·食货志》，即双方按十分之五对半分成。这样，在奴隶社会的末期，萌芽了封建主义的租佃关系；另一方面，春秋二百四十多年里，战争打了四百八十三次。长期战乱的结果，少数诸侯强大起来，与周王分庭抗礼，三十六个诸侯被杀，五十二个诸侯流亡。处在这个历史大动荡环境中的每一个诸侯国，要保存或壮大实力，就必须积聚更多的财与物，以防国都被围时不攻而自灭。所以，探求国家财政收入制度的改革，成了各国当务之急。鲁国统治者，面对着贵族经商，商人做官，诸侯下令召见天子，富商排场超过诸侯，土地已经公开买卖，奴隶拿起武器到处起义的社会现实，在宣公十五年，即公元前五九四年，以政府的名义，颁布了“初税亩”，开始代替贡赋制。什么叫初税亩？就是不分公田私田，按土地面积大小，缴纳不同数量的农产品；只要照章纳税，国家法律保护纳税人的土地私有制。在生产关系上，打破了天下土地都归国王所有的老规矩。税率固定，产量越高，农民的劳动所得越多，改变了过去纳赋没有实际标准和每隔三年农奴轮换耕种土地的制度。这是地主阶级处于革命上升时期的进步措施，深受人民拥护。其结果，发展了生产力，增加了社会物质财富，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影响所及，公元前五四八年，楚国定军赋，公元前五三八年，郑国“作丘赋”，公元前四八三年，鲁国季氏创建“用田赋”，公元前四〇八年，秦国开征“初租禾”等。到战国初期，各国的财政收入，先后多仿照鲁国的办法，以人们占有土地面积大小为依据，征收税和赋。

稍后，秦商鞅变法，开阡陌、废井田，准许民间自由买卖土地，进一步巩固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对于完善封建税收制度，也有一定的意义。

秦统一六国，在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制和统一度量衡等同时，设立“治粟内史”，负责全国财政；又设“少府水衡”，专门管理皇室费用，把国家和皇室的账目分别列支。这是我国财政历史上，改变国家与皇宫收支合一的开始。更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在秦始皇统一赋税制度的同时，口赋（或称人头税）既可缴实物，还允许折缴货币。这是国家财政收入，从实物形式，开始发展到部分征收货币的形式。它是历史发展长途中的里程碑，反映了封建小商品经济和货币交换，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综上所述，自尧、舜至秦皇，财政收入的形式，从杀人掠夺的联盟收入开始，到国家财政收入基本形成定时定率定量，并开始征收货币，都是跟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而发展的。

秦朝以后历代王朝，税收形式虽然不尽相同，但无根本区别，故秦朝以后，二千年血泪斑斑的税史，就不在本文中论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