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9-10-25 作者:刘圻,罗忠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会计学院,武汉 430073) 作者简介:刘圻(1977-),男,湖北黄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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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引言
财务年报公开披露的及时性程度直接影响会计信息的时效性及其价值相关性,进而影响其对利益相关者的决策有用性。为此,年报披露及时性是资本市场监管机构及广大的利益相关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财务和会计领域重要的研究议题。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年报披露时间分布不均衡,在整体进程上呈现出“前松后紧”的局面(巫升柱等,2006)。及时披露的年报往往意味着较高的会计信息质量,择机披露年报的行为可能会降低会计信息质量,继而对利益相关者合理决策、资本市场稳健发展和公平竞争等方面产生不良影响。一方面,年报信息披露不及时将会降低公司信息透明度,加剧公司内部管理者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由此提高投资者的信息搜集成本与信息分析难度,投资风险随之增加;另一方面,年报信息披露不及时将会扰乱整个资本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影响监管机构履行信息披露监督职能,从而不利于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在实践中年报披露及时性会受到公司内外部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年报披露及时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深入的考察,成果丰硕,但鲜见学者从战略差异度的角度展开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契机。
在公司战略管理研...
一、引言
财务年报公开披露的及时性程度直接影响会计信息的时效性及其价值相关性,进而影响其对利益相关者的决策有用性。为此,年报披露及时性是资本市场监管机构及广大的利益相关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财务和会计领域重要的研究议题。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年报披露时间分布不均衡,在整体进程上呈现出“前松后紧”的局面(巫升柱等,2006)。及时披露的年报往往意味着较高的会计信息质量,择机披露年报的行为可能会降低会计信息质量,继而对利益相关者合理决策、资本市场稳健发展和公平竞争等方面产生不良影响。一方面,年报信息披露不及时将会降低公司信息透明度,加剧公司内部管理者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由此提高投资者的信息搜集成本与信息分析难度,投资风险随之增加;另一方面,年报信息披露不及时将会扰乱整个资本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影响监管机构履行信息披露监督职能,从而不利于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在实践中年报披露及时性会受到公司内外部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年报披露及时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深入的考察,成果丰硕,但鲜见学者从战略差异度的角度展开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契机。
在公司战略管理研究领域,学者们将某公司的战略选择偏离行业常规战略模式的相对程度界定为战略差异度(Tang等,2011)。根据现有研究,上市公司战略差异度越大,其经营绩效波动幅度越大(Tang等,2011;陈收等,2014)、权益资本成本越高(王化成等,2017)、现金持有量越大(李高波和朱丹,2016)、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叶康涛等,2015;孙健等,2016b)、分析师盈余预测精准度越低(Litov等,2012;何玉润和徐云,2017)、审计收费越高(Bentley等,2013;王百强和伍利娜,2016)、公司避税动机越强(Higgins等,2015)以及股价崩盘风险越高(孙健
等,2016a;Habib和Hasan,2017)。上述研究说明,战略差异度能够显著影响公司的经营活动、融资活动、盈余管理、分析师行为、审计师决策、避税动机和股价崩盘风险等。那么,上市公司战略差异度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年报披露的及时性?该命题尚缺乏相应的经验证据。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以2007~2016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在梳理和归纳既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探究战略差异度对年报披露及时性的影响效应,并将高质量审计纳入研究框架,考察高质量审计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战略差异度与年报披露及时性显著负相关,说明随着上市公司战略差异度的增加,其年报披露及时性越差;高质量审计显著抑制了战略差异度对年报披露及时性的负向影响,说明战略差异度较大的上市公司聘请具有行业专长的高质量审计师执行年报审计,有利于促进管理层及时地披露年报信息。
本文的研究贡献:第一,既有文献侧重于探究公司个体特征(公司规模、经营风险和资产负债率等)、外部审计以及公司治理等因素对年报披露及时性的影响,本文考察战略差异度这一重要的公司中观层面特征对年报披露及时性的影响,为资本市场监管部门、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理解年报披露及时性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第二,虽然大量研究检验了战略差异度对融资活动、经营绩效等方面的影响,但鲜有研究探讨战略差异度对年报披露及时性的影响,本文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战略差异度对年报披露及时性的影响效应与机制,进一步丰富了战略差异度的经济后果相关研究。
本文研究内容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国内外相关文献回顾;第三部分为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四部分为研究设计,包括样本筛选与数据来源、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第五部分为实证过程与结果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单变量分析与相关性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为研究结论与启示。
二、国内外相关文献回顾
(一)战略差异度的经济后果上市公司的战略定位不仅会对公司本身的长远发展产生影响,还会直接影响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行为选择与决策。纵观既有研究,国内外学者考察了战略差异度对融资活动、盈余质量等公司内部财务会计行为以及分析师、审计师等外部利益相关者行为的影响。
第一,战略差异度会对银行借款、权益融资、现金持有以及商业信用融资等公司融资活动产生显著影响。李志刚和施先旺(2016)研究发现,战略差异度越大,公司获得的银行借款利率越高、期限越短、借款金额越少。王化成等(2017)从经营风险与信息风险视角研究发现,战略差异度越大,公司经营风险越高,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严重,从而公司要承担更高的权益融资成本。李高波和朱丹(2016)研究发现,战略差异度与现金持有水平显著正相关。黄波等(2018)研究发现,战略差异度越大,公司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规模越少,环境不确定性加剧了战略差异度对商业信用融资规模的负向影响。
第二,战略差异度对盈余质量的影响,主要包括盈余管理方式选择、盈余管理程度和盈余质量特性三个方面。叶康涛等(2015)研究发现,战略差异度与应计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与真实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这表明战略差异度越大的公司越倾向于采用成本相对更低的应计项目进行盈余操控。孙健等(2016b)研究发现,相对于保守型战略公司而言,激进型战略公司由于融资需求更高,管理层粉饰财务业绩的动机明显更强,导致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更高。叶康涛等(2014)考察了战略差异度对盈余价值相关性的影响,他们发现战略差异度越大,公司净利润的价值相关性越低,而所有者权益的价值相关性越高。
第三,战略差异度对外部利益相关者行为的影响,主要包括分析师行为和审计师行为两个方面。在分析师行为方面,Litov等(2012)研究发现,差异化的战略信息具有独特性,能够增加公司价值,但也增加了分析师的信息收集成本、信息分析成本与价值评估难度,从而降低了分析师盈余预测精准度;何玉润和徐云(2017)、刘会芹和施先旺(2018)研究也发现,战略差异度与分析师的盈余预测误差率显著正相关。在审计师行为方面,Bentley等(2013)研究发现,探索型公司的战略定位偏离行业常规战略较大,其发生财务报告违规的概率高于保守型战略公司,使同等条件下审计师在风险决策和出具审计报告时必须付出更多努力、实施更多评估程序;王百强和伍利娜(2016)研究发现,战略差异度越大的公司被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越大,审计收费越高。
第四,战略差异度的其他经济后果研究,主要包括经营绩效、风险承担、财务舞弊、股价崩盘风险、税收规避和过度投资等方面。Tang等(2011)、陈收等(2014)研究发现,公司战略相对于行业常规战略模式的偏离度越大,经营不确定性越高,因而产生极端业绩的可能性越大,这表明战略差异能够直接影响公司经营绩效的波动幅度。张先治和柳志南(2017)研究发现,相较于采取防御型战略的公司而言,进攻型战略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更高。吕伟等(2012)、Higgins等(2015)研究发现,进攻型战略公司在执行税收筹划战略中存在更强的避税动机,其税收规避水平显著高于防御型战略公司。王化成等(2016)研究发现,公司战略差异度与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即与防御型战略公司相比,进攻型战略公司存在更为严重的过度投资问题。
(二)年报披露及时性的影响因素
年报披露及时性已成为衡量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不可忽视的一个特征维度。纵观既有研究,国内外学者对年报披露及时性的影响因素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考察,研究成果较丰硕。本文主要从如下四方面回顾相关文献:
第一,公司个体特征因素。在国外,早期大量相关实证研究将会计盈余、未预期盈利、公司业绩等作为“好消息”与“坏消息”的划分标准,较深入系统地探究了年报所属消息类型对年报披露及时性的影响,结果基本支持“好消息早、坏消息晚”的信息披露规律(Kross,1982;Givoly和Palmon,1982;Patell和Wolfson,1982)。AlGhanem和Hegazy(2011)研究表明,公司规模与审计报告时滞显著负相关,而行业属性、财务杠杆没有显著影响审计报告时滞。Erer和Comert(2014)考察了公司特征与年报披露及时性之间关系,结果表明高杠杆公司年报披露及时性较差,公司规模、盈利能力和行业属性并未显著影响年报披露时滞。在国内,“好消息早、坏消息晚”的信息披露规律同样存在:陈汉文和邓顺永(2004)、田稼等(2007)研究发现,非预期净利润小于零的公司倾向于延迟公布盈余报告;李维安等(2005)研究发现,公司未预期盈利越高、公司业绩越好,年报披露时滞越短;伍利娜等(2004)、齐伟山和欧阳令南(2005)、王建玲和张天西(2005)、巫升柱等(2006)、雷宇(2014)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亏损公司中,年报披露及时性更差;杜兴强和雷宇(2009)检验结果显示,在业绩差的公司中,年报披露延迟天数显著更大。关于公司规模、经营风险和资产负债率等公司特征对年报披露及时性的影响,齐伟山和欧阳令南(2005)研究发现,公司规模、经营风险与年报披露时滞显著正相关;牟涛等(2012)研究发现,资产负债率与年报披露时滞显著负相关。
第二,外部审计因素。在国外,学者们从审计意见类型、审计师变更时间和变更类型、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等外部审计因素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标准审计意见一般意味着公司业绩良好,年报质量较高,审计耗时更少,因而获得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年报披露更及时(Whittred,1980)。Ashton等(1989)、Schwartz和Soo(1996)研究结果表明,较晚发生审计师变更的公司年报审计时间更长,年报披露更不及时。Tanyi等(2010)研究发现,在自愿更换审计师的公司中审计报告时滞稍微延长,但在强制轮换审计师的公司中年报审计时间显著延长。Erer和Comert(2014)研究发现,在“国际四大”审计、标准审计意见和审计师未发生变更的公司中,年报披露更及时。在国内,关于审计意见类型对年报披露及时性的影响,伍利娜等(2004)、李维安等(2005)、齐伟山和欧阳令南(2005)、王建玲和张天西(2005)、巫升柱等(2006)、田稼等(2007)、杜兴强和雷宇(2009)等大量研究表明,被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年报披露及时性较差。然而,少量文献探究了审计师变更决策对年报披露及时性的影响:伍利娜等(2004)研究发现,当公司发生审计师变更时,管理层倾向于延迟披露年报;伍利娜和束晓晖(2006)研究发现,更换审计师时间越晚,年报披露及时性越差。
第三,公司治理因素。在国外,Charumathi和Krishnan(2011)研究发现,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者,从而有利于推动公司及时地披露年报信息。审计委员会作为公司重要的内部治理机制,对年报披露及时性具有重要影响:Puasa等(2014)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规模、非执行董事和财务专家显著提高了年报披露工作效率,增强了年报披露及时性;Abernathy等(2015)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中具有会计专业知识的专家人数与年报披露及时性存在正相关关系;Ghafran和Yasmin(2018)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主席的财务专业知识、职业经验和审计监督技能越丰富,年报审计时间越短,年报披露越及时。在国内,薛勇和徐贺(2009)研究发现,董事会规模与年报披露及时性显著正相关,独立董事比例与年报披露及时性显著负相关。修宗峰(2009)基于现金流量权的角度系统地考察了所有权结构对年报披露及时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所有权集中程度越高,年报披露及时性越好。牟涛等(2012)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年报披露越及时。梁英和李清(2014)研究发现,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均与年报披露时滞显著负相关,但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和审计委员会并没有对年报披露及时性产生显著影响。
第四,其他影响因素。在国外,学者们还从公司避税、公允价值计量和CEO职业关切等角度进行了考察。Crabtree和Kubick(2014)探究了美国公司避税行为对年报披露及时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公司避税程度越高,税收结构复杂度越高,信息风险越大,年报审计时间越长,从而导致年报披露时滞越长。Huang等(2017)以美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为实证样本,发现可验证的公允价值信息越少,年报披露时滞越长。Baginski等(2018)研究发现,当CEO较担忧公司业绩对其职业薪酬产生不利影响时,其隐瞒坏消息的动机增强,使年报披露时间相应延迟。在国内,既有文献还发现内部控制审计和社会责任等因素会影响年报披露及时性。王加灿(2015)从公司是否执行内部控制审计、内部控制审计意见类型、内部控制缺陷和内部控制缺陷整改四个方面,系统地考察了内部控制审计对年报披露及时性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未执行内部控制审计、被出具非标准内部控制审计意见、存在内部控制缺陷以及内部控制缺陷全部得到整改的公司中,年报披露时滞明显更长。王磊等(2016)基于商业伦理观和道德风险观探究了社会责任对年报披露及时性的影响,结果发现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越好的公司,年报披露越及时。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战略差异度与年报披露及时性首先,从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工作的基本程序考虑,年报披露时间主要受年报编制与审计报告两大程序的影响。因此,本文将从影响年报披露时间的两大程序入手分析战略差异度对年报披露及时性的影响机理。一是从年报编制进程层面来看,公司经济业务和交易事项的复杂程度会增加年报编制时间,从而推迟年报披露。相较于战略差异度较小的公司,在战略差异度较大的公司中,多元化的经营方式和差异化的营销战略及盈利模式不仅产生了较大规模的经济业务量,还增加了经济业务和交易事项的复杂度,这会在客观上增加年报编制工作总量,进而增加年报披露时间。二是从审计报告时间层面来看,审计报告时滞是年报披露及时性重要的影响因素(Abernathy等,2017)。基于客观角度分析,经营风险和信息风险会增加审计报告时滞,从而不利于年报及时披露。由于战略差异度越大,公司面临的经营风险与信息风险越高(王化成等,2017),这可能导致审计报告时滞越长,年报披露及时性越差。同时,复杂的经济业务和交易事项使公司发生会计差错和财务错报的概率增大,这会在客观上增加年报审计难度和审计风险,使得同等条件下审计师为提出具有合理保证的审计结论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来搜集充分的审计证据(Bentley等,2013),例如增加公司固有风险方面的评估程序、扩大实质性测试范围等,最终导致审计报告时间延长,继而使年报披露时间延长。基于主观角度分析,公司对行业法规与会计准则的执行程度能够影响审计报告时间,进而影响年报披露及时性。一方面,战略差异度较大的公司由于战略定位与行业常规战略模式偏差较大,在经营管理中缺少行业专家的经验指导,导致管理层的经营行为和投融资决策等各项活动更有可能违背相关要求(Tang等,2011)。同时,在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限度内,公司内部管理层对经济业务和交易事项在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中宜采用何种会计处理方法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他们在年报披露过程中可能会利用信息优势选择对自身有利的会计处理方法(Bentley等,2013)。另一方面,战略差异度越大,公司经营绩效波动幅度越大(Tang等,2011;陈收等,2014),这意味着管理层在日常经营管理中更难准确把握公司真实的经营业绩情况,更难选择合理的会计处理方法,因而在会计处理与年报编制过程中更容易产生有意选择或无意误用会计政策的行为。毋庸置疑,这些因素均可能导致审计师在年报审计过程中需要耗费更多时间、精力与管理层进行谈判、沟通,以处理管理层在会计政策选择上的意见和分歧,增加审计报告时间,进而增加年报披露时间。
其次,从委托代理理论角度来看,在战略信息等非财务信息自愿披露的背景下,身为“经济人”的公司管理层通常会选择披露对其有利的战略信息,对于公司的战略定位与行业常规战略模式之间存在的偏差及其可能引发的一些消极后果避而不谈,这从长远的角度而言不仅不利于投资者关系的管理与发展,还可能引发公司内部管理层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进而影响年报披露及时性。战略差异度越大,公司内部管理层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越容易产生委托代理问题。因此,战略差异度不同的公司之间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管理层代理问题,管理层在会计信息披露过程中存在代理动机,这可能是影响年报披露及时性另一深层次的原因。现有的相关研究能够为这种推断提供证据支持。例如,战略差异度越大,公司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Singh和Agarwal,2002;王化成等,2017),这为天然占据信息优势地位的内部管理层基于个人利益需求进行信息操纵提供了机会,使他们有动机通过盈余管理的方式掩盖公司真实的经营业绩(叶康涛等,2015),并择机披露年报信息,包括较少或者推迟披露“坏消息”甚至实施财务舞弊(Bentley等,2013;艾永芳等,2017),这些损害公司价值及投资者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会直接增加年报编制时间,使公司年报披露的及时性较差。
最后,从信号传递的角度来看,战略差异度的经济后果研究表明,相较于战略差异度较小的公司,战略差异度较大的公司存在如下特征: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更高(叶康涛等,2015;孙健等,2016b)、发生财务报告违规和财务欺诈行为的概率显著更高(Bentley等,2013;艾永芳等,2017)、盈余质量显著更低(叶康涛等,2014;刘行,2016)、分析师盈余预测精准度显著更低(Litov等,2012;何玉润和徐云,2017)、被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显著更高(Bentley等,2013;王百强和伍利娜,2017)。这些特征从整体上说明战略差异度越大,公司年报获得“坏消息”的可能性越大,向外部投资者传递着消极信号。因此,本文合理推测:第一,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外部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十分关注“坏消息”,“坏消息”对股价的负面影响大于“好消息”对股价的正面影响,这是管理层推迟发布坏消息的重要原因(Kothari等,2009)。在战略差异度较大的公司中,管理层在择机披露年报时可能更倾向于采取延迟披露的策略,以降低利益相关者对“坏消息”的关注度,缓解“坏消息”过度地冲击公司股票价格。第二,根据内部报告假说,管理层十分重视公司内部业绩评价(陈汉文和邓顺永,2004)。为此,在战略差异度较大的公司中,管理层为减少“坏消息”对内部业绩评价的负面影响,其延迟披露年报的动机可能更强。第三,根据经营风险理论,经营风险与年报披露时滞显著正相关(齐伟山和欧阳令南,2005),这说明经营风险是导致年报延迟披露的重要原因。研究表明,战略差异度越大,公司经营风险越高(Tang等,2011;陈收等,2014),这不仅会直接增加年报披露时滞,还可能导致公司内部管理层需要耗费更多时间来确认年报的消息类型,继而延迟披露年报。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H1:限定其他条件,战略差异度与年报披露及时性显著负相关。
(二)战略差异度、高质量审计与年报披露及时性
推进上市公司及时披露年报信息能够提高资本市场的信息有效性,促进资本市场公平竞争,投资者也可以根据及时披露的年报信息选择投资项目、甄别投资风险,进而降低投资损失,实现投资者利益保护。根据前文推理,无论从客观角度还是主观角度进行分析,上市公司战略差异度越大,年报披露越不及时,表明战略差异度对年报披露及时性产生了负向影响效应。外部审计作为上市公司重要的监督治理机制能否显著抑制这种负向影响效应?本文将基于不同的外部审计条件考察战略差异度与年报披露及时性二者之间的关系。根据现有研究,外部审计是一种有效提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和降低委托代理成本的保障机制。审计质量越高,这种保障机制所发挥的监督治理作用就越大。审计质量是审计师发现并报告被审计单位财务错报的概率,主要取决于审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具体而言,高质量审计可以通过如下两条途径抑制战略差异度对年报披露及时性的负向影响:一方面,高质量审计,如国际“四大”事务所(叶康涛等,2015;郭照蕊和黄俊,2015)和行业专长审计师(刘霞,2014),具备更丰富的审计经验、更高的执业水准和专业胜任能力,针对战略差异度较大公司复杂的经济业务和交易事项,可以更高效地搜集和分析审计证据,更有能力发现并纠正管理层在会计政策选择上的偏误以及在会计准则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从客观上有利于节约审计报告时间,进而增强年报披露的及时性。另一方面,高质量审计能够有效减少管理层与投资者之间的代理冲突(Fang和Wong,2005),降低管理层代理成本,进而促进管理层及时披露年报信息。战略差异度较大的公司存在更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问题,当管理层与投资者之间利益目标不一致时,占据信息优势的管理层有动机根据个人利益需求选择年报披露时机和披露内容。高质量审计能够直接削弱管理层的信息操纵动机,抑制管理层的盈余管理等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加快年报编制工作的整体进程。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
H2:限定其他条件,高质量审计能够抑制战略差异度对年报披露及时性的负向影响。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筛选与数据来源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为检验前文提出的假设,本文设定如下两个实证模型:
1.年报披露及时性(ALAG)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年报披露及时性(ALAG)。关于年报披露及时性的衡量方法,学术界通常采用年报披露时滞进行反向衡量,即年报披露时滞越长,年报披露越不及时。年报披露时滞的计算方法主要包括三种:一是实际披露时滞(绝对披露时滞),等于公司报告期内年报实际披露日期与上一会计年度截止日期(公历12月31日)之间间隔的实际日历总天数(王加灿,2015)。二是预约披露时滞,等于公司报告期内年报实际披露日期与年报首次预约披露日期之间间隔的实际日历总天数(谢盛纹等,2016)。三是相对披露时滞,等于公司报告期内年报实际披露日期与上一年度年报实际披露日期之间间隔的实际日历总天数(王磊等,2016)。本文采用年报实际披露时滞作为年报披露及时性(ALAG)的代理变量,在稳健性检验中采用年报预约披露时滞进行替代。
2.战略差异度(SD)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战略差异度(SD)。关于战略差异度的衡量方法,本文借鉴Tang等(2011)、叶康涛等(2014)的研究,选取反映公司战略情况的六大战略维度进行综合计算:(1)广告宣传费用投入,等于销售费用除以营业收入;(2)研发费用投入,等于无形资产除以营业收入;(3)资本密集度,等于固定资产除以员工人数;(4)固定资产更新程度,等于固定资产净值除以固定资产原值;(5)管理费用投入,等于管理费用除以营业收入;(6)财务杠杆,等于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及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之和再除以权益账面价值。这六大指标分别反映公司六个方面的战略情况,即广告宣传费用投入、研发费用投入、资本密集度及固定资产更新程度反映了公司在营销、创新与市场规模开发方面的情况;管理费用投入反映了公司在管理和组织生产经营方面的情况;财务杠杆反映了公司资本运作方式。我国上市公司较少单独披露广告宣传费用和研发费用,因而分别采用销售费用、无形资产净额作为替代。战略差异度的具体计算方法:首先,分别计算出每一家公司的六大战略维度指标值;其次,将这六大指标值分别减去各自的行业年度均值,再除以各自的行业年度标准差,然后取绝对值,以实现对六大指标值按行业年度均值进行标准化处理;最后,根据标准化后的六大指标值计算平均值,得到每一家公司的战略差异度指标。该指标的数值越大,代表公司的战略定位相对于行业常规战略模式的偏离程度越大,即战略差异度越大。
3.高质量审计(AIE)
借鉴刘霞(2014)的研究,运用行业专长审计师衡量高质量审计。具体采用“行业市场份额法”计算审计师行业专长,根据模型(3)计算出每一年审计师i在k行业中的市场份额(MSAIE),并按照MSAIE是否大于10%的标准设置审计师行业专长的虚拟变量(AIE),若MSAIE大于10%,则AIE取值为1,表示高质量审计;否则,AIE取值为0,表示低质量审计。在模型(3)中,REV表示客户的营业收入,分子表示某年度内审计师i在k行业中所审计的客户营业收入的平方根,分母表示某年度内所有审计师在k行业中所审计的客户营业收入的平方根。
4.控制变量方面
借鉴王磊等(2016)等相关研究,本文从公司特征与公司治理两大层面选取如下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资产收益率(ROA)、成长能力(GROW)、经营现金净流量(ONCF)、是否发生亏损(LOSS)、上市年数(LIST)、股权制衡度(Z)、第一大股东持股(TOP)、两职兼任情况(PART)、独立董事比例(PID)、董事会会议次数(DSH),并控制了年度变量(YEAR)和行业变量(IND)。上述变量具体定义如表1所示。
五、实证过程与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根据表2可知,2007~2016年期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及时性(ALAG)的均值、中位数、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93.372、92.000、31.000和120.000,说明上市公司年报实际披露时滞平均为93.372天、时滞最短为31天、最长达120天,不同公司之间的年报披露时滞存在较大差距,且年报披露时间在整体上呈现出“前松后紧”的分布。战略差异度(SD)的均值、标准差、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493、0.333、0.113和2.129,说明有49.3%的上市公司战略定位偏离了行业常规战略模式,且不同公司之间战略差异度的差异较明显。高质量审计(AIE)的均值为0.211,说明在本文选择的样本范围中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比例达21.1%。控制变量的统计结果均符合理论预期。
(二)单变量分析与主要变量相关系数
1.单变量分析。表3报告了基于战略差异度的行业年度均值进行分组的变量均值与中位数差异性检验结果。从中可以看出,相对于战略差异度较小的样本公司而言,战略差异度较大的样本公司年报披露及时性(ALAG)的均值和中位数均显著更大,初步验证了假设1。此外,两组样本公司在资产负债率、资产收益率和成长能力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
2.主要变量相关系数。战略差异度(SD)与年报披露及时性(ALAG)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7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初步说明战略差异度与年报披露及时性显著负相关,但这只是简单的Pearson相关关系,我们还需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限于篇幅,本文未报告Pearson相关系数统计结果。
(三)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1.战略差异度对年报披露及时性的影响效应
表4报告了战略差异度对年报披露及时性的影响效应检验结果。根据表4可知:列(1)的结果显示,当不控制任何变量因素时,战略差异度(SD)与年报披露及时性(ALAG)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列(2)的结果显示,在控制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之后,战略差异度(SD)与年报披露及时性(ALAG)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模型的拟合优度由0.58%上升为2.83%;列(3)的结果显示,当加入其他控制变量之后,战略差异度(SD)与年报披露及时性(ALAG)依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列(4)的结果显示,当对所有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在公司层面进行聚类调整(Cluster)之后,战略差异度(SD)与年报披露及时性(ALAG)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列(5)是对战略差异度(SD)进行行业年度均值调整,并对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在公司层面进行聚类调整(Cluster)之后的检验结果,从中可以发现,战略差异度(SD)与年报披露及时性(ALAG)依然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上述结果说明,随着上市公司战略差异度的增加,年报披露时滞将逐渐延长,年报披露及时性下降,即战略差异度与年报披露及时性显著负相关,从而假设1获得验证。
2.高质量审计对战略差异度与年报披露及时性关系的调节作用
表5报告了高质量审计对战略差异度与年报披露及时性关系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从分组回归结果来看,在高质量审计组中,战略差异度(SD)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但在低质量审计组中,战略差异度(SD)的回归系数为1.85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从全样本回归结果来看,战略差异度与高质量审计的交互项(SD×AIE)的回归系数为-2.562,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上述结果说明,战略差异度较大的上市公司聘请具有行业专长的高质量审计师,有利于抑制战略差异度与年报披露时滞之间的正向关系,即高质量审计能够显著抑制战略差异度对年报披露及时性的负向影响,从而假设2获得验证。
(四)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检验
第一,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本文设定的模型可能存在遗漏变量问题,为控制因遗漏变量产生的内生性影响,我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构建配对样本进一步检验。根据战略差异度(SD)是否大于其行业年度均值的标准划分处理组和控制组,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计算倾向得分,以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资产收益率(ROA)、成长能力(GROW)、经营现金净流量(ONCF)、上市年数(LIST)、股权制衡度(Z)、第一大股东持股(TOP)、独立董事比例(PID)、董事会会议次数(DSH)、年度变量(YEAR)和行业变量(IND)作为匹配变量,按最邻近匹配原则进行1:1配对,结果发现,匹配变量的标准偏差绝对值(Bias)最大为3.3%,年报披露及时性(ALAG)的平均处理效应(ATT)所对应的T值为2.65,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相较于战略差异度较小的公司,战略差异度较大的公司年报披露时滞更长,年报披露及时性更差。如表6所示,PSM配对样本的检验结果显示,战略差异度(SD)与年报披露及时性(ALAG)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且这种正相关关系只在低质量审计组中显著存在,与前文研究结论一致。
第二,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回归。上一年度的战略差异度可能会影响公司当年的年报披露时间。为此,本文将滞后一期的战略差异度(LSD)代入模型中进行重新回归,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可以发现,滞后一期的战略差异度(LSD)的回归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且这种正相关关系只在低质量审计组中显著存在,与前文研究结论一致。
2.其他稳健性检验
第一,替换年报披露及时性的衡量方法。一方面,借鉴谢盛纹等(2016)的研究,采用年报预约披露时滞的虚拟变量RLAG_0和RLAG_7衡量年报披露及时性。年报预约披露时滞等于公司报告期内年报实际披露日期与年报首次预约披露日期之间间隔的实际日历总天数。RLAG_0表示预约披露时滞大于0时取1,否则取0。RLAG_7表示预约披露时滞大于7时取1,否则取0。另一方面,借鉴王加灿(2015)的研究,利用基于年报披露及时性(ALAG)行业中位数设置的虚拟变量ALAG_D(若大于行业中位数取1,否则取0)衡量年报披露及时性。将RLAG_0、RLAG_7和ALAG_D分别替换模型(1)中的ALAG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7中列(1)、列(2)和列(3)所示,与前文研究结论一致。
第二,替换战略差异度的衡量方法。一方面根据分位数法将战略差异度等分10组和5组,第1组取值为1,以此类推,形成战略差异度的离散变量,记为SD10、SD5;另一方面借鉴Tang等(2011)的研究,剔除以销售费用和无形资产替代计算的广告宣传费用投入、研发费用投入指标之后重新计算战略差异度,记为SD4。将SD10、SD5和SD4分别替换SD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7中列(4)、列(5)和列(6)所示,与前文研究结论一致。
第三,替换高质量审计的衡量方法。借鉴刘霞(2014)的研究,采用基于客户总资产计算的行业专长审计师变量衡量高质量审计,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8中列(1)、列(2)和列(3)所示。从中可以发现,在低质量审计组中,战略差异度(SD)与年报披露及时性(ALAG)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但这种正相关关系在高质量审计组中不存在,且交互项(SD×AIE)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与前文研究结论一致。
第四,分位数回归。相较于OLS回归方法,分位数回归不易受极端值的干扰,得到的估计结果能更准确地刻画不同分位水平下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借鉴王化成等(2017)的研究,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8中列(4)、列(5)和列(6)所示。从中可以发现,在中位数和75%分位数上,战略差异度(SD)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前文研究结论一致。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选取2007~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战略差异度与年报披露及时性之间关系,并进一步检验高质量审计在两者关系中发挥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战略差异度与年报披露及时性显著负相关,说明上市公司的战略定位相对行业常规战略模式的偏离程度越大,年报披露时滞越长,管理层延迟披露年报信息的可能性越大。(2)高质量审计显著抑制了战略差异度对年报披露及时性的负向影响,说明高质量审计有利于约束管理层的盈余管理等机会主义行为,减少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冲突,进而增强年报披露及时性。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得出如下启示:一是相关监管部门可以根据上市公司的战略定位与战略模式进一步完善年报披露机制,加大对战略差异度较大的上市公司年报披露行为的监督力度。例如,在年报预约披露制度的具体执行中,针对年报预约披露时间的变更应当要求同时披露详细的变更原因,并提高管理层的违约成本。二是战略差异度较大的上市公司可以聘请具有行业专长的高质量审计师进行年报审计,以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冲突,减少管理层实施盈余管理等机会主义行为,进而缓解战略差异度对年报披露及时性的负向影响。
Listed Company’s Strategic Difference, High-Quality Audit and the Timeliness of Annual Report Disclosure
LIU Qi, LUO Zhong-lian
(责任编辑 周愈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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