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是我国民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家族企业适应力与应变力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及时有效的战略变革已经成为家族企业适应外部环境、保持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之一（祝振铎等，2018；朱晓文和吕长江，2019）。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家族企业并没有积极进行战略变革以适应环境，其中一大原因在于CEO的变革动力不足（Geletkanycz，1997）。高阶梯队理论认为，CEO的个人认知与决策对企业行为有重要的影响作用（Hambrick，2007）。在战略变革的研究场景中，例如，Herrnann和Nadkarni（2014）探究了CEO的五大人格对战略变革的影响，发现具有开放、外向心态的CEO更倾向于实施战略变革；韵江等（2021）发现过度自信CEO更倾向于进行战略变革。然而，根据我们对现有文献的掌握，较少有文献关注家族企业中CEO的来源如何影响家族企业的战略变革动机与变革绩效。本文拟基于CEO来源于家族内部还是外部经理人市场这一视角，实证检验CEO来源对家族企业战略变革的影响，进而对以往文献进行补充。

本文以2007~2019年我国沪深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家族企业的CEO来源对战略变革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于家族成员CEO，职业经理人CEO更倾向于进行战略变革。这可能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方面，战略变革失败对于职业经理人只会短暂影响其个人职业生涯，并不会给其生活带来太大实质性的改变，失败的代价相对较轻（李婧等，2010）。而家族成员CEO肩负着传承家族财富和保护家族基业长青的重任，一旦战略变革失败会影响到整个家族的命运，失败的代价较为惨重（Minichilli等，2010）。因此，职业经理人CEO对战略变革失败的容忍度较家族CEO更高，面对激烈变化的环境时更倾向于积极适应，把握变革的最佳时机。另一方面，人的决策往往会依赖于过去的经验，家族成员CEO虽然更熟悉家族企业的各项业务，拥有关于家族企业的各种专有知识（Le Breton-Miller等，2004），但是在决策的时候也往往更容易误解新环境，固守原路径。而来自外部经理人市场的职业经理人CEO往往具有在其他企业与行业的工作经验，这有助于他们拓展认知广度、形成更广的战略视野（Crossland等，2014），因此更能促进战略变革的实施。不同公司的工作经验也会降低职业经理人CEO对企业现行战略的心理忠诚度（Hambrick等，1993；Nath和Mahajan，2017），因此倾向于进行战略变革。

进一步研究表明，家族企业中家族涉入程度越高，家族成员CEO与职业经理人CEO的战略变革水平差距越大，这表明，当家族企业中家族成员占比较高时，家族企业的兴衰更与家族成员的利益、整个家族的财富息息相关，这会使得家族成员CEO在决策时因难以忍受变革失败的代价而不倾向于进行大幅的战略变革。另外，我们还发现，家族企业融资约束水平越高，家族成员CEO与职业经理人CEO的战略变革水平差异越小。这表明，融资约束水平削弱了管理层进行战略变革的动力，从而降低家族成员CEO与职业经理人CEO的战略变革差距。最后，本文还发现，相比于家族成员CEO，职业经理人战略变革的绩效更好。这可能是由于家族成员CEO专业知识、管理能力与经营经验的缺乏，囿于以往经验缺乏适应新环境的能力。

相较于以往文献，文本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本文通过考察CEO来源对家族企业战略变革动机的影响，既从CEO来源的视角弥补了战略变革影响因素文献的不足，又对家族企业CEO来源的经济后果方面的文献进行了有益补充。其次，家族企业CEO来源与家族企业绩效的现有文献在研究结论上存在争议（Anderson和Reeb，2003；Bloom和Van Reenen，2007），本文的研究从战略变革这一新的视角对此进行了解释，并研究了家族涉入和融资约束对CEO来源与战略变革关系的调节作用。

从本文的研究结果中可以得到以下启示：研究发现，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与职业经理人相比，家族成员担任CEO时企业进行战略变革的程度较低，且战略变革的绩效较弱。因此，对于聘任家族成员担任CEO的家族企业，董事会、投资者等内外部监督主体应当积极发挥治理作用，在必要时促进家族企业有效及时地开展战略变革。与此同时，对于有计划进行战略变革的家族企业，可以通过外聘职业经理人或在高管团队中引入外部人才来提高企业的战略变革能力，从而提升战略变革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