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会计和财务环境发生了许多重大的或细微的变化，面临着一系列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等都对传统的会计和财务产生了冲击。面对如此形势，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守正创新的要求，研究守正创新的会计和财务涵义，明确其中的辩证关系，对现行的理论与实务进行扬弃，有助于为我国会计和财务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支持。本文尝试对会计和财务理论与实务中的“扬”和“弃”进行梳理研讨，并对当前的“智能会计”“智能财务”进行必要的理性分析，旨在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重视，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需要说明的是，鉴于本文的核心是提出会计和财务守正创新中应该坚守的以及应该抛弃的主要方面，所以对创新内容未作更多涉及；考虑到会计和财务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在守正创新方面有许多共通之处，放在同一个题目下论述也应该并无大的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这个报告从宏观层面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守正与创新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具有全局性的高度和普遍性的指导意义，同样也适用于我国会计和财务领域的守正创新。

从哲学的角度看，“正”可以理解为事物的内在规律和质的要求，守正则是对事物本质和发展规律的尊重与遵循，是需要加以坚持的方面。我们同时也需要创新，而创新就是通过对不符合时代要求的旧思想、旧理论和旧方法等进行批判、舍弃、优化而后提出新思想、新理论和新做法的过程。守正和创新是辩证统一的，守正意味着坚持，但绝不是僵化和停滞；创新意味着必要的扬弃，但也不是全盘否定，不能像费尔巴哈那样，“把洗澡水连同婴儿一起倒掉”。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有时是相反相成的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统一于事物的发展进程。在守正创新的过程中，在新思想、新理论、新做法出现并能够经受住实践和时间的检验时，守正和创新也就达到了辩证统一。应该看到，虽然创新充满着难度，实质性创新也会比模仿性创新更难，但是，只要有创新的意愿和行动，在更多模仿性创新的基础上逐渐积累，最终实现实质性创新还是很有可能的。我们讨论的这种哲学关系，应可用于指导会计和财务守正创新的理论与实践。

与守正创新密切相关的哲学用语是“扬弃”，其基本涵义是辩证法的否定，是新质事物对旧质事物的抛弃与保留、克服与继承的统一。作为一个重要范畴，黑格尔哲学借助于它完成了全部的逻辑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它的合理内核，建立了唯物辩证法的否定观，主张要抛弃旧事物中消极的东西，吸收其积极的东西，并提高到更新的发展阶段（刘延勃等，1983）。因而，把扬弃只是理解为抛弃是错误的，它绝不是简单的抛弃，而是肯定和否定的辩证统一。这意味着我们既不能片面地肯定一切，也不能片面地否定一切，要把肯定与否定辩证统一起来。对会计和财务而言，其理论与实务同样都需要进行扬弃。

会计和财务的守正创新，应是指对其理论与实务中正确和适应时代要求的方面加以继承、坚持，对错误和不适应时代要求的方面进行质疑、批判、抛弃的扬弃过程，只有通过扬弃才能实现创新和发展，这个过程永不止息，也没有终点。客观地看，会计和财务的理论与实务中既有需要继承、坚持的内容，也有需要质疑、批判、抛弃的内容，所以对其进行扬弃符合客观实际。而且，正确认识和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也非常重要，对这种关系的认识和把握程度，将深刻影响会计和财务守正创新的效果甚至是成败。如果失去了守正，会计和财务的创新就会失去坚实的基础和正确的方向，甚至会犯颠覆性错误；如果没有了创新，会计和财务的发展就会停滞不前，对环境变化的反应迟钝，甚至出现被取代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看，会计和财务的“守正”与“创新”或者说“扬”与“弃”，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之间同样是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关系，它们同等重要。当然，我们首先需要辨析其中有哪些是需要坚守、继承和发展的，有哪些是需要批评、舍弃、改进和优化的，然后才有可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守正创新。这个观点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可用于指导会计和财务的扬弃过程。下文先讨论会计和财务守正创新中的“正”或“扬”，然后再讨论其中的“弃”，并以此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

会计和财务中的“正”或“扬”，可以分别从本质特征、社会属性和政治方向、哲学指引、经典理论、实践应用和研究态度等几个方面加以考察。它们共同构成会计和财务守正创新或扬弃过程中需要坚守的“正”，如果出现较大的偏离，很可能导致创新迷失方向进而产生不良后果。

（一）本质特征

会计和财务的本质特征，是它们之所以是会计和财务的决定性因素，是其发展进程中始终离不开的问题，也是首位的“正”或“扬”。对于会计的本质，国内外素来都颇具争议，学术界至今也没有达成一致。就我国的情况看，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学术界曾经开展会计性质和职能的大讨论，甚至连记账方法有没有阶级性都曾有激烈争论。随后，杨纪琬和阎达五先生提出“两重性论”观点并逐渐成为国内的主流认识，尽管争论犹在，但是会计是上层建筑、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等认识逐渐被淡化了。随着葛家澍先生《必须替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评所谓“资本主义的记账方法”》  一文的发表，记账方法有没有阶级性的争论也趋于平息。在西方，对会计本质的认识也是见仁见智，曾有多达几十种的看法，后来会计的信息系统观居于多数，成为主流认识，但仍有会计的“艺术观”和其他观点的存在。一个发人深思的客观现象是，尽管国内外对会计本质和职能的认识存在分歧，但却并不影响世界各国开展大体相似的实务工作，这可以证明会计确实具有独特的性质和职能，而已有的认识并未达到一致，又可反证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需要继续。我们认为，把会计的本质视为一个兼具科学性和艺术性的人造信息系统（朱元午，2019），还是比较符合当代会计本质的。如果可以这样认为，会计的发展也就应该坚持本质特征这个“正”或“扬”，离开这个最根本的方面，其实难言是会计的创新。

关于财务的本质，中外学者的认识大不相同。不论认为财务管理是在一定整体目标下，关于资产的购置、融资和管理（詹姆斯·C.范霍恩和小约翰· M.瓦霍维奇，2012），还是认为财务管理是组织企业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的一项经济管理工作（荆新等，2002），抑或是认为财务学是企业金融学（汪平，2008），都改变不了其主要是对资金运动进行管理的本质，这一本质也是财务创新中应该坚守的“正”或“扬”。这是因为，对会计和财务的创新评判，要看创新点或举措是否符合自己的固有本质。我们之所以把这个问题列为第一位的“正”或“扬”，是因为它关乎会计和财务创新的基本方向和遵循，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假如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偏离，是否属于会计和财务的创新就值得商榷了。

这个问题还关乎会计和财务的学科地位。众所周知，在我国现行的学科体制下，它们目前还是二级学科。如果不考虑学科定位中的主观因素，会计和财务连自己的本质都还没有定论，说不清自己的“学理基础”，再加上许多基本概念都相互矛盾和其他条件限制，在当前情况下它们难以成为一级学科应该是可以理解的。这也许并不取决于学者们的努力争取，而是取决于会计和财务自身的理论水平。尽管学者们可以尽力强调会计和财务的重要性，但理论体系和学理基础的缺陷，始终是其成为一级学科的障碍。

（二）社会属性和政治方向

不论如何看待或定义会计和财务，只要不把它们归于自然科学的范畴，承认它们不是单纯的方法和技术，那就必须承认它们涉及到社会属性问题。例如，服务对象的选择，核算和理财目标的确定，财会法律法规采取的形式、制定权限的分配，国际化和国家特征之间的关系等，最后都会归结于社会属性问题。由意识形态和习惯等所决定，西方学术界通常都更看重会计和财务技术方法属性，有意无意地忽视其客观存在的社会属性。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由社会属性和国情所决定，我国会计和财务都确实需要旗帜鲜明地讲政治，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会计和财务发展过程中必须坚守的“正”或“扬”，是不同于西方会计和财务的社会属性和政治本质。如果缺少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无法形成会计和财务的国家特征，学术研究和实际工作也将很难走出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应该看到，因近些年大量引进并简单模仿西方会计和财务理论与实务所导致的技术方法充斥，食洋不化等倾向，已经造成一些不良后果，应引以为戒。

当然，我们主张承认并坚持会计和财务的社会属性与政治方向，并不意味着把西方的理论、技术和方法都套上政治的标签，只要是科学的、有用的，它们也可以超越国界，成为人类社会共同的宝贵财富，这其实也是会计和财务的本质属性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相应地，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和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正”或“扬”将使我国的会计和财务形成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同时也是对世界的贡献。

（三）哲学指引

会计和财务的理论与实务都离不开哲学的指引。哲学对学科或专业的指引作用，存在于有意识的认识或潜移默化之中。我们看到，西方的会计、财务大都是在实用主义和概念论的指导下发展的，这一点早已被一些知名学者所承认。乔伊和米勒（1980）认为，由于独立学科发展模式是出于对会计与商业惯例一致性的追求，它强调会计必须服从商业惯例，会计主要是向商业提供有效率和有效果的服务，并且认为良好的商业惯例已经转变为能导致更多经营业务的有利可图和有效的做法，这种理念和做法体现了对实用主义的崇拜。西方的财务也应当是遵循了实用主义传统，譬如，利润最大化和财富最大化等理财目标，在它们指导下的从融资、投资、营运资金到盈余管理的财务体系，还有MM定理等财务模型，它们其实都无法摆脱实用主义的影响。对于实用主义，也许我们不宜从根本上予以否定，也要承认西方的会计和财务在它的指导下逐步体现出现代化的特征，这种认识应该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但是，需要思考它们能否指导会计和财务最终实现科学化和时代化。实践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比实用主义更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这对我国会计和财务最重要的启示是，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革与发展的根本遵循，是我们在哲学思想方面必须坚守的“正”或“扬”。只要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作为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的创新指南，我国的会计和财务就一定会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只要对这个“正”或“扬”信守不渝，经过不懈地努力，我国的会计和财务也必将在世界上赢得与大国地位相符的地位和话语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自觉地将唯物辩证法应用于会计和财务工作实践尤其是理论研究之中，更应该注意并防止口头上承认实则怀疑的倾向。如其不然，我们依然会对西方的理论与实务亦步亦趋，还会继续承受因盲目跟随西方而产生的种种后果。

（四）经典理论

中外经典文献中关于会计和财务的重要论述，也应该是需要继承的“正”或“扬”。就会计的经典理论来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簿记是“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的论述，应是最早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会计性质、职能进行的科学和全面的揭示与概括；资本运动学说和剩余价值理论极其深刻地阐明了资本循环和周转的规律，从而使资本运动及与其有关的经济范畴构成会计和财务对象理论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基础；关于“簿记的方法当然改变不了账簿所记事物的实际联系”的论述，则是把会计方法和会计对象结合起来加以研究的典范。这些论述体现了马克思对会计的重大贡献，至今仍闪耀着非常深刻的思想光辉。尽管当前环境与《资本论》写作和出版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这些论述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仍可指引会计发展沿着“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这两个基本方向前进，以至实现辩证统一。还有，佩顿和利特尔顿所著的《公司会计准则绪论》，也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公认经典著作。在这本书里，作者阐述的会计准则思想以及准则、观念、成本、营业收入、收益、盈余和解释各章的具体内容，例如会计准则应有系统、有条理、不偏不倚、不随个人意见而转移，并应与可以观察的客观情形相符合等观点，即便按照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其中有许多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再有，我国著名会计学家如潘序伦、葛家澍、余绪缨、杨纪琬、阎达五、杨时展等的一些著述中，也含有许多真知灼见。这些经典论述，都可视为需要继承和发展的“正”或“扬”。在财务领域，MM定理、有效市场理论、资产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套利定价模型和期权定价理论等，或曾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或对公司财务学理论和模型产生过重要影响，如果去掉其中的某些缺陷，例如远离实际的苛刻假设条件，其财务研究思路和研究范式依然可资借鉴。总之，会计和财务的创新与发展，肯定都离不开正确理论的指导，有些经典理论虽然年代已经久远，但是其中蕴含的科学内涵对今天依然具有指导意义，需要加以继承和发展。

（五）实践应用

实践既是检验理论正确性和有用性的标准，也是理论产生的源泉。上述经典理论肯定是它们的研究者独立思考的结果，可归根结底却是来源于会计和财务的实践。对于那些长期有用的会计实践经验，这里主要是指以借贷记账法为核心的会计信息输入、处理和传输等会计技术与程序，也是需要坚守的“正”或“扬”。在财务方面，行之有效的理财方法和经验如全面预算管理、资金管理、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财务管理体制等也需要坚持和发展。应该看到，这些有用的实践都已经经受了长时间的检验，保证了企业和单位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转，基本上履行了会计和财务本质赋予的各方面职能。虽然，当今方兴未艾的“智能会计”和“智能财务”，以及业界流行的业财融合和财务共享等，都对会计和财务实践形成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的冲击，但是，这些有用实践的根基还在，它们仍然是会计和财务中的宝贵财富，都需要继承和发展，不可轻言代替和废弃。

（六）研究态度

会计和财务的守正创新，在理论与实务两方面都离不开科学研究。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肯定需要坚守严谨认真的研究态度，舍此将很难出现科学正确的理论和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实践。如果以马克思对会计的精辟论述为例，和他的一系列其他著作一样，都是严谨认真、呕心沥血研究态度的结果。“贫困简直要置马克思和他的一家于死地。如果不是恩格斯经常在经济上舍己援助，马克思不但不能写成《资本论》，而且定会死于贫困……在第一国际中的紧张工作和更加紧张的理论研究，完全损害了马克思的健康……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在他的安乐椅上静静地长眠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72）。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对待科学研究的态度堪为世之楷模，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共产党宣言》 《资本论》等一系列经典著述的问世，不能不说与他的研究态度直接有关。

就专门的会计论著而言，佩顿和利特尔顿的《公司会计准则绪论》这部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著作，其前身是他们1936年在美国《会计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公司决算表基本会计原理试述》。据作者在自序中的回忆，“若干会计期刊及美国会计年会，曾将该文所列每一命题，作咬文嚼字之检讨，而对于若干点意见之是否允当，亦曾作激烈讨论”（W.A.佩顿和A.C.利特尔顿，1949），经过“穷年矻矻，精研不懈”之后方成此书，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严谨认真的研究态度。在我国，葛家澍先生一生从事会计理论与实务的研究，为后人留下系统的会计对象的资金运动学说，还有《必须替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等名篇，一直到九十多岁还笔耕不辍，他的研究态度非常值得效仿。郭道扬先生几乎是穷尽毕生精力，夜以继日地完成了《中国会计通史》这部巨著和其他相关著述，他对会计史的执着追求精神和认真严谨的写作态度，同样值得学习和发扬。在财务方面，MM定理和其他著名财务理论或模型的提出者，也都具有严谨认真的研究态度。这些举例，说明了研究态度是决定学术成果质量的重要因素。因此，端正的研究目的和严谨认真的研究态度也应该是需要坚守的“正”，只有坚守住这个“正”，才有可能产生创新所需要的指导性理论和实践经验。简单模仿、盲目跟风、猎奇实证和浅薄浮夸等研究态度必须抛弃和扭转，如其不然，不仅不能炼就经典著述的“钢铁”，还会贻害甚广。

以上讨论了会计和财务发展过程中应该坚守的“正”或“扬”，它们都是需要努力坚守和不可偏离的方面，在当今的环境下依然具有很现实的意义。当然，这些也不意味着应该是一成不变和停滞不前的，无论是理论还是实务都需要随着环境的变迁有所改进、优化和完善。只有如此，会计和财务才能不断前进，并通过守正创新实现科学化和时代化的目标。

问题总有两面，作为另一面，我们还需要研究现行会计和财务体系中应该“弃”的内容。不论是实质性还是模仿性的创新，往往都起源于对已有理论和实践的质疑和批评。下文讨论的内容将努力体现出这种质疑和批评的内涵，希望能为会计和财务的守正创新提供某种有意义的参考。

（一）财务报告概念框架及其方法论中的“弃”

IASB的财务报告概念框架作为“准则的准则”，在制定具体会计准则时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虽然美国已不再参与会计的国际趋同，但IASB的财务报告概念框架是对FASB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继承和发展，这一点也不必讳言。如何从哲学的视角审视财务会计或财务报告概念框架，一直是被学术界忽视但却是应该重视的问题。乔伊和米勒（1980）认为，收益的严格常规定义是根据实用主义“构造”的，是对所影响商业社会的实际需要作出实用主义反应的显著例证，是对实用主义的崇拜。对于发展财务会计概念的方法论，他们认为是一种介于极端的唯名论和唯实论之间的“概念论”（乔伊和米勒，1980）。应该看到，虽然概念论具有某些唯物主义的成分，但其本质仍然属于唯心主义的哲学范畴。我们需要承认，FASB和IASB确实在财务会计概念方面取得了很多进展，但是，由于实用主义和概念论具有先天缺陷，使得它们很难引导会计概念最终实现科学化和保持前后的一致性。尤其是，过于偏重将提供对投资人决策有用的信息作为单一的财务报告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甚至排斥了受托责任的重要性，还有IASB现有的财务报告概念框架对现代信息技术产生的会计影响至今缺乏足够的关注和响应，这些都体现出实用主义和概念论存在的诸多弊端和遗留影响。我们需要否定或抛弃它们之中的唯心主义成分，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取而代之。实现这种哲学指导思想的转换，是我国会计和财务发展之必须，应该引起学术界、实务界和有关方面的重视。

（二）会计准则中的“弃”

会计准则作为规范会计业务的重要依据，具有重要的约束作用。而会计准则的目的应在于提供满足使用者需求的会计信息，其实际效果也只能通过评估会计信息的质量来衡量。根据Lev和Gu（2016）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的数据，1950 ~ 2013年，会计收益和权益净值对上市公司股票市值的解释能力从1950年的90%降至2013年的50%左右，多重财务指标（包括销售收入、销售成本、净利润、总资产和总负债等6个指标）对股票市值的解释能力从1950年的90%降至2016年的50% ~ 60%。黄世忠（2018）也认为，从受托责任评价的角度看，会计信息相关性是显著恶化了，其主要表现为受托责任评价对会计信息的依赖度不断降低。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提出类似的观点。

出现这种状况的深层原因，我们只能从会计准则本身存在的问题中去寻找。概括地说，IFRS在指导理念、目标设定、概念提出、表现形式、信息数量等方面都可能存在问题（朱元午，2020a；2020b；2022a；2022b；2022c；2022d）。目前，财务会计面临的主要问题，正如IASB的前任主席汉斯·胡格沃斯特在他的卸任演讲中所说：“财务会计野心虽小，却很难实现。在我早期的演讲中，我曾提及会计存在诸多缺陷。我们混合使用了现行和历史成本计量法，导致了各种会计错配。尽管历史成本法具有可靠性，但是涉及过多主观估计，如对资产使用价值或使用寿命的估计。此外，无形资产作为企业价值的驱动因素变得愈发重要，但是目前很大程度上未能在财务报表中体现。我们无法解释什么是其他综合收益。虽然权责发生制会计远远优于收付实现制会计，但却容易受到盈余管理的影响，这正是许多会计丑闻的根源所在。”^①这段话揭示了财务会计中存在的几个重大问题，发人深思。随着新经济的崛起，越来越多的首席财务官认为，“按照公认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特别是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只是法规遵从（Regulatory Compliance）要求的一种摆设，耗费在财务报告编制和审计的资源纯属浪费，会计已不再被认为具有价值创造功能，原因在于这种财务报告不能反映新经济企业创造价值和保持核心竞争力的驱动因素”（黄世忠，2018）。这些看法虽然不无值得商榷之处，但也可以提示我们有必要更加客观地看待会计准则和会计信息的实际效果，并使之重新回归到真正为使用者服务的正确轨道上来。

（三）财务理论和实务中的“弃”

现行财务理论和实务中也存在一些需要“弃”的内容：理财目标过于偏重投资人利益，忽视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虽然各种风险资本提供者是企业的主要利益主体，但是他们的资源都是取自社会，企业也因此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一点并未在理财目标中得到充分体现，理财目标的侧重点和经营者财务之间也存在着矛盾；财务体系是以经营者为主构建的，所有者经常缺位，缺少来自他们的实际约束和直接监督，导致经营者在财务方面存在许多寻租空间，甚至给企业带来巨大的财务损失，使企业陷入困境；财务体系中充斥着各种技术方法和理财模型，这些模型大都是经济要素的数学组合，而且有许多严格的限制条件，很少涉及影响财务的非财务因素，这使得公司理财在面对复杂的财务关系时表现得一筹莫展和无能为力，它们好看却不管用，让人们怀疑其应用价值；现行的财务体系是一个由筹资、投资、营运资金、盈余管理等组成的平面和静态的结构，对环境变化的反应迟钝，理财效果远未达到最佳状态；西方学术界把公司理财当做企业金融学来发展而淡化其企业管理功能，这是否符合财务的本质，值得怀疑，是否适合我国的国情，更值得深入研究。我们应该舍弃这些缺陷，在财务理念、财务体系、理财目标、理财主体、理财方法等方面进行创新（朱元午，2022c；2023），努力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财务管理体系，并为我国建设世界一流财务管理体系的目标提供路径选择和实践支持。

（四）研究态度和学术风气中的“弃”

会计和财务的守正创新需要理论与实务两方面的研究，这就涉及到研究态度和研究风气。在之前“守正”的论述中，已经列举了一些值得尊重和效仿的例如马克思、佩顿、利特尔顿、葛家澍和郭道扬等名家的研究态度。遗憾的是，这些年来我们一些学者的研究态度出现了问题。不少会计和财务的文章只是简单移植西方的理论，遵从国外的范式，照搬他人的模型；论文选题盲目跟风，论证缺乏学术力度；一些论著具有强烈的功利倾向，有不少是为了评职称而作；过度追求数据的相关性和统计显著性，实证一些没有价值的财会现象；有些作者对文章的社会责任感淡薄，浮夸渐盛，过于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一些论文缺少属于作者自己的学术见解，甚至抄袭剽窃等不端行为也时有发生。我们需要努力减少和抛弃这些不健康的研究态度，坚守研究成果应负的社会责任，坚守甘当寂寞和穷年矻矻的研究精神，需要严谨认真和孜孜不倦地追求会计和财务的真理。在这个问题上，学术风气也值得注意。近年来，本专业和经济学、管理学的刊物，发表了浩如烟海的会计和财务文章，还有众多的出版社出版了许多教材和专著。但是，人们几乎看不到批评、质疑和争论的文字，缺少了“百家争鸣”。须知，许多经典著作的问世，其实都是百家争鸣的结果。我们需要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同时俱在的学术研究风气，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培育出学术研究的精品和传世之作。

当前，以信息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技环境的快速变化，既给传统会计和财务领域带来巨大冲击，同时也催生了“智能会计”和“智能财务”的出现与发展。我们既要肯定这些主要体现在应用层面上的创新，同时也需要有全面的认识和冷静思考，努力使它们的发展能更好地沿着守正创新的道路前行。

（一）人工智能的发展起伏和会计与财务的首位智能

人工智能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是也经历了几次明显的起伏。据网上资料记载，从机器定理证明、跳棋程序等引发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到机器翻译闹出笑话陷入低潮，再到专家系统模拟人类专家知识和经验解决特定领域问题又掀起高潮，人工智能发展历程经历了波折和起伏。随着专家系统存在的问题，如应用领域狭窄、缺乏常识性知识、知识获取困难、推理方法单一、难以与现有数据库兼容等逐渐暴露出来，人工智能又陷入低谜。在互联网等技术的带动下，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走向实用化，例如1997年IBM深蓝超级计算机战胜了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人工智能再次受到热捧。目前，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受到广泛关注，人们开始担心今后学术论文写作、教育、会计和财务的许多工作会不会被人工智能所代替。虽然我们无法预测人工智能会发展到何种程度，也不能预料它是否还会出现低潮，但是，因为有一些因素会对它形成限制，其发展进程还会有起伏则是很有可能的。假如人工智能完全取代了人力，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就必然会受到法律和伦理道德等的限制，其结果大概会像克隆人一样。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国家已经或者将要出台相关的法律规定，我国也不例外。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和加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意见》在安全合法原则中明确，“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禁止使用不符合法律法规的人工智能技术和产品，司法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必须依法研发、部署和运行，不得损害国家安全，不得侵犯合法权益，确保国家秘密、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不受侵害，保护个人隐私，促进人机和谐友好，努力提供安全、合法、高效的智能化司法服务”。这些足以说明，人工智能的发展尤其是它的安全性必然受到来自法律法规和其他方面的限制。据此也可以预料，“智能会计”和“智能财务”的发展路程也许不会一直平坦，也可能出现起伏。

就“智能会计”和“智能财务”而言，在当前还需要对会计和财务智能进行深层次思考。我们认为，只要业务处理政策和方法的选择仍然存在，会计和财务工作中首位的智能只能是从业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事实上，“智能会计”和“智能财务”目前更多体现在提高工作效率方面，以借贷记账法为核心的会计信息处理程序并未因其而被废弃或改变，同时现有的人工智能也尚未对财务决策的一些重要方面尤其是非量化因素提供有效的支持。对于会计和财务理论的冲击虽然已经显现，但是传统理论的根基总体上并没有被动摇，也没有催生出新的理论。会计和财务智能化或数智化，都应该承认理论人员的研究能力和实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是首位的智能，“智能会计”与“智能财务”中的“智能”只能居其次。还有，这些“智能”的安全隐患始终存在，也需要保持警惕和防范。

（二）“智能会计”和“智能财务”需要关注伦理道德

我们很难准确判断各种智能程序开发的真正目的。如果是为了提升会计和财务的科学性，应予以鼓励支持；但是，如果是出于不正当的盈利追求，那就必然会引发伦理和道德问题。开发商对盈利的无止境追求，可能会导致他们偏离提高会计和财务科学性的正确轨道，而且令财会人员或将面临失业或重新择业的困境。再从目前已有的文献上看，研究“智能会计”和“智能财务”的文章大都囿于其技术和应用层面，对其应用价值的估计和发展前景的预期过高，对可能引发的伦理道德问题则缺乏足够的关注。我们建议开发商和使用者都关注“智能会计”和“智能财务”中的伦理道德问题，以促进其健康发展。

（三）“智能会计”和“智能财务”的应用现状并不理想

中兴新云服务有限公司、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和IMA发布的《2023-2024年中国财务数字化报告》显示，在被调研的企业中有73.27%已经制定了财务数字化战略，说明多数企业已经开始重视这个问题。然而，在财务信息系统的综合评分上，平均分仅为3分左右（满分为5分）。有68.20%的企业尚未建立数字化平台，有38.25%的企业主要依靠人工Excel等进行数据处理。此外，在业务支持、决策支持、财会监督职能下的应用场景较少。虽然该报告调研的企业只有217家和几十家标杆企业，不足以反映出我国企业数字化的全貌，但是从中也能看出，“智能会计”和“智能财务”的应用情况可能并不理想。

对于数字化应用效果不理想的原因，可以从这些角度考虑：第一，一些企业对数字化的认识不够深刻，需求愿望不够强烈；第二，现有的相关软件不够成熟和完善，对企业决策等并未提供有力支持；第三，软件大都是通用的，不能满足企业的个性化需求；第四，购买相应软件的成本过高，如果应用软件的代价高于人工处理的成本，数字化的进程很可能因此而受限。这四个原因都可能单独的或复合的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数字化的应用，如果这些问题不能解决，数字化、“智能会计”和“智能财务”理想的应用愿景就很可能难以实现。

（四）“智能会计”和“智能财务”对专业教育的影响

当然，这个问题还涉及到高校的专业教育。虽然我国的会计和财务专业教育已经形成了很大的规模，取得了许多成绩，但是也需要正视财会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我们以往的财会教育体系过于偏重知识的灌输和传授，缺乏对职业判断能力、职业道德和良好职业习惯的培养，使得毕业生未必真正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实际情况是，用人单位更需要的是具有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通过职业判断能力做出正当选择，维护他们合法利益能力的人，这些人同时还要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习惯。随着“智能会计”和“智能财务”的兴起，虽然已有一些大学和学院设置了相应的系科，但却在培养目标上存有疑问。“智能会计”和“智能财务”专业不应培养智能程序开发人员应该是肯定的，大学的财会专业不应培养程序操作员而应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也是肯定的。假如高校的“智能会计”和“智能财务”专业以培养操作层面上的人才为主，其存在的意义必将大为减弱，进而对我国的高等财会教育带来负面影响。我们希望“智能会计”和“智能财务”专业可以促进而不是带偏我国的会计和财务的专业教育改革，过早地宣称它们是财会学科的一个分支，单独建立相应的系科，是否合适和必要都尚需接受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总之，由于“智能会计”和“智能财务”存在上述问题以及一些其他问题，其发展前景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形：一是在既有根基不被取代的情况下，它们不大可能成为一种新的会计和财务分支，而更多是人工智能在会计和财务上的应用。二是在传统会计和财务体系的根基被推翻的情况下，出现了新的信息系统和新的管理分工，到那时，我们讨论的将不再是现在的会计和财务问题了。

本文应用规范研究的方法，对会计和财务守正创新中“扬”与“弃”的辩证关系及其主要方面，还有内涵的一些重大的理论与实务问题，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分析和论证。其主要观点力求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深刻用意在于希望会计和财务的发展“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对“智能会计”和“智能财务”的看法，出发点是提醒开发商、应用者还有学术界对其保持客观和冷静的态度，正视已经存在和潜在的问题，需要不断加以防范和积极寻求解决方法，而且不必急于求成。鉴于以上讨论的问题都具有明显的“试论”含意，虽然主要看法力求辩证，但是预计有些可能会引发争议。最后，我们应该相信，经过恰当的扬弃，我国的会计和财务必将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道路，并以其在世界上取得与社会主义大国相称的地位和话语权，这既是我国会计和财务发展的切实需要，同时也是对世界会计和财务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