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9-10-25 作者:陈骏, (南京审计大学会计学院,南京211815) 作者简介:陈骏(1978—),男,江苏泰州人,副教授,博士; 朱晨曦 (南京审计大学会计学院,南京211815) CHEN Jun, ZHU Chen-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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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证监会与财政部联合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21号——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一般规定 (2014)》明确要求上市公司披露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价结论,对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仅要求披露是否发现重大缺陷。该项制度凸显了监管层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关注,也对董事长与总经理的财务专长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已有文献发现,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的结构与财务专长 (Krishnan,2005;Goh,2009;Hoitash等,2009;Guo等,2016)、高管团队的激励 (Jha等,2010;Henry等,2011;Balsam,2014;逯东等,2014)、高管团队的个人特征 (Li等,2010;池国华等,2014;陈汉文和王韦程,2014a;Lisic等,2016)等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具有显著影响。上述研究虽已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但对我国的制度文化背景关注不够。我国传统观念表明“一把手”在组织运作中的主导作用远超组织其他成员,因而在内控研究中应重点关注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两位“一把手”对内部控制的重要影响。从管理实践层面看,虽然《公司法》以及财政部和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明确了董事长与总经理对公司内部控制的责任,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受到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使得二者职责界限模...
证监会与财政部联合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21号——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一般规定 (2014)》明确要求上市公司披露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价结论,对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仅要求披露是否发现重大缺陷。该项制度凸显了监管层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关注,也对董事长与总经理的财务专长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已有文献发现,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的结构与财务专长 (Krishnan,2005;Goh,2009;Hoitash等,2009;Guo等,2016)、高管团队的激励 (Jha等,2010;Henry等,2011;Balsam,2014;逯东等,2014)、高管团队的个人特征 (Li等,2010;池国华等,2014;陈汉文和王韦程,2014a;Lisic等,2016)等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具有显著影响。上述研究虽已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但对我国的制度文化背景关注不够。我国传统观念表明“一把手”在组织运作中的主导作用远超组织其他成员,因而在内控研究中应重点关注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两位“一把手”对内部控制的重要影响。从管理实践层面看,虽然《公司法》以及财政部和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明确了董事长与总经理对公司内部控制的责任,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受到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使得二者职责界限模糊。那么,究竟“谁”是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的“一把手”?本文将研究对象设定为两位“一把手”,实证检验“一把手”的财务背景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并尝试区分董事长与总经理二者作用机理的差异。
本文以2007~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一把手”的财务背景确实改善了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水平,两位“一把手”中董事长的财务背景对内控有效性的影响不显著,而总经理的财务背景对内控有效性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具体而言,上市公司聘任具有财务背景的总经理,其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数更高,存在内控缺陷和发生财务报表重述的可能性更低。本文进一步检验了高管变更所导致的财务背景变化,结果表明,与董事长变更不同,新任命具有财务背景的总经理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内部控制整体有效性,但影响是短期和暂时性的,其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提升可能是长期的,该结果为本文的研究假说提供了更进一步的经验证据支持。本项研究的贡献在于: (1)从内部控制框架的内部环境要素出发,研究“一把手”的财务背景如何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的问题,丰富了高管个人特征对内部控制有效性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 (2)将高层梯队理论的研究拓展到了公司治理的实质性层面,丰富了高层梯队理论的研究文献; (3)从“一把手”的视角展开,尝试区分董事长与总经理在企业内部控制构建和运行中发挥的作用,这将为我国企业选拔和聘任管理者提供决策参考。
良好的公司治理是构建有效内部控制的基石,这已成为学界和业界的共识,围绕公司治理中董事会与经理层对内控有效性影响的研究也不断涌现。本文将主要从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的构成、总经理和财务总监的选聘与激励、管理团队特征等三个角度对文献进行梳理。
(一)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的构成
早期关于公司治理对内部控制影响的文献主要聚焦于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的构成特征方面。Krishnan (2005)以SEC规则 (1999)生效前更换审计师的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所占比例与内部控制问题的发生率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此后的研究主要基于SOX法案实施的背景展开:Goh (2009)以按SOX法案302条款披露内控缺陷的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规模和董事会独立性与内部控制缺陷修复的及时性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Johnstone等 (2011)从动态视角拓展了上述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以及管理层的人员变更而产生的特征改进对内部控制缺陷的修复会产生积极影响;董卉娜和朱志雄 (2012)等也发现了类似的研究结论。上述研究结果均支持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在监督内部控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陈汉文和王韦程 (2014b)则比较了董事长和审计委员会对内部控制的影响,结果表明董事长相比审计委员会而言在公司内部控制建设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二)总经理 (CEO)和财务总监 (CFO)的选聘与激励
已有研究表明,给管理层适当的薪酬激励将有助于提升其经营管理活动的效率与效果,这种提升作用则主要来自于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改善。Jha等 (2010)比较了CEO和CFO的薪酬激励对内部控制的不同影响,研究发现CFO的薪酬激励相比CEO而言更能有效改善企业层面内部控制的质量。Henry等 (2011)进一步研究了CFO薪酬的构成要素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关系,结果表明CFO薪酬中与业绩相关的正常薪酬提高了有效内部控制的可能性。Balsam等 (2014)将研究对象扩大到整个高管团队,他们发现公司内部控制重大缺陷随着高管权益激励的增加而减少。逯东等 (2014)以及陈汉文和王韦程 (2014a)的研究也发现,对董事长和CEO的适度薪酬激励将有助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提升。
(三)管理团队特征
此外,学者们还研究了总经理和财务总监的个人特征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关系。Li等 (2010)研究发现CFO专业素养越弱的企业越可能存在内部控制缺陷,当新聘任了具有更高专业水平的CFO后,审计师对内部控制缺陷的意见将得以改进。Lin等 (2014)调查结果表明,美国公司CEO权力越大则越可能出现内部控制重大缺陷。Lisic等 (2016)的研究发现,随着CEO权力增强,审计委员会具有的财务专长与内部控制缺陷发生可能性之间的负相关关系逐渐消失。Chen等 (2014)的研究认为过度自信的经理人更可能导致无效的内部控制,也不太可能消除因无效内控而导致的无效率投资、低效率运营和低质量财务报告。池国华等 (2014)以及陈汉文和王韦程 (2014a)的研究发现,在我国上市公司中,董事长、监事会主席、CEO和CFO等的个人背景特征与内部控制有效性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且不同高管成员的影响存在差异。
(四)文献述评
上述研究从公司治理层面探讨了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因素,提供了较为丰硕的经验证据,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内部控制环境要素中最高管理层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作用机理。然而,此类研究主要关注审计委员会、总经理、财务总监的构成、选聘、激励与特征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未能较好地反映我国的制度文化背景。一方面,我国企业的两位“一把手”在构建有效内部控制中发挥的主导作用不容忽略;另一方面,两位“一把手”的内控责任界限模糊不清,亟需区分。国内外文献中都已发现高管财务背景是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选择从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财务背景视角出发展开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研究,尝试回答企业“一把手”的个人特征是否影响了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以及究竟“谁”是我国企业内部控制“一把手”的问题。
(一)管理者背景特征对内部控制有效性影响的理论分析
学术界与实务界早已认识到组织内部环境在内部控制建设与实施过程中的重要性。COSO报告中明确指出控制环境是内部控制的其他所有构成要素的基础。我国财政部等五部委发布的内控规范也认为内部环境是企业实施内部控制的基础。上述两类报告均进一步强调了构建良好的组织内部环境关键在于企业最高管理层,明确了董事会和经理层在内部控制环境中应承担的职责和发挥的作用,指出组织最高管理层对内部控制的态度理念与能力经验,将影响组织的行为架构、目标设定与风险评估方式,也将影响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以及内部监督行为。可见,最高管理层对于一个组织构建和推动有效内部控制的重要性。那么,企业最高管理层是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的?
Hambrick和Mason (1984)提出的“高层梯队理论”(UpperEchelonsTheory)认为,作为战略的决策者,高层管理团队的认知能力、感知能力和价值观等心理结构决定了其对相关信息的解释与判断,进而影响企业战略选择、管理行为与经营业绩。然而,高管团队心理结构难以实际观测和客观度量,因此学者提出可以通过高管的人口背景特征,比如年龄、性别、任期、学历、职业背景、个人经历和信仰等,间接地衡量管理者的心理结构,并考察其对企业行为与业绩的影响。大量的经验研究为此提供了证据支持,比如Certo等 (2006)、Carmeli等 (2009)、姜付秀等 (2009)、李焰等 (2011)探讨了管理者背景特征对企业投资及经营业绩的影响;Bantel和Jackson (1989)、Camelo—Ordaz等 (2005)检验了管理层团队年龄、任期和教育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Peng和Wei (2007)、何威风和刘启亮 (2010)、Lin等 (2014)和池国华等 (2014)考察了管理层的性别、年龄、教育等对企业财务报告行为和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
从“一把手”的角度分析,影响内部控制的路径可以概括为两方面:一是管理者的决策判断会影响内部控制的设计合理性;二是管理者的行为模式会影响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具体而言,“一把手”为企业内部控制做出相关决策,包括确立组织架构、分配权力与责任、制定为确保管理层指令有效执行的内部控制相关制度等,这些必要的流程与技术支持,为组织提供了清晰的责任归属与信息流通,也直接决定了企业内部控制设计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一把手”的行为模式也会影响组织中其他成员的行为模式选择,并影响组织内部控制的有效运行。管理者的经营理念、个人行为风格、应对风险的态度等因素,通过指令、行动和行为确立组织的“高层基调”,形成组织的道德价值观,以及对员工期望行为的共同理念,从而确保内部控制体系持续有效运行。上述管理者背景特征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的传导机制如图1所示。
(二)我国特殊的制度文化背景
从组织管理实践层面来看,内部控制常被称为是“一把手工程”,然而“一把手”究竟是指公司的董事长还是总经理,尚不得而知。我国的《公司法》以及财政部和证监会的相关规定虽已明确了由董事长领衔的董事会与由总经理领衔的经理层各自在公司运营和财务报告等方面内部控制职责范围之所在,但由于公司性质不同、股权结构不同、个人资历阅历不同等原因,加之法律规章所具有的契约不完备性,董事长与总经理的工作难免因存在交集而产生矛盾。因而,有必要从“一把手”的层面,尝试区分董事长与总经理对内部控制有效性影响的差异。
(三)研究假说的提出
在内部控制的制度背景下,监管者要求上市公司定期披露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相关报告,因此对企业高管层所具有的财务专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Cullinan和Roush (2011)研究发现,SOX法案的颁布导致上市公司新任命的具有财务经历CEO的比例从15.48%提高到33.33%。姜付秀等 (2012)的研究显示,2003~2010年间我国上市公司中具有财务经历CEO的比例保持了5%以上的增长率。可见,随着内部控制外部监管环境的强化,企业对具有财务背景管理者 (尤其是“一把手”)的需求也增强了,财务背景将有助于管理者更好地履行其构建良好内部控制的责任。
首先,“一把手”的财务背景使其能更好地理解内部控制对组织内部管理和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并将组织的内部控制相关工作置于更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其次,财务背景使“一把手”更有能力通过自身的知识和经历,做出有利于内部控制顺利实施的决策判断,诸如组织架构和权责分配、内控关键岗位的人员选聘等,为构建有效内部控制奠定基础;最后,“一把手”的财务行为以及其对风险和内部控制的意识、态度与立场,将形成内部控制环境的“高层基调”,影响组织内其他成员的行为。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一把手”的财务背景将更有利于内部控制合理设计与有效运行,因此本文提出假说1。
假说1:限定其他条件,公司“一把手”具有财务背景,内部控制有效性水平更高。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董事长与总经理中究竟“谁”是企业内部控制的“一把手”?我国《公司法》对董事会和总经理的职权行使做出了明确规定:总经理对于公司的管理机构设置和基本制度制定进行提议和拟订,最终决定权在董事长主导的董事会;同时,总经理在董事会确立的基本管理制度之下,负责制定公司运作的具体规章制度。具体而言,董事长负责董事会的日常运作,并不参与企业具体的经营管理活动;总经理负责拟订公司机构设置和基本管理制度,并制定具体规章,其行使的职权更可能对内部控制设计与运行有效性产生直接影响。董事长与总经理承担的职权不同,因而二者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也将不同。相比较而言,总经理在组织内部控制构建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积极和实质性的作用,其是否具有财务背景也将更可能影响到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于是,可以推断出假说2。
假说2:限定其他条件,公司“一把手”中总经理比董事长具有财务背景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更显著。
(一)模型设计
为检验本文的研究假说,我们根据已有文献设计如下多元回归模型:
自变量 (MGT_FIN)衡量“一把手”的财务背景。该变量的设定参考了姜付秀等 (2012)的方法,手工查阅了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个人简介,若简介中提及其职称为“高级会计师”、“中级会计师”、“会计师”或“高级审计师”等,或者简介中提及其曾从事或担任过涉及“会计”、“审计”、“财务”等工作,则认为其具有财务背景。根据研究假说,我们预期具有财务背景“一把手”的公司其内控指数更高,更少可能存在内控缺陷和发生财务报表重述。
本文还根据已有的内部控制研究文献 (陈汉文和王韦程,2014a;池国华等,2014;逯东等,2014),控制了企业自身的经济因素 (公司规模、盈利能力、负债水平、成长性、公司年龄、是否并购等)和公司治理因素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两职合一、独立董事占比、是否四大审计、实际控制人性质等)。同时还控制了年度和行业差异对内控有效性的影响。
具体变量定义情况见表1。
(二)样本选择
本文的内部控制数据来源于深圳迪博公司 (DIB)的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财务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高管财务背景数据根据上市公司披露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个人简介手工收集。此外,本文还对数据进行了如下筛选: (1)剔除金融类公司; (2)剔除ST公司; (3)剔除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获得观测值8 134个。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缩尾处理。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二)相关系数分析
表3列示了模型中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Pearson与Spearman相关系数结果表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衡量指标之间存在较高的一致性,存在内部控制缺陷和发生财务报表重述的公司,内部控制指数更低。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标与“一把手”财务背景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不显著。董事长具有财务背景与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标之间的关系不一致,虽更少披露内控缺陷,但是内控指数显著更低且更可能出现财务报表重述;而总经理具有财务背景的公司更少地披露内控缺陷,具有更高的内控指数,且发生财务报表重述的可能性也显著更低。不难发现,“一把手”的财务背景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具有差异,这初步支持本文对“一把手”加以区分的研究思路。
(三)分组差异检验
为更好地理解高管财务背景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我们根据内部控制有效性的高低进行了分组的均值与中位数差异检验 (见表4),该检验结果与表3的相关性分析保持一致。根据“一把手”是否具有财务背景分组,两组内部控制有效性的三类指标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是由于董事长与总经理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不同所致。具体而言,董事长具有财务背景并没有显著改善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内部控制缺陷的均值略低、内部控制指数的中位数略高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而内部控制指数的均值却显著更低,财务报表重述发生的可能性也更高。从总经理财务背景的分组差异检验看,总经理具有财务背景的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更少,内部控制指数更高,财务报表发生重述的可能性显著更低。这一检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董事长与总经理的财务背景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存在差异,总经理具备财务背景能够改善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四)回归结果分析
列 (1) ~ (3)的结果,“一把手”具有财务背景能对内部控制有效性产生一定影响,支持假说1,即发生内部控制缺陷的可能性显著更低,且更高的内部控制指数和更少出现财务报表重述,但后两者不显著,其可能的原因在于两位“一把手”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存在差异。列 (4) ~ (6)中董事长的财务背景对内部控制缺陷和内部控制指数的影响均不显著,反而更可能出现财务报表重述;而总经理的财务背景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三类指标均在不同程度上显著,与预期结果一致,具体而言,总经理具有财务背景时,公司更少可能性存在内控缺陷和发生财务报表重述,内控整体有效性水平也更高,支持假说2。表5中PANEL B对列 (4) ~ (6)中CHAIRMANFIN和CEOFIN回归系数的差异进行了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除内部控制缺陷以外,总经理具有财务背景对内部控制指数和财务报表重述的影响均显著高于董事长财务背景产生的影响,进一步支持了假说2。其他控制变量与同类研究基本保持一致。
(五)进一步检验:高管变更的视角
为进一步检验高管财务背景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本文考虑了高管变更所产生的影响,即董事长或总经理发生更替也会导致相应的财务背景发生变化。本文进一步筛选了研究样本,仅保留了董事长或总经理发生变更的公司,考察了新任“一把手”的财务背景能否改善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考虑到内部控制构建是一项长期工程,“一把手”财务背景的变化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效果可能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而在研究设计中,我们检验了包括高管变更当年在内连续三年的数据,回归结果分别见表6、表7和表8。
从连续三年的检验结果来看,新任董事长具有财务背景并未对内部控制有效性产生实质性影响,除变更当年董事长财务背景的变化对内部控制缺陷和内部控制指数的回归系数符号与预期相符但不显著,其他回归系数的符号均与预期相反,可见从短期和长期来看,前任董事长不具有财务背景的公司,新任具有财务背景的董事长并未改善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对于总经理而言,变更当年的影响最为显著 (见表6),总经理财务背景的变化对内部控制缺陷发生可能性的回归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对内部控制指数的回归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变更后第一年 (见表7),内部控制指数的系数显著为正,内控缺陷虽为负但不显著;变更后第二年 (见表8),内控缺陷和内部控制指数的系数均不显著。就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而言,总经理变更当年和变更后第一年,财务报表重述的系数均不显著,但符号为负与预期一致;变更后第二年,财务报表重述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财务报告内控质量有所提升。可见,新任总经理财务背景的变化对内部控制整体有效性产生的正面影响是短期性和暂时性的,原因可能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新上任的总经理由于履新伊始,有动力通过机构调整或制度规范等方式改变原有的管理格局,但往往这种效果是短暂的,公司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关键因素——控制环境 (包括组织文化、人员构成等)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故长期来看,新任总经理的财务背景对内部控制整体有效性的影响不显著。但由于其在财务方面所具有的专长,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改善产生了影响,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实质性变化经历了一个较长期的过程才得以体现。
尽管表6~8的实证结果相对较弱,但结论与表5保持一致,即董事长与总经理的财务背景对内控有效性的影响不同,这为假说2提供了进一步的经验证据。
(六)稳健性检验
为提高本文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我们对模型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具体包括: (1)考虑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情况,增加财务背景与两职合一的交乘项; (2)对控制变量采用不同的衡量方法,包括以总资产利润率衡量企业盈利能力、以销售收入年增长率衡量企业成长性、以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之比作为股权集中度的衡量指标、以是否为十大会计师事务所作为BIG4的替代变量等; (3)引入其他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控制变量,如存货占总资产的比重、是否海外上市、董监高持股比率等; (4)采用未经缩尾处理的原始数据。上述检验结果表明,基本结论保持不变。
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的推行,数据样本量增大、期间跨度拉长,将为本文后续研究提供机会与可能。此外,未来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考虑具有财务背景的高管成员的角色和比例对内部控制有效性是否产生影响以及影响的内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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