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9-11-03 作者:王悦1, (1.上海财经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上海200433; 作者简介:王悦(1978-),女,河南开封人,讲师; 潘飞1, 周齐武2 2.圣地亚哥州立大学会计学院,美国) WANG Yue,PAN Fei,Chee W.C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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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结果发现,中国的上市公司对非财务指标有一定
程度的使用。同时,非财务指标使用数量较多的企业具有较好的业绩成果,但是使用的指标种类多却不一定带来好的结果。这说明选择适当种类的非财务指标才是正确的。在考虑了控制变量的影响后,非财务指标通过战略制定/调整有效性的中介作用提升了组织业绩,这一有效性包括加深管理者对公司战略的了解、评估公司战略运行的成果、帮助公司形成新的战略计划以及做出更好的决策等。我们的发现有助于提升实务界对非财务指标的重视和理解,也能激励学术界更加注重对中国管理会计实务的研究。
本文以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报告实证结果;最后是本文的研究结论与局限性。
将非财务指标纳入到业绩评价体系是当代管理会计系统的重大发展和进步。传统的业绩评价体系只关注财务指标而忽略了那些影响组织未来业绩的关键因素,如客户满意度、质量管理等,这对于实现组织战略是极其不利的。财务类指标只能片面地反映管理者过去的努力程度和现在的努力方向,提供的数据滞后、缺乏前瞻性,且难以对无形资产如智力资本进行量化,导致管理者无法及时捕...
研究结果发现,中国的上市公司对非财务指标有一定
程度的使用。同时,非财务指标使用数量较多的企业具有较好的业绩成果,但是使用的指标种类多却不一定带来好的结果。这说明选择适当种类的非财务指标才是正确的。在考虑了控制变量的影响后,非财务指标通过战略制定/调整有效性的中介作用提升了组织业绩,这一有效性包括加深管理者对公司战略的了解、评估公司战略运行的成果、帮助公司形成新的战略计划以及做出更好的决策等。我们的发现有助于提升实务界对非财务指标的重视和理解,也能激励学术界更加注重对中国管理会计实务的研究。
本文以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报告实证结果;最后是本文的研究结论与局限性。
将非财务指标纳入到业绩评价体系是当代管理会计系统的重大发展和进步。传统的业绩评价体系只关注财务指标而忽略了那些影响组织未来业绩的关键因素,如客户满意度、质量管理等,这对于实现组织战略是极其不利的。财务类指标只能片面地反映管理者过去的努力程度和现在的努力方向,提供的数据滞后、缺乏前瞻性,且难以对无形资产如智力资本进行量化,导致管理者无法及时捕捉经营环境的变化,从而无法指导有效的行动,造成管理者短期和不恰当的行为(Hemmer,1996;Neely,1999)。而且,员工往往也只是关注评价体系内的指标,忽略甚至牺牲了评价体系以外的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Hopwood,1974;Hayes等,1988;Hemmer,1996)。为了克服传统业绩评价体系的缺陷,学术界和实务界都将目光转向了如顾客满意度、内部经营的改善和组织创新等非财务指标的使用。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非财务指标在发达国家普遍使用(Ittner等,1997b;Ittner和Larcker,1998),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融合了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的平衡计分卡(Kaplan和Norton,2001)。相对于财务指标而言,非财务指标能帮助管理者掌控组织未来的业绩,更恰当地评价员工为组织成功付出的努力并加以激励(Banker等,2000;Hauser等,1994;Kaplan和Norton,1996),更有效地抑制管理层操纵财务业绩的行为(Robertson,2005)。
现有的规范研究通过理论模型证明了非财务指标有用性的假说(Holmstrom,1979;Baker等,1994;Feltham和Xie,1994;Baiman和Rajan,1995;Hemmer,1996;Datar等,2001;Lambert,2001)。Datar等(2001)证明了在没有计量成本的情况下将非财务指标引入薪酬系统可以增加员工对企业目标的认同。Baker等(1994)、Baiman和Rajan(1995)都证明了非财务指标能通过增加评价系统的范围来降低员工偏离企业利益的行为以及绩效评估的噪音。同时,大样本的实证研究也取得了非财务指标有用性的证据。例如Anderson等(1994,1997)发现在77家瑞典公司中,客户满意度和同期的会计投资收益正相关。Banker等(2000)分析了18家旅馆的时间序列数据,发现非财务指标引入薪酬契约后,经理们更加积极地朝着这些指标努力,从而导致了业绩的增加。Scott和Tiessen(1999)、Hoque和James(2000)也报告了类似的结论,认为非财务指标的使用能够帮助组织提升业绩。然而,并非所有的研究都支持非财务指标的有用性。在理论模型分析方面,Holmstrom和Milgrom(1991)、Baker(1992)就曾指出,增加计量指标(如引入非财务指标)的一个弊端就是把较高的风险转嫁到员工身上,而后者对风险的回避便成为他们偏离公司目标的原因。从实证研究来看,Ittner和Larcker(1995)分析了249家企业,发现在控制了其他业绩影响因素后,较多采用全面质量管理和非传统业绩评价体系的企业业绩并未胜于较少采用的企业。Ittner等(2003)研究的财务公司案例中,因为采用主观评价指标引发的问题太多,公司退回到执行纯粹基于收入的奖酬制度。但是,该研究存在个案分析或小样本研究的局限性,因而结论的普遍性较差。这些表明非财务指标的业绩相关性还不能完全定论,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证据。因此,我们提出假设1:
H1:非财务指标的使用与组织业绩正相关。
H2:非财务指标的使用与其战略有效性正相关。
H3:非财务指标的战略有效性与组织业绩正相关。
H4:在考虑了非财务指标战略有效性的中介作用之后,非财务指标与组织业绩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一)问卷设计与调查安排
我们选择上交所和深交所的部分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不包括航天/国防、金融保险、房地产和社会服务业)。选择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这些企业对中国经济非常重要,而且这些企业一般有较大的规模,而企业规模和管理会计创新之间呈正相关关系(Firth,1996;O’Connor等,2004;Duh等,2009),因而适合非财务指标的相关研究。如果选择非上市公司,则可能中小企业较多,会较少采用先进的管理会计工具,且企业之间应用程度的差别较小,约束了统计检验的效果(Power)。除了分析中用到的主要变量以及填答者的个人资料,我们也搜集了企业的三项信息(包括规模、行业及所有权性质)作为分析中的控制变量。
(二)样本公司基本信息
1.问卷填写人的情况
问卷填写人大多是财务总监,占53.16%;另外主任会计、财务主管、总会计师以及财务副总裁等高级管理者也填写了不同比例的问卷;其他类中,副经理7人,董秘4人,副总裁、行政总监、证券事务代表和CEO助理各1人。近60%的填写者在目前职位上工作了五年以上,81%的填写者在目前公司工作了五年以上。基于上述统计结果,我们认为问卷填写人具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填写问卷。
2.公司规模
因为上市公司一般具有较大的规模,样本中62.03%的公司年均销售收入在10亿元以上,27.85%的公司年均销售收入在2.50亿元到9.99亿元,这两类公司占到样本总数近90%。
3.行业
样本公司以制造业为主,这类公司占74.68%;其次是交通运输/能源企业,占7.59%;再次是采矿/建筑企业,比例在5.06%;其他企业的比例均未超过4%。
4.所有权性质
样本公司中,民营企业占多数,比例为59.49%;其次是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占34.18%;最后是外商独资及中外合资企业,合计占6.33%。
(三)研究模型
我们首先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来研究非财务指标使用数量的不同是否造成组织业绩差异,然后用路径分析的方法解析非财务指标业绩相关性的具体路径,以确定是否存在中介变量的作用。
(四)变量计量
1.非财务指标的使用数量和种类
2.组织业绩(Performance)
3.非财务指标的战略有效性(Effectiveness)
4.控制变量
基于之前的研究(如O’Connor等,2004;Duh等,2009),我们同时加入规模(Size)、行业(Industry)以及所有权性质(SOE)三个控制变量。其中,规模根据年均销售收入划分为5个等级;行业作为哑变量,属于制造性行业为1,非制造性行业为0;所有权性质也设定为哑变量,属于国有独资或者国有控股的为1,否则为0。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通过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见表1),较多企业使用四种类型以上的非财务指标(TYPE均值=4.0260)。由非财务指标的使用数量(NFM均值=12.1818)来看,样本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了非财务指标。同时,多数企业对自身的相对业绩评价较高,均值达到5.0606。对于非财务指标的战略有效性,管理者的评价均值为4.4091。其中,得分最高的五项依次为“与其他的经理/员工协调与合作”、“了解公司的战略”、“更充分/准确地分享信息”、“在不同的风险计划中做出更好的选择”以及“对固定资产做出更好的配置和使用”,它们包含了战略制定/调整以及战略执行的有效性。同时,我们发现大多数样本公司规模较大,且制造型企业居多,但是国有企业在样本中并不占主导地位。
(二)相关性检验
(三)非财务指标使用情况分析
1.非财务指标使用种类
2.非财务指标使用种类的影响
我们通过方差齐次性检验对不同种类的非财务指标的影响差异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各组在组织业绩和非财务指标战略有效性上的方差没有显著性差异,即不同种类的非财务指标在组织业绩和非财务指标战略有效性上的差异不显著。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是使用指标的种类越多就越好,种类适当才是重要的。
3.非财务指标使用数量的影响
我们将样本按非财务指标使用数量从多到少排列,并根据大于中位数和小于等于中位数划分成高低分两组,进一步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两组的组织业绩以及非财务指标战略有效性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结果发现,高分组在组织业绩和非财务指标战略有效性上都显著高于低分组(见表3)。因此,我们有理由更进一步地分析此种差异产生的原因。
(四)非财务指标业绩相关性的路径分析
为揭示非财务指标业绩相关性的过程并验证相关假设,我们建立路径分析模型,检验非财务指标战略有效性是否在非财务指标业绩相关性中起到了中介变量的作用。模型亦同时控制了规模、行业和所有权性质三个变量对组织业绩的影响(见图1)。其中变量的含义为:NFM,非财务指标的使用数量;SF/R,战略制定/调整有效性;SE,战略执行有效性;PER,组织业绩;Controls,控制变量。鉴于非财务指标使用的数量而非种类与组织业绩显著正相关,因而模型及之后的检验均采用非财务指标的使用数量NFM衡量非财务指标的使用情况。
根据上述结果,我们删除不显著的路径,得到修正的理论模型(见图2)。该模型表明非财务指标之所以能够提升组织业绩是由于其能够提升战略制定/调整的有效性,进而对组织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具体而言,非财务指标能够帮助员工了解公司的战略,评估公司战略的运行成果,帮助公司形成新的战略计划,了解公司战略和各方面的因果关系,在不同的风险计划中做出更好的选择,更好地进行长短期决策权衡以及发掘/确认新的商机。这些方面对于组织业绩都存在积极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79家上市公司的问卷调查,发现样本公司对非财务指标有一定程度的使用,而且非财务指标使用的数量与组织业绩显著正相关,但使用种类则与组织业绩没有显著的关系。因此,不是采用非财务指标种类越多就越好,选择适当种类的非财务指标才是重要的。我们还发现,非财务指标对组织业绩的贡献,是通过提升战略制定/调整的有效性实现的,而没有经过战略执行的有效性发挥作用。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我们采用不同于权变模型的中介变量模型来探索非财务指标如何影响组织的业绩,这将有利于增强实务界对非财务指标的了解和应用。
基于研究结果,我们认为非财务指标的使用在中国企业大有推广及研究的价值。如何正确选择非财务指标的种类和数量,应是企业关注的焦点,而要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要了解非财务指标的成本及效益从何而来。例如采用多少种类和数量的非财务指标才不会造成管理者过多的压力,从而避免他们花费太多精力在各种非财务指标的考核上。在我们的样本中,非财务指标未能激活战略执行的有效性,只是通过战略制定/调整的有效性来影响组织业绩,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也许就是员工未能接受和恰当地使用非财务指标。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很多员工还不能表现出对先进管理机制的认同。如何引导员工接受并恰当地使用非财务指标,使之不流于形式更为重要。因此,培养学习型组织,建立学习型文化以提升组织的战略执行力对于中国企业恰当地使用西方先进的管理会计工具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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