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产生以后，就产生了财政和税收。马克思说：“捐税体现着表现在经济上的国家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342页）不过由于国家性质的不同，税收的本质也不同罢了。近读群众来信，反映一些地方的领导同志，把税收看成是多余的，甚至把社会主义税收同封建的或资本主义的税收混淆起来，竟把依法征税说成是“设卡盘剥”、“见财起意”等等，对税收干部大兴问罪之师。不仅来信的税收干部感到气愤，我们也觉得是咄咄怪事！不收税，不用说搞“四化”，连军政的必需费用也无法保证，国家怎么存在？这使我想起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失败。

明代末年，声势浩大的李自成农民大起义，推翻了明王朝，建立了大顺政权，但最后失败了。这场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其战略方针上的失误，也有其政治、经济上的原因。其中一条就是财政经济政策上的错误。

“均田免粮”，这是李自成农民起义提出的口号和遵循的纲领。在土地兼并，重税盘剥，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明代末年，这对于发动群众反对明朝统治，动员百姓参加起义军有着极大的号召力。“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这首歌谣，充分展示出了穷苦百姓迎接闯王不纳粮时的喜悦心情。但是，在万众欢喜之下，却隐藏着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因素。

“均田免粮”，这就是把地主、官僚所占有的土地，平均分给农民，农民在分获的土地上耕种，不交纳税收。公元一六四四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占领重镇西安，建立了大顺国，正式宣布，农民耕种的土地，“三年免征”，“五年免征”，既免征田赋，革命政权的财政开支便只有勒令地主、官僚出钱交军饷。李自成进北京后仍采用这一政策。

在以农业为主、手工业和商业并不发达、大机器工业还没有出现的封建社会，田赋是国家的主要收入。李自成免除了百姓的田赋，农民起义军也就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来源。这支愈来愈庞大的农民起义军的各种费用，只有靠敲大户（地主、官僚）出钱筹集。这在开始时有扩大影响、发动群众、发展起义军的积极作用。但是，在李自成夺得了政权，特别是进了北京以后，仍靠派人四处征收大户银两，以筹集资金、取得收入，就显得捉襟见肘，难以为继，不合时宜了。采取这种政策，既不利于局势稳定，又不能保证军政开支，更谈不上国富兵强，经济繁荣昌盛了。而且，谁能捉到大户，谁的军饷就多些，这就难免助长下边不顾政策，也易于引起少数干部的贪污腐化。小说和戏剧中说将军刘宗敏霸占吴三桂的爱妾陈园园等等，有人说这是虚构，历史上并无其事。不管如何，刘宗敏不过是执行敲大户的政策而已。

再者，根据地是一个军事集团夺取胜利的立足点。有了巩固的根据地，才能攻则有力，退则可守。由于李自成这条错误的政策，使起义军无法建立根据地。无收入来源，何谈其建设。他们只有靠攻破一座座城堡，打开一户户豪门，得到军饷，得到资金。因为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在清兵进犯失利之时，起义军便无处可退，无处可守了。

征税是取得收入、筹集资金、保证各项开支和组织建设的工具，是财政经济政策中不可少的一部分，绝不是可有可无。李自成所采取的免除田赋，勒令地主、官僚出钱交军饷的政策，是财政经济政策上的一大错误，也是他不能巩固自己的政权，归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应该记取这一历史教训。

当然，我们不是随意作历史的类比。但是，我想轻视和责难税收的同志重温一下这段历史，也不是无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