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9-10-25 作者:曾雪云1, (1.北京邮电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876) 作者简介:曾雪云(1976—),女,湖南娄底人,副教授; 王丹妮2 (2.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部,北京 100082) ZENG Xue-yun,WANG Dan-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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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已经持有相当规模的金融资产,这些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变动对资产负债表存在重大影响,但还不清楚如何影响权益资本的市场价值。为了深化对这一问题的了解,我们通过整理欧美银行和保险部门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信息决策有用性已有研究,提炼出市场活跃度、资产属性、计量基础、信息环境和综合收益波动等五个影响因素,提示业界公允价值信息存在决策有用性边界,而非提供了无条件的决策有用性。论文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原本碎片化的个别存在的研究结论做有机整合,形成一个系统的知识体系,以形成对公允价值信息决策有用性的完整认识。二是,以往总是把金融资产的市场交易价格等同于公允价值,加之实证研究的某些固有缺陷,很难发现以市场交易为基础的会计信息在决策有用性方面存在局限性。本文通过同时阐述决策无用的市场交易价格信息和决策有用的市场交易价格信息,呈现了公允价值信息的决策有用性边界。其准则涵义在于,提示业界,实际上并不具备全面推行公允价值会计的现实基础。此外,本文还就如何拓展更有价值的公允价值会计研究提出了建议,希望有助于丰富和深化本领域的未来研究。
公允价值信息决策有用性的第一个边...
我国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已经持有相当规模的金融资产,这些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变动对资产负债表存在重大影响,但还不清楚如何影响权益资本的市场价值。为了深化对这一问题的了解,我们通过整理欧美银行和保险部门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信息决策有用性已有研究,提炼出市场活跃度、资产属性、计量基础、信息环境和综合收益波动等五个影响因素,提示业界公允价值信息存在决策有用性边界,而非提供了无条件的决策有用性。论文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原本碎片化的个别存在的研究结论做有机整合,形成一个系统的知识体系,以形成对公允价值信息决策有用性的完整认识。二是,以往总是把金融资产的市场交易价格等同于公允价值,加之实证研究的某些固有缺陷,很难发现以市场交易为基础的会计信息在决策有用性方面存在局限性。本文通过同时阐述决策无用的市场交易价格信息和决策有用的市场交易价格信息,呈现了公允价值信息的决策有用性边界。其准则涵义在于,提示业界,实际上并不具备全面推行公允价值会计的现实基础。此外,本文还就如何拓展更有价值的公允价值会计研究提出了建议,希望有助于丰富和深化本领域的未来研究。
公允价值信息决策有用性的第一个边界是市场活跃
度。比如,Petroni和Wahlen (1995)的分析结果提供了市场活跃度会影响公允价值信息决策有用性的支持性证据。他们通过对美国财产责任保险上市公司1985~1991年间的权益市值进行实证检验,发现那些在活跃市场上进行交易的证券投资的公允价值与该公司的股票价格具有显著相关性,比如,国债和股票;但对于在相对不活跃的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其他类型证券投资来说,其公允价值变动则不能解释股票价格,比如,市政债券和企业债券。所以,从Petroni和Wahlen (1995)的研究来看,市场活跃度是影响公允价值信息决策有用性的一个限制条件。
虽然后来也有研究发现,即便不活跃交易市场的证券投资公允价值估计也比历史成本更可能解释股票价格,但这并不妨碍市场活跃度对公允价值信息决策有用性产生效力。譬如,Caroll (2003)通过选取1982~1997年143个封闭式共同基金作为样本,构建了价格模型和收益模型进行检验。价格模型以会计期末的每股股价作为因变量,以扣减证券投资后的每股净资产账面价值以及证券投资的历史成本和期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作为自变量。收益模型以使用标准普尔价格调整后的年度股票收益率作为因变量,以每股利息(和股息)收入净额、每股证券投资的已实现损益、每股证券投资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作为自变量。经研究发现,即使在不活跃的交易市场中,即便公允价值无法通过客观的交易价格取得,其对投资证券公允价值的估计也仍旧比历史成本更有解释力。
一旦把市场活跃度视为公允价值信息决策有用性的边界条件,就不难发现,当金融危机或者市场震荡导致流动性紧缺时,有必要重新讨论公允价值信息的反映性和有用性,也即需要重新议定公允价值会计的适用条件。在流动性紧缺的情况下,由于市场定价机制已经被熔断或者没有被熔断但已经出现了系统性偏差,能否继续适合公允价值计量是需要重新评估的。当市场有效的时候,会计是一面“镜子”,人人都需要通过“照镜子”来帮助决策。但在危机时刻,“镜面”已经被打碎,“照镜子”是危险的,人们普遍希望进行资本保全以度过“寒冬”,这时会计有责任参与资本的保全和经济的恢复。所以,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话题。但目前业界对市场活跃度究竟如何影响公允价值会计决策有用性的研究还很稀少。
公允价值信息决策有用性的第二个边界是资产属性。虽然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定价机理还有待解释,但我们在梳理文献时发现,不同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信息决策有用性存在显著差异。证券投资和衍生金融工具属于金融资产,存贷款、持有至到期投资和应收款项也属于金融资产。两类金融资产都有公允价值信息调整问题。倘若把这两类金融资产加以比较,就会发现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问题。究竟哪些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信息提供了决策有用性?这比另一个研究问题——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信息是否提供了决策有用性更有意义。后一个研究设问比较粗糙。科学的研究问题应该是基于资产的属性和条件差异来探究决策有用性,而不是给出大一统的回答和不加限定的推演。
实际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计量模式。任何一个计量属性所能解决的计量问题都是有限的,只可能“对症下药”,不可能“包治百病”。在计量领域,谁要是想打造一把“万能钥匙”,那就注定埋下祸根。
就不同资产公允价值信息决策有用性的差异性而言,这里先要回顾SFAS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No.107的制度后果。SFASNo.107对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信息披露进行了首次规范,要求对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变动信息进行表外披露,而且对公允价值的估计方法提供了指南。市场交易价被认为是最可靠的公允价值计量方式。当市场价格不可获得时,最佳公允价值估值方法可能是具有类似特征的金融工具的市场报价,然后是依赖估值技术,比如,贴现现金流法、期权定价模型或者矩阵定价模型。
本文希望强调的是,存贷款以及长期负债这一类金融资产项目的表外披露不具有解释银行股价的能力。进一步来说,本文希望给出一个更高层级的判断,那就是不同资产属性的公允价值信息决策有用性是存在显著差异的,这比碎片化的结论更有统领性。所以,就现有结论而言,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信息并不必然具有决策有用性。
但为何学术界在很多情况下都将Barth等(1996)、Eccher等(1996)、Nelson (1996)和Venkatachalam (1996)的结论视为支持公允价值信息决策有用性的证据?这主要是选择性引用的结果。另一个理论问题是,为何证券投资的公允价值信息具有决策有用性,而存贷款等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信息却没有决策有用性?这需要分析公允价值信息的定价机理。对定价机理的解释笔者将在以后展开,这里主要阐述影响公允价值信息决策有用性的边界。可以肯定的是,公允价值计量主要适合于证券投资和衍生金融工具,存贷款和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公允价值变动信息在多数情况下不具有决策有用性。
存贷款和持有至到期投资公允价值信息的决策无用性,提示准则制订者慎重考虑公允价值会计的适用范围。既然并非所有的公允价值信息都是决策有用的,那么把公允价值计量扩张到更多的资产负债表项目就是不恰当和没有必要的,至少还需要更多观察。
公允价值信息决策有用性的第三个边界是计量基础。公允价值有三个计量层级,每个计量层级有不同的计量基础。第一层级来自活跃市场的公开报价,是可观察的输入值。第二层级来自活跃市场的可比项目的公开报价,或者非活跃市场上的相同项目以及其他与市场相关的报价信息,是可观察的间接输入值。第三层级是不可观察的特定输入值。这三个层级的公允价值信息都具有决策有用性吗?还是,公允价值信息风险越高,越可能有定价作用?或者,公允价值信息越可靠,越可能提供定价信息?以下几个研究提供了理解这些问题的经验证据。
Kolev (2008)基于SFASNo.157针对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的披露要求选取了一个数据集,以2008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大量使用公允价值会计对资产和负债进行计量的金融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对这些企业的权益市值与第一、第二和第三层级的公允价值估计数进行经验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市场中的投资者对第一层级公允价值的认可程度最高,并且,第二与第三层级没有表现出价值相关性上的区别。Goh等(2015)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Riedl和Serafeim (2011)研究发现按第一、第二、第三层级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其透明度逐层降低,流动性逐层减弱,与权益资产对应的Beta系数的估计值逐层递增,进而导致了资本成本的递增和信息风险的递增。如果将样本量缩小,仅选取商业银行,并剔除早期应用SFASNo.157的公司进行子样本分析,得出的结论依然不变。Bosch (2012)是较早分析IFRS (国际会计准则)No.7中公允价值层级价值相关性的文献,其研究结果表明,欧洲银行业的金融工具公允价值信息大体上是可靠的,但是第三层级公允价值估计的价值相关性比较弱。Liao等(2013)的研究结果表明,公允价值的三个层级与信息不对称性呈现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第三层级公允价值估计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最强,第一层级公允价值估计与信息不对称程度的相关关系最弱。Song (2015)经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公允价值资产的价值相关性与权益资产的市场波动性呈负相关关系。研究还显示,第一和第二层级公允价值资产的价值相关性与权益资产的市场波动性呈负相关关系,而第三层级的公允价值却不受权益资产市场波动性的影响。Magnan等(2015)发现利用SFASNo.157颁布的计量基础的三级披露,可以进行更准确的价格预测,但是对于有相当大比例的公允价值资产的银行而言只具有中性效应。Magnan等(2015)通过使用分析师预测准确度和预测分散度作为代理变量,发现第二层级公允价值可以提高盈余预测的准确度,第三层级公允价值计量则会提高预测的分散度。
公允价值信息决策有用性的第四个边界是信息环境。透明度一直被认为是会计信息可靠性的组成部分。当透明度越高时,公司内外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低,会计信息来源更为可靠,会计信息的披露质量更高。近期研究发现改进公允价值信息的披露质量有助于降低信息风险和提高决策有用性。针对FASB在2010年6月要求上市公司在公允价值层级下进一步披露金融工具分类信息的制度安排,Lu和Mande (2014)选取394家美国银行来检验改进公允价值信息披露质量后的政策效果。他们对年报中没有披露公允价值补充信息的银行进行了剔除,通过将2010年与2009年的前两个季度数据进行比较,发现2010年公允价值信息补充披露可以显著提升银行业第二层级公允价值金融资产的价值相关性,但对第一、第三层级的金融工具的影响比较小。Du等(2014)以2008年初至2009年末所有美国商业银行连续八个季度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比较将资产调整入或者调整出第三层级公允价值的银行和没有做这种调整的银行,发现资产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负债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而且,三个资产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也全部显著为正,这说明对于进行这种转换的银行来说,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各计量层级的价值相关性与没有进行此类转换的银行相比是显著递增的。所以,Du等(2014)的结论是,当公司通过调整输入值来反映市场条件的变化时,公允价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就得到了显著提升。以上的研究成果可以为管理者、分析师和研究者在评估市场对于公允价值信息可靠性的偏好时提供决策参考。
公司治理也是重要的信息环境,可能会影响对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估计,进而影响会计信息质量,影响对投资者和利益相关者的决策有用性。现有研究初步证实,良好的公司治理有助于降低公允价值估计的信息风险。Song等(2010)以美国银行2008年数据为样本,基于Ohlson(1995)模型检验了公允价值信息价值相关性的依赖条件。实证结果表明,三个层级的公允价值都呈现了一定的价值相关性,并且按计量层级分类的公允价值披露相对于按资产负债类型分类的公允价值披露具有更好的增量解释力。进一步地,Song等(2010)构建了一个公司治理评分体系,从董事会独立性、审计委员会专业性、审计委员会活跃度、机构投资者持股规模、审计规模以及内部控制缺陷等六个角度进行综合评分。然后,按照得分高低的顺序排名,构建公司治理变量GOVRANK,并将GOVRANK与其他自变量进行交互,以研究公司治理对公允价值信息风险的影响。他们发现,公允价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与公司治理能力有关,当公司治理能力越强时,公允价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就越高;并且,公司治理能力对第三层级公允价值相关性的影响最为显著。Song等(2010)的研究说明,改善公司治理可以降低公允价值的信息风险。Bhat (2013)选取银行控股公司2003~2005年的数据作为样本,也研究了公司治理与公允价值信息风险的关系,得到了以下解释:市场参与者认为拥有强大公司治理的银行,其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具有更强的相关性和可靠性。Bhat (2013)发现,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价值相关性仅有微弱的正向影响,但公允价值估计与股票价格的相关性对公司治理指标的反应更敏感,即便这些公司治理因素只是来自中介的间接披露。依据这些结果,Bhat (2013)认为高质量的公司治理可以帮助市场参与者评估公允价值估计的质量。
公允价值信息决策有用性的第五个边界是综合收益波动。公允价值信息变动可能会引起其他综合收益的改变,从而影响到股票价格波动,因此有研究致力于解释投资者能否理解从某个交易时点到另一个交易时点的金融资产价格变动频率和幅度。Barth等(1995)选取美国银行业1971~1990年的数据作为样本,以年末股票价格作为因变量,以不包含证券投资损益的每股净利润作为控制变量,同时引入分别以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计量的每股净利润在近五年间的标准差构建模型。这一模型假设一个公司的权益价值等于收益乘数乘以永久盈余,风险是收益乘数的调整因素,并且收益乘数与风险呈负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若对证券投资损益使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将使银行业的盈余波动性比使用历史成本计量时的盈余波动性更大一些,但是这种波动性并没有在公司股价中得到体现。Bernard等(1995)得到了相似的结论,该文发现在将金融工具的成本计量调整到市场价格之后,丹麦银行业的盈余波动性是调整之前的三至四倍。但与Barth等(1995)不同,Bernard等(1995)还发现这样的盈余调整也会增加权益资本的公允价值波动。
本文基于已有研究提出公允价值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存在五个边界,依次是市场活跃度、资产属性、计量基础、信息环境和综合收益波动。通过将碎片化的个别研究结论整合到一个框架下,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现行会计准则所定义的公允价值信息在某些情境下决策有用、但在另一些情境下是决策无用信息,所以,公允价值信息存在决策有用性边界,而非提供了无条件的决策有用性。重要的是谨慎适用公允价值会计、谨慎扩展公允价值会计的应用范围,而非无边界地推广公允价值会计理念或者全面推行公允价值会计。对于理想与现实的冲突,需要在实践中寻找平衡。并且,需要明辨以下两个理论问题:
一是,现有实证研究通常以公允价值概念作为起点,预先假设公允价值信息有公允性,而未能在理论上把定价机理探究清楚,其漏洞在于先验误导。以公允价值概念作为逻辑起点时,研究者往往倾向于认同公允价值信息的有用性,排斥有效边界和无用性。但是,这个逻辑起点过于理想化,忽略了对投资者是否需要和为何需要此类信息的理论分析。我们建议忽略前置假设,卸下公允价值这顶“帽子”,直接以“现时交易价格”(主要是第一计量层级)和“虚拟交易价格”(主要是第三计量层级)为起点来探究其定价作用。同时,既要研究公允价值信息的点估计,也要研究公允价值信息的区间估计(即信息风险),更要研究公允价值信息的定价机理,在实践基础上讨论决策有用性及其有效边界以解决现实问题。FASB和IASB近年来的一些官方资料在公允价值理念下赋予“现时交易价格”甚至赋予“虚拟交易价格”以某种优于其他计量模式的理论期望,有时像赞美上帝的使者一样评估公允价值会计。但从本文对碎片化结论的整理来看,公允价值信息并不具备普遍定价意义,而是在满足某些既定条件的情况下有决策有用性,在另外一些条件下则缺乏有用性。所以,对定价机理、信息风险和有效边界的分析是重要的。
二是,由于实证研究有证实之能、却无证伪之用,以至于忽略了某些信息的决策无用性,导致对触发公允价值信息决策有用性的条件界定不清。实际上,公允价值会计犹如一把“双刃剑”,既可能提升也可能降低会计信息质量,既可能监管金融市场也可能参与市场波动。所以,基础的计量理念应该是既合理反映金融风险,又重视金融资本保全,而不是只重视公允价值会计的有用性却不分析公允价值会计的局限性。基于这个认识,将来对银行和保险部门公允价值会计的实证研究,一方面要关注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另一方面还要重视如何控制公允价值会计的估值风险和经济后果。
此外,欧美银行和保险部门的公允价值会计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值得借鉴:(1)输入层级和信息环境是公允价值信息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第一层级公允价值信息有较高的可靠性,第二和第三层级的估计可靠性会受信息环境的影响,在低质量的信息环境下可能有更大的估计误差,从而带来更高的信息风险,所以,结合信息环境和输入层级来研究公允价值的信息风险及决策有用性是重要内容。(2)需要重视从风险收益的角度考察决策有用性。以往研究主要解释股票价格,较少考虑风险收益,但在股票价格走势呈现分化、市场波动较大的情况下,还应重视从风险收益和资本成本的角度来探讨公允价值信息风险及风险相关性。(3)市场活跃度以及资产属性对决策有用性的决定作用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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