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9-10-25 作者:黄丹, (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成都611130) 作者简介:黄丹(1989—),女,四川崇州人,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博士生 逯东, (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成都611130) 杨丹 (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成都611130) HUANG Dan, Lu Dong, Yang Dan
[大]
[中]
[小]
摘要:
近年来,学者们逐渐开始认识到非正式制度(包括文化、宗教等)对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并进行一系列的相关研究(Allen等,2005)。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型期的新兴市场国家,正式制度(如法律)的制订和执行尚不完善,长期历史发展中积累下来的宗教、文化、习俗、惯例等非正式制度可能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陈冬华等,2013)。因此,当我们试图理解中国种种社会、经济问题时,从文化信仰、宗教伦理等非正式制度出发,探寻市场经济的道德和伦理基础,可能更具现实意义(韦森,2002)。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的非正式制度中,佛教文化作为一种外来文化,通过长期与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相互冲突与融合,在我国社会、经济、文化领域均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中国,以佛教文化作为切入点,来考察当前非正式制度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公司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已有相关研究表明宗教影响公司行为的路径主要有社会规范和风险态度两条,但鲜有文献基于宗教教义来探究其传达的精神特质是否以及如何具体影响公司行为,并最终清晰展现宗教文化对公司价值的作用途径。佛教是以追求超越迷妄、烦恼、痛苦和生死的解脱之道为核心的宗教思想体系(方立天,2004)...
近年来,学者们逐渐开始认识到非正式制度(包括文化、宗教等)对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并进行一系列的相关研究(Allen等,2005)。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型期的新兴市场国家,正式制度(如法律)的制订和执行尚不完善,长期历史发展中积累下来的宗教、文化、习俗、惯例等非正式制度可能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陈冬华等,2013)。因此,当我们试图理解中国种种社会、经济问题时,从文化信仰、宗教伦理等非正式制度出发,探寻市场经济的道德和伦理基础,可能更具现实意义(韦森,2002)。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的非正式制度中,佛教文化作为一种外来文化,通过长期与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相互冲突与融合,在我国社会、经济、文化领域均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中国,以佛教文化作为切入点,来考察当前非正式制度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公司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已有相关研究表明宗教影响公司行为的路径主要有社会规范和风险态度两条,但鲜有文献基于宗教教义来探究其传达的精神特质是否以及如何具体影响公司行为,并最终清晰展现宗教文化对公司价值的作用途径。佛教是以追求超越迷妄、烦恼、痛苦和生死的解脱之道为核心的宗教思想体系(方立天,2004)。在人生解脱终极目标的指引下,佛教的“人生解脱论”和“因果报应论”所暗含的“克己”观念可能潜在地影响着公司行为。具体而言,这种“克己”观念可能发挥着两方面作用:一方面,“克己”强化了道德
综上,本文试图基于中国社会特殊的文化背景,围绕佛教教义所传达的“克己”观念,分别讨论佛教文化对公司内部控制和创新活动的作用,并进一步以此作为影响路径,探究佛教文化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第一,基于企业层面的数据,综合考察了佛教“克己”观念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发现佛教文化会积极影响企业守规则的行为(即内部控制),但也会消极影响企业的创新行为;第二,基于佛教文化的双刃剑作用,进一步验证了佛教文化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佛教文化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路径;第三,本文的研究结论并不完全支持Weber(1905)关于“宗教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论断,表明对于中国非正式制度作用的相关理论讨论,需要基于中国的经验证据做全面分析;第四,在当前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本文研究从佛教文化这一非正式制度视角切入,为如何突破现有的经济发展瓶颈、实现企业价值增值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佛教文化与公司行为
现有社会学研究表明,社会文化理念会深深烙印在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中,影响着人们的行为(Schwartz,1994)。公司行为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特定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不可避免带有身处其中的社会文化的痕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赵朴初,1995),其所传达的精神特质也可能会在中国公司的各类行为中有所体现。
但是,任何事物的影响都具有两面性。佛教“克己”观念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公司行为。
一方面,佛教“克己”观念会让人更遵守组织规则和秩序,让公司的内部控制更能有效执行。内部控制是组织为了降低内部各层级代理问题而建立的一套风险控制机制(丁友刚和胡兴国,2007),其目标在于通过代理人受托责任的有效履行以实现企业价值提升。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我们可以将内部控制这一企业内部的游戏规则理解为一个制度体系,由正式规则(内部控制相关规章制度)、非正式规则(文化观念、传统和习俗)以及实施机制三部分构成(郑石桥和郑卓如,2013)。其中,正式的内部控制规章制度仅提供了内部控制意愿制度供给,其实际制度供给(即执行效果)还取决于文化观念、传统习俗等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协调程度(郑石桥和郑卓如,2013)。在我国,企业正式的内部控制制度日趋完善(逯东等,2013),内部控制质量高低很大程度上会受到非正式制度与内部控制正式制度之间契合性的影响。而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佛教文化中“克己”观念着重强调的道德修持、恪尽职守,本质上与内部控制所倡导的有效执行理念是一致的。这意味着,在佛教“克己”观念的引导下,公司内部各级参与主体将会表现出较强的岗位职责一致性,相应的各层级代理问题能得到有效控制,内部控制得以有效执行。由此,我们认为,在佛教文化影响较大的地区,佛教“克己”观念应该会强化内部控制的有效执行,进而提高内部控制质量。
假设1:公司受佛教文化影响越大,其内部控制质量越高。
假设2:公司受佛教文化影响越大,其创新水平越低。
(二)佛教文化与公司价值
前述分析表明,佛教文化影响的存在,一方面可以促进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但另一方面也很可能削弱公司创新。同时,现有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和创新均有助于公司价值。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两类活动出发来理解佛教文化对于公司价值的影响:一方面,佛教文化积极影响着内部控制质量,进而可以正向作用于公司价值;另一方面,佛教文化的影响削弱了公司创新活动,进而可能负向作用于公司价值。那么,围绕内部控制和创新活动这两条影响路径,佛教文化的影响究竟是提高还是降低公司价值呢?
事实上,不同类型的企业对于内部控制和创新活动有着不同的偏重程度,尤其表现在高新和非高新技术这两类企业的差异中。具体表现为:(1)在高新技术企业中,创新是其生存和发展的持久动力,也是其竞争力的源泉(李春涛和宋敏,2010)。相较于内部控制带来的价值提升,这类企业的价值增加可能更多源于持续不断的创新活动,因此,对高新技术企业而言,佛教文化通过对公司创新活动消极影响的这一路径对公司价值的作用可能更大,意味着佛教文化的影响可能负面作用于公司价值。(2)在非高新技术企业中,创新活动并非是其价值增长的唯一关键点,内部控制所倡导的内部管理和风险控制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哪一类活动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更大难以判定。因此,佛教文化的影响对于高新和非高新技术这两类企业的公司价值的作用很可能存在差异。
综上,通过将公司区分为高新技术企业和非高新技术企业这两类,我们提出研究假设3:
假设3:高新技术企业所受佛教文化影响越大,其公司价值越低;且佛教文化对高新和非高新技术这两类企业的公司价值的作用存在显著差异。
(一)样本与数据
(二)模型构建与相关变量定义
为了检验假设1,本文构建了回归模型(1)。
为了检验假设2,本文首先以创新投入为因变量来构建回归模型(2)。
考虑到上市公司披露研发支出数据时可能存在自选择问题,仅用OLS估计模型(2)可能使得回归结果存在偏误。为排除选择性偏差问题对研究结论的潜在干扰,本文同时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估计模型(2)。根据Heckman两阶段模型的基本思想,我们构建第一阶段回归模型(3)。
其中,因变量Disclosure表示公司是否披露研发支出数据。当公司在董事会报告、现金流量表附注或者开发支出中披露研发支出数据时,Disclosure取1,否则取0。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提高Heckman两阶段模型估计的有效性,借鉴Jones(2007)的方法,本文在模型(3)中引入公司信息不对称程度(Volatility)、信息披露的专用成本(IPP)、外部融资需求(FNEED)以及财务报表信息含量(BM)四个变量作为排他性限制(Exclusion Restriction)。其他变量定义同前。我们根据模型(3)计算得到IMR,并将该指标纳入模型(2)以控制研发支出的自选择偏差问题。
为进一步检验假设2,本文同时以创新产出为因变量,构建回归模型(4)。
为检验假设3,本文构建回归模型(5)。
其中,因变量为托宾Q值的自然对数。考虑到上市公司非流通股的转让价格与净资产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苏启林和朱文,2003),我们以每股净资产作为非流通股的近似“价格”,将托宾Q值定义为(流通股股数×每股股价+非流通股股数×每股净资产+负债账面价值)/总资产,设为Q。主要考察变量为佛教文化影响(Rel),定义同前。另外,为检验佛教文化影响在高新技术和非高新技术这两类企业中的差异,也引入是否高新技术企业(D_tech)与佛教文化影响(Rel)的交互项(D_tech×Rel)。此外,我们还控制了其他可能会影响公司市场价值的因素(Bai等,2004;Durnev和Kim,2005;Isidro和Sobral,2014)。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借鉴Bhagat和Jefferis(2005),主要采用Bootstrap自取抽样200次来计算估计参数的t值。该技术不仅可以处理样本存在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题,还可以放松统计推断对正态性假设的依赖性,进而有助于提高估计准确性。
主要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二)回归分析
1.佛教文化与内部控制
表3报告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其中,考察变量佛教文化影响(Rel200和Rel300)均与内部控制质量(IC)
显著正相关,表明佛教文化影响越大,其内部控制质量越
高。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1,说明佛教文化所传达的“克己”
观念强化了道德修持以及恪尽职守的重要性,其影响越大,
越能促进公司内部控制的建设和执行。
2.佛教文化与创新活动
表4考察了佛教文化对公司创新投入的影响。考虑到公司披露研发支出时存在自选择问题,为了避免选择性偏差对回归结果的潜在干扰,本文同时使用OLS和Heckman两阶段方法估计模型(2)。可见,佛教文化影响(Rel200和Rel300)均与创新投入(RD)显著负相关,该结果支持了假设2。表5考察了佛教文化对创新产出的影响。与以创新投入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类似,佛教文化影响(Rel200和Rel300)均与创新产出(Patent)显著负相关,进一步支持了假设2。
综合表4和表5的回归结果,表明佛教文化对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均有负面影响,从而有效验证了研究假设2,即公司受佛教文化影响越大,其创新水平越低。
3.佛教文化与公司价值
进一步,为了验证佛教文化是通过内部控制、创新活动等公司行为对公司价值施加影响的,借鉴Baron和Kenny(1986)、温忠麟等(2004)的方法,本文对内部控制、创新活动进行了中介效应检验。鉴于假设1、假设2和假设3客观上已完成了中介效应检验的第一步和第二步,在此,本文将内部控制质量(IC)和创新活动(RD或Patent)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5)并重新回归,实现中介效应检验的第三步,回归结果见表7。在分别以创新投入(RD)、创新产出(Patent)作为创新活动变量的情况下,佛教文化影响(Rel200和Rel300)、内部控制质量(IC)、创新投入(RD)的系数均显著,表明佛教文化影响对公司价值的作用部分是通过内部控制和创新活动实现的。另外,表8提供了内部控制和创新活动中介效应的Sobel检验,结果表明内部控制和创新活动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
本文还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1)以每股股价近似作为非流通股的“价格”,重新定义托宾Q值,即(流通股股数×每股股价+非流通股股数×每股股价+负债账面价值)/总资产,再次检验假设3;(2)考虑到我国资本市场有效性不足这一情况,使用市场指标托宾Q值衡量公司价值可能有所偏颇,采用会计业绩指标(ROE)来度量公司价值重新检验假设3;(3)以公司注册地所在省的佛教活动场所的数量,重新构造省级层面佛教文化影响变量(Temple)来检验所有研究假设;(4)为排除D_tech的潜在干扰,在模型(1)、(2)、(4)中加入D_tech变量并重新检验假设1和假设2;(5)以内部控制缺陷数量(Deficiency)作为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度量指标,使用Poisson模型重新检验假设1;(6)鉴于Bootstrap方法自取抽样50~200次是较为恰当的,分别采用Bootstrap自取抽样50次和100次重复上述所有检验;(7)采用经过RobustStandardError修正后的t值进行显著性检验分析;(8)采用经过ClusteredStandardError修正后的t值进行显著性检验分析。在上述所有稳健性检验中,主要结论未发生改变。
本文基于中国社会特殊的文化背景,围绕佛教教义所传达的“克己”观念,讨论了佛教文化如何作用于公司行为进而影响公司价值,研究发现:(1)在佛教“克己”观的影响下,一方面,“克己”所强调道德修持与恪尽职守积极地影响了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另一方面,“克己”所传达出的“无为”思想,也会消极地影响公司创新行为,具体表现为较少的研发投入和较少的专利申请。(2)佛教文化对不同类型企业的价值的作用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在创新占主导的高新技术企业中,佛教文化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负面作用;但在创新相对不重要的非高新技术企业中,佛教文化对公司价值的作用不明显。
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佛教文化有利于组织更遵守规则,降低组织成本;但也会削弱组织的创新能力,对经济发展可能产生不利影响。尤其在当前主要发达国家经济普遍停滞,而我国也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的重要时期,如何突破现有的经济发展瓶颈,创新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在考察各种正式制度的同时,还应该正确认识各种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启示,即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应客观看待,既要看到其积极意义,也要看到其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不宜片面夸大或否定。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