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9-10-25 作者:钱爱民,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商学院,北京100029) 作者简介:钱爱民(1970-),女,辽宁沈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 朱大鹏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商学院,北京100029) QIAN Ai-min, ZHU Da-p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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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企业财务状况与企业社会责任(CSR)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与企业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需要付出一定的财务成本,企业财务状况是其承担社会责任的决策基础。但同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具有多样性,具体包括战略动机、政治动机、利他动机、管理层自利动机等(Zhang等,2010;Shapira,2012;Du,2015)。动机的多样性使得企业财务状况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更加扑朔迷离。因此,厘清企业财务状况与社会责任之间的作用关系,有助于深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认识,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目前有关企业社会责任动机和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学者分别从微观企业层面、市场环境层面和宏观制度层面进行了探讨(肖作平和杨娇,2011;肖海林和薛琼,2014;尹开国等,2014;张川等,2014;李四海等,2015)。但是以往文献在研究企业财务绩效对社会责任的影响时主要关注企业盈利能力,使用托宾Q、资产净利率(ROA)等指标作为替代变量,没有综合考察企业的财务状况质量。企业财务状况是通过资产状况、债务风险状况、资本投入与积累状况、盈利状况以及现金流转状况等方面所揭示出来的企业基本财务状态(钱爱民和张新民,...
企业财务状况与企业社会责任(CSR)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与企业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需要付出一定的财务成本,企业财务状况是其承担社会责任的决策基础。但同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具有多样性,具体包括战略动机、政治动机、利他动机、管理层自利动机等(Zhang等,2010;Shapira,2012;Du,2015)。动机的多样性使得企业财务状况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更加扑朔迷离。因此,厘清企业财务状况与社会责任之间的作用关系,有助于深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认识,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目前有关企业社会责任动机和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学者分别从微观企业层面、市场环境层面和宏观制度层面进行了探讨(肖作平和杨娇,2011;肖海林和薛琼,2014;尹开国等,2014;张川等,2014;李四海等,2015)。但是以往文献在研究企业财务绩效对社会责任的影响时主要关注企业盈利能力,使用托宾Q、资产净利率(ROA)等指标作为替代变量,没有综合考察企业的财务状况质量。企业财务状况是通过资产状况、债务风险状况、资本投入与积累状况、盈利状况以及现金流转状况等方面所揭示出来的企业基本财务状态(钱爱民和张新民,2011)。企业财务状况不仅反映了企业经营战略的实施情况,而且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决策的重要因素。因此,针对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本文运用因子分析的方法,从
财务状况质量分析的视角探讨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动机。
本文主要的创新点和现实意义包括:(1)通过对16个财务指标进行因子分析,提炼出偿债能力、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三个因子,并分别从以上三个角度检验企业财务状况质量对社会责任决策的影响,细化了微观企业层面财务特征与社会责任关系的研究。(2)从企业财务状况质量分析的角度,进一步为企业社会责任(CSR)动机的研究提供了支持性证据(Zhang等,2010;高勇强等,2012;Lys等,2015)。(3)在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为进一步规范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动机和行为、提高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本文余下部分的安排为: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分析,第五部分是进一步检验,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研究结论与建议。
随着国家政策的出台,科研机构、社会媒体等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从2009年开始推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每年从责任管理、市场责任、社会责任、环境责任等多方面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现状和责任水平进行综合评价。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和证券时报社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研究中心成立的课题组建立了“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评价模型”,从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和官方网站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进行综合评价,每年定期发布《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研究报告》。从表1可以看出,2009年到2015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呈现逐年上升的良好态势,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积极性日益增长。
1.企业财务状况质量与社会责任动机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企业自身财务状况密切相关。财务状况质量分析涉及企业偿债能力、盈利能力、发展能力等多个维度,不同维度财务指标的组合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与能力。信息经济学学者Spence(1973)提出的信号传递理论认为,企业如果没有良好的信号作为传递载体,别人可能不知道或不相信其内部私有信息。高质量企业的管理层有动机将企业高品质的信号,如较好的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完善的内部控制及公司治理机制,及时传递给外部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企业向市场传递积极信息,有利于增强企业利益相关者的信心,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以及其他契约履行成本(Richardson等,2001;孟晓俊等,2010;Gross和Roberts,2011;Dhaliwal,2011;李姝等,2013)。而且社会回应与社会期待理论认为,企业既是经济组织,又是社会组织,在经营活动中必将受到社会的影响;企业面对社会期待,需要制定计划并采取行动进行有效回应。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对社会期待做出积极回应,向外界传递企业具备良好市场信誉和品牌形象的信号,能给企业的长期业绩和价值带来积极影响(Fombrun和Shanley,1990)。因此,为了避免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那些具备较好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的企业会尽可能通过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向外界传递经营良好的信号,将自己与财务状况较差的企业区别开来,从而吸引更加优质的资源、降低企业的契约成本。
虽然资金供给假说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拥有资源的多少(尹开国等,2014),但是由于信号传递的作用,当企业偿债能力不足时,也可能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从事慈善事业。因为企业为了发展,期望从各利益相关者获得稀缺资源和良好的经营环境(张兆国等,2013)。一方面,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可以掩盖企业当前面临的财务困境;另一方面,通过社会责任行为可以树立正面的“利他主义”企业形象,赢得各利益相关者的信赖和支持。另外,新政治经济学中的寻租理论认为企业为了获得政府的优惠政策可能会从事一系列非生产性活动。当企业财务状况不佳,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时,企业更有动机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帮助地方政府和官员实现政绩目标,从而快速、有效地赢得政府信任和好感。由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企业财务状况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具体而言,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与企业社会责任显著正相关,偿债能力与企业社会责任显著负相关。
产权性质决定了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权利”与“义务”。国有企业凭借其天生的政治关联优势,更容易获得关键性生产要素资源,从而在产品市场竞争中获得突出优势。国有企业除了享受“权利”以外,还担负着维护社会稳定、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任(林毅夫和李志赟,2004;Boubakri等,2008;姚洋和张牧扬,2013)。已有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受到更强的社会监督(姜付秀等,2014)。与国有企业不同,民营企业并非天生背负社会责任,其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更加纯粹,更多的是企业在市场经济竞争中的理性选择(史敏等,2017)。由于外界对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期望高于民营企业,因此,国有企业财务状况对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更加显著。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
H2:国有产权性质对企业财务状况与社会责任行为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3.市场地位的影响
从外部环境来看,竞争环境和制度差异是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因素。企业市场地位差异由自身产品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差异所致,并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产生重要影响。首先,高市场地位是一项可以给企业带来收益的无形资产。与市场地位较低的企业相比,具有高市场地位的企业本身拥有更高的社会认可度和企业声誉。因此,这类企业降低了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向外界传递企业良好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的意愿和需求。其次,市场地位高意味着企业在其主营产品领域的综合市场占有率高,市场竞争力强,与供应商和客户谈判具有主导地位,享受到更多的信贷优惠政策(Dowlatshahi等,1999;马黎珺等,2016),面临较小的融资约束。因此,企业较高的市场地位降低了财务状况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3。
H3:市场竞争地位对企业财务状况与社会责任行为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定义
1.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5~2014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为了考察企业财务状况对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财务状况数据取值样本区间是2005~2013年,社会责任数据取值样本区间是2006~2014年,政府补助数据取值样本区间是2007~2015年。本文剔除了金融保险类和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最终获得15 230个样本。为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主要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及公司治理数据主要来自CSMAR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本文分析工具为Stata14.0。
2.变量定义
(1)企业社会责任CSR
我们借鉴以往文献(沈洪涛等,2011;张川等,2014;陈峻等,2016)的度量方法,使用每股社会贡献值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具体计算公式为:
每股社会贡献值=(净利润+所得税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本期应付职工薪酬—上期应付职工薪酬+财务费用+捐赠+排污费及清理费)/期初和期末总股数的平均值
(2)财务状况质量分析
表2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前三个因子的累积贡献率已经达到了95.40%,可以认为前三个因子包含了16个财务指标的大部分信息含量。根据表2的载荷矩阵中划分因子类别。Factor1中速动比率、流动比率、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负债、资产负债率、长期借款占总资产比载荷最高,主要反映企业长期和短期偿债能力,即偿债能力;Factor2中资本保值增值率、总资产增长率、营业收入增长率、净利润现金净含量和现金回收率值最大,都与企业未来发展潜力有关,将其定义为发展能力;Factor3中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净利率、营业利润率、流动资产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营运资金周转率的载荷最高,主要反映企业经营活动的效果和效率,将其定义为盈利能力。
(3)其他控制变量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本文设置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企业规模(SIZE),企业规模越大,其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越强。高管薪酬(LnPAY)、董事会独立董事比例(INDR)、董事会规模(BSIZE)和股权集中度(Share)等公司治理因素也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肖作平和杨娇,2011;肖海林和薛琼,2014)。高管薪酬、董事会规模越高,企业越有动机履行社会责任且社会责任支出越多。为了控制行业特征、时间因素及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本文还控制了年度和行业变量。
各主要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3。
(二)回归模型
CONTROL+∑Year+∑Ind+ε(3)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二)相关性分析
表5报告了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右上角和左下角分别为Pearson和Spearman相关系数。从表中可以看到,CSR和Factor2、Factor3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CSR和Factor1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企业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越好、偿债能力越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越多。企业规模、董事会规模、高管薪酬、股权集中度与CSR均显著正相关,独立董事比例与CSR显著负相关,这与以往文献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此外,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不是太高,绝大部分相关系数均小于0.4,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它们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多元回归分析
表8检验了市场地位对企业财务状况与社会责任行为关系的影响。从回归结果来看,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市场地位(HHI)与偿债能力(Factor1)的交乘项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市场地位(HHI)与发展能力(Factor2)、市场地位(HHI)与盈利能力(Factor3)的交乘项系数不显著。这说明,无论企业市场地位高或低,当企业具有良好的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时,企业愿意增加社会责任支出。而市场地位对企业财务状况与社会责任行为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企业偿债能力方面。在信号传递作用下,企业期望通过社会责任行为向外界传递积极的信号,帮助企业树立良好的声誉,从而降低企业各项交易契约成本,提高企业偿债能力。对于市场地位高的企业而言,由于企业本身具有良好的社会认可度和市场竞争力,企业降低了对社会责任信号传递作用的需求以及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寻求政府保护的动机。因此,高市场地位对企业偿债能力与社会责任行为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四)稳健性检验
∑Ind+ε(4)
表11的检验结果显示,企业当期社会责任投入与下一期收到的政府补助金额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回归系数为0.434,即企业每增加一个单位社会责任投入,可以获得0.434个单位政府补助的经济收益。从企业获得政府补助的角度证明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向外界传递出企业内部融资约束和发展能力的信号。产权性质(SOE)、市场地位(HHI)与每股社会贡献值(CSR)交乘项的回归系数的t值分别是-6.96和-5.60。这说明,国有产权性质和较高的市场地位对企业社会责任投入与获取政府补助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与国有企业、市场地位高的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和市场地位低的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建立政治关联、获取政府信任和扶持的效果更加显著。
本文以我国2005~2014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研究跨期企业财务状况质量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探求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内在动机。实证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滞后一期偿债能力与当期社会责任支出显著负相关,偿债能力越低,履行社会责任支出越多,且国有产权性质和高市场地位对上述结论分别具有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上市公司滞后一期盈利能力、发展能力与当期社会责任支出显著正相关,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越好,履行社会责任支出越多,且上述结论对国有企业更加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当期社会责任支出与下一期收到的政府补助显著正相关,当期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下期获得政府补助,并且民营企业和市场地位较低的企业获益更加明显。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分别从企业、政府和社会三个层面提出推进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政策建议。首先,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其永恒的经营目标。但同时,企业也应当关注道德规范和伦理文化建设,树立正确的履行社会责任的价值理念与动机,真正履行好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第二,政府监管机构不仅需要关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数量,还需要提高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和披露信息质量的辨别能力,促使企业减少社会责任行为中的“寻租”动机。第三,充分发挥第三方机构、非营利组织和媒体的监督和宣传作用,帮助利益相关者正确评价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同时通过非正式制度中的声誉机制规范企业社会责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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