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9-11-03 作者:余怒涛1, (1.云南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昆明650221; 作者简介:余怒涛(1975-),男,新疆昭苏人,教授,博士生导师; 范书梦1, (1.云南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昆明650221; 郑延2 2.乌鲁木齐职业大学 经济贸易学院,乌鲁木齐830002) YU Nu-tao,FAN Shu-meng,ZHENG 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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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经营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那么,企业的环境保护措施是否会影响其最终目标的实现呢?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环保意识,而企业的环保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股东、代表股东利益的董事、企业管理者甚至其他利益相关者,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公司治理机制。从这个角度来说,公司治理首先决定了企业的环保意识和环保战略,进一步影响了企业的环境绩效,而企业环境绩效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与公司价值存在相关性,这一相关性有可能是环境绩效自身与公司价值的联系,也可能是公司治理通过环境绩效影响了公司价值。当然,公司治理本身也与公司价值存在着相关性。基于这样的现实,本研究拟从公司治理机制的角度出发,探讨公司治理、环境绩效和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
在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管理层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或者通过影响控股股东间接控制了企业的相关决策。或者可以说,企业管理层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相关决策,这种行为可能是管理层成员的个体行为,也可能是整个管理层的团体
行为,但不论是个体行为还是团体行为,都必然受到管理层团队的个人特质的影响。因此本研究认为,上市公...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经营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那么,企业的环境保护措施是否会影响其最终目标的实现呢?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环保意识,而企业的环保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股东、代表股东利益的董事、企业管理者甚至其他利益相关者,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公司治理机制。从这个角度来说,公司治理首先决定了企业的环保意识和环保战略,进一步影响了企业的环境绩效,而企业环境绩效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与公司价值存在相关性,这一相关性有可能是环境绩效自身与公司价值的联系,也可能是公司治理通过环境绩效影响了公司价值。当然,公司治理本身也与公司价值存在着相关性。基于这样的现实,本研究拟从公司治理机制的角度出发,探讨公司治理、环境绩效和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
在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管理层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或者通过影响控股股东间接控制了企业的相关决策。或者可以说,企业管理层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相关决策,这种行为可能是管理层成员的个体行为,也可能是整个管理层的团体
行为,但不论是个体行为还是团体行为,都必然受到管理层团队的个人特质的影响。因此本研究认为,上市公司的高管团队特征(高管团队特征的异质性和同质性)会影响管理层制定或执行决策的行为,在本研究中,具体影响的是企业的环境政策或环保策略,从而进一步影响企业的环境绩效。
自1984年高阶理论的提出,众多研究发现,管理者会因背景特征不同而具有不同的行为选择和心理特征,从而影响其决策和绩效。从这个角度来说,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能够通过高管团队的某些特征,如年龄、教育、任期和性别等预测出来(孙德升,2009)。例如,女性比男性有着更强的“道德特征”,更容易去关心别人,较少伤害别人,能够充分考虑到各方的利益相关者,更愿意履行社会责任(吴德军和黄丹丹,2013;何威风,2015)。就学历来讲,Slater和Dixon-Fowler(2010)研究表明,拥有MBA学位的CEO可以明显促进公司环境绩效的提升。此外,黄祥芳等(2015)考察了我国农业企业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任期异质性会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明显的负向影响。但由于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内容难以准确地量化,因此,目前只有小部分学者的研究涉及这一议题。
许多研究还探讨了企业环境绩效如何影响公司价值,但并没有得到统一的结论。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学派——传统成本学派和价值创造学派。以Wally和Whitehead(1994)为代表的传统成本学派认为,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会形成产品的额外成本,从而降低企业竞争力。而且,公司管理层有可能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过度投资于社会责任方面(Barnea和Rubin,2006),公司价值也许会因此而受损。相反,价值创造学派则认为加强企业的环境管理,可以成为企业的一种核心竞争力,还有利于投资者财务回报途径的改善,从而提升企业的市场价值。胡曲应(2012)认为积极开展环境管理活动可以实现环境和经济的双赢。黎文靖和路晓燕(2015)从机构投资者投资行为角度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环境绩效较好的企业有更高的超额回报。
已有研究成果表明,环境绩效方面的研究体系仍然不够成熟,关于高管团队特征与环境绩效以及环境绩效与公司价值的关系还没有得到比较统一的结论,至于不同特征的高管团队对环境绩效与公司价值两者关系的影响的研究更是缺乏。基于这样的事实,本文拟首先研究高管团队特征对环境绩效的影响,接着研究环境绩效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最后将三者结合起来,探讨高管团队特征对环境绩效与公司价值关系的调节作用,检验是否可以通过构建相对合理的高层管理团队,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公司治理与企业环境绩效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可以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加以解释。利益相关者关注企业环境绩效的动因多种多样,一个普遍存在的动因是道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企业应该在不破坏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利益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政府由于其职能和法律的规定对环境保护具有责任,近年来,随着环保意识的逐年提高,媒体、环保组织和个人也开始关注企业的环境绩效以敦促企业保护环境。除了道德因素以外,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会出于自身不同的利益去关注企业的环境绩效,例如企业周边的居民会关注企业生产是否对他们的健康和安全造成影响,企业员工会关注他们是否处于事故频发或会造成永久性伤害的工作环境,消费者会关注企业的产品是否健康、是否会对他们造成影响。此外,与企业存在经济契约关系的利益相关者同样会注重企业的环境绩效。债权人最关注的是企业的盈利稳定性,而环境事件的发生会对企业的利润产生重大的威胁(沈洪涛等,2014);机构投资者由于政府在贷款、税负方面的优惠而更关注环境绩效较好的企业(黎文靖和路晓燕,2015);对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层而言,环境绩效的提高首先是有效避免环境事件,好的环境表现能提升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影响公司价值。因此,从利益相关者理论来看,具有不同特征的企业高管会基于各自利益的考量,对企业环境绩效持不同的态度。
(一)高管团队特征与环境绩效
年龄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统计学特征。年纪较大的高管更加稳重甚至保守,更趋于规避风险,一般严格限于法律甚至道德框架内行事,因此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普遍而言,年龄大的高管在企业中身居要职的可能性更大、收入更高。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当人们的基本层面需求得到满足后,他们将去追逐更高层次的需求,比如个人社会声望的提高、自我社会价值的实现等。而从事环境保护活动,履行社会责任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凸显高管的社会存在价值。鉴于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H1:高管团队平均年龄与企业环境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H2:高管团队平均任期与企业环境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一般认为受教育程度可以反映个体的认知能力,它与学习力、洞察力、信息处理能力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高管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仍能保持清晰的头脑,有利于做出正确的决策(Bantel和Jackson,1989)。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企业是由独特的资源整合在一起进行经营管理的组织,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资源。与低学历层次管理团队相比,高学历层次管理团队所接触的社会人员层次可能会比较高,其社会关系网络资源相对也会更加丰富,对外部资源的获取就较容易。另外,高学历层次管理团队成员的素质可能会更高,其管理方式和理念与低学历层次管理团队相比,也可能会更加科学,这些都有可能使高学历层次管理团队所管理的企业取得更加优异的企业环境绩效。因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
H3:高管团队平均受教育程度与企业环境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女性的社会角色已被重新定位,成为商业圈里的一股强劲力量。女性高管的性格特点,已经帮助她们取得了许多伟大的商业成就(任颋和王峥,2010)。研究发现,不同性别的管理者在风险态度、道德行为以及信息处理能力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女性有着更强的“道德特征”,更容易去关心别人,较少伤害别人(何威风,2015),更能够充分考虑各方的利益相关者。高管团队中女性比例越高,企业在制定决策和经营管理时越谨慎,越容易顾全大局,会更倾向于关注企业的外部形象和长远发展(孟晓华等,2012),从而更加积极地进行环境保护工作,履行社会责任。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高管团队女性比例越高,企业环境绩效越好。
高管团队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多元化促成团队的异质性,从而使得团队成员的认知观念、价值观、经验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异质性不可避免地给团队成员带来冲突,而冲突在容易引起成员之间不满和抵触的同时,又有可能增强创造力,产生一些新的思想。那么,异质性资源优势究竟该如何有效利用呢?企业和学术界一直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希望从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可以合理有效地利用高管团队的异质性资源。
高阶理论认为异质性高的团队在战略选择时拥有更加丰富的观点和认知,能够以更广阔的视角去审视和思考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促使团队内部对各项决策方案进行更充分、更全面的比较和解读,从而提高决策的质量,而单一的认知则会阻碍战略决策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社会类化理论认为,个体会遵循“正面自我认同”原则,赋予自己所属群体更多的偏爱和好感,排斥或歧视其他群体。这种对外群体的偏见容易导致管理层出现“小群体”现象,产生不良的团体氛围,带来更多的破坏性冲突,消耗了管理者的时间和精力,致使成员经常处于焦虑、高压的状态下工作,对企业的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相似地,吸引理论的研究成果同样支持了社会类化理论的观点,认为特性越相似的人越容易互相吸引,越愿意主动地去理解对方的思想和观点。总之,两种理论均认为多样化的高管团队会降低成员之间的交流频率、沟通效果等,进而对企业的战略决策产生负向影响。
鉴于异质性特征对于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分歧较大,学者们也未形成一致的看法,本文提出如下对立假设:
H5a:高管团队特征(年龄、任期及受教育程度)异质性越大,企业环境绩效越高。
H5b:高管团队特征(年龄、任期及受教育程度)异质性越小,企业环境绩效越高。
(二)基于高管团队特征的环境绩效与公司价值的关系
H6a:企业环境绩效与公司价值呈正相关关系。
H6b:企业环境绩效与公司价值呈负相关关系。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本研究认为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的环境绩效存在显著影响,而企业环境绩效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价值。另一方面,根据以往研究成果,高管团队特征对公司价值显然也存在一定的影响。鉴于此,我们可以推测,高管团队特征、环境绩效、公司价值三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系。高管团队特征能否通过改变企业的环境绩效从而进一步对公司价值产生影响呢?高管团队特征又是如何改变环境绩效与公司价值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因此,本文提出最后一个假设:
H7:在不同高管团队特征下,环境绩效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具有差异性。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化工行业是我国重污染行业中样本量最多的行业之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说服力。因此,本文选取2010~2014年间A股化工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在此基础上剔除了关键变量数据不全的样本以及ST、*ST公司样本,最终获得了949个有效样本。
本文高管团队特征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环境绩效的相关数据通过上市公司公开年度报告和社会责任报告进行手工收集整理。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建立
1.假设1~5的检验模型
本文拟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对于假设1~5,构建如下研究模型:
(1)
EPI为环境绩效,本文选取管理和经营两个维度来度量企业的环境绩效。其中,管理绩效指标采用企业的环保战略来衡量,经营绩效指标则采用企业的环保投入来衡量。
环保战略(STR)为管理绩效指标。通过企业年度报告和社会责任报告,本文对企业关于环保战略方面披露的内容进行整理,发现主要涉及八个方面,因此本文将从以下八个方面来考查企业管理维度的环境绩效。第一,是否公布社会责任报告,有披露评“1”分,否则为“0”分。第二,是否通过ISO14001认证,通过评“1”分,否则为“0”分。第三,环保理念。从企业年度报告中“社会责任情况”部分和社会责任报告中查找是否披露公司关于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方面的环保精神、价值观、环保方针、环保目标和规划等,有披露评“1”分,否则为“0”分。第四,环境管理制度。从企业年报中的“社会责任情况”部分和社会责任报告中查找是否披露有关实施公司环保规章制度的情况,有披露评“1”分,否则为“0”分。第五,是否设置安全环保部门。从企业年报中的“社会责任情况”部分和社会责任报告中查找是否披露设置安全环保部门,有披露评“1”分,否则为“0”分。第六,环保教育和培训。从企业年报中的“社会责任情况”部分和社会责任报告中查找是否披露对员工进行环保教育和培训,有披露评“1”分,否则为“0”分。第七,环保风险与对策。从企业年报中的“可能面对的风险”部分查找是否披露企业的环保风险和对策,有披露评“1”分,否则为“0”分。第八,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处理。从企业年报中的“社会责任情况”部分和社会责任报告中查找是否披露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相关内容,有披露评“1”分,否则为“0”分。在此基础上得出:STR=该企业上述各项汇总分数/理论上的最优得分(8分)。
环保投入(INP)为经营绩效指标,用于衡量企业进行环境治理、生态平衡维护过程中所投入资金。环保投入主要从公司年报“在建工程”附注来收集相关数据,将所有与环境治理、环保设计与节能、污水治理、脱硫处理、能源集中监测、资源保护等相关内容的借方增加额进行加总。该数额较大,因此本文将资金投入总额取自然对数作为环保投入指标。
TMT为高管团队特征,本文选取的有关高管团队特征的同质性变量包括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Mage)、平均任期(Mtenure)、平均受教育程度(Medu)和女性比例(Mgend),异质性特征变量包括年龄异质性(Hage)、任期异质性(Htenure)和受教育程度异质性(Hedu)。
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结合以往的研究成果,本文对可能影响高管团队特征和企业环境绩效两者关系的变量进行控制,分别选取了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产权性质(CSC)作为控制变量。
2.假设6~7的检验模型
为了检验假设6,构建如下研究模型:
(2)
为了检验假设7,构建如下研究模型:
(一)描述性统计
从表1中可以看出,公司价值(TBQ)的平均值为1.69,最大值为27.43,最小值为0.12,说明样本间的公司价值还是存在一定差异的。环保战略(STR)的均值较低,仅为0.29,说明企业的环保意识还不够强烈,部分企业仍然没有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环保投入(INP)的样本量为278,占总样本量(949)的29.3%,这表示在样本公司中,有29.3%的公司在当年进行了环保投入,说明企业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行为。高管团队特征部分,样本企业高管团队平均年龄(Mage)为47.36岁,可能这一年龄阶段的高管人员,在经验和精力上均能保持比较好的状况。平均任期(Mtenure)不到四年,任期时间较短,远低于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9.8年(Tihanyi,2000),说明企业高管团队人员的流动性较大。平均受教育程度(Medu)得分为3.19,介于本科和硕士之间。女性比例(Mgend)方面,仅有10%的高管为女性,说明目前化工行业中女性高管仍然占很少一部分。异质性特征方面,年龄异质性(Hage)均值为0.13,标准差为0.06;任期异质性(Htenure)均值为0.39,标准差为0.30;受教育程度异质性(Hedu)均值为0.51,标准差为0.17。控制变量方面,资产负债率(LEV)最大值竟然达到了1.005,说明部分企业存在一定的财务风险。盈利能力(ROA)的均值为5%,说明我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较差。
性问题。
表2是高管团队特征与环境绩效的回归结果。从表2中可以看出,高管团队平均年龄(Mage)对环保战略(STR)的回归系数为-0.059,T值为-1.806,两者在10%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与假设1相反。平均年龄(Mage)与环保投入(INP)也为负相关关系(回归系数为-0.060),但不显著。说明高管平均年龄的增加并不能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相反,可能会降低环境绩效。这有可能是因为年龄较大的高管面临着退休或离职,他们更关注企业的经济利益和自身职业的风险,偏向于制定风险较小的战略决策。高管团队平均任期(Mtenure)对环保战略(STR)的回归系数为0.046,T值为1.122,说明两者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平均任期(Mtenure)与环保投入(INP)的回归系数为0.132,T值为1.717,两者在10%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即高管团队平均任期对企业的环保投入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支持了本文假设2。平均受教育程度(Medu)对环保战略(STR)、环保投入(INP)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27、0.008,T值分别为0.842、0.126,相关关系并不显著,假设3未得到支持。这可能是由于我国A股化工行业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平均受教育程度都比较高,因此总体来说对环境绩效的影响程度较小。女性比例(Mgend)对环保战略(STR)有显著影响,系数为-0.127,T值为-4.032,两者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女性比例(Mgend)对环保投入(INP)在5%水平上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高管团队女性比例越高,企业环境绩效反而越低,与假设4相反。这有可能是因为女性相比于男性来说做事更加感性,对于重大战略决策不太敏感。一般来讲,男性高管在制定决策时更愿意公开、直接地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姚振华和孙海法,2011),通常处于主导地位。而女性在战略制定时参与性较低,优柔寡断,从而有可能减少了企业的环保投入,导致企业环境绩效的降低。
任期异质性(Htenure)与环保战略(STR)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T值为2.307),而与环保投入(INP)在10%水平上显著负相关(T值为-1.797)。任期异质性(Htenure)较高的高管团队虽然在进行企业战略决策时,更容易考虑到环境保护,但是到具体实施阶段,却有可能因为高管相互间缺少磨合,沟通效果较差,难以达成高效一致的意见,从而负面影响了环保投入。年龄异质性(Hage)和受教育程度异质性(Hedu)与环保战略(STR)和环保投入(INP)的回归结果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过程变量的中介作用也许可以解释这种不显著的现象,根据Knight等(1999)的观点,异质性变量本身可能与环境绩效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但是异质性高的团队更容易产生各种冲突,异质性变量通过团队内部的冲突对环境绩效产生中介作用。
2.基于高管团队特征的环境绩效与公司价值的回归结果
首先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IF进行检验,每个自变量VIF均在2以下,因此可以忽略多重共线性的影响。我们检验了环境绩效和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3。
(TBQ)的回归系数为-0.023,T值为-0.843,两者关系并不显著,没有验证本文的假设6。环保投入(INP)和公司价值(TBQ)两者之间也存在负相关关系,但不显著。可见,环境绩效对公司价值有负向影响,但不显著。值得注意的是,本文采用的公司价值指标为短期价值指标,未考虑环境绩效对企业价值的长期影响。
接下来,为进一步验证高管团队特征对环境绩效与公司价值关系的影响。本文采用模型(3)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具体结果见表4和表5。
表4报告了环保战略(STR)作为环境绩效(EPI)替代变量时的回归结果。就同质性特征而言,高管团队平均年龄(Mage)、平均任期(Mtenure)、平均受教育程度(Medu)与环保战略(STR)的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未支持假设7。女性比例(Mgend)与环保战略(STR)的交互项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女性比例(Mgend)增强了环保战略(STR)对公司价值(TBQ)的负相关关系。前文我们已经讨论了女性由于谨慎被动的性格特点有可能对企业的环保战略产生负向影响,同时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高管有可能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庭上,从而不利于公司价值的提升(姚振华和孙海法,2011)。因此,女性比例增强了环保战略和公司价值的负相关关系。就异质性特征而言,年龄异质性(Hage)与环保战略(STR)的交互项系数为-0.181,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年龄异质性越大,环境绩效与公司价值的负相关关系越明显。年龄异质性较大的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将会受到阻碍,从而有可能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讲,年龄异质性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强环境绩效对公司价值的负相关关系。交互项STR.Htenure系数为0.087,T值为1.525,接近10%显著性水平,说明任期异质性有可能抑制环境绩效对公司价值的负向影响。受教育程度异质性(Hedu)与环保战略(STR)交互项也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假设7没有得到验证,这也有可能和中介变量的作用有关。
表5报告了环保投入(INP)作为环境绩效(EPI)替代变量时的回归结果。从平均年龄(Mage)来看,交互项INP×Mage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高管团队平均年龄(Mage)能够明显抑制环保投入(INP)与公司价值(TBQ)的负相关关系。通常情况下,平均年龄偏大的高层管理者,更关注企业的经济利益和自身的职业稳定,更愿意制定风险较小的战略决策(韩静等,2014),进而有可能抑制一部分投资,并且年龄较大的高管,通常会从大局着想,进而保证企业整体价值的稳定或提升,因此平均年龄(Mage)会抑制环保投入(INP)对公司价值(TBQ)的负相关关系。而其他的高管团队特征与环保投入(INP)的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说明这些特征对环境绩效与公司价值的影响不大,未支持假设7。
这可能是因为,环保意识和环境政策影响的是企业的长期价值,而对企业短期价值的影响不会特别显著,因此当以环保战略指标作为环境绩效的替代变量时,管理层较少顾虑企业短期价值的实现及其对个人业绩的影响,不同的管理层特质更容易体现出差异。但是环保投资更容易对企业短期价值造成影响,此时不同特质的管理层可能会优先考虑企业的短期价值,从而抑制了其因特征不同而具有的不同行为选择。这也说明,环境绩效指标的度量本身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对于企业来说,环境绩效和公司价值是一对矛盾的结合体,关注环境可能会影响短期企业价值,但是长期来看是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的。
如今,环境问题受到高度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企业的环境绩效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作为高阶理论的研究重点——高管团队特征能够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从而影响企业的环境绩效,而企业环境绩效与公司价值又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目前并没有研究将三者联系起来进行讨论。本文采用上市公司环保战略、环保投入作为环境绩效的替代变量,研究了2010~2014年A股化工行业上市公司高管团队特征、环境绩效与公司价值三者的关系,以期通过本文的结论帮助企业构建更有效的高层管理团队,使企业在追求可观的经济成果的同时,能够积极考虑环境因素,主动地促进环境管理的改善和提升,实现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双赢。本文实证检验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高管团队平均年龄对企业环保战略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与环保投入有负向关系但不显著。高管团队平均任期越长,企业的环保投入越多,环境绩效也越好。高管团队平均受教育程度与环境绩效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由于我国A股化工行业各企业高管团队平均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差异性较小,因此总体来说对环境绩效的影响比较小。高管团队女性比例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有消极的影响。任期异质性与环保战略显著正相关,而与环保投入显著负相关。年龄异质性和受教育程度异质性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和过程变量的中介作用有关。
值的负向影响。而年龄较大的高管,通常会从大局着想,进而保证企业整体价值的稳定或提升,因此平均年龄会抑制环保投入对公司价值的负相关关系。其他高管团队特征对环境绩效和公司价值之间关系的影响不是很大。
我们也注意到本文的局限性,特别是环境绩效指标是否能够真正地反映环境绩效。总体看来,尚不存在公认的、可靠的度量环境绩效的方法,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从概念上来说,企业环境绩效仅包含公司自身的行为,其产生的外部经济后果如利益相关者对公司排放减少的反应等则属于另外的概念,它们与环境绩效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如果在统计检验时不控制这些影响因子,势必会造成检验结果的偏差。因此环境绩效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它不仅包含了环境的经济后果以及它对公司、利益相关者和环境本身的冲击,还包含了环境责任准则以及决定未来环境经济后果和环境冲击的环境响应过程等。而要度量环境绩效需要从指标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方面去考虑,该指标应包含经营投入、经营产出、环境工艺、环保战略管理、环境态度和环境目标等方面的内容。本文所选取的环保战略和环保投入两个指标在一定程度有各自的优缺点,我们将在后续的研究中对不同维度的环境绩效指标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并期望能够得到准确有效的环境绩效度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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