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9-11-03 作者:袁蓉丽, (中国人民大学 商学院,北京100872) 作者简介:袁蓉丽(1972-),女,浙江宁波人,副教授,博士; 文雯 (中国人民大学 商学院,北京100872) YUAN Rong-li,WEN 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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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经济学文献里关于市场结构(垄断)与产品质量的研究有很多。微观经济学按照竞争程度,从厂商数目、产品差别程度、进入市场的难易程度以及厂商对产量和价格的控制程度等方面,将市场结构划分为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等类型。现有研究采用了CRn指数、HHI指数(赫芬达尔指数)、HKI(汉纳-凯)指数相对间接地衡量了行业的集中度,但如何区分集中市场类型的界限,或者用实证数据来测试具有集中性特点的市场,还是一个难题。
通过对相关经济文献的回顾发现,学者还没有对以下问题产生共识:一是市场的集中性是否影响产品质量;二是如果有影响是如何影响产品质量的。在比较早期的文献里,Spence(1975)认为,趋向于集中的市场会使产品质量偏离于最优值。但是,Demsetz(1973)却认为市场垄断性与产品质量和产品价格存在正相关关系。他指出只有那些能提供高质量产品的公司才能够在集中性的市场上继续生存。正统的产业组织“结构—行为—绩效”SCP理论认为,短期内,市场集中程度作为市场结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企业行为和行为绩效有很大影响。市场结构从根本上制约市场行为,市场行为又直接决定了市场绩效(马建堂,1993)。长期内,市场结构、市场行...
在经济学文献里关于市场结构(垄断)与产品质量的研究有很多。微观经济学按照竞争程度,从厂商数目、产品差别程度、进入市场的难易程度以及厂商对产量和价格的控制程度等方面,将市场结构划分为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等类型。现有研究采用了CRn指数、HHI指数(赫芬达尔指数)、HKI(汉纳-凯)指数相对间接地衡量了行业的集中度,但如何区分集中市场类型的界限,或者用实证数据来测试具有集中性特点的市场,还是一个难题。
通过对相关经济文献的回顾发现,学者还没有对以下问题产生共识:一是市场的集中性是否影响产品质量;二是如果有影响是如何影响产品质量的。在比较早期的文献里,Spence(1975)认为,趋向于集中的市场会使产品质量偏离于最优值。但是,Demsetz(1973)却认为市场垄断性与产品质量和产品价格存在正相关关系。他指出只有那些能提供高质量产品的公司才能够在集中性的市场上继续生存。正统的产业组织“结构—行为—绩效”SCP理论认为,短期内,市场集中程度作为市场结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企业行为和行为绩效有很大影响。市场结构从根本上制约市场行为,市场行为又直接决定了市场绩效(马建堂,1993)。长期内,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之间是双向因果的关系(吴粒等,2007)。但究竟市场结构如何影响市场行为以及进一步影响市场绩效,仍是一个值得持续探讨的问题。
悠久的历史,“四大”拥有科学成熟的审计程序,能有效降低审计失败的概率;即使发生审计失败,因其规模大、赔偿能力强,投资者遭受的损失也能得到弥补。“四大”在全球市场不断发展,在国际审计市场的集中性凸显,在中国亦是如此。自1992年“四大”陆续进入中国市场以来,他们快速发展,业务收入逐渐攀升。“四大”几乎垄断了我国海外上市公司的所有审计业务,我国高端审计市场也多被“四大”占据。因此,“四大”在审计市场的集中性将会对审计质量形成怎样的影响,这是理论界和实务界都非常关心的问题。
在国际上,有学者得出“四大”的整体市场份额与审计质量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四大”内部的发展不平衡则会给审计质量带来负面影响(例如,Francis等,2013)。但这些结论都是基于良好的审计监管环境和完备的法律制度基础上的。西方的经济制度和市场条件造就了高品质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而我国目前的会计审计准则、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审计监管制度的建设仍处于不完善的阶段,会计师事务所面临的是一个不严厉的市场。因此,在我国特殊的审计监管制度与体系下,审计市场集中性与审计市场份额是否会与国际市场的经验数据保持一致,是一个有待实证检验的问题。
从实践层面上看,审计市场的集中性是否会影响审计质量,是否应该为了形成良好的审计市场环境而给予“四大”更多的政策性倾斜,或限制“四大”的进一步扩张?
基于以上思考,本文以2002~2013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21个行业1 187个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我国审计市场的整体集中性(市场份额)、内部集中性与审计质量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我们发现,“四大”整体市场份额和内部集中性的提高,均有利于审计质量的提高。本文的研究为监管者如何对待具有较大市场份额的“四大”,以及如何发展本土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提供了决策支持。
本文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较大的研究意义:首先,本文基于审计视角,分析了审计市场集中性与审计质量的关系,为经济学上的难题之一——市场集中性与产品质量关系的理论研究提供了经验证据;其次,本文在探讨国际“四大”的审计市场整体集中性(或称“市场份额”)的同时,还探讨了“四大”内部集中性,即“四大”内部发展的不均衡,可能对审计质量造成的影响;最后,本文利用中国市场的数据检验了国际普遍关心的问题,结合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我国快速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探讨,揭示了我国审计市场的集中性与竞争状况。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与假设发展;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包括样本选择、模型设计和变量界定;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包括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回归结果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得出研究结论。
(一)“四大”的整体集中性(市场份额)与审计质量的关系
Watts和Zimmerman(1983)、DeAngelo(1981a)将审计质量定义为发现和报告财务报告错误的联合概率。高审计质量意味着审计师发现错报的能力高超,并且报告所发现的错误和不正当做法的可能性更高。美国审计总署(U.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在2003年的年度报告中就指出:不管是美国本土还是全球市场,只有小部分事务所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审计大型上市公司,而这一事实带来了潜在的选择风险。DeAngelo(1981b)就指出,审计质量和审计事务所规模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规模大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客户较多,对于他们来说,为了单个客户而出具错误的审计报告会使他们的声誉受到严重损失,使他们得不偿失,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更有动力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报告。因此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展看似有利于审计质量的提高。
虽然国外大量的研究表明,国际“四大”提供了比一般会计师事务所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Palmrose,1988;Beatty,1989;Simunic和Stein,1996;Lennox,1999),但也有研究证实,在审计监管不严厉、国际“四大”遭受诉讼和损失的风险较低时,他们同样缺乏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的动力,甚至与一般会计公司的审计质量没有差异(Melumad和Thoman,1990;Khurana和Raman,2004)。安达信倒闭等个案的发生使“事务所审计质量与其规模成正比”的信念开始动摇。同时,事务所的非审计收入比例不断增高,“四大”的审计独立性越来越遭受怀疑。“四大”过于庞大从而妨碍审计市场有序合理竞争的观点已经开始形成,分解“四大”的呼声和限制“四大”业务扩展的一些制度措施如事务所不得为自己的审计客户提供咨询服务等相继出台。这从侧面表明大型事务所的庞大规模导致的审计市场过度集中不利于审计质量的提高。
到目前为止,直接研究审计市场垄断和审计质量之间关系的文献并不多,且结论并不一致。Kallapur等(2010)分析了美国不同城市审计市场的垄断情况,认为审计师的集中性会降低公司的盈余质量,从而也说明垄断审计市场往往伴随着较低的审计质量。相反,Francis等(2013)利用国际审计市场的数据研究42个国家的审计市场集中情况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时发现,相对于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占有的市场份额,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市场份额更大的那些国家伴随着更高的审计质量。
国内文献研究了审计规模与审计质量的相关性,但就国际“四大”是否提供了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问题,结论也不尽相同。一方面,刘峰等(2009)以大陆在香港上市的三组公司(H股、红筹股、民营股)为依据,发现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并没有提供明显高质量的审计,却收取了相对较高的审计费用,支持了其“店大欺客”假说。另一方面,林永坚等(2013)发现与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相比,由国际“四大”审计的公司操纵性应计利润显著更小,因此得出“四大”在国内市场确实能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的结论。
国内有关审计市场集中性对审计质量影响的研究较少,且研究结论分歧较大。刘明辉等(2003)发现我国审计市场集中度与审计质量呈倒U型函数关系。刘桂良和牟谦(2008)发现审计市场集中度与审计质量呈正相关关系。陈任武等(2008)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市场机构的低集中度特征,对执业质量产生不利影响,难以实现规模经济性,从而加剧了审计师与上市公司间审计契约关系的失衡,危害了审计独立性,制约了会计师事务所风险、质量和品牌意识的培养。
综上所述,关于“四大”整体市场份额和审计质量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且并没有达成共识。中国审计市场上“四大”的市场份额和审计质量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需要更多的研究为这些争论提供实证依据。基于已有的研究,我们认为“四大”面临的声誉机制和诉讼风险与非“四大”有显著差异,因此做出“四大”整体市场份额与审计质量存在相关关系的预期,而“四大”整体市场份额的提高对于审计质量的改善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实证检验的问题。基于以上的讨论,本文提出第一组对立的假设:
H1a:“四大”整体集中性与审计质量正相关,即“四大”整体市场份额的提高有利于审计质量的改善。
H1b:“四大”整体集中性与审计质量负相关,即“四大”整体市场份额的提高不利于审计质量的改善。
(二)“四大”的内部集中性与审计质量的关系
Francis等(2013)利用国际审计市场的数据来研究42个国家的审计市场集中情况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他们发现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内部的垄断伴随着更低的审计质量。国内的实证研究文献较多关注“四大”整体在审计市场的寡头垄断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但较少有关于“四大”内部集中性,即“四大”内部发展的不均衡对于审计质量的可能影响。
因此,“四大”内部集中性是从一个更加细致和更进一步的视角来考察“四大”市场集中性对于审计质量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第二组对立的假设:
H2a:“四大”内部集中性与审计质量正相关,即“四大”内部集中性的提高有利于审计质量的改善。
H2b:“四大”内部集中性与审计质量负相关,即“四大”内部集中性的提高不利于审计质量的改善。
(一)样本选择
本文最初的样本包括了沪深两市A股公司,然后按如下标准筛选:1.因为本文研究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份额和内部集中性问题,所以剔除被非国际“四大”审计的观测值;2.剔除金融保险行业的公司,因为这些公司在会计核算体系以及资产结构方面有其特殊性;3.剔除变量存在缺失的观测值。经过筛选,最终得到1 187个观测值作为回归样本。样本筛选过程如表1所示。
本文的样本期间为2002~2013年。2001年银广厦事件后,中国证监会出台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6号——A股公司实行补充审计的暂行规定》,其中第二条规定: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或上市后在证券市场再筹资时,应聘请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财政部特别许可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按国际通行的审计准则,对其按国际通行的会计和信息披露准则编制的补充财务报告进行审计。该规定自2002年1月1日起执行。由此“四大”具备了在中国发展的优越条件。所以,本文将2002年作为样本期间的起点,而2013年则为本文可获得的最新数据的年份。本文用到的数据取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为了防止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所有连续变量都经过1%和99%的缩尾处理。
(二)模型设计和变量界定
为检验H1a和H1b,我们参考Francis等(2013)、郭照蕊(2011)等的研究,构建了模型(1)。为了降低内生性问题,我们用当期的因变量对上期的测试变量进行回归。Hermalin和Weisbach(1991)、Helwege和Liang(1996)以及Coles、Daniel和Naveen(2006)采用了类似的方法降低内生性问题。
为检验H2a和H2b,我们构建了模型(2),同样,用当期的因变量对上期的测试变量进行回归,以降低内生性问题的影响。
其中,α和β代表所有的回归系数,ε是误差项。模型中涉及的主要变量如下:
1.因变量
刘峰和周福源(2007)指出,学术研究一般通过可观察的审计产出(或行为)设计替代指标间接衡量审计质量,这些审计产出(或行为)包括盈余数据、审计意见、审计费用等。其中,依据盈余数据设计的替代指标对审计质量的衡量较直接,而且具备数据取得可行性。操纵性应计利润是依据盈余数据设计的常用指标,一个公司操纵性应计利润越高,盈余质量越低,这意味着更差的审计质量。
其中,基本的琼斯模型为:
Dechow等(1995)对基本琼斯模型进行了修正,认为基本的琼斯模型在计量操控性应计利润时没有考虑盈余管理对主营业务收入的影响,因此提出修正的琼斯模型,将信用销售收入增加额部分(即应收账款增加额)假设为可操纵部分,因此将应收账款增加额从收入中剔除,重新估计了模型:
2.测试变量
本文研究“四大”整体集中性(即市场份额)以及内部集中性与审计质量的关系,因此有两个测试变量:“四大”市场份额(Big4Share)和“四大”内部集中性(Big4Concen)。
“四大”市场份额指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整体在审计市场上相对于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占有的份额,反映审计市场集中程度。“四大”市场份额越大,“四大”作为一个整体在审计市场集中程度越高,审计质量越可能受到影响。参考Zeff(1967)、Rhode等(1974)等的研究,本文计算“四大”市场份额时由被审计客户的总资产分行业、分年度计算得到,等于某一行业某一年度被“四大”审计的客户的资产总和占该行业该年度所有沪深A股公司资产总和的比例。
“四大”内部集中性指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市场份额在“四大”内部的分布情况。在审计市场上,如果“四大”市场份额集中在某一所或两所会计师事务所,这比“四大”审计市场份额均匀分布在四所会计师事务所意味着更强的市场集中性,“四大”的内部竞争状况也会随内部集中性的改变而改变,审计质量可能受到影响。“四大”内部集中性使用赫芬达尔指数计算,由被审计客户的总资产分行业、分年度计算得到,等于某一行业某一年度单个“四大”市场份额占“四大”整体市场份额比例的平方和。具体而言,如果“四大”内部的市场份额平均分布,则Big4Concen值为0.25;如果“四大”内部的市场份额被一家所完全占据,则取值为1。用赫芬达尔指数计算内部集中性,将某年度某行业内的“四大”市场份额的平方和加总,可以更好地反映该年度该行业“四大”内部审计市场份额的离散水平。
3.控制变量
借鉴前人的研究,本文加入了影响审计质量的其他因素,包括盈利性(ROA)、公司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经营活动现金流量(CFO)、经营亏损(Loss)、审计意见(Opinion)、国有控股(Ownership)、地区(Region1、Region2)。其中,公司规模(Size)为营业总收入的自然对数;财务杠杆(Lev)为资产负债率,等于总负债除以总资产;盈利性(ROA)为本期净利润与本期资产的比值;经营活动现金流量(CFO)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自然对数;经营亏损(Loss)为哑变量,如果上期净利润为负,则取1,否则为0;审计意见(Opinion)为哑变量,如果上期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则取1,否则取0;国有控股(Ownership)为哑变量,如果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国有则取1,否则取0;地区(Region1、Region2)变量分别控制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以控制地区因素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当公司位于北京、上海、浙江、广东、江苏、福建等东部地区时,Region1取1,否则取0,当公司位于云南、新疆、宁夏、陕西、贵州、甘肃、青海、西藏等西部地区时,Region2取1,否则取0。同时,我们也加入行业哑变量(Industry Dummies)和年份哑变量(Year Dummies)分别控制行业和年份效应。我们将所有上市公司按中国证监会公布的行业分类结果分为21类,其中制造业由于行业类型比较笼统,公司数量众多,因此取两位代码进一步细分,其他行业取一位代码分类。
(一)描述性统计
表3列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Accruals1和Accruals2的均值分别为0.605、0.606。“四大”市场份额(Big4Share)的均值为0.121,表明“四大”整体在中国审计市场拥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四大”内部集中性(Big4Concen)的均值为0.198,表明“四大”在中国的发展并不均衡,从25分位值和75分位值来看,Big4Concen的取值存在较大的波动幅度。从财务指标上看,净利润率(ROA)的均值为0.048,公司规模(Size)的均值为22.658,经营活动现金流量(CFO)的均值为17.737,约5.6%的样本公司在上年处于亏损状态,约96.8%的样本公司在上年度获得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样本公司中,国有公司的比例为18.6%。从样本公司的地区分布上看,64.9%的公司位于东部地区,只有1.9%的公司位于西部地区。
(二)相关性分析
表4列示了主要变量的Pearson相关性系数值。Big4Share与Discretionary accruals的Pearson相关性系数为负,说明“四大”作为一个整体,其市场份额的增加会显著降低操纵性应计利润,提高审计质量。Big4Concen与Discretionary accruals的Pearson相关性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系数较低。
为进一步检测潜在的多重共线性,我们计算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最大值为2.51,远低于多元回归模型的膨胀因子最高为10的标准(Kennedy,1998)。所以在本文中,多重共线性不会构成严重问题。
(三)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探讨“四大”整体集中性和内部集中性对于审计质量的影响,分别用Big4Share和Big4Concen衡量“四大”整体集中性和内部集中性。我们用公司水平聚类标准差(Standard errors clustered at the firm level)计算P值,这对于横截面异方差和公司内的序列相关问题都很稳健。表5列示了“四大”整体集中性与审计质量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表明,“四大”整体集中性(Big4Share)与操纵性应计利润(Accruals1和Accruals2)显著负相关,表明“四大”市场份额越大,审计客户的操纵性应计利润越低,审计质量越好。说明国际“四大”在我国保持了高审计质量,“四大”整体市场份额的提高有利于审计质量的改善。
降低自身的法律风险的动力增强,从而有利于审计质量的提高,同时,市场份额领先的“四大”更有可能获得行业专长和行业经验,从而有利于审计质量的提高。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结论的可靠性,本文使用“四大”审计客户营业收入、客户股本数、客户审计收费等变量分别计算“四大”的整体集中性,结果依旧稳健,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
本文以2002年至2013年我国沪深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整体集中性和内部集中性对于审计质量的影响。我们发现,“四大”整体市场份额和内部集中性的提高,均有利于审计质量的提高。结果表明国际“四大”在我国保持了较高的审计质量,同时,在“四大”内部发展并不均衡的情况下,拥有较高市场份额的“四大”取悦客户的动机减小,降低自身法律风险的动力增强,从而有利于审计质量的提高,占有较小市场份额的“四大”可能会选择提高行业专长,将更多的资源和能力投入特定的行业,从而提高巩固自己在特定行业的市场地位,提高审计质量。本文使用基本琼斯模型和修正的琼斯模型分别分行业分年度检验“四大”整体集中性和内部集中性对于审计质量的影响,同时使用“四大”审计客户营业收入、客户股本数以及客户审计收费等变量分别计算“四大”的整体市场份额,回归结果稳健。
本文从审计视角,考察经济学中普遍关心的产品市场集中程度与产品质量的相关性问题,得出审计市场集中性会对审计质量造成影响,有利于投资者更好地进行投资决策。当投资者基于审计后的盈余质量来选择投资对象时,应将行业竞争、审计市场集中程度纳入考虑范围。本文的研究并不能直接得出在何种特定的市场结构下,审计质量可以达到某种适当的水平,而只能证明在不同的审计市场结构下,“四大”审计质量存在差异。审计市场集中性的提高还可能造成其他影响,例如审计收费上涨、审计市场的选择受到限制、市场系统性风险提高等,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实证检验,并不属于本文所讨论的范围。
本文的局限性表现在,由于目前学术界尚未得出能够有效直接测量审计质量的准确指标,相关学者在进行类似研究时通常采取如盈余质量等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本文的研究同样采取了盈余管理作为替代变量间接测量审计质量,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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