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9-10-25 作者:刘子怡, (东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南京 210096) 作者简介:刘子怡(1989—),女,安徽蚌埠人,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 陈志斌 (东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南京 210096) LIU Zi-yi,CHEN Zhi-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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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现实土壤发生了显著变化。2014年6月,财政部印发《关于2014年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信息披露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政府债务信息披露符合债券市场监管的相关规定,这表明中央政府深刻认识到政府债务信息披露与市场经济发展息息相关。2015年11月,财政部公布的《政府会计准则——基本准则》明确规定了会计要素的定义、确认标准、计量属性和列示要求,这是首次规定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会计信息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进行全面、准确、专业的界定,真实地反映政府财务状况和经济活动原貌。这些举措表明,政府会计信息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与控风险的市场环境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提出了更高要求。
经济学认为,市场需求是行为主体的直接动力。从这一角度来看,政府会计信息披露可以看作在市场需求牵引下的行为选择。传统的市场需求要求政府提供关于公共财富是如何消费的会计记录,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不断增加了其他需求,即公众需要定期的信息了解政府如何运用经济政策工具以及它们的有效程度(A.普雷姆詹德,1996)。因此,政府会计信息的生成和披露水平成为当前市场关注的焦点。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现实土壤发生了显著变化。2014年6月,财政部印发《关于2014年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信息披露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政府债务信息披露符合债券市场监管的相关规定,这表明中央政府深刻认识到政府债务信息披露与市场经济发展息息相关。2015年11月,财政部公布的《政府会计准则——基本准则》明确规定了会计要素的定义、确认标准、计量属性和列示要求,这是首次规定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会计信息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进行全面、准确、专业的界定,真实地反映政府财务状况和经济活动原貌。这些举措表明,政府会计信息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与控风险的市场环境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提出了更高要求。
经济学认为,市场需求是行为主体的直接动力。从这一角度来看,政府会计信息披露可以看作在市场需求牵引下的行为选择。传统的市场需求要求政府提供关于公共财富是如何消费的会计记录,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不断增加了其他需求,即公众需要定期的信息了解政府如何运用经济政策工具以及它们的有效程度(A.普雷姆詹德,1996)。因此,政府会计信息的生成和披露水平成为当前市场关注的焦点。研究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识别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的驱动机制比信息披露本身更为重要,信息披露的动机和信息披露的好坏直接决定了政府综合财务报告改革的成效(何玉和王开田,2012;张琦和方恬,2014)。潘俊等(2014)指出,经济环境驱动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的两条主要路径分别是提高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效率和防范财政风险及其延伸的经济风险。从地方政府角度来看,市场环境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源自政府所面临的“资源依赖”(Resource Dependency)(Carpenter和Feroz,2001),这种依赖往往会触发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层面主动披露政府会计信息。因为地方政府具有占有更多资源、发展地区经济的意愿,这使其通过信息披露的方式把资源配置能力和业绩水平的有利信号反映出来。正如Weber(1985)所说,各类组织倾向于采用恰当的会计方法以支持合理的核算,并依此决定应干什么和不应干什么。当一些资源配置信息难以证
实时,拥有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可能会为了私人利益而把资源配置给生产效率较低但具有寻租能力的富人(桂林等,2015)。为了有效规制地方政府行为,中央政府可以借助政治晋升锦标赛使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符合中央政府偏好(桂林,2009)。另一方面,张琦等(2013)分析指出,强大的政府财务信息需求决定了政府财务信息的供给,优化政府财务信息供求关系需要依靠市场中某些关键因素的介入。因而本文在考察市场环境与政府会计信息披露关系的过程中引入了晋升激励变量。综合已有研究发现,关于市场环境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影响的研究较少,引入晋升激励的研究更不多见。为了丰富已有研究,本文重点关注市场环境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驱动机制,研究政府会计信息披露是否受市场环境的影响。若存在,这一影响在不同晋升激励的地区是否会有不同。实证分析这些问题既是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驱动因素考量的需要,也是对地方政府晋升激励作用机理的刻画,对于深入理解宏观环境影响微观行为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价值,这也是本文的宏观立意所在。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从市场环境入手,探讨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驱动机制,拓展了宏观环境影响微观行为的理论体系;其次,采用2006~2012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市场环境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驱动机制,丰富了政府会计的实证研究;再次,引入晋升激励变量,检验晋升激励对市场环境与政府会计信息披露关系的调节作用,拓展了政府会计信息披露影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最后,本文进一步探讨了改善市场环境驱动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思路和对策。
(一)市场环境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
A.普雷姆詹德(1996)特别强调了市场经济发展对政府提供财政信息的需求,政府会计在市场环境中也因此扮演着“市场经济警报器”的角色。最早把市场激励和私人部门的管理方法引入公共领域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以构建高效、透明的政府为目标,以披露高质量的政府会计信息为重点。一方面,新公共管理理论是一种依靠自由化、市场化和竞争机制去变革公共管理的新理论范式(何颖和李思然,2014),它以顾客为导向的回应性管理方法,披露政府会计信息满足社会公众的信息需求是新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新公共管理在定性管理的基础上,引入了定量管理,并且通过政府会计信息披露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政府绩效评价系统缺乏定量信息的问题。可见,新公共管理理论将市场环境与政府会计信息披露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且在市场规律驱动下,选择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方式。为此,Robbins和Austin(1986)以及Cheng(1992)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了社会经济因素等外部因素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债券市场、融资能力、会计能力等因素与政府财务报告质量呈正相关关系。此外,新公共管理理论更加重视政府公共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认为政府会计在全球的崛起源于民主社会以及市场经济对受托责任的需求(陈立齐和李建发,2003)。为了履行和解除公共受托责任,政府部门需要提供有效的会计信息以供市场主体做出相关决策。随着市场环境的变迁,公共受托责任向绩效性受托责任、对外报告受托责任、长期持续的受托责任和全面受托责任转变。为了适应这一转变,政府会计也朝着“绩效导向”的政府会计、“对外报告导向”的政府会计和“评价预算”的方向转变(路军伟和李建发,2006)。这表明市场环境的变迁不断地对公共受托责任和政府会计信息提出要求,市场环境越好,对于反映公共受托责任的政府会计信息的要求越高。为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1:给定条件下,市场环境越好,对政府会计信息质量要求越高,越有助于政府会计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
(二)晋升激励对市场环境与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
在中国,地方政府对重要经济资源(如土地、资金等)拥有较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为了有效规制地方政府行为,中央政府借助政治晋升锦标赛使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符合中央政府的偏好。晋升锦标赛是将关心仕途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置于强力的激励之下的一种治理模式,它能够解决中国特定条件下政府内部的激励问题(周黎安,2010)。事实上,政府会计信息披露行为是一种行为选择的结果,更深层次上是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行为动机的体现。市场环境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驱动效果是地方政府在不同晋升激励之下的最优策略选择的结果。因为同其他市场主体一样,地方政府从事着投资扩张、招商引资、举债融资等市场活动,需要依循一定的市场规则,即向投资者和评级机构提供充分的财务信息,获取更多的市场机会和更低的融资成本。相对而言,在晋升激励强的地区,一方面,地方政府争夺这些市场资源的意愿更强烈,政府行为也更容易受到市场规则的约束,披露的政府会计信息质量更高;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有动机积极改进体制、加大对企业的扶持力度,以争取处于流动中的经济资源(Perotti等,1999),创造更好的市场环境,为政府会计信息披露提供有利的现实土壤。然而,随着晋升激励强度的减弱,地方政府往往会倾向于有策略地执行市场规则,即选择一种不努力、不冒险的方式以求平安过渡(Landry,2005),因此,在晋升激励不足的情况下,市场环境对地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驱动效应相对较弱。据此,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31个省份2006~2012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政府会计信息披露数据来自上海财经大学《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市场环境指标来自樊纲等(2010)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2009)》,晋升激励的指标经过手工收集和整理得到,其他数据来自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共获得217个有效样本。
(二)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对于研究假设1,为检验市场环境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本文构建回归模型(1)进行检验,具体如下:
对于研究假设2,为检验晋升激励是否会对市场环境与政府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产生影响,本文构建回归模型(2)进行检验,具体如下:
模型涉及的主要变量定义如下:
1.被解释变量。政府会计信息披露质量(GDI),反映我国不同地区的政府会计信息披露水平。自2009年起,上海财经大学每年公布《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对政府财政活动进行了考察,分别从资产、负债视角和收入、支出视角报告了政府所拥有的权益和资金流入流出情况,并具体给出了预算基金透明度和行政收支透明度得分。由于这两个指标较贴近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现状,本文尝试将政府预算基金透明度(GDI1)和行政收支透明度质量(GDI2)作为衡量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替代变量。
2.解释变量。(1)市场环境(Index),采用樊纲等(2010)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2009)》中的市场化指数衡量。市场化指数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要素市场的发育、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等方面综合反映我国各地的市场化进程,是市场环境的综合指标。该指数越大,表示该地区市场环境越好。(2)晋升激励(Prom),采用省长年龄来衡量。Gibbons和Murphy(1990)发现,高管的年龄影响着其晋升的可能性和晋升激励的强度,如果高管的年龄接近退休,则获得晋升的概率极小,追求晋升的动机也较弱。同样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政府部门的官员年龄也与其所获得的晋升机会成反比,当官员因年龄增长晋升机会变小时,往往会倾向于选择不努力、不冒险,以求平安过渡。而且,省长是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域的行政首长,行政首长主管经济社会发展,最有可能通过卓有成效的政绩表现而展示其能力、素质和潜力,进而获得晋升机会。因此,本文选取省长年龄作为晋升激励的替代指标,具体计算时,设置了虚拟变量Prom,当省长年龄低于或等于全样本均值时,为晋升激励强,取值为1;反之,为晋升激励弱,取值为0。
3.控制变量。常修泽和高明华(1998)指出,要使中国国民经济的市场化达到发达国家的程度,必须要提高经济国际化程度,包括贸易依存度、资本依存度和投资结构水平。因此在控制变量方面,本文引入了地区外贸依存度(tr)、金融发展水平(fir)和外商直接投资(fdi)来衡量市场经济发展程度。Baber和Sen(1984)认为,政府会计信息披露与政府规模的增长相关,政府规模可以采用人口绝对规模或人口密度衡量,因此本文在模型中引入了人口密度(midu),采用人口总数与地区面积的比值来衡量。此外,本文基于中国国情,还控制了制度基础变量(institute),采用樊纲等(2010)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2009)》中“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的细分项(陈志勇和陈思霞,2014)来衡量。具体变量说明如表1所示。
(三)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3报告了本文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表3显示,政府会计信息披露质量(GDI1和GDI2)与市场环境(Index)之间的相关系数显著为正,初步印证了研究假设1的推断,同时晋升激励(Prom)与政府会计信息披露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说明晋升激励不直接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产生影响,但可能会影响市场环境与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关系,后文将进一步控制其他变量,对研究假设进行论证。
在检验市场环境、晋升激励与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关系之前,本文对所有变量的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性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符合标准,无需另作调整。本文还通过按比例分层抽样的方法对样本容量进行了扩大,具体是运用R软件对样本进行排序,之后在每隔百分之五的区间进行抽样,将原样本数由217扩大4倍到868,这样保证了新抽出的样本均值基本不变,保留了原样本的结构和属性,从而减小回归参数的方差和标准差,提高模型参数的精度。此外对模型相关变量也分别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以达到回归结果的稳健。表4列示了市场环境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影响的回归结果。
(一)市场环境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
从控制变量来看,列(1)和列(2)中,外贸依存度(tr)的系数在列(1)中显著为正,表明外贸依存度越高,政府预算基金信息披露质量越高;而在列(2)中不显著,可能由于行政收支信息更为敏感,相关信息的披露更多地依赖于制度强制力的推动,从而导致外贸依存度的影响不太显著。金融发展水平(fir)的系数在列(1)中显著为负,而在列(2)中显著为正,表明金融发展水平越高,政府预算基金信息披露质量越低,而行政收支信息披露质量越高,这可能由于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地方政府的融资规模越大,过度投资的可能性也越大,为了回避上级审查和公众问责,地方政府提供的反映投资项目详细情况的预算基金信息质量不高;另一方面,中国的预算会计一直实行收付实现制,难以全面评价政府财务状况,相对而言,政府提供的行政收支信息较为全面。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系数分别在5%和1%水平显著为负。这可能因为地方政府虽然为吸引外商投资主动披露相关财务信息,但是很可能为了迎合外商投资而做出了选择性披露,从而造成政府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下降。政府规模(midu)的系数均不显著。可能因为本文借鉴国外研究经验,引入人口密度这一变量,但是西方国家政府会计的研究背景与我国实际情况差异较大,不能将国外研究经验与成果直接移植于我国政府会计理论研究中,必须充分考察具有本国特色的现实环境。在中国,各地方政府披露财务信息的动机更倾向于保底性执行中央政策,并且为了避免成为“出头鸟”,不同政府规模的地方政府披露的信息内容和方式也尽量与其他地区保持一致,这可能导致政府规模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不显著。制度基础(institute)的系数在列(1)中显著为负,在列(2)中不显著,表明法律制度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微弱甚至呈现负相关关系,可能由于目前关于政府会计的相关法律制度尚不健全,直接采用“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标作为衡量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制度基础,说服力不强。
(二)晋升激励对市场环境与政府会计信息披露关系的影响
(三)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检验。根据前文的结论,随着市场环境的改善,政府会计信息披露质量随之提高,但高质量的政府会计信息也有可能促进市场环境的改善,这就可能会导致研究结论的偏差。为此,我们将政府会计信息披露(GDI)滞后一期,并通过按比例分层抽样扩大样本容量,来检验相关结论的稳健性。表5中列(1)和(2)反映了滞后一期政府会计信息披露与市场环境的关系,从中可见,市场环境(Index)的系数均在1%水平显著为正,这表明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市场环境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驱动作用的结论是稳健的。列(3)~列(6)反映了晋升激励的分组回归结果,从中可见,晋升激励强时,市场环境(Index)的系数均在1%水平显著为正;晋升激励弱时,市场环境(Index)的系数均不显著。表明晋升激励越强,市场环境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驱动作用越显著,与前文结果基本一致。因此,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市场环境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驱动作用以及晋升激励强化市场环境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驱动作用的结论是稳健的。
(四)进一步检验
由前文的分析可知,晋升激励有助于市场环境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驱动作用。在我国制度背景下,晋升激励除了可以用官员年龄反映,还与官员的任期、学历、资历、背景等因素有关。如傅利平和李永辉(2015)指出,官员的个人特征对其心理认知、战略决策和行为选择影响深刻,官员的年龄、任期等个人特征均反映了其参与晋升竞争的意愿。因此,本文主要是从省长的任期和学历两个方面对晋升激励的作用进一步展开分析。
1.官员任期(tenure)。表7中列(1)和列(2)反映了官员任期对市场环境与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从结果来看,市场环境(Index)的系数均在1%水平显著为正,市场环境与官员任期的交叉项(Index×tenure)系数也显著为正。这表明官员任期越长,市场环境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驱动作用越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我国省级地方官员的平均任期仅3.15年(张先锋等,2015),短暂的任职期限和频繁的官员更替会降低地方官员的努力程度。而相对来说,持续较长的任期更有利于官员执政理念的充分发挥,官员也更加重视政府声誉,从而加强市场环境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驱动作用。进一步地,根据省长平均任期划分为任期长和任期短两组,列(3)~列(6)反映了官员任期的分组样本检验结果。列(3)和列(5)分别反映了官员任期对市场环境与政府预算基金信息披露的影响。任期长时,市场环境(Index)的系数为0.380,任期短时,市场环境(Index)的系数为0.043,比较两者的系数发现,任期长时,市场环境越好越有利于政府预算基金信息的披露;列(4)和列(6)分别反映了官员任期对市场环境与政府行政收支信息披露的影响。任期长时,市场环境(Index)的系数为0.615,任期短时,市场环境(Index)的系数为0.436,比较两者的系数发现,任期长时,市场环境对政府行政收支信息披露的驱动作用更显著。综合回归结果发现,官员任期长,晋升激励作用越大,市场环境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驱动作用越显著。由此得出,保持官员任期的相对稳定性和连续性,有助于加强官员的晋升激励作用,从而强化市场环境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驱动作用。
本文运用2006~2012年中国31个省份的地方政府数据对市场环境与政府会计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从官员晋升激励的角度探讨了晋升激励对市场环境与政府会计信息披露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环境的改善有助于政府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晋升激励则强化了这一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持续性的官员任期有助于加强市场环境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驱动作用;而高学历反而有可能抑制市场环境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驱动作用。
本文的结论意味着政府会计信息披露水平随市场环境的改善而提升,因此为了有效实施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方案,提高政府财务信息质量,本文建议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优化市场规则,塑造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而为政府会计信息披露提供有益的现实土壤。二是在现有的官员任命和考核模式下,重视晋升激励对市场环境与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从官员个人特征来看,干部队伍的年轻化、任期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有助于强化市场环境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驱动作用。本文可能存在以下研究不足:首先,鉴于数据收集的难度,本文选用财政透明度中的预算基金透明度和行政收支透明度作为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替代指标,说服力仍然不够;其次,本文从官员特征入手,选用官员年龄、官员任期和官员学历来反映晋升激励的强度,而在中国特有体制下,晋升激励还可以是GDP增长率,也可以是其他可度量的指标,因此在指标选择上有待补充和丰富;最后,本文虽然做了内生性的稳健性检验,但是内生性问题依然对研究结果的合理性产生影响。这些问题都是今后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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