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9-10-25 作者:曾雪云 (北京邮电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876) 作者简介:曾雪云(1974-),女,湖南娄底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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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引言
审计的治理作用在于减轻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这要求审计师从基本面和操控性两个方面控制审计风险(曾雪云和王雪,2016),既要核实被审计企业有无持续经营不确定性等基本面风险,也要核实被审计企业的管理层有无重大舞弊行为。因此,已有研究发现审计师在发表最终意见时会考虑多种风险因素。其中包括:诉讼风险(Biddle和Hilary,2006)、被监管查处的风险(宋衍蘅和何玉润,2008)、盈余管理(Francis等,1999)、欺诈行为(夏立军和杨海斌,2002)、与应计项目波动有关的信息风险(Sengupta和Shen,2007;薄仙慧和吴联生,2011;张迪,2012;曾雪云和陆正飞,2016)、环境不确定性(申慧慧等,2010)、持续经营风险(Butler等,2004;张俊瑞等,2014)。以上文献所讨论的审计风险很大程度上与资产价值估计相关,并且这些关系在经典文献中也有讨论。
Francis等(1999)在论述审计意见影响因素时提出,“非标准审计意见主要关注资产(价值)的可实现性和持续经营这两个问题,并且资产(价值)可实现性主要表现为与应收款项有关的坏账、存货的期末计量以及固定资产的减值确认。”然而包括Francis等(1999)在内,大量文献以资产减值作为研究异常应...
一、引言
审计的治理作用在于减轻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这要求审计师从基本面和操控性两个方面控制审计风险(曾雪云和王雪,2016),既要核实被审计企业有无持续经营不确定性等基本面风险,也要核实被审计企业的管理层有无重大舞弊行为。因此,已有研究发现审计师在发表最终意见时会考虑多种风险因素。其中包括:诉讼风险(Biddle和Hilary,2006)、被监管查处的风险(宋衍蘅和何玉润,2008)、盈余管理(Francis等,1999)、欺诈行为(夏立军和杨海斌,2002)、与应计项目波动有关的信息风险(Sengupta和Shen,2007;薄仙慧和吴联生,2011;张迪,2012;曾雪云和陆正飞,2016)、环境不确定性(申慧慧等,2010)、持续经营风险(Butler等,2004;张俊瑞等,2014)。以上文献所讨论的审计风险很大程度上与资产价值估计相关,并且这些关系在经典文献中也有讨论。
Francis等(1999)在论述审计意见影响因素时提出,“非标准审计意见主要关注资产(价值)的可实现性和持续经营这两个问题,并且资产(价值)可实现性主要表现为与应收款项有关的坏账、存货的期末计量以及固定资产的减值确认。”然而包括Francis等(1999)在内,大量文献以资产减值作为研究异常应计和经营风险的基础,却极少以资产减值作为直接研究对象,以至于目前对审计师如何看待资产减值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和不深入,尚有待挖掘。
Winsor(1996)在讨论资产减值的估值技术时指出,由于需要大量利用会计假设、职业判断和市场信息,因此即便最有能力的审计师,在评估资产价值的真实性时也会相当困难。实际上,由于上市公司资产规模的庞大、经济业务的专属性与复杂性等多重因素,加之公司内外信息不对称,这导致审计师在某些时候很难真正核实企业重估资产价值时所采用的假设条件、业务基础是否合理和衡量适度,从而使得重大资产减值很可能影响审计意见的发表。审计师在对待资产减值计提与资产减值转回的信息内涵方面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会计稳健性(Conservatism)原则要求尽可能确认预计损失和不确认可能的预计收益。其行为心理学基础在于,稳健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风险规避心理的外化,它可能使得审计师在评价资产减值计提与资产减值转回的风险时呈现出系统性差异。
针对上述理论分析,本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2~2010年的数据,在控制了资产减值盈余管理动机的影响后,通过考察经济动因的资产减值在计提与转回两个应计方向与非标意见的关系机理,研究发现,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比例越高,获得非标意见的概率越大,这表明审计师在最终发表审计意见时会把资产损失作为重要参考因素;但坏账准备与存货跌价准备转回比例的增加并不能显著减轻非标意见的发生率。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流动资产减值计提比例的提高,即便不伴随较高债务风险,也可能获得非标意见;而流动资产减值转回比例仅在债务风险较高的情况下才与非标意见发生率显著负相关。这说明资产减值的计提提供了决策有用信息,但资产减值转回的外部决策有用性比较低。以上结论显示出,审计师对资产价值减损与价值回升两种情况下公司风险的判断具有非对称性,重大资产减值的发生被认为是重要的风险信号,但重大资产减值转回未必是风险减轻的信号,这种非对称性是审计师对会计稳健性的遵循。本文将这一特征称为“审计师稳健性”(Auditor conservatism),用于表示审计师对正向应计与负向应计两个方向的反应存在系统性差异的行为特征。
本文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从审计视角拓展了资产减值决策有用性的研究。现有对资产减值决策有用性的研究主要来自估值方面,譬如Elliott和Hanna(1996)、Alciatore等(2000)、Chen等(2004)、蔡祥和张海燕(2004)、李姝和黄雯(2011)等。但由于股票价格会受到投机行为、交易策略、投资者情绪等因素的干扰,因此基于证券市场对决策有用性做解释存在局限性。近年,杨丹等(2014)从计提资产减值有利于抑制过度投资的角度、张继勋和何亚南(2014)从资产减值有助于管理层投资决策的视角进行了拓展。相对于资本市场的外部决策有用性和投融资行为的内部决策有用性而言,本文从审计视角考察资产减值的意义在于:这是来自第三方具有鉴证作用的专家意见,可以排除市场干扰因素和内部财务策略的影响,进而帮助外部投资者和债权人判断与资产价值有关的风险是否具有重要性。这个新的视角深化了对资产减值决策有用性的理解,它有利于投资者、债权人和分析师的价值判断,也有助于对资产减值计提和转回的经济涵义做出合理估计。
(2)本文基于资产减值的研究揭示了“审计师稳健性”(Auditor conservatism)行为特征,深化了审计意见的研究。现有研究普遍关注应计项目绝对值与审计意见的关系,极少考察审计意见对正向应计与负向应计的反应差异。我们仅发现Kim等(2003)、Lu和Sapra(2009)等有涉及这一话题。其中,Kim等(2003)发现经国际六大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表异常应计显著低于经非六大事务所审计的报表异常应计,并且该差异不存在于使收益减少的应计项目中,从而提出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对向上盈余管理相比向下盈余管理有更低的容忍度。Lu和Sapra(2009)主要研究《萨班斯—奥克斯利法》第201条的影响,其中发现高业务风险的公司会导致审计师的稳健性,而低业务风险的公司则会导致审计师的激进性。本文研究发现审计师对资产减值计提与转回两个方向的风险的判断具有非对称性,更可能将资产减值损失作为风险信号,而不大可能将资产价值回升作为风险缓解的信号。这说明审计师在发表审计意见时,遵循了对“坏消息”与“好消息”的确认存在系统性差异的稳健性原则。这一发现说明,传统的稳健主义对于指导审计师的风险判断依然是重要的。
在结构安排上,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是描述性统计与实证结果,第五部分就债务风险对资产减值与审计意见关系的影响做进一步分析,第六部分是研究结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流动资产减值计提与审计意见
资产减值是公司风险的重要构成内容,会受到审计师的重点关注。审计师应当评价企业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做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但由于信息不对称,上市公司资产规模的庞大、经济业务的专属性和复杂性以及审计师执业能力约束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即便最有能力的审计师,在评估资产的公允价值及其测量误差时,也会面临相当多的困难(Winsor,1996)。所以,审计人员事实上很难真正核实企业进行价值重估的假设条件、经济基础及其适当性。然而,鉴于证券部门的监管压力和审计师的声誉成本,即使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下,也需要对上市公司呈报的资产损失进行风险评估。这是因为在综合性绩效指标(如净收益率和债务风险)显现危机之前,资产价值的巨额减损通常表明盈利能力已经下降,产品市场竞争力和价值创造能力发生了实质性改变。因此,资产减值在多数情况下都是最为重要的审计项目之一,并且无论何种动因都与公司风险紧密相关。
资产减值具有经济毁损、盈余管理两类动因,这两者都可能传递公司风险的信息。从经济动因来看,资产减值反映的是管理者在复杂经济环境下对市场地位、经营风险以及未来现金流的估计(Thakor,1987;Wilson,1996),或者反映了自身经营环境的不利变化(戴德明等,2005;王跃堂等,2005)。从管理动因来看,由于管理层被赋予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因而往往在绩效较差的情况下会有“大清洗”(Big-bath)动机。大量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在业绩较差的情况下,通过计提巨额资产减值损失,以冲销对前期利润的管理高估,或者操纵未来的报告盈余(Strong和Meyer,1987;Elliott和Shaw,1988;Francis等,1996;Elliott和Hanna,1996;Rees等,1996;Riedl,2004;Chen等,2004;戴德明等,2005;赵春光,2006;薛爽等,2006;王建新,2007;代冰彬等,2007;谭燕,2008)。因此,无论是在经济动因还是管理动因下,大额资产减值通常都是经营风险较高的信号。
鉴于应收款项、原材料和产成品等都与经营活动紧密关联,对市场环境和经营风险的变动相当敏感,因而比长期资产更易于表现出公司风险的迹象。由于证券监管部门要求上市公司提供经过审计的公允的财务报表,所以审计师在出具审计意见之前就已经与管理层就财务报表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问题进行过沟通,而管理层也会就相关事项进行调整,或就相关事项并不违背会计准则的事实加以举证,因此最终的结果将是审计师在与管理层就所有重大方面达成共识的前提下出具审计意见,这就意味着审计师对持续经营风险的担忧很可能出具非标审计意见(Butler等,2004)。
从现有研究的结论来看,审计意见对各类风险的敏感性确实远胜于对以Jones模型计算的异常应计的敏感性。不仅Butler等(2004)发现审计意见与异常应计的关系更可能为持续经营风险下的财务困境所解释,现有研究还发现非标意见与诉讼风险(Biddle和Hilary,2006)、波动性风险(Sengupta和Shen,2007;薄仙慧和吴联生,2011)、被监管机构查处的风险(宋衍蘅和何玉润,2008)等都具有显著相关性。综上所述,我们预测审计师也会把与生产经营紧密关联的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作为风险信号,以此推测客户财务报表资产价值的不确定性,进而影响最终审计意见的发表。据此,提出假设1。
H1:在控制了盈余管理动机的情况下,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比例越高,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将越高。
(二)流动资产减值转回与审计意见
在稳健性原则下,审计师对经营性资产的价值毁损是否逆转的判断会更加审慎。“稳健主义(Conservatism)可以解释为在会计盈余之中确认‘坏消息’比‘好消息’更快的原则,对‘坏消息’和‘好消息’的确认在及时性和持久性(Timeliness and persistence)上有着系统性差异”(Basu,1997)。尽管近年来学术界对稳健主义提出了一些质疑,然而大量学者的立场依然是人们的会计实践始终是稳健主义的(Watts,2003;LaFond和Watts,2008)。作为专业人士,审计师对稳健主义应有深刻的理解和认同,并将其贯穿于对审计风险的测度中,对于资产减值转回是否可信地传递了市场行情逆转或者经营状况回升的判定持审慎怀疑的态度。
加之,当市场处在恶劣的环境时,或者价值减损已经存在的情况下,经营风险的逆转通常需要漫长的过程。虽然通过往来款项清理、加紧账款催收、清理滞销产品和盘活库存,确实能够促进呆坏账回收和存货价值回升,有利于暂时缓解债务危机和经营困境,但往往产品市场竞争力和企业价值创造性能否得到有效改善还需要其他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稳健性原则的考虑,审计师在判定风险是否降低时将是谨慎的。
尽管不少研究证实国内上市公司的长期资产减值转回与“规避亏损”动机显著相关(戴德明等,2005;薛爽等,2006;代冰彬等,2007;王建新,2007;张然等,2007;谭燕,2008;宋衍蘅和何玉润,2008;Chen等,2009),这意味着流动资产减值转回也可能存在这一问题。但实际上大多数审计意见不可能披露一般性盈余管理甚至某些影响较大的盈余管理。这是因为,既然审计师已经确认管理层可以在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中保留某项资产减值的转回,也就意味着审计师很难有客观证据对管理层的判断加以否定。所以,审计师的两难困境在于:一方面,作为专业人士,对上市公司的估值策略和真实风险能够有所洞察;另一方面,很难准确核实这些存在估值风险的经营性资产的可回收金额。面临这一困境的选择可能是采取相对折衷的策略,在判定资产价值是否有效回升以及经营困境是否逆转时设定比损失更高的阈值,从而表现为即便控制了盈余管理动机,也难以观察到经济动因的减值转回与审计意见存在统计关系。综上所述,我们预期,在稳健性原则的影响下,坏账准备转回与存货跌价准备转回对审计意见的影响是有限的。据此,提出假设2。
H2:在控制了盈余管理动机的情况下,由于稳健性原则的影响,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的转回比例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发生率不显著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分析模型
我们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1)检验假设1,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2)检验假设2。其中,OPIN是被解释变量,表示审计意见类型。如果是非标准审计意见,令OPIN=1;否则,令OPIN=0。
(二)解释变量
(三)控制变量
本文对控制变量的选取与现有研究保持一致(Bartov等,2001;李爽和吴溪,2003;岳衡,2006;于鹏,2007;薄仙慧和吴联生,2011)。我们控制了盈余管理动机、公司经营绩效、公司治理结构、风险抵御能力、审计工作难度、审计师声誉以及上期审计意见等方面的影响。
此外,由于经营绩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经济环境、宏观政策和行业竞争的影响,因此我们控制了年度效应,并按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01)将全部样本划分为22个行业以对行业效应进行控制。
四、实证分析
(一)样本筛选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样本区间是2002~2010年。分析截至2010年,是因为国泰安金融数据库(CSMAR)在2010年以后就不再提供资产减值明细表数据,难以用有效的方式获得自2011年起的坏账准备计提与转回的具体数据。虽然可以用坏账准备的期初、期末余额相减得到坏账准备的变动值,但不能区分坏账准备的正向组成部分(计提)与负向组成部分(转回),从而无法满足研究设计的要求。本文样本筛选过程如下:(1)剔除金融行业公司;(2)剔除当年实施IPO的公司;(3)剔除存在变量缺失的观测值。经过这三项剔除之后,得到有效观测值10686个。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金融数据库(CSMAR)。在进行数据分析之前,为了减轻异常值的影响,我们对所有连续变量按1%进行Winsorize极值处理,令小于1%分位数与大于99%分位数的变量分别等于1%分位数和99%分位数的取值。
表1报告了样本的年度分布。就样本公司来说,在2002~2010年间,共有911份非标准审计意见,占总体的8.5%。但分年度来看,非标意见的发生率呈现出了下降趋势。这其中包含了两个分布特征:一是2007年之后上市公司的数目显著增加,鉴于新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相对较好,因此非标意见的发生率相对下降。二是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数目近年来显著下降,其中2002~2005年的非标准审计意见平均在100份以上,而2006~2010年间的非标准审计意见平均约84份。
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全样本来看,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的提取比率之和(WDCUR)的平均值是3.3%,其中坏账准备提取比率WDBAD是6.4%,存货跌价准备提取比率WDINV是1.6%;坏账准备转回和存货跌价准备转回比率之和RESCUR的平均值是1.4%,其中坏账准备转回比例RESBAD是3.8%,存货跌价准备转回比例RESINV是0.7%。总体描述显示,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的提取和转回比率均值并不高。从中位数做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大约50%的公司仅有极小比例的坏账准备计提和存货跌价准备计提。BATH的平均值虽然为-0.061,但分位数显示75%以上的公司不存“大清洗”动机。SP的平均值说明5.8%的公司处于“规避亏损”区间(总资产收益率介于0和1%之间);SOUND的平均值说明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对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战略委员会等的平均设立个数是3个;INDEP的平均值说明独立董事占董事会的平均比率是34.3%;HOLD的平均值显示大股东平均持股比例是34.1%;GOVER的平均值说明59.4%的公司是国有控股公司;HARD的平均值说明应收款和存货这两项工作量和复核难度较大的资产占总资产的平均比率是27.8%;REPUT的平均值说明34.9%的公司是由国内排名前十的事务所进行审计的。LEV、GROWTH、SIZE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已有研究也基本一致。
(二)单变量分组检验
表3对资产减值与审计意见的关联关系进行分组描述。我们在栏目A按减值准备计提比率WDCUR将所有样本分为10组,在栏目B按减值转回比率RESCUR将所有样本分为10组。从小到大,依次是组1到组10,第1组是减值计提(减值转回)比率的最小组,第10组是减值计提(减值转回)比率的最大组。由栏目A可以看出,WD3~WD6组的两项流动资产减值计提比率只有0.12%~1.18%,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只有2.5%~3.2%;但对于WD7~WD10组,随着减值计提比率的增加,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显著增加,依次是4.4%、7.1%、11.8%和37.6%,这与假设1是一致的。从栏目B可见,RES5~RES8组的两项流动资产减值转回比率只有0.02%~0.73%,非标审计意见的发生率在5.2%~6.0%之间;在RES9组,坏账准备转回和存货跌价准备转回的比率是1.83%,非标意见的概率是9.4%;在RES10组,坏账准备转回和存货跌价准备转回的比率是11.69%,约是第9组的6倍,此时非标意见的概率是23.4%。资产减值转回比率最高的两组中非标意见的发生率显著增加,也可能与盈余管理动机相关。因此需要控制盈余管理动机,才能观察到审计师对真实的资产减值转回的评价。
(三)实证检验结果
表4报告了Logistic回归结果。模型(1)的解释变量是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的提取比率之和WDCUR。回归结果显示,WDCUR的估计系数是4.787,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应收款和存货的减值计提比率对是否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产生了显著影响。WDCUR的估计系数和优势比结果都支持了假设1,说明资产减值计提比率有助于揭示上市公司的经营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资产负债率和资产收益率等综合性指标没有呈现出高风险迹象,审计师也可能通过资产减值的计提额来判定审计风险的大小,并通过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向投资者提示风险。
模型(2)的解释变量是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的转回比率之和RESCUR。检验结果显示,RESCUR的估计系数是-1.596,z值是-1.27,优势比是0.203(<1),可见随着减值转回比率的增加,被出具非标意见的概率虽然有所下降,但该相关性是不显著的。由于没有证据表明资产减值转回与非标准审计意见显著负相关,因此实证结果支持了假设2。这个结果说明,资产减值转回与是否出具非标意见没有确切对应关系,进而也说明尽管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转回传递企业价值回升和经营风险逆转的信号但通常情况下是不被审计师认同的。
综合假设1和假设2的检验结果,我们发现流动资产减值计提与转回在决策有用性方面具有非对称性。对假设1的检验显示,坏账准备计提和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与非标准审计意见显著正相关,这说明资产减值计提提供了有助于风险判断的信息。对假设2的检验显示,资产减值转回与非标准审计意见之间不具有显著负相关性,这说明资产减值转回的决策有用性比较低。
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与现有研究基本一致,以下分析以模型(1)回归结果为例,BATH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减值前盈利能力越差,被出具非标意见的概率越高,与我们的预期一致。SP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处于“规避亏损”区间的公司,被出具非标意见的概率更大,与Wang等(2008)以及薄仙慧和吴联生(2011)的结果一致。LEV的系数是2.026,在1%水平上显著,LEV的OR值是7.584(>1),说明资产负债率是导致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危险因素。REPUT的系数是0.191,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十大事务所在风险揭示方面为投资者提供了更透明的信息,具有更高的审计独立性和审计质量;OPINt-1的系数是3.007,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本期非标意见相对上期显著增加。CASH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经营性现金流越少,被出具非标意见的可能性越大。SOUND的系数显著为负,董事会治理结构越健全,被出具非标意见的可能性越低,这表明完善治理结构有助于改进治理绩效和减轻公司风险。SIZE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资产规模越大,被出具非标意见的概率越低,说明大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强。关于其他影响因素,LIQUI、GOVER、HARD、INDEP的系数不显著,说明流动性风险、最终控制人、审计工作难度和董事会独立性在反映公司治理绩效信息方面的作用比较弱。
表5报告了以WDBAD、WDINV、RESBAD、RESINV为解释变量的Logistic回归结果。模型(1)的检验结果显示,坏账准备计提比例WDBAD的系数是1.947,在1%水平上显著,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WDINV的系数是4.091,也在1%水平上显著。实证检验结果支持假设1,说明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传递了与公司风险有关的信息。当这两项资产出现大额减值时,公司的治理绩效可能极差,比如生产线落后、产品不符合市场需求,此时非标意见的发生率显著增加。与此相反,模型(2)的检验结果显示,坏账准备转回比例RESBAD的系数是-0.276,存货跌价准备转回比例RESINV的系数是0.380,这两个系数都不显著,由于没有证据表明审计师在最终出具审计意见时会把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的转回作为公司风险降低的信号,因此支持了假设2。
(四)稳健性检验
我们执行了如下稳健性测试。(1)改变对资产减值的衡量。以坏账准备计提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之和除以减值前的流动资产余额,也即分母的核算还包含除应收款和存货以外的其他流动资产,构建新的资产减值变量WDCUR’、WDBAD’、WDINV’,这三个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仍然支持假设1。以坏账准备转回与存货跌价准备转回之和除以这两项减值计提和转回之前的流动资产余额,新的变量是RESCUR’、RESBAD’和RESINV’,三个估计系数依然是不显著的,仍然支持假设2。(2)改变样本期间。鉴于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环境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后的变化比较大,因此我们以2007~2010年为样本期间。实证结果显示WDCUR、WDBAD、WDINV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分别是3.526、1.521和2.605,优势比依次是24.1、4.5和13.6,RESCUR、RESBAD和RESINV的估计系数则不具有显著性,因此仍然支持假设1和假设2。(3)增加控制变量。岳衡(2006)以及薄仙慧和吴联生(2011)等文献还控制了其他应收款占总资产的比率、操控性应计利润和交易年限,我们增加对以上因素的控制,其中操控性应计利润用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求得,仍然支持本文的结论。(4)改变控制变量。我们用“国际四大”替代“国内十大”衡量审计师事务所的声誉,实证结果显示,新的变量依然显著。综上,稳健性测试的结果说明本文实证结论是稳健可靠的,限于篇幅不再列示。
五、进一步分析
鉴于债务风险是影响审计意见的重要因素,而且与经营风险处于不同的测量维度,因此我们进一步考察了债务风险对资产减值与审计意见之间关系的影响。表6报告了债务风险对资产减值与审计意见关系的调节效应,其中,回归1~3是债务风险与流动资产减值提取比例的交互项检验,回归4~6是债务风险与流动资产减值转回比例的交互项检验。
在回归1~3中,我们发现WDCUR×LEV、WDBAD×LEV、WDINV×LEV的系数都不显著,这说明债务风险不是影响审计师与重大资产减值计提两者关系的关键因素。这意味着,即便不伴随较高的债务风险,在重大资产减值计提发生时,也可能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也就是说,即便不看财务风险指标,单独从资产减值的角度也可以判断一家公司所处的风险程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当流动资产减值相当高时,企业的经营性活动已经陷入困境之中,所以即便未出现债务危机也将迫使审计师出具非标意见以提示公司风险。这也提示投资者,考虑到债务危机很可能迟发于经营危机,因此及时关注经营性资产的价值有无重大减损是必要的。
在回归4~6中,RESCUR×LEV的系数是-3.891,RESBAD×LEV的系数是-3.668,RESINV×LEV的系数是-2.993,这三者都至少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随着债务风险的增加,在坏账准备转回和存货跌价准备转回比例较高的情况下,被出具非标意见的概率有显著降低。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当公司已经濒临财务困境时,管理层受到存续危机的压力和控制权私利动机的驱使,可能采取一些切实的行动以寻求资产价值的回升,譬如积极回收账款或积极寻求资产重组以增强经营性资产的可实现性,从而在不可能更坏的极差情况下,流动资产减值的大额转回在一定程度上传达了公司可能逆转、度过危机期并重构业务方面的信息,所以减少了公司被出具非标意见的概率。
总结以上,本文研究表明审计师对与向上应计和向下应计相关的风险判断存在非对称性。一方面,流动资产减值计提比例与非标准审计意见显著正相关,流动资产减值转回与非标意见不存在显著负相关。另一方面,进一步研究显示,随着流动资产减值计提比例的增加,即便不伴随较高的债务风险,被审计企业也可能被出具非标意见;而流动资产减值转回比率的增加仅在债务风险较高的情况下才可能减轻非标意见的发生率。这说明审计师对估值风险的判断遵循了稳健性原则,同时也说明资产减值计提与转回在决策有用性方面存在差异。
六、结论与讨论
在现有研究重视应计项目绝对值与审计意见相关关系的基础上,本文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2~2010年的可获得数据,考察了坏账准备以及存货跌价准备在计提与转回两个应计方向与审计意见的关系机理。这两项资产减值由于需要大量利用会计估计、职业判断和市场信息,因而可能带来估值风险,又由于其与经营性活动密切相关,因而能够可靠地揭示出上市公司经营风险的迹象。在控制了资产减值盈余管理动机的影响后,本文实证结果显示流动资产减值计提比率与非标准审计意见显著正相关,但减值转回比率与非标准审计意见不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显示,较高的资产减值计提比例,即便不伴随较高债务风险,也很可能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而资产减值转回比例的增加,仅在债务风险较高的情况下才可能减少非标意见发生率。总结而言,本文的研究显示出,坏账准备与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为审计师提供了有用信息,但坏账准备转回与存货跌价准备转回却未能为审计师对公司风险显著缓解与否的判断提供有用信息。
这种系统性差异说明审计师对正向应计与负向应计两个方向的反应遵循了稳健性原则,本文将这一特征称为“审计师稳健性”。上述结论深化了对审计意见与应计项目关系的理解,提示投资者注意稳健性是不可忽视的客观存在。在日常会计活动中,尽管公允价值会计得到采用,但人们对于风险相关事项的判断依然是谨慎的。审计师在对资产价值减损方面,倾向于信任管理层,会在审计意见中予以考虑;在资产价值回升方面,倾向于怀疑管理层,不大可能将资产价值回升作为风险缓解的信号。也即,审计师相信损失是风险信号,但未必相信损失转回是风险减轻的信号。尽管本文未能对资产减值计提与转回的两类动因做完整区分,而采用控制盈余管理动因的方法,以便观察经济动因的资产减值计提与转回的决策有用性,但这一设计在很多市场估值的研究中被使用,因此有理由相信提供了可靠结论,揭示了有意义的行为特征,并希望能在未来得到进一步完善。
The Current Asset Impairments and Auditor Conservatism
ZENG Xue-yun
(责任编辑 杨亚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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