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上线交易，这意味着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为推进“双碳”目标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事实上，碳排放权交易并非新鲜事物，伴随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碳排放权的商品属性就已确立。碳排放权交易是一种市场化的环保政策工具，旨在通过价格机制来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在我国实践中，政府首先设定一个碳排放上限，然后将这个上限分配给各个参与的企业，即碳排放配额。政府主要根据各个企业的历史排放数据和未来的减排目标来设定碳排放配额，企业根据自身的碳排放情况来购买或出售这些排放权，从而形成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在2021年启动全国性的系统之前，在一些特定的省份和城市进行了试点，包括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东、湖北、深圳等地，形成了一些好的经验。然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运行效果，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和评估。

目前，关于碳排放权交易对我国碳排放效率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单一试点市场的分析或几个市场的比较，缺乏在全国范围内的系统综合分析。而且，已有研究主要采用传统的回归分析或面板数据分析，鲜有学者考虑到我国碳排放的空间特征和空间效应。因此，本文旨在利用空间分析方法，全面、深入地研究碳排放权交易对我国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并分析碳排放权交易对碳排放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从为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完善和发展提供参考，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6至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非径向方向函数的DEA模型测量省份碳排放效率，通过空间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碳排放权交易对碳排放效率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

从时间特征上看，我国碳排放效率从2006年到2019年，各省份的碳排放效率平均值增幅29%，碳排放效率水平有了一定提升，这说明我国的碳排放总体上减少了，环境保护意识和技术创新能力有所提升，在控制碳排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空间特征上来看，我国碳排放效率在不同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普遍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南方地区的碳排放效率也普遍高于北方地区。

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设立碳排放权交易所之前，不同省份之间的碳排放效率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即地区间的碳排放水平是比较平衡的；在设立碳排放权交易所之后，有碳排放权交易所省份和没有碳排放权交易所省份的碳排放效率存在明显不同，碳排放权交易所可以提高所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

进一步研究发现，总体而言，碳排放权交易对碳排放效率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碳排放权交易可以为企业提供碳减排的经济激励，通过碳市场的竞争和奖励机制，引导企业在减排和交易中进行创新和改进，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推动经济绿色转型；但是，当考虑空间依赖性的情况下，碳排放权交易对碳排放效率的提高具有负面效应。这种现象可能的原因是，碳排放权交易的实施可能会导致不同地区之间的碳排放效率差距进一步拉大，一些地区可能会购买更多的碳排放权，而另一些地区则不愿意花费资金购买，由此可能进一步加剧空间差异，导致空间上的负外部性，我们称之为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本研究发现我国碳排放效率具有明显地区差异且存在空间相关性，碳排放权交易可提高本地区的碳排放效率，但会对周边地区的碳排放效率产生一定抑制作用。

因此，要继续推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开放和创新，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绿色债券、碳信用证等激励措施提高企业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的积极性，并加强信息公开和监管，保障企业和投资者的知情权和利益。同时，要建立完善的碳总量核算、碳监测、碳捕捉、碳汇等管理机制和市场机制，并建立健全评估体系，定期评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和碳排放效率的情况，及时调整和完善政策措施，保障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顺利运行。

另外，针对碳排放权交易的负向溢出效应，进一步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可以通过实施交易溢出补偿机增加对碳排放权交易负面影响的监测和控制，促进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优化和改进。对受到负向溢出效应影响的周边地区进行经济补偿，以缓解其经济压力。此外，可以加大对碳减排技术研发和推广的支持力度，推动清洁能源技术和低碳技术的应用，从根本上提高碳排放效率，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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