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国内近年来的公司财务学研究不难发现，在学术研究和论文发表一片“繁荣”的同时，我们几乎忘却了公司财务学在中国所走过的历史轨迹及其现实影响，我们几乎是虔诚的普世主义教徒对西方（主要是美国）的公司财务学圣经深信不疑，我们几乎遗忘了学术研究所需要的批判精神，结果，我们几乎是完全仿制或复制西方财务学理论成果而缺乏应有的学术创新和专有理论资产。

基于社会制度的历史选择性差异，公司财务学在全球范围内曾走上了双轨推进（苏式财务学与美式财务学）的道路。回望中国的财务学发展历史，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中，我们曾经历过从苏式财务学到美式财务学的重大转型。

新中国成立后，苏式财务随同苏式经济体制被引入中国，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流行于国内的企业财务管理教科书几乎都是苏联版的。关于苏式财务学的基本特征，李心合（2009）归纳为：以计划经济社会为背景，以整体主义为方法论，以社会人假设为基本前提，以做蛋糕（创造价值）和分蛋糕（分配价值）为目标，以资金运动为对象，以资金有效配置和财务关系有效协调的制度安排和技术方法为基本内容。

进入90年代后，一系列因素的综合作用驱动国内财务学从苏式向美式转型，这些因素至少包括：邓小平南巡讲话从理论思想层面结束了资社纷争；宏观层面确立起市场经济体制；中观层面建立起资本市场（特别是两个证券交易市场）；微观层面建立起现代公司制；财务与会计领域实行“两则两制”改革等。关于美式财务学的范式结构和特征，李心合（2009）归纳为七个方面：（1）以成熟的市场经济为整体背景，以规范的资本市场为学科背景；（2）以新自由主义为思想基础；（3）以个体主义为基本方法论；（4）以“公司与资本市场之间的资金流转”为对象；（5）以理性经济人、有效市场等一系列基础性假设为逻辑前提；（6）以财务目标函数为起点，并奉行“资本至上”的理念，把财

务目标函数设定为“股东财富最大化”；（7）以投资决策、融资决策和股利决策等决策分析方法为基本内容。

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促使美式财务学取代苏式财务学成为国内财务学主流，财务学教科书清一色从苏联版换成美国版。美式财务的引入，使公司财务回归理论的语境，并且使公司财务学研究向国际主流学术范式靠拢。借用这个主流学术范式，国内财务学界的研究方向开始从苏式财务框架中关注的财务本质、职能和方法等问题，转向了资本市场中的财务理论和实务问题研究。检索90年代以来的研究文献不难发现，资本市场就好比浩瀚的海洋，可发掘的资源很多很多，围绕资本市场财务问题的研究话题不胜枚举，诸如资本市场的有效性、资本结构、投资效率、股利政策、股权结构等，并且研究的方法基本上是实证研究。主流范式的转换和对资本市场财务问题的关注，加快了中国财务学研究国际化并融入国际主流的进程。

在研究方法上，实证研究随同美式财务学一起进入中国的财务学研究领域。尽管学界对实证研究有各种不同的质疑、批评乃至蔑视、反对的声音，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崇尚实证研究的方法，甚至，一些原本推崇规范研究的学者也纷纷转向实证。以致于，一些学者开始有意识地确认起实证研究的主流地位。依李心合（2009）之见，若按论文数量评价，实证研究可能已经跃升主流，但是，主流的评价标准是论文数量还是论文的影响力，还是值得研究的问题。纵观西方公司财务理论的发展历史，构成主流财务学理论核心要件的理论模块和学术思想，几乎都是规范研究的成果。而财务学大师的诞生，也几乎都是因为采用规范研究提出了具有重大创新和影响的学术思想。科斯的《企业性质问题》和《社会成本问题》，米勒的《资本成本、公司财务和投资理论》与《公司所得税及资本成本：一个纠正》，斯科特的《最优资本结构理论》，詹森和麦克林的《公司理论：管理行为、代理成本和所有权结构》，迈尔斯的《资本结构之谜》，等等，一系列经典的财务学文献，无一不是规范研究的杰作。因此，即使我们肯定实证研究的意义，欣赏实证研究的成果，推崇实证研究的风尚，但将实证研究摆放到主流的位置，感觉也是不适当的。

从苏式财务学到美式财务学，财务学的体系建构更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这无疑是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大进步。问题是，这个转型是跟从性和自发性的，并且至今仍没有人从理性和理论层面上对这次转型进行专门的、认真的分析与总结。人们想当然地接受乃至崇拜上美式财务学，很少有人提出质疑，以致于完全忽视了美式财务学的局限性和苏式财务学的传承价值。

然而，无论如何，美式财务学是当今世界的主流，那些试图融入世界主流的学者，不得不去认可、赞美乃至崇拜美式财务学，这也许是国内学者很少有勇气批评美式财务学、很少有行动对美式财务学进行本土化改造的主要原因。令人欣慰的是，尽管很少有人有意识地去判断自己的研究范式是否跟随主流，但反主流或反传统的声音依然陆续出现，并已呈现给世人，这些反主流的声音至少包括宏观财务论、分层财务论、行为财务论、环境财务论、利益相关者财务论、制度财务论等。每种反主流的声音，都在探索和追寻财务理论创新的有效路径，概括起来，这些路径至少包括：转换财务学研究的方法论、扩展财务学研究的对象或领域、修正财务学的基本假设等。

方法论是普遍的和一般的研究方法，涉及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方法论很重要，却常常被人忽视或轻视。诸如新古典主义、个体主义、形式主义、制度主义等，对理解主流的公司财务学至关重要，是理解和掌握主流财务学的“金钥匙”，财务学研究领域却很少提及，甚至少有人知晓。人们津津乐道的通常是规范与实证，而在本文中，规范与实证则被归属于研究的技术方法范畴。方法论的构成要件很多，限于篇幅，本文仅涉及两个对公司财务学研究创新至关重要的方法论要件，即个体主义和形式主义。

（一）从个体主义到整体主义

公司财务学的方法论传统直接来自在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和经济学领域普遍采用的一个基本方法论原则——个体主义。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基本观点是：社会是由个人或个体组成，所有行为都是个人或个体的行为，除了个体成员的行为外，不会有社会整体的存在，因此社会的现象也必须从个体角度给予分析解释。体现在公司财务学领域，就是把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投融资行为看成是单个股东或公司的投融资行为，而公司的投融资行为又是完全服务于它的资本所有者（股东）个体利益的行为，除了个体股东财富最大化的利益追求和股东控制的、以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为导向的公司个体的投融资行为之外，不存在其他的任何解释。于是，整个公司财务学就只能围绕股东个体利益和公司个体的投融资行为展开，且分析范围和视野也限定于股东个体的利益最大化和公司个体的投融资行为。

个体主义自20世纪50年代成为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影响和应用广泛的一种方法论原则以来，就一直饱受学界的质疑和批评。李心合（2004）系统归纳了个体主义方法论所受到的种种质疑，并结合公司财务学的框架作了初步分析。基本观点是：个体主义方法论将公司投融资视为完全意识性和目的性的行为，必将那些大量存在的非意识性或非目的性的情绪性因素对投融资行为的影响排除在分析框架之外；采用个体主义方法论，公司财务目标函数被设定为股东财富最大化，这个假设的理论前提是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性，这个理论预设完全忽视了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冲突性事实，从而也就把现实存在的社会成本排除在财务投融资决策分析体系之外；个体主义方法论确认了股东个体财富最大化在公司目标函数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却忽视了非财富性目标的客观存在，诸如维护公平和正义等，即使现实世界里被众多公司纳入投融资决策分析框架，但采用个体主义方法论所建构的公司财务学理论体系中只能视而不见；个体主义方法论把个体的目的性放在首位，却拒绝或不能够对这种目的本身的形成过程给出充分说明。现实地看，非价值的制度因素（如产权制度等）对公司财务目标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而检索采用个体主义方法论建构的公司财务学教科书，我们看到的通常是连篇累牍的、复杂的形式推理和计量技术，完全将人、制度、产权、文化等社会基本要素游离于财务学体系之外。

此外，个体主义还有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采用个体主义方法论建构的公司财务学似有“井底之蛙”之嫌。现实世界里，公司个体的投融资活动是在与其他市场主体的关系网络中展开的，且深受宏观经济形势、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非经济性社会要素的影响，就宏观经济政策而言还有货币政策（含信贷政策）、财政与税收政策、产业政策等多种类型之分。这些实实在在的、直接构成公司投融资决策分析内容的现实要素，之所以在主流的公司财务学体系中找不到踪影，原因就在于采用了个体主义的方法论。

主流的公司财务学是按照个体主义方法论的逻辑建构起来的，要克服主流财务学的缺陷，在个体主义方法论的界限内是无法实现的，除非转换研究的方法论。如上所述，公司个体的投融资活动是在其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网络中展开的，并深受许多宏观因素的影响或制约，因此，关系主义和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完全可以应用到公司个体的投融资决策分析框架里。而一旦在方法论上从个体主义转向关系主义或整体主义，公司财务学的理论体系自然也就会有许多重大的创新，至少是可以把一系列宏观因素、利益相关者网络、供应链、制度等嵌入公司财务学理论体系，从而开拓公司财务学研究的新领域，扩展公司财务学理论。

方法论上的形式主义是理解主流财务学的又一要件。形式主义是与实体主义相对应的概念。形式主义方法论的基本观点是：任何经济形式或经济活动都有一些共同的、不可缺少的基本因子或合理的内核，如经济行动者的理性最大化等，理论研究关注的就是这些合理的共同的内核，而不需要联系具体的社会和历史条件。实体主义则批评形式主义方法论假定各种经济形式都具有共同的内核，忽略了重要因素的历史相对性。实体主义强调“嵌入性”，即强调经济过程在社会中的被制度化和经济过程之被嵌入社会关系或社会结构之中。所以，实体主义学者通常会致力于经济过程嵌入性的机制研究。很显然，主流财务学承袭的是形式主义传统，根据这个传统，公司财务问题被设定为一种标准的或理想状态，并对这种理想状态进行分析得出基本结论。

形式主义财务学存在许多为其自身逻辑所难以克服的局限性或“死穴”。首先，现实中公司投融资行为始终是受社会结构的制约或限定，而形式主义财务学却始终孤立地研究公司个体的财务现象与问题，缺乏“嵌入性”视角的考量；其次，形式主义财务学按照“工程学”也就是数学、逻辑的方法建构，完全把人、社会、文化等排除在外，就像是“没有血液循环的躯体”；再次，形式主义财务学坚守的是“普遍主义”情结，完全忽视基于各国社会习俗、法律传统、政治集团的压力和权力的干预以及对特殊竞争优势的追求等因素所导致的特殊的理财环境，自然就限制了不同社会和制度结构条件下公司财务行为的解释能力。

尽管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发生形式主义经济学与实体主义经济学之论争，也尽管形式主义方法论及采用形式主义方法论建构的公司财务学存在许多致命性缺陷，但流行于海内外的主流财务学教科书毕竟还是传承形式主义传统的。而要克服主流财务学所存在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憾，就有必要突破形式主义方法论传统。一旦我们在方法论上从形式主义转向实体主义，就会发现有很多新的财务研究课题摆在我们面前，甚至会开辟一些全新的财务学研究领域，比如基于“嵌入性”的公司财务学、社会财务学、财务伦理学等。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自身的研究对象或领域，这是其成为一门学科的重要标志之一。从国内的情况看，对于公司财务学研究对象的表述，过去和现在有别。90年代之前编写的财务学教科书中，几乎清一色把财务或财务管理的对象定义为“资金运动”，其内容应包括资金运动的全过程和各环节，谓之“资金运动论”。受苏式财务学的影响，老一代财务学家倾向于“资金运动论”。伴随美式财务学的引入，国内多数学者转向“投奔”美式财务学。在美式财务学中，研究对象一般被确认为“公司与金融市场之间的资金活动”（本文概括为“金融市场论”）。例如，英国学者理查德A.布雷利和美国学者斯图尔特C.迈尔斯的《公司财务原理》一书用“金融市场与公司经营之间的现金流动”来定义公司财务的对象。威廉R.拉舍则把公司财务的对象表述为“公司与市场之间相互作用的货币流动”。

金融市场论与资金运动论的差别是很明显的。首先，金融市场论所关注的是公司与金融市场之间的现金流转，公司内部的“资金耗费”（或成本费用管理）则不在公司财务之列。在美式学科体系中，成本管理是单独成科的。其次，侧重于基于金融市场的现金流转，与商品市场相关的现金流转即使被“勉强”纳入财务学体系，也在重点关注的内容之外。考察美式财务学教科书的框架结构，重点的领域是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三类决策”，即投资决策、融资决策和股利决策，与商品市场的“营运”相关的资金活动或营运资金管理虽也被纳入教科书的范围，但一般是作为非重点内容安排的。再次，由于把注意力集中在动态的“现金流转”上，静态的资产管理通常不在财务学的视野。查阅美式财务教科书，通篇找不到投资或营运所形成的各类资产（包括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流动资产等），站在经营管理者的立场怎样去管理控制的相关内容。而学过按照“资金运动论”的观点编写的财务管理教科书的同行都应该知道，诸如成本管理、资产管理等，通常是被作为重要的财务管理内容安排其中的。

问题是，现今国内的公司财务学体系基本上已经美式化了。就美式财务学而言，研究对象或领域就没有扩展的必要了吗？如果坚守新古典分析模型，财务学的整个体系也许没必要动大手术，问题是，基于新古典的美式财务学排斥了供应链、排斥了环境与生态、排斥了利益相关者、排斥了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排斥了互联网、排斥了股东财富以外的其他多样化的财务动机，这些被排斥的问题，恰是最能逼近现实世界的研究领域。一旦公司财务学回避了这些能够逼近现实世界的研究领域，财务学自身就愈加远离现实世界，不仅其现实指导价值被大打折扣，而且还会误导公司经营管理者、引发错误的财务行为。

因此，必须根据现实世界的问题和需求，对公司财务进行重新定位，扩展公司财务学的研究领域，拓宽公司财务的边界，创新财务学的内容。可以考虑的扩展方向至少包括如下方面：

（一）从金融市场财务向商品市场财务扩展

把美式财务说成是“金融市场财务”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在美式财务中，财务与金融是等价的，都是“finance”；公司财务的对象被界定为“金融市场与公司经营之间的现金流转”；公司财务的基本问题或内容被设计成与金融市场相关的投资、融资和股利决策。因此，教科书对公司财务的市场背景的介绍也就局限于金融市场。把美式财务定位成“金融市场财务”，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商品市场的财务问题，只是没把商品市场摆到它应该具有的、与金融市场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而已。例如，美式财务学中的投资决策所涉及的投资侧重于金融市场的证券投资，融资决策侧重于与金融市场相关的“金融性融资”。与商品市场相关的固定资产投资和营运资金管理虽也被纳入财务学体系，但相比而言处于弱势的地位。

美式财务把商品市场的财务问题摆在弱势的位置上，既与对公司财务的定位有关，也与“两类市场”（金融市场与商品市场）的运行特征有关。首先，尽管两类市场都很发达，且公司与两类市场的现金流量都很大，但公司与金融市场之间的现金流转的定量和管理难度要比商品市场更大，需要解决的财务问题更多。其次，美国的商品市场较为成熟、发达，与商品市场的“营运”相关的资金存量规模较小、期限较短，也是营运资金管理在美国财务学中占据次要地位的重要原因。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的两类市场都还处于欠发达、不成熟阶段，社会结构的很多痼疾均在市场中得到反映，与两类市场相关的公司财务问题的特征和意义也有差别。

以资本结构理论为例，在这个被美式财务尊封为“公司财务理论主流”的理论中，涉及的负债融资通常就是指“从金融市场中获得的负债”或“金融性负债”融资，不涉及“从商品市场中获得的负债”或“经营性负债”，如预收账款、应付账款等。之所以如此，从现实性或现实背景看，主要取决于美国的法制社会、高信任度社会及以此为基础的商品市场运行特征。资料显示，美国企业的赊销比例90%以上，而账款拖欠期平均只有7天，平均坏账率仅有0.25%～0.5%。这些数据说明，“从商品市场获得的负债”或“经营性负债”很难成为企业重要的资金来源，相关的统计数据也揭示了金融市场上的外源融资是企业主要的融资渠道，基于商业信用的“经营性负债”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与美国高信任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属于低信任度社会，这也是国内社会学家们的研究普遍证实的结论。在美式财务中可以“忽略不计”的经营性负债，在中式财务中不得不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来对待。以茅台股份为例，2001～2012年的十多年时间里，资产负债率平均28%的水平，而金融性负债率年年为零，全部是经营性负债。类似茅台股份的公司在中国上市公司中有很多。据统计，2012年，全部上市公司中，17.61%的公司无金融性负债，24.47%的公司无短期借款，49.88%的公司无长期借款。面对为数众多的金融性负债为零的公司，构建中式财务学体系时，我们还能像美式财务学那样专注于金融性负债而无视经营性负债来研究资本结构问题？还能固守金融市场的财务问题而不面向商品市场重新定义和扩展公司财务？

（二）从单体公司财务向供应链财务扩展

受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影响，美式财务学关注的是公司“个体”而不是“群体”，感兴趣的是股东“个体”而不是包括供应商、客户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在美式财务学中，供应链是且只能是作为外生性变量来设置的，任何在美式财务学的逻辑框架内嵌入供应链概念的企图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然而，现实并不像美式财务学设定的那样纯粹，供应链不仅现实地存在着，而且对公司运营与价值创造的影响越来越大。众多企业实行全产业链战略及集团化战略培育出的“资本型供应链”，直接影响着供应链群体中各个企业和整体供应链的投资、融资、利润分配和营运资金管理。即使是纯“市场型供应链”或“契约型供应链”，也应当被纳入营运资金管理、成本费用管控和利润分配体系的视野。鉴于这个情况，忽视或轻视供应链的财务学注定是有重大缺陷的。

李心合（2013）提出把供应链嵌入到公司财务学框架，构建基于供应链的公司财务学体系。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修正主流财务学所坚守的经济人模型。可以肯定地说，供应链并没彻底改变人的“经济人”属性。现实中，供应链的形成是成员企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的结果。供应链形成过程中频繁出现的成员企业间的利益冲突，诸如核心企业在定价和资金上的“两头沾”、成员企业间的“恶意拖欠”、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利益“侵占”、处于终端的大型零售商的“乱收费”、供应商的“堵门讨债”等现象或做法，正是“经济人”本性的充分展现。在供应链里，经济人依然“健在”并发挥作用。但是，在供应链里，经济人显然并不是人的唯一属性。供应链的产生和存续，显然是成员企业具有合作、协同、联盟等意识的表现。供应链融合了人的利己与利他、竞争与合作的双重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纯粹的经济人模型难以完整解释供应链关系，需要对经济人模型进行一定的修正。

其次，需要调整和扩充公司财务学的内容。供应链丰富了公司财务及财务管理的内容，主流财务学的投资、融资和利益分配等内容，都可以向供应链领域延伸。比如：随着“全产业链战略”的提出与大量实践，通过投资构筑长期稳定的供应链体系的做法日益普遍化，供应链投资也将成为公司财务学的重要内容；供应链融资或供应链金融，也就是将核心企业和上下游企业联系在一起提供灵活运用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一种融资模式，势必在扩展了的公司财务学中占据一席之地；营运资金本身就是依托“运营”的，而“运营”又是依托供应链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基于供应链的营运资金管理必定会成为营运资金管理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在供应链中，成员企业之间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秩序，也须纳入公司财务学的研究范围。总之，伴随供应链的引入，公司财务学将会出现一种崭新的景象。

（三）从决策财务向全程财务扩展

以决策为重心展开虽便于定量分析，并使框架结构前后逻辑一贯，但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决策财务学无法反映公司财务管理的全貌。尽管不同财务事项的具体流程会有很大不同，但其基本流程还是大体一致的，这个基本流程至少包括事前的战略、决策与预算，事中的控制和事后的分析、评价等。并且，财务“全程”还是建立在现代财务治理结构、现代信息技术、流程制度体系的基础上。财务管理体系要与现实对接，就必须从决策型财务向全程型财务扩展，关注一系列财务管理工具，包括财务战略、财务治理、财务预算、财务控制、财务分析、绩效评价、流程再造、财务信息系统等。

（四）从做蛋糕财务到分蛋糕财务扩展

美式财务学之所以容不下“分配”范畴，除了爱斯华斯·达莫德伦教授所宣称的“难以量化”的原因外，更重要的还是要归因于其所依恃的经济人模型。经济人就是讲究效率的人，唯一的追求就是效用最大化或财富最大化，对于理性经济人来说，分配的公平问题不在视野之内。然而，分配理论缺位的公司财务学在体系上是不完整的，实践中也会导致分配的无序性。分配实践的无序性既存在于美国，更存在于中国。从美国的情形看，虽然要素的报酬是按市场的规则定价的，经济学中所谓的分配理论实际上就是市场的定价理论，但是，市场定价并不能涵盖所有的初次分配（缴纳的税收无法按市场定价），并且市场定价的合理性也需要判断的基础，这个基础应与要素在“V+M”中的贡献相匹配，而这个基础在实践中是缺位的。从国内的情况看，初次分配领域的失调和无序现象更加严重，所导致的分配不公和两级分化已经大大超出了国际公认的正常水平。以基尼系数为例，官方公布的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48，而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全球基尼系数平均为0.44。如此严重的分配不公，主流财务学难辞其咎。道理很简单，主流财务学既未提供一个科学合理的框架性原则指导，又一味强调利润最大化和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内部的初次分配始终没有理论指导。按美式经济学的规则，也就是按照市场定价的规则，在资本强权的背景下，分配的秩序注定会向资本的所有者或股东倾斜，“利润侵蚀工资”的现象就难以避免。美式财务学所认定的“利润最大化”或“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函数，更加大了财富分配的倾斜度，加剧了分配的不公 平性。

要在财务学体系中添加“分蛋糕”的部分，把“做蛋糕”与“分蛋糕”统一在一门学科里，需要转换财务学研究的方法论，在此基础上构造基于价值创造的财务分配理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初次分配理论或王化成教授提出的“广义财务分配理论”。理论经济学里被称之为“初次分配”的范畴，在应用经济学里当属公司财务学的范畴，公司财务的核心问题是资金流，初次分配是公司资金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初次分配的对象、分配的基础、分配的方式、分配的规则等问题，都需要财务学家们进行定性与定量的研究。就分配对象而言，应该是新创造的价值（V+M）而非利润；就分配基础而言，应该是公司价值创造的资源基础，包括人力资源、财务资源、市场资源和公共资源（政府和社区提供）等；就分配的原则而言，应该是价值创造中的资源贡献度与资源提供者所得份额相匹配；就分配的方式而言，在资本强权的时代，美式的纯市场定价方式难以维护正常的分配秩序、解决日益严重的分配不公问题，中式财务分配的方式应该是政府指导或引导下的市场定价，而政府引导或指导的具体形式可以是立法和行政的。

（五）从微观财务向宏观财务扩展

主流的美式财务是微观性的，其所关注的范围集中在微观主体（公司个体）的投融资决策领域，并且对影响因素的考察也限定在微观领域，几乎不涉及宏观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因素。

难道美国学者就不知道宏观因素会影响微观公司行为？我想不会有人就认为美国学者那么无知。纵使西方经济学被分割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并分别采用个量分析和总量分析的方法研究微观个体（企业）的经济行为和宏观国民经济整体的行为，但个量分析与总量分析、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之间具有双向影响，以及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宏观经济政策等宏观因素直接影响微观企业的行为，这些道理，那些经济学、财务学的大佬们还不至于不清楚。

美式财务学之所以舎象掉那些影响微观财务行为的宏观经济和社会因素，取决于所选择的方法论和理论基础。财务学作为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深受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和理论传统的影响。与主流经济学一样，财务学在研究资本资源配置问题时，也假定市场是有效的，市场机制自动配置资源，不需要依赖政府的政策干预。美式财务学奉行政府不干预主义，关注的是市场而不是宏观政策，运用的是“看不见的手”而不是“看得见的手”，这就是美国的财务学主流，也是美式财务学把宏观因素作为公司财务外生性变量来设置的主要原因。

构造嵌入宏观因素的公司财务学体系，首先需要研究哪些宏观因素需要且可能嵌入到财务学体系。可以肯定的是，有经济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比如政治、法律和技术等因素。就宏观经济因素而言，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宏观经济运行因素，包括宏观经济增长、经济周期、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就业形势等；二是宏观经济政策因素，有代表性的包括收入分配政策、财政政策（含政府补助政策）、税收政策、金融货币政策（含信贷政策）、汇率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地区政策等；三是宏观经济制度变革因素。其次，应选择合适的变量进行研究。以宏观经济运行为例，人们习惯用GDP来衡量宏观经济运行，而事实上，更好的变量也许是PMI（采购经理人指数），它更好地解决了GDP的水分问题。再次，还要设计好研究方法。在公司财务学中嵌入宏观因素，是采用个体主义还是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是需要研究者认真选择的问题。

（六）从经济型财务向生态型财务扩展

主流的公司财务学是依恃经济主义的思想建构的，环境与生态被设计成公司财务学的外生性变量。主流财务学之所以会远离环境、疏离生态，主要的原因还是要归结于新古典主义的分析范式。“经济人”就是“不讲环保的人”，按照经济人的逻辑，即使现实中存在环境代价，投资人也应当视而不见，假设它是不存在的。新古典分析范式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这样的一种现实困境：那些明显有违正义、损害生态、破坏环境的侵权行为，会被人们误认为是合理的行为。观望现实世界，与企业对“利润最大化”或“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狂热追求相伴而生的，是生态环境一次次遭遇空前浩劫，我们正是在这样一种悖谬的财务逻辑中延续着公司财务学的发展历史和学术沿革。当所谓的“主流”们至今仍津津乐道于投资对“GDP的重大贡献”并为财务造就出多如牛毛的“土豪”而沾沾自喜时，却忽视了“黑色利润”、“黑色股东财富”、“黑色GDP”给世人带来的一颗颗“苦果”。面对现实，我们不能不反省：以利润论英雄、以股东财富论豪杰的时代该结束了，长期误导我们的新古典分析范式及依此建构的企业理论、公司财务学理论也该重新反思、批判并尝试创新、超越了。固守半个世纪乃至几个世纪前的学术传统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并不是科学的研究态度，只会导致思想的僵化和理论滞后于时代的步伐。

从实践看，特别是全球生态问题日趋严峻的现实看，把环境嵌入到公司财务学体系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必要归必要，实践归实践，现实世界里环境与公司财务行为的互动关系，要在财务学理论中真正体现出来，并构造环境内生性的财务学理论，除了需要在逻辑前提、方法论和理论基础上实现创新、超越和转换外，还需要搭建环境嵌入型公司财务学的理论框架（李心合，2012）。首先，需要修正公司财务目标函数。主流的“股东财富最大化”是容不下环境与生态要素的，从环境内生性的角度考虑，有必要借鉴“绿色GDP”的经验，在微观财务学中引入“绿色绩效”概念，具体表现形式有“绿色利润”、“绿色EVA”等，计算的方法是在现有经济利润或经济EVA的基础上扣除环境成本。其次，要修正财务决策的标准。决策标准的设置逻辑上要与目标函数的设置保持一致，计算的困难主要是如何确认和计量环境损失。对此，学界和实务界已经进行了许多探索，相继设计出多种计量模型并被应用于测度宏观的和微观的环境损失。这些探索和方法对于构造环境内生性的投资决策标准理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如若采用贴现现金流量的方法进行投资决策分析，贴现现金流量计算必须以“绿色利润”为基础确定，才能体现环境内生性的理论建构要求。再次，还要变革公司治理机制。若把环境因素嵌入公司财务学体系，主流的公司治理理论也必须换位，股东单边治理理论须让位给共同治理理论。

（七）从实体财务向互联网财务扩展

近年来，余额宝、易付宝、百付宝、零钱宝等一系列互联网金融产品和比特币等互联网货币的出现，改变着企业的金融生态，并通过挑战传统银行业而间接影响基于金融与实体经济相结合的传统财务管理。面对快速创新的互联网金融，财务学者和实际工作者有义务冲破传统，将公司财务管理向互联网金融领域延伸，构建基于互联网的现代公司财务管理理论及方法体系，以适应互联网时代公司财务发展的需要。

任何理论都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上，这些假设既是理论建构的前提，同时又对理论的内涵和适用性进行限定。

就基本假设而言，作为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资源稀缺性假设、公司系合法虚构假设、经济人假设、市场有效性假设、零嵌入性假设等一系列经济学基础性假设实际上也适用于财务学。这些基础性假设，实际上也是新古典分析范式的重要构件。另有一些命题，不属于经济学的普遍命题，但在财务学领域有着特殊的意义，并构成财务学体系建立的前提，包括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设、可持续发展假设、债权人权益得到保护假设、社会成本为零假设、现金流动制假设等，自然也构成财务学基本假设的范畴。假设是理论架构所必需的逻辑前提，但是假设的存在又限定了理论的意义。假设是针对现实世界的不确定性、根据现实世界的客观趋势或正常情况作出的，假设本身又偏离现实世界。假设偏离现实世界的程度越大，以此为前提建构的理论或提出的结论偏离现实世界的程度也越大。试图让假设等同于现实世界是不可能的，但是让假设更加逼近现实世界是必需且具可能性的。一旦发现某项假设偏离现实世界的程度过大，以至于使理论的现实指导和解释价值大大降低时，我们就不应固守原来的假设，就需要通过修正假设使其更加逼近现实世界。而一旦假设得以修正，以此为前提的结论或理论也需要重新解释，这是理论创新的重要路径。

（一）公司系合法虚构假设及其修正

这是一个很少有人关注、很少有人知晓的基本假设。很多人都知道美式财务学设定的财务目标是股东财富最大化，很少有人思考：“公司”去哪里了？公司在财务学中的地位如何？

尽管我们习惯上称呼“公司财务学”，但被人忽视的是，在美式财务学中，公司其实只是一个“虚拟”的组织。如同詹森（Jensen）和麦克林（Meckling）在其1976年的经典论文中的一段经典描述：“企业不是一个个体，它是一种法律假设，它可以作为一个复杂过程的聚焦点，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相互抵触的诸多目标会被一个契约关系的框架带入均衡。在此意义上，企业行为就像市场行为，也就是说，是一个复杂的均衡过程的结果。我们难得会坠入将小麦市场或股票市场描述成为一个个体的圈套之中，但我们常常会犯这样的错误，把组织视为有刺激的和有意图的个人。……企业视为一组个人间契约关系的连接可以使这样一种观点得以澄清，用提出诸如‘企业的目标函数是什么’或‘企业是否有社会责任’这类问题来暗示企业的人格化是种严重的错误。”（陈郁，1998）。

合法虚构说是主流理论的基本观点。比如主流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的厂商理论把企业定义为一种生产函数，经典的企业理论把企业认定为一组契约的集合或连接点，科斯的企业理论把企业视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实际是都没有把企业作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或经济实体来看待。再如会计学，教科书几乎一致地认为现代会计遵从的是“实体理论”而不是“所有权理论”，而实际上，以企业虚拟观为基础的所有权理论不仅没有退出“江湖”，而且直接影响着许多公司会计程序和方法的设计，不然公司净收益就不会按照体现“对股东的净财富”的思路计算，也不会那么重视体现所有权理论的“每股收益”数据。在财务学上，把财务目标函数定义为“股东财富最大化”（具体有“利润最大化”和“价值最大化”两种表述方式），其前提条件也是视公司为“法律上的虚构”。正如詹森和麦克林的解释：既然公司只是法律上的一个虚构，那提出“公司的目标函数是什么”这类问题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作为“虚构”的组织是不可能有自身独立的目标函数的，所谓的“公司目标函数”，只能是公司的所有者（股东）的目标函数。这就是美式财务学设计财务目标函数的理论渊源。

从法律虚构假设到实体假设，相关的公司财务理论需要调整。比如财务目标函数，就不应当继续沿用“股东财富最大化”的提法，而应当把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寓于新的目标函数之中，比如“增加值（V+M）最大化”等。目标函数只要调整，相关的财务决策标准和机制也应随之调整。更为重要的是，一旦合法虚构假说为实体假说所取代，被国内外财务学家们尊封为经典的委托代理理论也就需要修正。人们常说的股东与经理之间存在的委托代理关系，是以公司系合法虚构假设为逻辑前提的，既然公司是虚的，实在的关系便存在于公司的股东与经理这两类实体之间。而当我们将公司实体化之后，代理关系便发生异变，成为了股东与公司之间和公司与经理之间的双层代理关系（李心合，2012）。

（二）经济人假设及其修正

尽管主流财务学坚定地维护经济人假设，但经济人假设招致多个学科领域的批评意见已有很多很多，并且这些批评主要都是围绕经济人假设的两个极其重要的因子展开的，这就是经济人的“自利性”和“理性”。很多人认为，自利性并非现实人的唯一本性，利己心也并非人的唯一行为动机。生物学的实验和发展也支持社会学等学科所认可的人的利他主义倾向的客观存在，并指出现实世界里利他主义倾向包括亲缘选择、群体合作和互惠性交换等类型。对“理性”概念的批判也不绝于耳。集经济学、心理学和人工智能研究于一身的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Herbert Simon）在批判理性概念的基础上，用“有限理性”概念修正传统的“完全理性”假设。倍受关注的经济学新学科——行为经济学在突破经济人概念的基础上，用“有限理性”和“有限自私”概念取代经济人假设的“完全理性”和“完全自私”概念。薛求知等人（2003）的《行为经济学：理论与应用》一书中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意见归纳为四种类型：（1）人不能理智地胜任一切；（2）人不是完全理性的；(3)人类在具有自私特征的同时，也同样具有公正和利他的特征；（4）每个企业在现实的市场竞争中很难实现最大化原则。并认为，突破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

如同西蒙通过修正完全理性假设发展了管理决策理论一样，作为公司财务学核心概念的经济人假设一旦得到修正，以此为前提的公司财务学理论及方法体系也就需要调整，体现在财务决策标准的设置上，至少应该有两点变化：一是决策的价值标准从体现利己性的股东价值标准向体现利他性的相关者整体价值（V+M）转变；二是将非价值的社会、法律、环境、伦理等因素纳入财务决策体系。实际上，非价值因素始终影响着企业的财务决策，尤其是在国有企业，当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出现矛盾的时候，社会利益通常更能影响财务决策。遗憾的是，学术界对财务决策中的非价值因素研究的重视程度仍是不够。

（三）市场有效性假设及其修正

现代企业根植于市场经济的环境之中，现代经济学和财务学理论所关注的也是面向市场的或市场导向的企业。问题是，市场是有效的吗？主流理论的答案是肯定的。作为理论建构的基本前提之一，理论家们通常假定市场是有效率的。

市场有效性假设有两重含义：一是假定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对资源配置是完全有效的，不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干预，同时在理论上假定政府是无能的。既然市场是有效的、政府是无能的，公司的所有财务决策也就不需要政府干预或管制。这就是美式经济学和财务学沿用“市场与企业二分法”的理论基础，也是美式财务学远离“政府”的主要原因。二是假定资本市场是有效的。一个有效的市场，证券价格反映了与公司生产、利润、管理水平及发展前景等有关的全部公开信息。只要证券的市场价格充分及时地反映了全部有价值的信息、市场价格代表着证券的真实价值，这样的市场就称为“有效市场”。由于美式财务学是立足资本市场的财务学，所以财务学家们通常更关注资本市场意义上的有效性假设。

（四）零嵌入性假设及其修正

远离社会、不计社会成本，是流行于海内外的公司财务学教科书的普遍特征。这显然受个体主义方法论和经济人假说的影响，但是，现实的情形并非像主流财务学所假设的那样“社会成本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也许20世纪上半期之前的公司投资和运营行为的社会成本处于很小的状态，但当今社会的情形不能不让人高度关注公司投资和运营行为的社会成本。以环境成本为例，按照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估计，2005年由于空气污染引起的劳动力损失和医疗费用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失约1 120亿美元，相当于1975年的六倍。环保部环境规划院的研究报告估计，2011年环境损失高达2.6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了6%。一次次引人注目的环境群体性事件，诸如2007年的厦门PX事件、2011年的大连PX事件、2012年4月的天津大港PC事件……无一不产生强烈的社会震动，无一不警示世人，主流的零嵌入性假设或社会成本为零的假设已经远离现实世界，需要将零嵌入性假设修正为弱嵌入性假设、将社会成本为零假设修正为社会成本为正假设，并根据修正了的假设调整公司财务学理论和方法体系，比如把社会成本纳入财务目标函数和财务决策标准等。

（五）可持续发展假设及其修正

当今主流的公司财务学是建立在可持续发展假设的基础之上。从概念上看，“可持续发展”不同于“可持续经营”。经营有简单再经营和扩大再经营之分。会计学不分简单与扩大，只要公司在持续经营着，会计就应该系统地核算，所以会计以“可持续经营假设”为前提。财务学注重扩大的再经营，也就是持续的发展，而发展需要有投资来支撑，这就是主流的公司财务学注重投资而不是融资的重要原因。西方财务学教科书的内容排序，投资决策总是置于首先的位置，其中的奥秘就是最大化目标函数和可持续发展假设。

另一方面，尽管公司财务学假定公司是“可持续发展”的，但现实的状况却是公司寿命的极不确定性，甚至是想象不到的“短命”。虽然存在一些长寿的企业，但多数企业是“少年夭折”或“英年早逝”。据荷兰学者研究，美国62%的公司寿命不到5年，寿命超过20年的只占10%，只有2%的企业能存活50年。据壳牌石油公司调查，世界500强的平均寿命也只有40～50年。相关的研究表明，国外家族企业一般为23年左右。能延续到第二代的为39%，第三代的为15%。国际金融危机期间通用汽车公司的破产保护、中国光伏企业无锡尚德的破产等众多大企业失败的案例再次证明，没有不存在风险和生命危险的企业。而一旦企业出现不可持续发展的经营终止或者破产清算，“可持续发展”假设就会自动失效，以此为前提的财务理论和方法体系自然也就需要修正。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清算会计与清算财务。

（六）现金流动制假设及其修正

众多周知，会计学的构造以权责发生制假设为基础，而财务学并不遵从权责发生制，财务学的收益与成本等相关概念，都是建立在现金流动制假设的基础上。认识到这一点，对正确理解和把握财务学的基本概念及其与会计学基本概念的关系尤其重要。比如利润概念，在会计学上，利润是依权责发生制基础确认和计量的，而财务学的利润是依现金流动制的基础确认和计量的。在财务学上，利润与现金流量的数量关系是“现金净流量=利润+折旧”，而在会计学上二者的数量关系等式是“现金净流量=利润 +折旧±应收应付等往来差额”。这个差别的形成，显然是与两门学科所依恃的基本假设的差别有关。

现金流动制既不同于权责发生制又不同于收付实现制。与权责发生制相比，现金流动制强调业务活动所能产生的实实在在的经济后果——现金流转，而不是“虚”的法定权利义务关系。与收付实现制相比，现金流动制突破了现金流转的已实现性，强调未来的现金流转预期。收付实现制是基于已经实现的收或付，其时间基础是面向历史或过去的，而现金流动制的确认范围可以是已经实现的也可以是可能的或虚拟的现金流动，可以处理现在或未来可能的现金流动。在数量确定的方式上，收付实现制所选择的计量基础是历史成本，而现金流动制最为理想的计量基础是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由于财务学主要是解决面向未来的一系列投融资决策问题，因此，选择面向未来的现金流动制比收付实现制更为合理。

现金流动制在逻辑上似乎无懈可击，但对照中国企业的现实却不难发现其中的弊端。也许在高信任度的美国企业，收益性与流动性因其坏账发生率低下而能保持长期的基本一致性，从而为现金流动制假设提供现实支持，并确保现金流动制假设的有效性，但在低信任度的中国企业，尤其是在经济低迷或衰退时期，企业坏账率之高让人难以再把收益性与流动性的背离设想成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相关资料显示，2006年中国企业的坏账率高达5%～10%，账款拖欠期平均是90天，分别相当于美国企业的20倍和15倍。低信任度造就了数额巨大的经营性债务，以上海和深圳两个主板市场上市的公司为例，截至2012年底，全部上市公司基于商业信用的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和预收账款三项经营性负债合计12.43万亿元，超过短期借款9.34万亿元，占流动负债的比重为42.7%，占全部负债的比重为19.5%。若加计应付职工薪酬、应付税金、其他应付款等项目，经营性负债的金额高达15.9万亿元，占流动负债和全部负债的比重分别为54.6%和24.9%。如此巨额的经营性负债和坏账损失，是研究公司财务问题、估计未来现金流量和进行财务决策分析时无法回避和省略的，这是建构中国本土化财务学体系时必须要考量的特质之一。

用美式主流方法论建构的主流美式财务学实际上仍存在一些重大的理论和逻辑缺陷，也面临极其严峻的现实困境。因此，逻辑和现实都需要推进公司财务学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创新与发展。实现这样的任务，需要探索和寻找恰当的路径，否则我们就只能写文章和发论文，而无法展开真正的学术研究。真正的学术研究是思想的创造或创新活动。

隐含于以上三种路径的另一种重要的路径就是研究的本土化。基于社会结构的差异，采用实体主义方法论所做的本土化公司财务理论研究，本身就是财务学研究领域的一大创新，所建构的本土化的公司财务学也会颇具特色。以资本结构选择理论为例，美式财务学所推崇的权衡理论和优序理论未必就适合中国企业，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及在此背景下形成的“债务异质性”（经营性债务与金融性债务的性质差异），会直接影响本土化资本结构选择理论的建构。此外，本文也涉及到了一些理论的本土化创新问题，比如现金流动制假设的本土化修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