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踏上了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新形势、新变化要求财务学界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开展创新性研究，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2021年9月25日，由中国财政杂志社《财务研究》编辑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时代的公司财务行为研究”课题组共同主办的“财务理论前沿2021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顺利召开。大会分为主题报告和论文研讨两部分。与会代表就新发展格局下的财务理论创新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广泛交流。

中国会计学会副会长杨敏围绕“如何开展高质量财务理论研究”指出：一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开展财务理论研究，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结合起来。二是突出新发展格局下的财务理论“三大特色”。即继承性、民族性特色，原创性、时代性特色，系统性、专业性特色。要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不断创作和积累高质量财务理论成果，努力构建具有系统性、全面性、整体性的财务理论体系。三是坚持问题导向研究。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发现了好的问题，就有了创作高水平成果的基础。

财政部会计司副司长、中国会计学会秘书长吴祥云围绕“立足新发展格局 推动财务理论创新”指出，本次会议聚焦新发展格局下的财务理论创新，具有很强的政策意义、很高的实践价值。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在已有发展战略和丰富发展成果基础上进行的提升与创新，符合大国经济崛起的一般规律，同时这也是我国努力参与更高层次的国际大循环而进行的顶层设计，能有效应对国际秩序的深刻调整以及国内外环境的客观变化。财会人员不论是从事实务工作还是理论研究，都需要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用实际行动做好“新发展格局”这一大命题下的小文章，描绘好财会创新发展的大蓝图。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郭复初以《财务理论研究如何与我国实践相结合》为题，提出六点希望：第一，既要研究微观财务，又要研究宏观财务，以宏观财务调控去促进国民经济结构的优化。第二，既要研究生产财务与流通财务，又要研究分配财务与消费财务，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出财务对策。第三，既要研究资本市场财务，又要研究实体经济财务，使资本市场真正做到为实体经济服务。第四，既要研究技能财务，又要研究战略财务，为实现国家发展战略服务。第五，既要研究财务经济学，又要研究财务政治学，使财务为实现国家政治与经济任务服务。第六，既要研究西方财务学，又要研究中国发展财务学，力求解决中国财务实践问题。

会议共邀请8位专家教授围绕“新发展格局下的财务理论创新”做了主题报告。清华大学教授于增彪作了题为《问题导向：无边界财务管理的边界》的报告。他提出了三个重点研究领域：一是企业财务。集团公司内部资本市场，国际理财，企业内部资产、成本、收入、利润的管理等，都是现行企业财务中最严重的“丢落项”，需要聚焦问题、聚焦如何创造企业价值。二是政府及非营利组织财务。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主要目标是创造非财务价值，但以财务价值的投入为前提，因而需要提高财务投入效率，尤其加强经济可承受性以及政府投资、市场与政府经济行为边界等研究。三是财务交叉领域。尤其技术与财务交叉领域，重点研究在财务管理系统设计中如何融入大数据、算法以及机器学习等新兴信息技术，其中行为管理会计框架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化成作了题为《中国企业收益分配的结构与变化趋势——基于会计宏观价值指数的视角》的报告。他通过构建会计宏观价值指数体系，将会计数据与宏观经济决策联系起来，利用企业会计信息来反映企业经营对宏观经济的综合作用，进而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状况。会计指数描述性统计表明，企业收入分配结构和变化趋势具有以下五项特征：一是中国经济总量仍以较快速度增长，但资产创造价值的效率亟待提高。二是员工收入占比与趋势均在快速增长，控制人工成本增长面临艰巨任务。三是政府所得占比与趋势均稳中有降，减税让利取得一定进展。四是债权人所得增长速度较快，但在2019~2020年趋势放缓甚至出现下降趋势。五是金融业在全部上市公司当中的利润占比有所下降，主要是顺应国家政策要求向实体经济让利，目前看还有进一步让利的空间。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王斌作了题为《疫情与中国经济的韧性——基于业绩考核的视角》的报告。他认为，我国经济在疫情中表现出较强的韧性，其中企业业绩考核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王斌教授及其团队在疫情防控期间对各行业代表性企业的调研结果有效印证了上述逻辑，调研发现：第一，疫情对企业的冲击，在战略层面影响较少，在运营层面的影响很大。第二，激活业绩考核的韧性基因，需强调原有业绩考核体系的适用性、有效性。第三，企业会主动强化业绩考核的韧性响应功能，反制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他提出，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企业需要改进业绩考核方式，促进组织形成自恢复能力、适应能力、向前发展能力，进而提升组织的韧性响应能力及适应性增长的能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汤谷良作了题为《直面中国企业高质量，财务管理理论框架如何转型升级？》的报告。他提出，第一，财务研究要从国家重大战略的视角解释企业的财务管理决策。当前需要重点关注“碳达峰”“碳中和”以及国企改革“双百行动”等实践热点中的理论问题。第二，财务研究要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主要包括：将财务基础理论的重心从经济学转变为管理学、将财务目标从股东价值最大化转变为“企业价值与竞争能力”最大化、进行深度业财融合、创新企业估值和定价方式、创新财务分析与评价方式、转变财务管理模式。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李玉环作了题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会计实践的启示》的报告。他介绍了中华苏维埃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会计工作和审计工作，主要包括机构设置、机构职能、各项具体条例等内容，并总结了对当今会计实践的启示：其一，会计服务于中心工作、服务于大局是会计职能作用发挥的必要条件。其二，充分认识会计的地位，是全面发挥会计在财政和经济工作中的职能作用的前提。其三，统一会计制度不仅要统一会计核算制度，也要统一会计凭证、账簿和表册。

北京大学教授陆正飞作了题为《我国企业债务风险研究需要关注的若干问题》的报告。他提出，我国企业债务风险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包括杠杆操纵、去杠杆、信息披露、扩张冲动等。杠杆操纵的动机包括迎合监管需求、满足外部筹资需求以及完成去杠杆任务。去杠杆从短期看势必会使企业财务压力增大，进而造成经济下行压力，但是长期看，去除企业不合理的杠杆，有助于引导资金流向效率更高的企业，提高社会资金配置效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他以案例的形式，阐释了债务的确认、计量和披露等会计问题决定了人们对企业债务风险的基本认识，并且指出，债务危机的初始原因是强烈的扩张冲动，需要重点关注企业家（董事长等）的基本观念、内部公司治理（董事会制度等）、外部公司治理（债权人治理等）等问题。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院长秦荣生作了题为《数字化和财务智能建设》的报告。他提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必然的趋势，一个生产、分享数据时代已经到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实施由外向内的商业模式，是对业务进行系统性、彻底的重新构建；数字化与任何一个传统产业链结合起来，就会形成新的经济组织方式，从而对传统行业产生颠覆性的冲击。数字化浪潮下，企业应抓住机遇，加快智能财务建设。一是基于业务与财务融合的财务共享平台，这是智能财务的基础。二是基于商业智能的智能管理会计平台，这是智能财务的核心内容。三是基于业财一体化的智能财务平台，这是智能财务的发展方向。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谢志华作了题为《价值链和财务管理》的报告。他提出，新技术虚拟化、网络化和链接化等特征，使得我们的财务目标、财务主体、财务管理体制、财务实现价值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第一，财务目标变化。由某一主体价值最大化朝着“价值共生、价值共享”的趋势发展。第二，财务主体变化。一方面向外延伸，使得价值形成和分享主体与法人财产主体出现分离；另一方面向内延伸，每一部分主体都能成为价值单元。第三，财务管理体制变化。由科层结构转变为去中心化的信息结构，每一个组织单元都可以细小化、独立化、模拟法人化。第四，财务实现价值方式变化。过去，以高度专业化和职能化为基础的架构提升财务资源的利用效率、创造和实现更多价值；现在，在已有资源和高效率的基础上，可以通过整合已有的资源分工体系实现价值。

研讨会设立宏观财务、微观财务和新技术与财务三个平行论坛进行论文研讨。点评人与作者共同回顾、梳理、切磋、商讨，现场互动热烈，迸发出诸多智慧火花。各分会场交流与讨论的主要观点如下：

（一）第一分会场：宏观财务

人民币国际化将改变企业的国际市场环境，企业的经营模式和财务行为可能随之发生转变。钟凯、白海晨、彭雯和郑建明以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这一事件作为准自然实验，系统考察人民币国际化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民币纳入SDR后，中国跨国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显著下降，并且这一关系在国有控股与国际化程度较高的样本中更为显著；机制检验发现，人民币纳入SDR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经营风险和汇率风险等途径，降低中国跨国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研究还发现，人民币纳入SDR后，中国跨国企业现金持有的价值效应显著提升。点评人陈建林认为，论文拓展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微观经济后果研究，从国际市场开放的视角为企业现金持有影响因素相关研究做出重要补充。建议剔除事件发生当年样本、增加控制变量，使用中介效应模型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微观传导机制进行分析。同时，建议补充现金持有领域文献，增加案例、问卷调查和研究报告，阐述研究机制和研究结果，增强研究结果说服力。

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平台，目前，鲜有文献研究自贸试验区建设如何影响微观企业行为及作用机制。孟为和张宇从汇率政策不确定性角度，探究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微观企业外汇衍生品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自贸试验区建设促使其所在地级市的上市公司外汇衍生品投资对汇率政策不确定性的敏感程度显著增加；企业投资外汇衍生品能够有效降低汇率风险敞口、降低未来会计盈余波动性与股价波动性、缩减债务融资成本；机制分析发现，企业汇率避险需求和区域金融发展是自贸试验区建设影响企业汇率风险对冲的作用渠道。点评人郭飞认为，论文选题新颖，并且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企业的金融改革创新具有现实意义。建议论文将子公司设立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上市公司作为试验组，或者仔细审视试验区政策在城市甚至省份范围内可能的溢出路径；同时，需降低汇率政策不确定性变量的衡量偏差，区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汇率政策不确定性作用机理的差异；建议缩短样本期间以排除金融危机的影响，对银行外汇衍生品业务未来发展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以进一步提高论文的实践价值。

赵璨、陈玥和罗婷予探讨了政府分权对地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分权通过降低政府政策性负担转嫁、放松高管薪酬管制、提升企业绩效等渠道，促进地方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发展；并且，政府分权对地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产权制度较弱、非国有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及地方经济支柱行业的样本中。点评人赵福昌认为，“政府分权”定义包括政府与市场的分权、各级政府之间的分权，以及政府内部部门之间的权责划分，建议论文进一步厘清“政府分权”的内涵与外延，阐述“转嫁政策性负担”的政策依据，区分影响机制和经济后果，提高工具变量的相关性。

企业“脱实向虚”会阻碍实体经济的发展。于小悦和王竹泉从要素市场扭曲的角度，分析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要素市场扭曲推升了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且该效应在中西部地区、低端制造业、民营企业中更加显著；机制检验发现，要素市场扭曲主要通过企业“替代动机”助推实体企业金融化；针对不同子要素市场的检验发现，相对于金融和技术要素市场，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是影响实体企业金融化的重要因素；研究还发现，在要素市场扭曲的环境下，产业政策并未缓解实体企业金融化。点评人祝继高认为，企业金融化研究话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在企业金融化定义方面，建议单独分析投资性房地产科目并剔除长期股权投资科目，同时考虑企业金融化阈值问题，降低企业金融化变量的衡量偏差；在要素市场扭曲定义方面，建议使用实际与预期要素市场发育水平的差值、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进程滞后于产品市场或者整体市场市场化进程的程度对要素市场扭曲进行衡量；同时，建议通过完善中介机制检验、增加控制变量、完善异质性检验、阐述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提高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王少华、张宇茹和陈宋生从政府信息公开的角度，分析了财政透明度对属地公司金融化的影响、机制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财政透明度能够从“套利”动机和“蓄水池”动机两方面抑制公司金融化。该效应在东部地区、竞争激烈的行业以及政策不确定性强的环境下更显著，且在国营控股上市公司和治理水平高的公司中更显著，但管理层过度自信会弱化该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财政透明度抑制公司金融化有助于公司发展主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点评人邓博夫认为，该研究提供了宏观政策影响微观企业行为的新证据。建议重新梳理理论逻辑、研究假设和实证结果，挖掘不同类别企业分别的作用路径，对衡量财政透明度的不同度量方式进行评述。同时，建议通过图表等方式对企业金融化进行分行业、分年度描述统计，进一步突出企业金融化研究意义。

（二）第二分会场：微观财务

能否提高国有企业并购绩效是混合所有制改革成效的重要体现。何瑛、汤贤正和侯粲然基于2007~2018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非控股股东的独特数据集，构建了非控股股东治理参与度指数，分析检验了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对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能够提高国有企业并购决策效率和并购整合能力，进而提升长期并购绩效，且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分别促进和抑制这一积极作用；进一步考虑“双向混改”情境发现，在“国有企业引入非国有资本”和“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情境中，非控股股东分别通过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促进企业并购绩效。点评人卢闯认为研究话题有趣，论述合理，结论丰富。但要注意不能将混合所有制改革与静态的股权结构等同，建议从样本选择和研究设计两方面进行改进，以更好地体现“改”。此外，还建议选择治理指标作为中介变量，考虑调节因素与主假设的关系，以保证框架的逻辑一致性，并进一步区分中央企业与地方国企，丰富文章架构。

国有企业改革中，限制高管薪酬与建立业绩敏感型薪酬制度的目标并存。毛新述和段齐夷通过手工收集2016~2018年的中央企业集团公司层面数据，检验了2015年“限薪令”下中央企业的薪酬业绩敏感性。研究发现：中央企业薪酬与业绩、薪酬与评级之间均具有显著的敏感性；其中，商业竞争类企业与特定功能类企业不存在明显差异，主要是“限薪令”中高管薪酬评级扭曲、激励不足所致。点评人郑建明认为文章话题重要，内容充分，但在理论推导、实证设计等方面还有值得改进之处。建议厘清薪酬制度的变迁与发展，说明研究问题的重要性；通过增加匹配样本选取标准、进行缩尾处理、增加其他控制变量、进行组间差异检验和双重差分检验等，增强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监管问询是交易所管理上市公司的重要制度。徐慧、方巧玲、宋祖泽和文彩利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收集数据，检验了上市公司的长期导向文化与监管问询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公司文化的长期导向程度越高，受监管问询的可能性越小，即使受到问询，问询力度和对企业风险及管理层的质疑也相对较低，且这一关系仅在民营企业中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的长期文化导向程度越高，越倾向于在收到问询后，改进内部控制水平，提高盈余反应系数。点评人陈运森认为文章视角独特、设计细致，但是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建议完善逻辑推导，通过增加对公司回函状况的考察，丰富研究结论；通过清晰化关键变量的定义、增加稳健性检验、提供回归系数经济显著性的分析等，提高结论的可信度。

防范企业“脱实向虚”，也需要从微观企业改革视角进行探讨。梁上坤和董青以2003~2019年A股中央企业控股公司和非国有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国有资本管理改革对企业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央企业利润上缴政策的实施显著抑制了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行为，政策效果随上交比例的提高而提升，且这一抑制作用在企业资源丰富、行业盈利能力较弱以及高管业绩诉求较高时相对较弱；进一步研究发现，该政策的实施降低了金融资产中的“投机”成分，进而缓解了企业经营风险。点评人何瑛认为文章选题新颖、内容丰富、逻辑严谨，但还存在一些改进空间。竞争性假设的逻辑推导中可以再突出“储备”动机和“投机”动机，使两个假设的逻辑基础更明晰；同时在实证检验上，增加采用中介模型对影响路径的检验、补充利润上缴比例的检验、改变金融资产的度量方式等，提高研究结果的丰富度和稳健性。

韧性是企业家的“竹石”精神，能够在高挑战性的中小企业创新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曾雪云、黄铮和叶康涛通过对371个中小企业领导者的问卷调查和回归分析发现：领导韧性正向影响创新绩效，其中团队行为意向起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领导韧性还能通过愿景沟通间接影响团队行为意向，并且在压力情境下的低信任和低目标一致性中有更强的正向效应。点评人刘雪娇认为文章对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具有实践意义，但同时建议在假设提出中，增强论据与假设之间的相关性，对变量间的关系进行系统性论证；在问卷设计中，规范表述方式，降低问题的倾向性；在研究设计中，通过加入固定效应、进行匹配样本检验等，控制内生性；在实证结果中，提供详尽的描述性统计、相关系数矩阵等结果，增强结论的可信度。

（三）第三分会场：新技术等与财务

数字金融，一方面通过打破时空限制，可能实现“普惠效应”，另一方面，通过数智技术筛选优质客户，可能产生“马太效应”。黄贤环和王瑶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视角，实证检验数字金融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助推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主要表现为“马太效应”；机制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主要通过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两个渠道推动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发展；异质性检验发现，该效应在非国有控股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样本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非金融企业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能够有效抑制数字金融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助推作用。点评人曾雪云认为，该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建议完善理论分析，厘清数字金融发展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因果关系；建议优化研究设计，增加关于数字技术能够分离出优质客户和质差客户的相关检验，区分影子银行化与正常理财活动，增加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定量分析；同时，建议有更清晰的分析框架和识别出重点文献，增强研究贡献的针对性和夯实文献基础。

大数据和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精准识别和有效预测财务舞弊行为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崔学刚、曾笑萍和孙运传以2001~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采用XGBoost算法以及常用的Logistic方法构建财务舞弊识别模型，并对模型的样本外预测能力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基于XGBoost构建的财务舞弊识别模型样本外预测能力显著优于Logistic方法；基于原始会计数据构建的XGBoost模型样本外预测能力显著优于基于财务指标构建的XGBoost模型；且这些结论在输入全部可获得财务数据、处理连续舞弊样本、更换测试期间和更换基准模型时仍然成立。点评人张然认为文章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同时建议在样本选取上，从非舞弊样本中进一步甄别舞弊公司；在模型设定上，拉开训练集和测试集的时间间隔、使用分割连续舞弊后的样本数据，筛选新增会计信息中有用性较高的变量；在研究视角上，结合中国情境，突出本文特有的创新点和见解。

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在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中起着重要作用。罗勇根、段军山和邵骄阳采用上市公司年报“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披露的企业层面“区块链”相关信息，从商业信用的角度实证检验企业披露区块链是实质性陈述还是策略性披露。研究发现，企业披露区块链相关的信息越多，获得的商业信用也越多，表明这类信息的披露更有可能是实质性陈述；进一步研究发现，二者的正向关系在议价能力较低的企业和社会信任更高的地区中更加显著，且这一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违约风险带来的。点评人戴璐认为文章丰富并拓展了区块链与企业行为的相关研究，但同时建议在“区块链”信息披露的测量上，利用机器学习等方式增强区块链字典的效度；在模型设计上，通过增加控制变量、补充滞后一期模型、确定机制检验为同期效应还是历史累计等方式，增强结果的稳健性。

马黎珺、谢露、李静和张雯宇以中国放松贷款利率上限和下限管制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贷款利率市场化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贷款利率上、下限放开后，相比低风险企业，高风险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均显著提升；异质性检验发现，当企业面临严重融资约束、所在地区商业银行竞争程度激烈、银行难以从替代性信息渠道获取企业私有信息的情境时，放开贷款利率上、下限管制对高风险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贷款利率市场化减少了信贷配置过程中的所有权歧视和规模歧视，增加了银行对借款企业会计信息的依赖程度，同时，使得会计信息质量较高的高风险企业获得了更大规模、更低成本的贷款。点评人崔学刚认为该研究话题重要，边际贡献清晰，研究方法较为严谨，论述系统规范，研究具有张力。建议进一步明确研究动机，会计信息质量也许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效果，但是作为利率市场化改革目标显然缺乏依据，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厘清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机制，通过多途径衡量企业风险和信息质量控制核心变量的衡量偏差问题，补充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控制变量，明确高风险企业在贷款利率市场化以后是主动还是被动改善会计信息质量的，完善分组检验，提炼研究结论。

汤泰劼和马新啸以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企业与银行建立战略联盟对其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银企联盟有利于缓解融资约束，且这种效果在民营产权、非集团控制、市场化程度较低和货币政策紧缩时期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银企联盟可缓解“融资难”问题，企业的市场价值和生产效率会因此显著提升，但银企联盟也会加剧“融资贵”问题，企业需要支付更高的资金成本，以保证后续及时、稳定的信贷获取。点评人郑登津认为该研究话题新颖有趣，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对于“融资难”与“融资贵”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建议进一步明确双方建立联盟的动机，探究不同企业如何在“融资难”和“融资贵”之间权衡。此外，建议区分战略联盟和产融结合的概念，提高逻辑推论的客观性；同时斟酌代理变量选取的合理性，考虑工具变量可能存在的问题，增加Heckman检验等进一步解决内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