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学强调实质重于形式（Substance Over Form）。客观地说，中国曾经没有“管理会计”（Management Accounting or Managerial Accounting）这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没有管理会计的理念及其实践运用（胡玉明，2015a）。然而，业已存在的管理会计理念及其实践运用，就像散落在海滩上的珍珠。有一位长年生活在海边的教授，将这些散落在海滩上的珍珠串成一条项链。这位教授就是著名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管理会计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厦门大学资深教授余绪缨先生。

一、创建中国管理会计理论体系

改革开放以后，西方许多会计学术思想开始进入中国。这时，余绪缨深感“现代管理会计是一门新兴的、将现代化管理与会计融为一体的综合性交叉学科，在中国原属空白，但在现代化经济管理中却极为重要”（胡玉明，1995）。为此，余绪缨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披荆斩棘，竭尽全力，从无到有，在中国率先致力于管理会计理论的引进与创建、发展，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富有开拓性研究成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学科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创建中国管理会计学科的基本原则

管理会计如何“洋为中用”是余绪缨当时创建中国管理会计学科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余绪缨（1983a）认为，探讨管理会计的“洋为中用”问题，要注意防止两种倾向：简单地以“社会经济制度不同”、“不适合中国国情”为由完全否定、排斥，或认为“月亮也是外国的圆”，完全照搬照抄。余绪缨（1983a）进一步认为，对国外在企业经营管理领域的一切经验和成就（包括管理会计）应该采取客观、分析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我所用。通过仔细研究和思考，余绪缨（1983a）确立了创建中国管理会计学科的原则为“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这十六字的原则包括三个层面的意思：（1）“以我为主”是学习、借鉴外国企业管理方法和经验的出发点，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绝不能照抄、照搬外国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模式。（2）“博采众长，融合提炼”是正确的学习、借鉴方法，必须对外国的东西客观、全面、认真地分析研究，力争做到真正学通学透百家。所谓学通学透，应包括既学习其历史，也学习其现状，既学习其原理，也学习其方法。在按照其本来面貌学通学透的基础上，通过分析、鉴别，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集百家成一家，融合提炼，为我所用。（3）“自成一家”是目标。学习、借鉴外国的方法、经验和成就只是手段，其最终目的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学科体系。

时过三十余年，余绪缨（1983a）所概括和论述的“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十六字原则不但没有过时，而且对贯彻《指导意见》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更为重要的是，这十六字的原则体现了余绪缨先生“崇洋但绝不媚外”的风骨和“自信洋溢”的风采。这就是学术自信的一种表现。当然，时过境迁，中国管理会计学科建设不能仅仅停留在“洋为中用”的层次，而要创建彰显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理论学派。

（二）财务会计首先同时是（广义的）管理会计

基于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适应企业的投资者（也就是所有权的代表）与经营者（也就是经营权的代表）的不同信息需求，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会计包括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两个分支。而基于中国当时的经济体制，中国的会计是按照行业划分（如分为工业会计、商业会计和基本建设会计等）进行分类的，并没有分为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

明确了创建中国管理会计学科的基本原则之后，余绪缨（1983b）认为必须厘清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之间的关系，才能消除同行的认知障碍。为此，余绪缨（1983b）明确指出，财务会计主要通过定期的财务报表，为企业外部与企业有经济利益关系的主体服务，而管理会计侧重于为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服务。无论财务会计或管理会计，都同时为企业内外部服务，只是侧重点不同。

那么，企业如何处理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关系呢？余绪缨（1983b）认为“一个企业通常只有一个基本的信息收集、加工系统。这就是以财务会计为主体的信息收集、加工系统，管理会计并不与财务会计相平行另搞一套。管理会计一方面充分利用财务会计记账、算账提供的资料；另一方面，它还从财务会计基本信息系统之外取得有关信息。因此，可以说，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是同源分流的”。由此，余绪缨（1983b）进一步认为，“从完整的意义上说，财务会计首先同时是管理会计（广义的管理会计）。它服务于企业管理，是以整个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提供集中、概括性的资料，为企业的高层领导服务”。

时至今日，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是会计的两个分支，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同源分流”都已经耳熟能详并且成为常识，但在当时还是不失为一种先导性的观点。尤其是，余绪缨（1983b）用“同源分流”四个字概括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既高屋建瓴又言简意赅，显示出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学术造诣。《指导意见》发布之后，管理会计的发展进入最佳机遇期。基于这种大背景，余绪缨（1983b）的观点更具有前瞻性：（1）管理会计离不开财务会计。重视管理会计，但不能因此而贬低财务会计，没有财务会计提供的信息，管理会计无法充分发挥作用。（2）这将为互联网时代的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从“同源分流”回归到“同源收敛”，乃至“合二为一”奠定理论基础（胡玉明，2017）。

（三）管理会计的理论基础与基本框架

余绪缨（1983b）认为执行性管理会计的理论基础是泰罗的“科学管理”，而决策性管理会计的理论基础是运筹学和行为科学。由此，科学管理、运筹学和行为科学构成管理会计的理论基础。余绪缨（1983b）明确指出，现代管理科学的形成与发展，对管理会计的形成和发展，在理论上起着奠基和指导的作用，在方法上赋予其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和技术，使其面貌焕然一新。因此，管理会计以现代管理科学为基础，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其早期形成的一些技术方法；另一方面，又大量吸收了现代管理科学的运筹学、行为科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并把它们引进、应用到会计中来，形成了一个新的、相对独立的、完整的理论方法体系。

余绪缨（1983c）认为管理会计的形成与发展，可以大致区分为执行性管理会计（20世纪初至50年代）与决策性管理会计（20世纪50年代之后）两个阶段。由此，余绪缨（1983c）认为管理会计的基本框架（如图1所示）包括“决策与计划会计”和“执行会计”，而“决策会计”居于首位。因为计划以决策为基础，是决策所定目标的综合表现。因此，“计划会计”是连接“决策会计”与“执行会计”的桥梁。管理会计的基本框架。管理会计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渗透、融合到管理的基本职能，从而发挥其作用。

时隔三十余年，历经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余绪缨（1983b；1983c）对管理会计基本框架的总结和提炼，不仅没有过时（当然，可以进一步补充、完善），而且对于贯彻《指导意见》，提炼管理会计活动，归纳管理会计工具，进而最终创建彰显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理论学派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管理会计的对象与方法

解决了管理会计的对象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一门科学或学科，不仅有其特定的对象，而且有其特定的专门方法”。那么，什么是管理会计的专门方法呢？余绪缨（1984）认为“管理会计所用的方法，是属于分析性的方法，借以从动态上来掌握它的对象——企业生产经营中形成的现金流动”。因此，差量分析作为管理会计的基本分析方法贯穿管理会计之始终。

国外研究文献很少涉足管理会计的对象与方法问题，而基于中国老一辈学者的研究风格，余绪缨（1984）认为“如果重实务而轻理论，特别是对贯穿其中的某些基本理论问题缺乏较深入的研究，不能掌握有关方法之间内在的规律性的联系，就难以纵观全局”。有鉴于此，余绪缨（1984）的研究对中国管理会计学科的基本理论建设具有奠基性的意义。遗憾的是，如今的年轻学者很少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研究管理会计基本理论问题，学术期刊也很少刊登这种规范研究论文。如果管理会计的对象与方法不明确，就难以界定管理会计学科的边界。也许，如何评价余绪缨（1984）的观点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对管理会计的对象与方法缺乏系统研究的局面必须尽快扭转，否则，将不利于新时代中国管理会计理论体系的建设。

（五）管理会计的学科性质

既然管理会计是会计的一个分支，那么，研究管理会计的学科性质就不能绕开会计的本质。余绪缨（1980）提出“根据当前的现实及其今后的发展，应把会计看作是一个信息系统，它主要是通过客观而科学的信息，为管理提供咨询服务”。余绪缨（1982）进一步指出，“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它为管理（包括财务管理）提供有用的信息。会计为管理服务，但不是管理本身”，而且“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它所提供的信息的数量和质量，仍在不断发展中”。既然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属于“同源分流”（余绪缨，1983b），管理会计自然也是一个信息系统。那么，管理会计的学科性质又是什么呢？

余绪缨（1983c）认为“管理的重心在经营，经营的重心在决策”，而“决策离不开信息”。如此一来，管理、决策与信息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有鉴于此，余绪缨（1991）指出，企业完整的管理系统包括决策系统、决策支持系统和执行与控制系统等三个层次。与此相适应，企业的经理人也包括决策者、参谋者和执行者等三个类别。管理会计师作为信息专家属于决策支持系统的参谋者。决策支持系统与决策系统的关系，实质上是谋与断的关系。参谋者（及其机构）的职能，是以谋为主，从事决策的研究工作，研究如何科学地确定决策目标，拟定实现决策目标的各种可能方案，帮助决策者做出合理的决策。因此，辅助性和专业性是参谋者（及其机构）的基本特征。参谋者（及其机构）的辅助性意味着参谋者（及其机构）在企业处于从属地位，并不直接掌握决策权与执行权。参谋者可以利用各种方式，通过各种途径去帮助、影响决策者和执行者，但不能越俎代庖，代替决策者和执行者。而参谋者（及其机构）的专业性意味着参谋者（及其机构）由相关专业领域学有所长的专家组成。决策者、参谋者和执行者“三足鼎立”“智能互补”，才能实现企业的决策目标。因此，必须恰如其分地认识管理会计师（及其机构）的地位，既不人为拔高，也不人为贬低，才有利于其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地向前发展。

基于上述认识，余绪缨（1991）进一步认为，管理会计从学科的分类看，是信息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更高的层次看是软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作为一种会计工作，则是决策支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从软科学的性质和特点论证了管理会计的学科性质与工作性质之间的统一性。

余绪缨（1991）界定了管理会计的学科性质（信息系统），明确了管理会计的职能（促进决策与影响决策）与地位（决策支持系统），强调管理会计的辅助性和专业性（管理会计有助于创造价值，但本身难以直接创造价值），不能人为拔高或贬低管理会计，必须恰如其分地认识管理会计的作用与地位。余绪缨1983年的一篇论文的题目《现代管理会计是一门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益的学科》点出了问题的关键（胡玉明，2017）。余绪缨（1991）的观点不仅对新时代的管理会计理论与实践研究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而且也指明了管理会计未来的研究方向。既然管理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管理会计报告就是管理会计的“产品”。未来，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应该就是管理会计报告（胡玉明，2017）。

（六）管理会计的数学化思潮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美国管理会计领域出现数学化思潮。于是，西方管理会计论著或研究文献中，数学公式甚至复杂的模型俯拾即是。基于这种情境，在中国引进管理会计首先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管理会计数学化的科学性与实践性问题。如果不能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就难以引进西方管理会计，更不用说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学科。为此，余绪缨（1984）试图从理论上解释这个问题。也许受马克思的“一门科学只有能成功地应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这个传统名言和美国管理会计数学化思潮的影响，余绪缨（1984）认为，管理会计所用的数量分析方法日趋紧密化，是管理会计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标志着管理会计从描述性科学向精密科学转变。而这种转变，实质上是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共同趋势，从而断言管理会计数学化思潮在中国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

尽管余绪缨（1984）的部分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得不合时宜，但是，在当时却消除了学术界和实务界对西方管理会计是否适合中国的疑虑，从而有助于引进西方管理会计并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学科。

不过，余绪缨（2001a）坦承自己是在改革开放之初才开始接触管理会计，因而难免受到美国管理会计数学化思潮的影响。余绪缨（2001a）认为，不能笼统地说，“数学是科学的语言”。严格地说，数学只能理解为是自然科学的语言，而不是一切学科的语言。因为社会经济现象和自然现象毕竟有很大的差别，因而数学方法在社会经济科学和在自然科学应用的有效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人的因素居于主导地位。人作为社会生产力诸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并不像物质资源、财务资源、时间资源等那样都可以直接量化，按照一定的规则纳入数学模型。人，作为社会人，以至文化人，其学识、经验、能力、心理等因素及其主动性、积极性发挥的程度等，极为复杂、多变，难以甚至无法量化，对数学模型的求解得出的“最优”数量关系，也有赖于模型的使用者（决策者）根据其智慧、谋略进行综合判断，以确定其可行和满意的程度，并据以作必要的修正。由此，余绪缨（2001a）进一步认为，数学方法只是表述管理会计思想的手段，并不是管理会计思想本身。在管理会计中，高等数学方法的应用虽可在较大程度上弥补一般定性分析的不足，但不能夸大其作用。在以人为主导的社会经济活动中，数学方法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性的工具来使用，应力求避免滥用数学方法的倾向。

显然，余绪缨对管理会计数学化思潮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信”到“疑”的过程。这个过程体现了余绪缨敢于修正自己学术观点的科学精神，也对当前中国会计理论研究领域存在过度重视数学化研究方法的现象提出警示。

（七）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主要特点

中国管理会计有何特点？这是创建中国管理会计学科无法回避的问题。借到美国学术交流之机，在深入研究西方管理会计并总结中西方管理会计共性的基础上，余绪缨（1985）将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特点概括为：（1）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是一个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主线的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相结合的信息系统。通常所说的财务会计，从企业的角度看，实质上也是一种管理会计，而且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在工作上虽然可以有所分工，但构成统一的会计信息系统，则实际上可总称为管理会计。（2）建立以目标利润为中心的高度综合的经营目标计划体系。（3）实行权、责、利相结合，提高以班组核算为基础的厂内经济核算体系。（4）技术与经济相结合，开展技术经济分析。（5）企业经营成果的考核，要重视价值与使用价值、微观需要与宏观需要的统一，逐步建立能准确反映、评价微观经济效益与宏观经济效益相统一的科学体系。（6）使用先进的技术手段，逐步建立以电子计算技术为基础的会计信息系统，并形成全国性的大网络，便于各有关单位经济有效地利用信息资源，为全面提高经济效益服务。（7）加强理论建设，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武器，建立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理论体系。

尽管余绪缨（1985）只是根据当时的情境初步概括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主要特点，但在中国当时的同类文献中，还是率先迈出了具有较大特色的第一步。从当今基于计算机的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逐渐融合、业财融合和信息共享的趋势来看，余绪缨（1985）的许多“独立见解”还是具有较大的前瞻性。

（八）广义管理会计理论体系

余绪缨（1992a）又率先富有创见性地提出包括“微观管理会计”、“宏观管理会计”和“国际管理会计”三个组成部分的广义管理会计理论体系。广义管理会计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如图2所示。

其中，微观管理会计是从企业的角度看问题，包括微观投资决策会计和微观经营会计两个组成部分，从微观上研究如何为提高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益（体现在项目的投资效益上）和使用效益（体现在项目建成投产后的经营效益上）提供有用信息；宏观管理会计包括宏观投资决策会计和宏观经济会计两个组成部分，从宏观上研究如何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为提高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益（项目从国民经济看的投资效益）和使用效益（项目建成投产后从国民经济看的经营效益）提供有用信息；而国际管理会计则是适应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研究如何在跨国经营活动中最大限度地为提高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益与使用效益提供有用信息，它是管理会计的基本原理与方法结合跨国经营活动的环境和条件进行具体运用而形成的一个新领域。广义管理会计理论体系的提出，在现有管理会计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与发展为三个组成部分，突破了国内外现行管理会计研究仅限于微观管理会计的局限，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学术界都属首创，其研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余绪缨（1992a）认为，管理会计在广度上向广义管理会计发展，将微观管理会计、宏观管理会计和国际管理会计这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投资效益与经营效益相衔接、宏观效益与微观效益相统一的广义管理会计体系，可以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完善现行的会计信息系统，使其能够更有效地为中国的宏观控制与微观搞活服务。

尽管余绪缨（1992a）提出的广义管理会计理论体系已经过去二十几年，然而，现在看来，依然富有启迪意义。 广义管理会计理论体系开启了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的互动研究，拓展了管理会计的研究视野，使管理会计从微观层面延伸到宏观层面，以实现宏微观管理会计一体化。遗憾的是，余绪缨先生生前没有完成广义管理会计理论体系的建设。如今，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的会计理论研究已经蔚然成风。由此可见余绪缨（1992a）的先见之明。

余绪缨先生历经艰辛，披荆斩棘，不断面对并回应各种质疑或误解，最终在中国创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管理会计理论体系。

二、奠定中国管理会计教材结构体系

（一）管理会计教材的奠基之作

确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教材结构体系之后，余绪缨先生以“发白未懈青云志”自励，夜以继日，尽心竭力编写出了管理会计教材初稿，并作为教育部委托厦门大学举办的高等财经院校管理会计师资培训班（1981年2月至7月）的试用教材。以这次教学实践为基础，余绪缨先生对初稿做了较大的增删、修订，形成第二稿。1981年11月，财政部人事教育司在厦门大学召开教材审稿会。当时审稿专家在充分肯定“这本教材内容丰富，自成体系，论述深入，结构严谨的同时，也就如何进一步修改、提高教材的质量提出了建议。余绪缨先生根据审稿专家的建议，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又做了较大的修改、补充，形成第三稿，作为正式出版的基础。

这本《管理会计》（1983年版）教材基本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管理会计的发展水平，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高等财经院校试用教材。该教材所创建的“以管理会计的对象即现金流动为经，以管理会计的职能为纬”的管理会计教材结构体系成为中国当时同类教材编写的蓝本，堪称中国管理会计教材的奠基之作。

20世纪90年代之前，余绪缨先生的《管理会计》教材具有非常广泛的影响。该教材启蒙并深深地影响了整整一代自中国恢复高考以后入学的管理会计学人（杨世忠，2005）。许多人是通过该教材才了解、理解和掌握管理会计知识，从而对管理会计感兴趣。可以说，该教材不仅对管理会计在中国的传播、普及与应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也标志着余绪缨先生已经完成了对西方管理会计的引进工作，开始进入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学科阶段。

之后，余绪缨先生又根据该教材的教学使用反馈意见，结合管理会计的发展，全面修订了《管理会计》（1983年版）教材，并于1990年出版了《管理会计》（修订本）。《管理会计》（修订本）基本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西方管理会计的发展水平，并融入了余绪缨先生的研究成果，成为具有专著色彩的教材。

（二）管理会计教材的经典之作

余绪缨（1990a）认为，管理会计的职能本质上是一种行为职能，把激励人的行为贯穿始终。如果管理会计不通过人的行为，其所提供的任何信息都不足以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实际效果。行为科学在管理会计的应用是管理会计发展的一个基本方向。余绪缨（1992b）认为技术—管理—会计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基于高科技蓬勃发展的背景，管理会计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并相应取得一系列新的进展。接着，余绪缨（1994）结合世界科技和管理的新发展，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作业管理”（Activity-based Management，ABM）为核心的管理体系的新框架。基于此，余绪缨（1995a；1995b）认为管理会计的组成内容也需要重新认识和修正。

余绪缨先生根据自己这段期间（1990年至1995年）的管理会计研究成果，主编了《管理会计》（1996年版）教材（厦门大学会计系列教材之一）。该教材在保持《管理会计》（1983年版和1990年版）结构体系的基础上，力图在广度与深度上突破已有管理会计教材结构体系。这本《管理会计》（1996年版）基本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西方管理会计的发展水平，同样融入了余绪缨先生的研究成果，更具专著色彩。

（三）管理会计教材的巅峰之作

余绪缨（1996b）认为文化因素对管理会计的影响，最能显现根植于中国文化沃土、闪耀着东方智慧灿烂光芒的中国管理会计文化层面的重大特色。余绪缨（1997）认为中国古代“孙子兵法”所隐含的管理思想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兴起的战略管理会计（Strategic Management Accounting）存在相通之处。余绪缨（1998a）意识到知识经济时代的管理会计变革。由此，余绪缨（1998b）进一步认为“会计问题绝不是单纯的技术性问题”，“管理会计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其技术层面，必须同社会文化观相结合”。沿着这样的思路，余绪缨（1998b）认为“从总体上看，一门学科的技术层面可以看作是它的‘硬件’，而相应的社会文化观可看作是它的‘软件’，后者是前者的灵魂和生命。任何技术方法的应用，如果没有正确的社会文化观作指导，将无法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管理会计自然也是如此”。

余绪缨先生根据自己这段期间（1996年至1998年）的管理会计研究成果，主编了《管理会计学》（1999年版）教材。该教材除了系统地论述基础性管理会计外，还着重探讨了反映管理会计最新发展及其21世纪发展趋势的许多重要学科前沿课题，充分体现了管理会计“对内深化与对外扩展并举”的特征，涉及内容更趋多学科化的发展趋势。该教材从内容上来讲堪称中国管理会计教材的巅峰之作。郭道扬（2000）认为整本教材“内容丰富，气势磅礴”“起点高，视野广”“追踪管理会计发展前沿，具有较大的开拓性和探索性”，是“一部值得阅读和珍藏的跨世纪著作”。于增彪（2014）则认为中国管理会计教材“汗牛充栋”，“其中被公认最具权威性的该首推余绪缨先生主编的《管理会计学》，它不仅反映着中西方管理会计实务的最新成果，而且至今仍占据着管理会计理论发展的制高点”。

编写一本既适用会计学专业本科生又适用研究生的管理会计教材是余绪缨先生多年夙愿。《管理会计学》（1999年版）教材实现了其多年夙愿。余绪缨先生喜欢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写入其编写的管理会计教材，希望教学能够体现科研成果，不断更新教材的内容。然而，事与愿违。本科生教学与研究生教学毕竟存在较大差异，《管理会计学》（1999年版）教材难以同时兼顾本科生教学与研究生教学，因此“曲高和寡”，不方便教学。于是，《管理会计学》（1999年版）教材的第二版拆分为本科生用（2004年版）和研究生用（2005年版）两个分册。郝振平（2005）认为《管理会计学》（1999年版）教材的第二版“强调综合地运用系统观、社会观和文化观（而不是机械观、技术观和数量观）去分析、解决管理和管理会计领域中的相关问题，从哲学与历史的高度探索管理会计发展的人文化趋向”，“更强调悟性思维在管理决策中的作用，更适应于知识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堪称新世纪的开山之作”。

三、探索中国管理会计人才培养路径

作为一名大学教师，余绪缨先生不断探索中国管理会计人才培养路径。改革开放之初，余绪缨（1982）就认为会计学科以至整个现代管理学科发展迅速，“对会计人员的培养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因此，要认真做好会计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培养和提高工作。余绪缨先生也身体力行地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管理会计师资、企业高层领导干部和高层管理人员。从某种意义上说，余绪缨先生编著的适合各层次使用的管理会计教材体现了其培养管理会计人才的基本思路。

不过，作为一位管理会计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导师，余绪缨先生在初步完成中国管理会计理论体系建设和管理会计教材编写工作之后，其晚年主要致力于探索博士生的培养之路。余绪缨（1998c）认为，知识经济时代，博士生必须具有博、专和新的知识结构。所谓“博”是指学识广博，对跨学科、多学科的相关知识，能融会贯通、综合运用。所谓“专”是指既立足专业，又超越专业，视野开阔，具有创造性思维。所谓“新”是指要把握时代脉搏，积极、主动地更新知识，具有前瞻性。而博士生的培养作为大学教育的最高层次，应该着重培养、提高其综合素质和创造性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以促使其自由、自觉地锻炼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

与此相适应，余绪缨（1998d）认为，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尽量减少刚性教学（一言堂式的教学）方法，而代之以灵活、多样的柔性教学（群言堂式的教学）方法，侧重培养博士生的创造性研究能力和科学方法论。因此，余绪缨（1998d）建议针对博士生的教学方式主要包括：（1）指定能反映本学科和相关学科学术思想源流及其最新发展的必读文献；（2）有计划地由导师（或培养小组成员）围绕本学科和相关学科发展的重大或前沿问题做一个启发性的主体报告；（3）组织博士生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开展生动活泼的专题讨论，借以激发才思，达到相互启发、共同提高的目的；（4）有计划地组织博士生参加社会调查、社会实践，具体掌握现实经济生活中丰富的第一手材料；（5）要求博士生结合个人具体情况，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撰写具有在学术期刊正式发表水平的课程论文，以此作为学位课程成绩考核的重要依据，并对博士论文的撰写提出严格要求，把它视为检验培养质量的总关口。因为博士论文既是博士生在学期间掌握本学科理论或思想的广度和深度的综合反映，又是其综合运用相关理论或思想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具体体现。如果博士生撰写的博士论文达不到应有的水平，则要求其推迟论文答辩，决不许滥竽充数，以维护学位授予的严肃性。余绪缨（1998d）认为，这种培养方法的最大优点是把激发和提高博士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贯穿于培养过程的始终，可以提高博士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从而全面提高学习效果。

余绪缨先生临终前还不忘总结其培养高层次管理会计人才的经验。余绪缨（2007）认为高层次管理会计人才的培养必须：（1）坚持教书与育人的统一，强调人才培养必须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并寓育人于教书之中。寓育人于教书之中，就是强调做人与做学问的统一。要从严治学，树立良好的学风。博士生必须力求做到：第一，戒浮躁和急功近利，养成“十年磨一剑”的精神， 坚持长期积累、厚积薄发；第二，正确认识和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认真践行“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治学精神，坚决防止产生一切华而不实甚至一知半解的学术垃圾；第三，正确认识和处理学术与思想的关系，一篇论著的学术价值归根到底取决于作者思想的深度和高度；第四，自觉遵循公认的学术规范，守住为人、为学的伦理底线， 严于律己，以求无愧于心，无愧于世人所尊崇的“博士”称号。（2）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强调教学上出人才必须建立在科研上出成果的基础上。为此，要以导师进行的开创性学术研究为先导，并将相关研究成果写进教材，开展开创性高层次教材建设。只有这样，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才能落到实处。（3）强调只有营造一个宽松、和谐的教学环境，充分发扬学术民主的精神，允许多样化的学术观点并存，才能促进学术创新，真正培养出高层次管理会计人才。

余绪缨先生所倡导的中国管理会计人才培养路径不见得“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身教重于言传”，在余绪缨先生的潜移默化下，其所培养的博士毕业生由于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严谨的学风、广博的学识和较强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深受社会各界的好评，都已经成为中国管理会计领域的教学科研和企事业单位的骨干。

四、简要总结

重温余绪缨管理会计思想的目的在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时代开创中国管理会计理论与实践的新局面。从余绪缨先生的人生经历和学术生涯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迪：

1.理论自信。经过余绪缨先生的不懈努力，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管理会计学科和管理会计理论体系。尽管中国管理会计学科和管理会计理论体系并不完善，存在众多改进空间甚至需要重构，但是，中国并非没有管理会计学科和管理会计理论体系。对此，大可不必“妄自菲薄”，完全可以理论自信。一门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就可能走入歧途（余绪缨，1985）。因此，在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学科和管理会计理论体系的建设，应该坚持“自主性”（立足中国）与“开放性”（放眼世界）相结合，重视规范研究方法，强化管理会计基础理论的研究。

2.学术自尊。尽管中国管理会计学科的发展道路并不平坦（于增彪，2014；胡玉明，2015a），但是，余绪缨先生依然矢志不渝地坚守中国管理会计理论研究阵地，深耕中国这片沃土，其学术论文都体现中国主题、中国素材、中国语境和中国视角。这是一种值得年轻学者学习和敬仰的学术自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基于中国管理情境的管理会计问题就是世界性的主题。中国学者应该强化学术自尊，树立研究问题本土化，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国际化的理念（胡玉明，2015b），并回归乡土经验，建设属于自己的学术“城邦”（陈冬华，2015）。

3.学术自信。余绪缨先生绝不会委曲求全，随波逐流，为了发表而发表。余绪缨先生发表论文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学术思想或观点，探索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在中国情境的实现路径和规律。余绪缨先生觉得唯有如此，才对得起中国的纳税人。因此，除了国际学术会议交流论文，余绪缨先生的学术论文都发表于国内学术期刊，而且许多学术论文并非发表在权威学术期刊。自信方显从容。余绪缨先生坚信“没有学术思想或观点的论文发表在哪个学术期刊都没有意义”。这同样是值得年轻学者学习和敬仰的学术自信。

4.人文情怀。基于历史和个人原因，余绪缨先生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其“从容论道”充满人文情怀，并以人文情怀高屋建瓴地审视各种管理会计学术问题，倡导管理会计理论研究必须“由技入道”。余绪缨先生追求“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的思想境界，淡化论文情结，向往人文情怀，学术研究就是其生活的方式。余绪缨先生认为管理会计学术研究的灵感主要来源于实践和生活（而不仅仅来源于研究文献），希望博士生参加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学术研究关键在于好奇心和兴趣。浮躁与真正的学术无缘，急功近利是治学的大忌（余绪缨，2003）。

在“工具代替了思想”、“科研成果丰富、学术思想匮乏”的当今学术界，余绪缨先生的管理会计思想就显得更难能可贵。斯人已逝，思想犹存！

Inherit the Past， Usher in the Future： A Review on YU Xu-ying’s Management Accounting Thoughts

HU Yu-ming

（责任编辑 周愈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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