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1-02-02 作者:向锐 作者简介:向锐,四川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田淇 田淇,四川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 XIANG Rui,TIAN 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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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引言
“自恋”一词始于心理学,Raskin等(1979)和Emmons(1984)等认为自恋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人格特质。另外,自恋与过度自信不同。自恋作为一种基础的人格特质,更难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把自恋引入管理学研究大部分都是基于Hambrick和Mason(1984)提出的高层梯队理论。该理论认为,管理者的经历、价值观和人格特质会影响其作出决策。自恋作为高管的一种心理特质,也会影响高管对自身和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判断,进而影响公司治理。CFO对企业的财务管理和战略目标的实现起到关键的作用。CFO作为高管团队的重要成员,负责企业的财务监督和决策,把控会计信息和财务报告的质量。以往的研究更多地聚焦CEO自恋对公司治理层面的影响,包括在企业并购、创新、投资和风险管理等方面的表现。但是,不可忽视的是,CFO作为管理团队的核心成员,直接影响企业的财务决策,对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承担责任。而且,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更多是受CFO直接影响的,而非整个管理团队。然而,鲜有文献研究CFO自恋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作用。
允许企业进行财务重述的初衷是让其纠正前期差错,更正已披露的财务报告,避免传递错误信息。然而,学者们研究发现,财务重述成了一些管...
一、引言
“自恋”一词始于心理学,Raskin等(1979)和Emmons(1984)等认为自恋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人格特质。另外,自恋与过度自信不同。自恋作为一种基础的人格特质,更难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把自恋引入管理学研究大部分都是基于Hambrick和Mason(1984)提出的高层梯队理论。该理论认为,管理者的经历、价值观和人格特质会影响其作出决策。自恋作为高管的一种心理特质,也会影响高管对自身和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判断,进而影响公司治理。CFO对企业的财务管理和战略目标的实现起到关键的作用。CFO作为高管团队的重要成员,负责企业的财务监督和决策,把控会计信息和财务报告的质量。以往的研究更多地聚焦CEO自恋对公司治理层面的影响,包括在企业并购、创新、投资和风险管理等方面的表现。但是,不可忽视的是,CFO作为管理团队的核心成员,直接影响企业的财务决策,对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承担责任。而且,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更多是受CFO直接影响的,而非整个管理团队。然而,鲜有文献研究CFO自恋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作用。
允许企业进行财务重述的初衷是让其纠正前期差错,更正已披露的财务报告,避免传递错误信息。然而,学者们研究发现,财务重述成了一些管理者操纵会计信息的手段,甚至部分上市公司的管理者借此修改会计指标,恶意操纵盈余(Scholz,2008;魏志华等,2009)。Srinivasan(2005)认为,财务报告的重述意味着会计违规已发生,而且被检测到了。财务重述不仅影响了财务信息的质量,还体现出公司治理机制的缺陷。大量学者研究发现,财务重述会带来企业股价下跌、更高的银行贷款利差、更多的担保和更短的贷款期限,损害投资者信任并影响后续投资,影响市场稳定性和健康发展等诸多不良影响(Palmrose等,2004;Graham等,2007;Elliott,2011)。财务重述在资本市场备受关注,探究有效的治理手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目前,关于CFO自恋的实证研究尚在起步阶段,国外已有学者研究发现,CFO自恋会影响财务报告的质量(Ham等,2017)。但是中西方经济和社会环境不同,基于西方国家市场的实证研究结论不一定适用于中国市场。CFO自恋对中国企业会产生什么影响?政府干预是否影响CFO自恋的作用效果?这些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是否有差异?CFO自恋是否影响企业创新能力和企业价值?基于这些问题,本文以2012~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考察CFO自恋对财务重述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在不同政府干预程度和不同产权性质下CFO自恋程度对财务重述的影响,最后拓展研究了CFO自恋对企业创新、企业价值的作用效果。
本文的贡献如下:第一,目前,国内关于CFO自恋与财务重述的研究文献非常有限,本文的研究丰富和拓展了CFO自恋、管理者异质性和财务重述方面的研究文献;第二,从政府干预这一外部因素来考察CFO自恋对企业财务重述的作用关系,为政府治理提供了经验证据;第三,考察了产权性质对CFO自恋与财务重述关系的调节作用,为产权制度进一步地完善提供了实证证据;第四,关于CFO自恋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企业价值的研究结论,提示企业应对CFO的自恋个性特征予以关注,为高管层更好地实施公司治理提供了经验证据。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与分析,第五部分为进一步研究,第六部分为拓展性研究,第七部分为本文的研究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基于高层梯队理论,CFO特质会影响企业的战略决策。何威风和刘启亮(2010)研究发现,高管的团队规模、年龄、性别等背景特征都会影响公司的财务重述行为。CFO有财务专长(是CPA)和CFO是女性的企业,更不容易发生财务重述(Aier等,2005;Abbott等,2012)。自恋作为高管的一种心理特质也会影响到公司治理。目前,学者们关于高管自恋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有以下两类相反的结论。
一方面,一部分学者认为自恋作为一种性格特质,会导致企业高管自大,因此会做出降低企业价值的决策。自恋的人以自我为中心(Emmons,1984),因此,自恋的CFO更可能主导决策,并容易忽略反馈,这会带来潜在的风险,导致决策失误。自恋的管理者常常夸大自己的能力和成就(John和Robins,1994),对未来盲目乐观,可能会高估收益,导致企业实际的收益低于预期。而且,自恋的管理者在经济危机前的回避动机更低,因此公司会在危机爆发时面临更大的业绩下跌(Patel等,2014)。Chava和Purnanandaml(2010)认为,比起CEO,CFO在专业的财务决策上显得更为关键,比如债务期限和应计管理。那么,为了掩饰决策失误,自恋的CFO可能会选择粉饰财务报告,使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下降,增加财务重述的可能性。
但是在另一方面,自恋会使企业高管更加具有进取心,为企业带来积极的影响。Brunell等(2008)认为自恋的人在“无领导小组”中更可能成为领导者,因为其符合领导特质:外向型、对权力的渴望和社交技巧。Chatterjee和Hambrick(2007)指出,自恋者会认为自己比公司其他人更具价值,这会体现在自恋者追求与公司其他人更大的薪酬差距上面。而晋升带来的是更高的薪酬和更大的权力,当高管拥有较大的晋升机会时,工作会更加认真(Kini和Williams,2012)。这意味着自恋者会更加认真工作,获得晋升机会和更大的薪酬差距,使得企业具有更高的财务信息质量,不易发生财务重述。除此之外,自恋是一种认知和激励机制,包含着对自己卓越能力的信念,和被肯定的强烈需求(Chatterjee和Hambrick,2007),因此,自恋者会不断地采取行动增强自我形象并保持理想自我,提升自我能力,寻求别人的钦佩(Campbell等,2011)。而财务重述向投资者和股东们传达出高管能力缺失的信息(Gomulya和Boeker,2014)。所以自恋的CFO会更好地履职,使得企业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更低。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互斥假设:
假设1a:CFO自恋与企业财务重述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CFO自恋增加了财务重述的发生可能性。
假设1b:CFO自恋与企业财务重述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CFO自恋可以抑制财务重述的发生可能性。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将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所选研究区间为2012~2017年,剔除财务数据缺失和无法衡量CFO自恋程度的公司,最终得到6503个有效观测值。CFO签字数据来源于手工收集,财务重述数据来源于迪博(DIB)财务重述库,专利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企业价值数据来源于锐思(RESSET)数据库,其余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CSMAR)或由手工整理所得。为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全部连续变量做了1%的Winsorize处理。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财务重述(RESTATE)为虚拟变量。若上市公司当年发生财务重述行为,则RESTATE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2.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CFO自恋(CFO_nar)。目前权威的量化自恋的方法是Raskin和Hall(1979)提出的自恋人格量表(NPI),但是考虑到CFO作为企业高管可能不会接受这种敏感的调查,因此本文借鉴Zweigenhaft(1977)、Ham等(2017)、Church等(2019)的方法,用签名大小来衡量CFO自恋程度。手工收集巨潮资讯网发布的企业年度审计报告中的CFO手写签名,将每一个签名用矩形边框截图,每个边框都接触到签名的最边缘,然后计算矩形截图的宽度与高度的像素乘积,并且按照签名的汉字个数进行标准化,用每个汉字的像素数量来衡量签名的大小,最后对每个汉字的像素数量取自然对数。
3.控制变量
为了控制其他因素对企业财务重述行为的影响,借鉴Palmrose等(2004)、Aier等(2005)、何威风等(2010)的研究,选取本文的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盈利能力(ROA)、发展能力(GROWTH)、亏损情况(LOSS)、产权性质(SOE)、董事会规模(BSIZE)、独董比例(IBD)、两职合一(DUAL)、股权集中度(SHRCR)、董事会会议次数(BMEET)、四大审计(BIG4)。此外,还控制了年度(YEAR)和行业(IND)的因素的影响。
本文变量的具体定义如表1所示。
(三)检验模型
为了检验假设1a和假设1b,本文构建以下Logit模型(1),其中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1。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报告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2来看,发生财务重述的企业约占17%。CFO自恋的最大值是10.228,最小值是6.125,标准差为1.035,说明当前上市公司CFO的自恋程度存在差异性。公司规模(SIZE)的最大值为27.053,最小值为19.596,标准差为1.436,说明公司规模之间存在差异。资产负债率(LEV)的平均值为0.445,中位数为0.433,说明大部分公司的长期偿债能力不错,在合理范围内。盈利能力(ROA)的最大值为0.222,最小值为-0.150,平均值为0.046,标准差为0.056,说明公司间盈利能力存在一定的差异,且部分公司的盈利状况表现不佳。股权集中度(SHRCR)平均值为0.601,最大值为0.920,标准差为0.160,说明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较高,大股东能实现绝对控股或者相对控股。四大审计(BIG4)指标中约7%的企业选择了“国际四大”。
(二)均值与中位数检验
为了更清晰地体现重述企业和非重述企业之间的差异情况,本文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式对重述企业和非重述企业的样本做了差异性检验。表3报告了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重述企业的CFO自恋程度(CFO_nar)均值显著低于非重述企业,均值差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重述企业中CFO的自恋程度更低,这与本文假设1b一致。重述企业的公司规模(SIZE)、盈利能力(ROA)、四大审计(BIG4)的均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低于非重述企业,重述企业的股权集中度(SHRCR)均值在5%的水平上显著低于非重述企业。在资产负债率(LEV)、亏损情况(LOSS)和董事会会议次数(BMEET)指标上,重述企业的均值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高于非重述企业,而重述企业的发展能力(GROWTH)均值在10%的水平上显著高于非重述企业。产权性质(SOE)、董事会规模(BSIZE)、独董比例(IBD)、两职合一(DUAL)上,重述企业和非重述企业的均值虽有差异,但不具有显著性。
(三)主要变量相关性分析
表4是主要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从表4来看,CFO自恋程度(CFO_nar)与财务重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初步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1b,更为准确的结论还需要回归检验。在控制变量中,公司规模(SIZE)、盈利能力(ROA)、四大审计(BIG4)均与财务重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而资产负债率(LEV)、亏损情况(LOSS)均和财务重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产权性质(SOE)与财务重述未表现出显著相关性。
(四)回归结果分析
表5是CFO自恋与财务重述的回归结果。列(1)没有考虑控制变量的影响,列(2)则考虑了控制变量的影响。列(1)和(2)显示,无论是否考虑控制变量的影响,解释变量CFO自恋(CFO_nar)与财务重述(RESTATE)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说明CFO自恋程度越高,越可以抑制企业财务重述行为的发生,印证了本文的假设1b。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第一,自恋的CFO更加具有进取心,会更加认真工作来获得晋升机会和更大的薪酬差距,使得企业具有更高的财务信息质量,从而减少财务重述的发生。第二,基于委托代理理论,CFO直接影响企业的财务决策,对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承担责任。自恋的CFO非常在意自身形象,会更好地履职,使得企业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更低。
在控制变量方面,董事会会议次数(BMEET)、发展能力(GROWTH)均在1%的水平上与财务重述显著正相关,资产负债率(LEV)、股权集中度(SHRCR)均在5%的水平上与财务重述显著正相关,公司规模(SIZE)和盈利能力(ROA)在1%的水平上和财务重述负相关,四大审计(BIG4)在10%的水平上和财务重述负相关。
(五)稳健性检验
1.CFO自恋的替代衡量指标
为了排除CFO自恋(CFO_nar)衡量指标的差异对研究结论产生的影响,本文选用CFO自恋的替代指标,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测试。
(1)按CFO自恋的高低进行分组。本文把解释变量CFO自恋程度以均值为标准,划分为高低两组,设置CFO自恋的虚拟变量,高于均值的取值为1,否则为0,定义为CFO_nar1。代入Logit模型(1)重新进行回归检验,得到结果与前文一致(限于篇幅,结果未列示)。
(2)CFO自恋指标的物理维度衡量。根据沈永伟等(2013)、宗锐和孙连山(2018)的研究,可以通过分辨率实现图片像素与物理尺寸的转换。图片详细信息页显示的水平分辨率和垂直分辨率均为96dpi,是通常屏幕截图的分辨率。本文按照此方法将图片像素换算成物理尺寸,单位为英寸,得到CFO签名图片在屏幕上显示的物理尺寸,作为CFO自恋的替代衡量指标,将其定义为CFO_nar2,代入Logit模型(1)重新进行回归检验,得到结果与前文一致(限于篇幅,结果未列示)。
(3)CFO自恋指标的高度、宽度像素。本文重新采用CFO手写签名矩形的宽度、高度像素分别来衡量CFO自恋程度,依次命名为CFO_width、CFO_height,对其取自然对数处理。分别代入模型(1)重新进行回归检验,得到结果与前文一致(限于篇幅,结果未列示)。
2.财务重述的替代衡量指标
为了排除财务重述(RESTATE)衡量指标的差异对研究结论产生的影响,本文选用财务重述的替代衡量指标,做了如下稳健性测试。公司发布财务重述公告数量越多,说明财务重述程度越严重,先前的财务信息质量就越低。因此,本文将企业当年发布的财务重述公告数作为财务重述的替代衡量指标,定义为RES_num,该指标越高,说明企业财务重述的程度就越严重。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其中列(1)没有考虑控制变量的影响,列(2)考虑了控制变量的影响。无论是否考虑控制变量,CFO自恋均与财务重述程度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CFO自恋程度高,可以降低财务重述的严重程度。得到结果与前文一致,主要研究结论未发生改变。
3.替换计量模型
通常当被解释变量是0、1变量的时候,学者们会选择用Logit或者Probit模型来进行回归检验,这两者都满足两点分布,比LPM预测更加准确。因此,本文在前文Logit模型回归的基础上,选择用Probit模型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其中列(1)没有考虑控制变量的影响,列(2)考虑了控制变量的影响。得到结果与前文一致,主要研究结论未发生改变。
4.内生性问题
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影响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做进一步检验。以CFO年薪(Salary)作为工具变量进行检验。高薪是成功的象征,也是对CFO任职公司绩效的正面反馈。对自恋的高管而言,得到更高的薪酬是自身能力得到认可的体现。CFO薪酬作为对CFO能力认可的评价指标,可以通过影响CFO自恋程度来对企业财务重述行为产生影响。CFO薪酬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特征,因此本文使用此工具变量进行IV Probit估计,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其中列(1)显示用MLE(极大似然估计)方法的检验结果,列(2)显示用两阶段法(Two-step method)的估计结果。根据MLE的相关系数(corr)和两阶段法中第一步回归的F值大于10的结果,工具变量Salary对内生变量CFO_nar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度,没有存在弱工具变量。无论使用哪种估计方法,CFO自恋均与财务重述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得到结果与前文一致,主要研究结论未发生改变。
五、进一步研究
(一)CFO自恋、政府干预与财务重述
不同政府干预程度下,会计信息透明度有差异,企业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也有所差异。那么,在不同政府干预程度下,CFO自恋对财务重述抑制作用的效果是否存在差异?为此,本文进一步分析在不同政府干预程度的企业中CFO自恋对财务重述的影响作用。本文采用王小鲁等编著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衡量政府干预程度。该指数越大,说明政府干预程度越小。由于该报告只公布了2008~2014年的政府干预指数,考虑到外部环境相对稳定,借鉴夏立军等(2005)的做法,用最新一年的数据近似替换未披露年份的数据。按照该指数的均值设置虚拟变量,定义为GOV。将指数低于均值的样本即“高政府干预程度”的样本,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为了减少多重共线性带来的潜在影响,对变量中心化后再生成交乘项CFO_nar×GOV。因为指标GOV用2014年的数据近似替代了2015~2017年的数据,为了降低多重共线性的影响,本文在回归时不放入年份的虚拟变量进行控制。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本文直接使用Logit稳健标准误(robust)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如表9所示。其中,列(1)未放入CFO自恋(CFO_nar)指标,仅考虑政府干预程度(GOV)对财务重述的影响;列(2)同时放入了CFO自恋(CFO_nar)与政府干预程度(GOV);列(3)在列(2)的基础上引入了CFO_nar×GOV交乘项。
从列(1)和列(2)可以看出,无论是否考虑CFO自恋(CFO_nar)的影响,政府干预都与财务重述呈正相关关系,且都在5%的水平上显著,即政府干预程度越低,企业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就越小。从列(3)可以看出,交乘项CFO_nar×GOV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政府干预越低,越有利于发挥CFO自恋对财务重述的抑制效果。这和之前学者们的研究结论一致。分析其可能的原因是:CFO的任用和选拔受政府干预少,企业整体的内外部治理环境较好,CFO能够有效发挥治理职能,降低财务重述发生的可能性。
(二)CFO自恋、产权性质与财务重述
不同产权性质下,委托代理关系不同,企业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也有所差异。那么,在不同产权性质下,CFO自恋对财务重述抑制作用的效果是否存在差异?为此,本文通过对样本按照产权性质进行分组,进一步分析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CFO自恋对财务重述的影响作用,回归结果如表10所示。
表10报告了按照产权性质分组后的CFO自恋对财务重述影响的回归结果,其中,列(1)为非国有企业样本,列(2)为国有企业样本。可以看出,无论是在非国有企业还是国有企业中,CFO自恋与财务重述均呈现负相关关系,但是这种负相关关系只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显著。为了更好地展示组间的系数差异,进一步采用SUR-Test和Permutation-Test进行系数显著性检验,差异系数为-0.156,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未列示)。可以看出,在非国有企业中,CFO自恋对财务重述的抑制作用显著,即CFO自恋程度高的非国有企业不容易发生财务重述;但是在国有企业中,CFO自恋对财务重述的抑制作用不显著。分析其原因可能有:一是非国有企业的高管对企业经营享有更大的决定权,CFO对企业的治理作用就更加明显;二是国有企业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更低,CFO自恋对财务重述的治理效果不容易体现。
六、拓展性研究
(一)CFO自恋与企业创新
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可以降低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对技术创新的价值效应产生正向影响(Vivian等,2014;韩美妮和王福胜,2016)。企业进行自主创新活动必然需要财务方面的支持,而CFO可以通过对企业财务政策的制定,对自主创新活动施加影响。既然CFO自恋可以抑制财务重述的发生,提高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那么CFO自恋对企业创新会产生何种影响?基于此,本文进一步考察CFO自恋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
本文采用上市公司当年专利申请量(Patent)来衡量企业的创新能力。由于专利申请量数据的缺失,导致部分样本被剔除,最后得到6392个样本。其中,LAGE为公司上市年限。回归结果如表11所示,其中列(1)没有考虑控制变量的影响,列(2)则考虑了控制变量的影响。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否考虑控制变量的影响,CFO自恋都与企业创新能力呈正相关关系,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CFO自恋可以促进企业创新。这可能是因为企业创新通常伴随着高风险和挑战性,因此创新成功可以体现管理者的非凡能力(Dess和Covin,1997)。自恋的CFO不仅对自身实力非常认可,并且会想要获得别人的认可,更有动机通过创新项目的成功来证明自身实力,通过保障研发投入等措施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创新绩效。
(二)CFO自恋与企业价值
CFO自恋可以抑制财务重述的发生,财务重述又会导致企业价值下降(Palmrose等,2004),那么CFO自恋对企业价值又会产生何种影响作用呢?财务重述在其中是否起到中介作用?基于此,本文进一步对CFO自恋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影响作用进行了探究。
本文的企业价值(VALUE)数据来源于RESSET数据库中的“企业价值”,计算方法为企业价值=股票市值+净债务,并取自然对数。由于部分企业价值数据的缺失,导致部分样本被剔除,最后得到5916个样本。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本文直接使用稳健标准误(robust)进行回归,表12报告了CFO自恋与企业价值的回归检验结果(基于财务重述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参考温忠麟等(2004)提出的中介检验三步法:第一步,检验CFO自恋是否能显著提升企业价值,结果如表12列(1)所示;第二步,检验CFO自恋是否能显著抑制财务重述,结果如表12列(2)所示;第三步,检验财务重述和CFO自恋同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如表12列(3)所示。可以看出,第一步中CFO自恋与企业价值的系数为0.048,在1%的水平上显著;第二步中CFO自恋与财务重述的系数为-0.139,在1%的水平上显著;第三步中财务重述、CFO自恋与企业价值的系数分别为-0.057、0.048,且分别在10%、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财务重述在CFO自恋与企业价值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即财务重述会导致企业价值的下降,而CFO自恋可以通过降低财务重述从而提升企业价值。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第一,自恋的CFO对晋升激励比较敏感,而晋升激励可以抑制过度投资带来的企业价值下降,因此CFO自恋的特质有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第二,财务重述的减少显示出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减少了信息不对称程度,有利于获得投资者信任从而增加投资,也有利于提高企业治理效率,从而提升企业价值。
七、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12~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CFO自恋与财务重述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在不同政府干预程度和不同产权性质下CFO自恋程度对财务重述的影响程度,最后拓展研究了CFO自恋对企业创新、企业价值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CFO自恋与企业财务重述显著负相关,即CFO自恋程度越高的企业,越不容易发生财务重述,说明CFO自恋可以抑制财务重述行为的发生;而且政府干预越少,越有利于发挥CFO自恋对财务重述的抑制效果;与国有企业相比,在非国有企业中,CFO自恋对财务重述的抑制作用更显著;CFO自恋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和企业价值。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的现实意义与政策启示:首先,企业在聘任CFO时,除了对CFO的背景特征如财务专长、学历等进行考察以外,有必要了解CFO的个性特征,可以利用CFO自恋的个性特征充分发挥其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提高公司会计信息质量,但自恋是一把“双刃剑”,企业也应针对性地采取监督措施规避CFO自恋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其次,本文的研究视角为企业提高财务信息质量,增强治理能力,提升企业创新产出和企业价值提供新的思路;最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监管层监督、管理上市公司提供新的视角,为产权制度进一步完善提供了经验证据。
(责任编辑 王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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