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9-10-25 作者:张兴亮 (嘉兴学院 商学院,浙江 嘉兴 314001) 作者简介:张兴亮(1975-),男,江苏邳州人,副教授。 ZHANG Xing-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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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信任是一种除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外决定一个国家或社会经济增长的主要社会资本(Putnam,1993;张维迎和柯荣住,2002)。对于企业来说,信任不仅有助于企业从金融机构获得更多和更长期限的信贷融资(张敦力和李四海,2012),也有助于企业获得商业信用等(刘凤委等,2009;Wu等,2014)。由于企业产权性质的原因,商业银行更信任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由于缺乏商业银行的信任而受到信贷歧视(Brandt和Li,2003;Allen等,2005;程六兵和刘峰,2013),更多地依赖占用供应商的资金,即通过商业信用进行融资(Ge和Qiu,2007)。商业信用是银行信用的重要补充(Deloof和Rocca,2015)。但民营企业不可能一味地占用供应商的资金,企业与供应商的资金往来模式,即商业信用模式,有应付账款、应付票据以及预付账款等,应付账款和应付票据是占用供应商的资金,而预付账款是被供应商占用的资金,显然后者对受到融资约束的民营企业来说交易成本较高。因此,研究到底什么因素影响企业采用交易成本不同的商业信用模式,对民营企业来说至关重要。
现有文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发现中国各地区间信任水平的差异是影响企业采用不同商业信用模式的重要因素,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地区的...
信任是一种除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外决定一个国家或社会经济增长的主要社会资本(Putnam,1993;张维迎和柯荣住,2002)。对于企业来说,信任不仅有助于企业从金融机构获得更多和更长期限的信贷融资(张敦力和李四海,2012),也有助于企业获得商业信用等(刘凤委等,2009;Wu等,2014)。由于企业产权性质的原因,商业银行更信任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由于缺乏商业银行的信任而受到信贷歧视(Brandt和Li,2003;Allen等,2005;程六兵和刘峰,2013),更多地依赖占用供应商的资金,即通过商业信用进行融资(Ge和Qiu,2007)。商业信用是银行信用的重要补充(Deloof和Rocca,2015)。但民营企业不可能一味地占用供应商的资金,企业与供应商的资金往来模式,即商业信用模式,有应付账款、应付票据以及预付账款等,应付账款和应付票据是占用供应商的资金,而预付账款是被供应商占用的资金,显然后者对受到融资约束的民营企业来说交易成本较高。因此,研究到底什么因素影响企业采用交易成本不同的商业信用模式,对民营企业来说至关重要。
现有文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发现中国各地区间信任水平的差异是影响企业采用不同商业信用模式的重要因素,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地区的企业能够采用交易成本较低的商业信用模式(刘凤委等,2009;Wu等,2014);企业的内部控制越有效或财务报告质量越高,越能使供应商对企业产生信任,越有助于企业采用交易成本较低的应付账款和应付票据等商业信用模式,从而减少使用交易成本较高的预付账款商业信用模式(陈运森和王玉涛,
2010;徐虹等,2013;蔡吉甫,2014;刘俊等,2015)。
通过以上文献梳理,我们发现,某一因素之所以能够影响企业的商业信用模式,是因为其能够影响交易双方之间的信任关系,而信任会影响交易成本,最终会影响商业信用模式。声誉是信任的来源之一(张维迎,2002),这就启发我们思考:声誉是否会通过影响交易双方信任关系从而影响企业采用交易成本不同的商业信用模式呢?若是,基于声誉的信任是一种特殊信任,那么社会信任水平是否会影响特殊信任的作用?
本文的研究意义或贡献在于以下三点:
第一,本文有利于认识由声誉产生的特殊信任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现有文献研究了社会信任这种普遍信任对商业信用模式的影响(刘凤委等,2009;Wu等,2014),而本文研究的是基于声誉产生的特殊信任对商业信用模式的影响,这为认识特殊信任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机理提供了经验证据。
第二,本文不仅丰富了信任与商业信用模式的研究文献,也证实了社会信任与特殊信任在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作用上的替代关系,这一发现对于培育特殊信任有较强的政策意义。社会信任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企业绩效(La Porta等,1997;Zak和Knack,2001;Zak,2001;Guiso等,2004;Goergen等,2013);当产权保护和法律执行较弱时,社会信任能起到替代作用(Knack和Keefer,1997)。但社会信任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改善,这就需要在社会信任较差的地区,通过培育特殊信任来替代社会信任的缺失,降低交易成本。
第三,本文以政府部门授予民营企业家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来衡量民营企业家声誉,这为认识这些荣誉称号的激励作用等提供了经验证据,有助于民营企业家形成珍惜和培育声誉的认识,从而缓解由产权性质等原因导致的利益相关者不信任问题。
(一)声誉、信任与交易成本:企业家声誉与商业信用模式的关系
国外文献对声誉的研究比较早,这一主题近年来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关于声誉的理论主要有标准声誉理论、声誉信息理论和声誉交易理论,其中标准声誉理论主要讨论声誉的形成机制,而声誉信息理论和声誉交易理论主要讨论声誉的效用(洪名勇和钱龙,2014)。
对于声誉的形成机制,标准声誉理论认为,被评价人在博弈中担心受到评价人的惩罚,需要构建自己的声誉。Fama (1980)认为,即使没有显性激励,经理人也有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因为这样可以提高自己在职业经理人市场中的声誉,从而增加自己未来的收入。这说明,即使没有很强的监督,个人或组织也会努力去构建和维护自己的声誉。但声誉并不仅仅取决于个体自身的努力程度,也取决于外部评价人对其正确的感知和评价(Gray和Balmer,1998;Walker,2010)。
自1950年起,国家就开始对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成绩卓著的劳动者授予劳动模范或先进工作者称号。除了各级政府奖励劳模和先进工作者外,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和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对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突出贡献的劳动者、妇女、青年分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或全国五一劳动奖状)、三八红旗手、新长征突击手和五四青年奖章等荣誉。与其他劳动者一样,有突出贡献的企业家也会被政府授予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这些企业家之所以能获得这些荣誉,一方面是其自己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源于外部评价人对他们突出的工作成绩和个人魅力的感知和评价,这些感知和评价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口口相传,最终形成了社会声誉。
有声誉的企业家广受社会关注,更注重维护自身和企业的形象,如规范履行企业契约、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等。根据声誉信息理论,当某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观察到该企业的企业家有很好的声誉时,相当于观察到该企业值得信任的信号。当供应商观察到企业家有较高的社会声誉,就可能会降低对企业预先付款的要求,在一定条件下供应商甚至还会给企业一定的信用期限,允许企业推迟付款。反之,当企业家没有社会声誉时,供应商对企业信任程度可能较低,供应商可能会要求企业预付较多货款。
需要说明的是,供应商是否会给予企业信用期限,不仅仅受企业家声誉的影响,还会受供应商本身资金情况、双方的合作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企业家声誉并不必然会使供应商给予企业信用期限,但至少在所有商业信用模式中,当企业家有社会声誉时,供应商要求企业采用预付账款这一商业信用模式的比例应显著更低。综合以上分析,提出假设1:
H1:与企业家没有社会声誉的企业相比,企业家有社会声誉的企业使用预付账款商业信用模式会显著更少。
(二)社会信任对企业家声誉与商业信用模式之间关系的影响
Luhmann(1979)将信任分为人与人交往中建立起来的以情感为基础的人际信任以及由规则和制度约束形成的制度信任。人际信任是对特定人的信任,是一种特殊信任;制度信任是社会信任,是一种普遍信任(李伟民和梁玉成,2002)。信任产生于重复博弈中人们追求长期利益的行为(张维迎,2002)。本文分析的基于声誉的信任就是这种博弈中的一方观察到对方声誉而产生的信任,是一种特殊信任。由企业家声誉产生的特殊信任能够降低交易成本,那么特殊信任的这种作用是否会受社会信任的影响呢?理论上,社会信任与特殊信任之间存在互补或替代效应。互补效应,即当社会信任水平越高时,特殊信任越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替代效应是指特殊信任的作用在社会信任水平越低时越大,越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由此可以推测,社会信任对企业家声誉与商业信用模式之间关系的影响有两种可能:一是,社会信任水平越高,企业家声誉越有助于企业避免采用交易成本较高的商业信用模式(互补效应);二是,社会信任水平越低,企业家声誉的作用越大,越有助于企业减少使用交易成本较高的商业信用模式(替代效应)。究竟是哪一种可能,还需要仔细分析。
当社会信任水平越高时,企业之间缔约时的信息搜集成本以及缔约后的监督成本会越小,契约的不完备程度会越大,但由于企业间相互信任,这种不完备契约能够自我履行,企业的交易成本较低。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声誉或许不能起到明显的信号作用,即由企业家声誉产生的特殊信任的作用可能并不明显。福山(1998)曾说,社会信任像空气一样,当空气充足时,我们并不能感受到它的作用,但当空气变少时,我们发觉离不开它。也就是说,当社会信任缺失时,需要新的替代性机制来充当社会信任的角色,以促使交易双方完成交易。即当社会信任水平越低时,企业家声誉发挥信号作用的可能性越大,或者说由企业家声誉产生的特殊信任的作用越大。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2:
H2:社会信任水平越低,企业家声誉越有助于企业较少使用预付账款商业信用模式。
(一)主要变量的衡量方法
2.商业信用模式。本文将某企业采购商品时采用预付账款、应付票据或应付账款等结算方式称为商业信用模式,参考陈运森和王玉涛(2010)的衡量方法,用“预付账款占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和预付账款之和的比重”来衡量商业信用模式,该值较小则表明企业采用了交易成本较低的商业信用模式。同时,类似于刘凤委等(2009)的研究,本文还用“预付账款占总资产的比重”作为商业信用模式的另一个衡量指标。
3.社会信任。张维迎和柯荣住(2002)对各省份的企业家进行了社会调查,让企业家根据自己的经验回答哪个地区的企业比较守信。比如当企业家回答北京或上海的企业比较守信,可能源于该企业家与这两个地区的企业有过交易,亦可能没有交易,但由于北京或上海制度比较规范,从而能让人产生一种信任感,人们因对该地区的信任而产生对该地区企业的信任。因此,张维迎和柯荣住(2002)计算的各省份守信情况的加权指数能从一定程度反映出对某一地区的信任,是一种社会信任或普遍信任。这一指数一直以来被现有研究广泛应用(如刘凤委等,2009;Wu等,2014),是目前较权威的社会信任衡量指标,本文也采用这一指数来衡量社会信任。为了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在敏感性分析部分用“社会中介组织的发育程度”重新衡量社会信任。
(二)模型设计
为了检验H1,本文设计以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因变量Credit为预付账款占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和预付账款之和的比重(Credit1),或预付账款占总资产的比重(Credit2)。自变量为Repu,表示企业家声誉。参考现有研究,在模型中控制了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现金持有量(Cash)、销售增长率(Growth)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hare)。各变量的具体衡量方法如表1所示。
为了检验H2,本文设计以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03~2014年A股中的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删除金融业、所有者权益小于或等于零以及数据不全的上市公司后,共得到9390个研究样本。
研究所需的财务数据全部来自于CSMAR数据库,并根据其中的“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库”所提供的实际控制人信息,手工整理企业实际控制人获得的政府授予的荣誉称号,最后得到企业家声誉变量Repu。
(一)单变量分析
表2报告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为了避免异常值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我们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数上进行了Winsorize处理。Credit1和Credit2的最小值均为零,说明变量是左侧截尾的。Repu的均值为0.06,表明样本中有6%企业的企业家有社会声誉,说明企业家声誉是一种稀缺的资源。
表3报告了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企业家声誉Repu与Credit1和Credit2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020和-0.022,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企业家声誉能够使企业减少使用交易成本较高的预付账款方式,这与H1一致。DT与Credit1和Credit2的相关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社会信任水平越高,企业使用交易成本较高商业信用模式的比例就越少,这也说明人们对一个地区的信任程度的确会影响对该地区企业的信任程度。
(二)回归分析的基本结果
由于Credit1和Credit2是左侧截尾的,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我们分别采用OLS和Tobit估计方法对
模型(1)和模型(2)中的参数进行估计,表4报告了模型(1)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无论是以Credit1还是以Credit2为因变量,Repu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与企业家没有社会声誉的企业相比,企业家有社会声誉的企业会被供应商信任,被要求事前预付账款的比例更小,这一结果支持了H1。
表5报告了模型(2)的估计结果。Repu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负,而交互项Repu×DT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大多是显著的,这说明企业家声誉在社会信任水平低的地区的信号作用更明显,研究结果支持了H2。社会信任变量DT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社会信任水平越高,企业被要求采用交易成本较高的商业信用模式的比例越小。
(三)进一步的分析:企业家声誉与企业业绩
若企业家声誉有助于减少使用预付账款这一商业信用模式,那么企业交易成本降低,企业的财务业绩应当更好,并且这一结果应在社会信任水平越低的地区越显著。如果我们能够验证这一猜测,则能使研究结果更加可靠。为了检测上述猜测,本文设计了模型(3):
表6报告了模型(3)的OLS估计结果。当不考虑社会信任水平时,Repu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企业家有声誉的企业业绩更高。交互项Repu×DT的回归系数为负,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这说明有微弱证据表明,在社会信任水平越低的地区,企业家声誉越有助于提高企业业绩。以上研究结果与企业家声誉在社会信任水平越低地区的作用越大的结论在逻辑上是一致的。
解决这种内生性常用的方法是为内生变量Repu找一个或若干个工具变量,然后采用工具变量估计法(IV)或两阶段估计法(2SLS)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重新估计。工具变量必须满足与Repu相关,但与残差项ε和μ无关。但就我们要研究的问题而言,很难找到一个工具变量严格满足这一要求。因此,我们采用另外一种解决内生性问题的方法——倾向性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Score Matching,PSM)来检验考虑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两个假设是否依然能够得到验证。
PSM的基本思想是检验以下两种情况下企业的商业信用模式是否存在显著差异:(1)企业家有声誉的那些样本企业的商业信用模式;(2)假设上述样本企业的企业家无声誉时采用的商业信用模式。第一种情况是实际发生的,但第二种情况实际并没有发生,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从
那些没有声誉的样本(控制组)中找到一些特征(倾向性得分)与有声誉样本(处理组)类似的样本,然后再检验商业信用模式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匹配后上述两种情况下商业信用模式的差异也被称为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EffectontheTreated,ATT)。具体做法如下:
第一步,获得倾向性得分,即估计以下Logistic模型的概率值作为倾向性得分:
第二步,根据倾向性得分,进行样本匹配,计算ATT并进行统计推断。常用的匹配方法有: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为了直观反映匹配的效果,我们以最近邻匹配为例,列示匹配前和匹配后的倾向性得分密度函数,分别如图1和图2所示。
两个图中的横轴均表示倾向性得分,纵轴表示概率密度,实线表示处理组(Treat),即有声誉的样本,虚线表示控制组(Control),即没有声誉的样本。从匹配前后的倾向性得分概率密度的变化来看,匹配的效果很好。
表7报告了各匹配方法下计算的平均处理效应ATT的值。在全样本中,ATT的值均为负,并且均在统计上显著,说明与企业家没有社会声誉的企业相比,企业家有社会声誉的企业显著更少使用预付账款商业信用模式,这进一步支持了H1。
在社会信任水平高的样本中,匹配后ATT的值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在社会信任水平高的地区,企业家声誉不能发挥作用。而在社会信任水平低的样本中,匹配后ATT的值存在差异,除个别情况下,这种差异在统计上非常显著。以上结果说明社会信任水平越低,企业家声誉的作用越显著,说明控制内生性问题后,H2依然得到验证。
(一)排除政治关联的影响
我们在搜集数据时发现,有声誉的实际控制人往往也具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工商联委员或曾在政府部门任职等政治身份。由于存在政治关联,我们之前看到企业家声誉与商业信用模式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是政治关联导致的,我们需要对这种可能性进行排除。我们删除了实际控制人具有政治关联的样本,然后再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估计,结果如表8所示。
PanelA报告了声誉与政治关联的样本情况,既有声誉又有政治关联的样本共385个观测值。以下在7 231个无政治关联的样本中,观察声誉的作用。PanelB报告了删除政治关联样本后模型(1)和模型(2)的估计结果,Repu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而交互项Repu×DT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这依然说明企业家声誉能使企业减少采用交易成本较高的预付账款的商业信用模式,且企业家声誉的这种作用在社会信任水平越低的地区越显著,H1、H2依然得到验证。以上结果表明,企业家声誉的确能起到信号作用,并且这种作用不是由政治关联引起的。
(二)重新衡量商业信用模式的估计结果
通常来讲,预付账款越多,表明企业越不被供应商信任。但企业预付账款多也可能是所处行业的经营特点所致,并不是供应商对企业不信任导致的。比如某行业的供应企业大多采用按订单进行生产的经营模式,这就需要采购企业预付一部分定金,也会导致采购企业有较多的预付账款。为了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我们通过重新衡量商业信用模式对这种情况进行排除。
若企业所处的行业具有按订单进行生产的特点,那么该企业作为采购企业会有较多的预付账款,同时其作为供应企业也会有较多的预收账款。预付账款减去预收账款的差额越大,则越可能表明该企业不被供应企业信任。因此,以下采用“(预付账款-预收账款)÷总资产”重新衡量商业信用模式(用符号NCredit表示),以其作为因变量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OLS估计,表9报告了估计结果。
在对H1检验的结果中,Repu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企业家声誉能够显著降低NCredit,H1依然得到验证。在对H2检验的结果中,Repu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而交互项Repu×DT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即使考虑企业所处行业的经营特点,企业家声誉在社会信任水平较低地区的作用也更显著,H2同样得到验证。
(三)重新衡量社会信任的估计结果
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人与人或组织之间的交易必须依赖政府才能完成的话,那么这个社会的信任水平是较低的;反之,如果能够自发地或通过社会中介组织将交易完成,那么社会信任水平就较高。在此,我们以社会中介组织的发育程度重新衡量社会信任。具体来说,我们以樊纲等(2011)计算的中介市场发育程度来衡量各地区的社会信任水平,当某地区的中介市场发育程度大于样本均值时,取值1,否则取0,并用符号DT1表示。由于该数据仅计算到2009年,类似于现有研究的做法,我们将2010~2014年的数据用2009年的数据代替。
表10报告了重新衡量社会信任后对H2的检验结果,交互项Repu×DT1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即H2仍然得到验证,说明社会信任的确能够影响企业家声誉与商业信用模式之间的关系。
(四)企业家声誉变化前后的商业信用模式
H2再次得到验证。
在这些理论推导的基础上,我们以2003~2014年A股中的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得到以下结论:(1)与企业家没有社会声誉的企业相比,企业家有社会声誉的企业采用预付账款商业信用模式的比例显著更低,企业财务业绩更好;(2)上述企业家声誉与商业信用模式的关系在社会信任水平较低的地区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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