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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行 ——《财务研究》2022年新年献辞

作者: 《财务研究》编辑部
来源:《财务研究》2022年第1期 2022/01/30

伴随新年钟声,我们送别了“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继续阔步前行。新征程上,中国财务学界应当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致力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财务理论体系;新征程上,中国财务学界应当扮演新角色、开拓新理论、探索新实践,为世界财务理论的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扮演新角色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以跟随者的身份出现在世界财务学界,基础理论、研究范式和分析模型等学术要件主要是西方舶来品。跟随者的角色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地位并不相称,与中国特色的国情也不相符,与国有经济或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结构更不相配。中国财务学界不能再满足于跟随者的角色,不能再继续扮演“配角”和“群众演员”。

经过多年的思想发展、实践积淀和理论探索,中国财务学界已经具备了从学术跟随到并跑乃至领跑的条件和基础,具有了学术跃升的实践积累和能力基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从一个贫穷的大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什么成就了这一伟大壮举?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举国体制能够动员全民力量形成举国之力,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正因如此,中国不仅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也形成了高速发展的实践成果。财务也不例外,中国企业经历了改革过程中的阵痛,也经历了世界和亚洲多次经济与金融危机的洗礼,还经历了全球疫情的冲击,为什么中国企业比之于世界其他企业更有韧性、更能坚守,根本上在于走了一条财务相对集中的道路。以此为基础所形成的中国企业的财务体制、财务模式和财务运行方式都是独辟蹊径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丰富和独特的财务实践,是开展中国特色财务理论研究的“富矿”,世纪疫情冲击,世界变局加速,东升西降凸显,给学术地位的转换带来了百年未有之契机。中国财务学界应当把跟随式研究转换成自主式研究,从中国国情出发,聚焦中国企业的财务问题,“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财务研究范式选择和理论体系构建能够符合中国实际,更具中国特色。

开拓新理论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思想是行动的指南。新征程上,我们应当树立理论自信,系统创立当代中国财务新理论,形成一批切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务理论原创性成果。

创建高质量发展的财务新理论。西方世界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以及实体产业的不断转移,出现了泡沫化、空心化的趋势,其财务理论的演变也莫不与此相关。我国企业的情况以及发展方向与之大为不同:一是西方企业财务理论整体上更加趋于研究资本市场财务问题,对财务在实体经济中作用的研究趋于弱化。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财务理论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如何进一步实现这一目标,理应成为财务研究的重心所在和当务之急。二是西方企业的财务目标更加注重股东利益最大化;而中国企业的财务目标更加强调价值共生、价值共享。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财务既要促进价值增值也要有利于分配的均衡。三是西方企业财务管理体制过于强调分工分权分责,客观上强化了企业内部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而中国企业的财务管理体制注重协同整合以实现企业价值整体最大化。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在分工的基础上通过协同整合实现更大的整体价值。四是西方企业财务行为趋于短期化特别是注重资本市场的现实收益;而中国企业关注长期规划从而要求财务行为趋于长期化,而且总体上财务行为趋于形成稳健风格。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企业可持续稳定发展,财务行为必然需要稳健性。五是西方企业倡导举债融资,认为债务融资优先于权益融资,使企业容易陷入债务陷阱;而传统的自立文化使中国企业的融资趋于先自我积累再行举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企业具备长期的偿债能力。六是西方企业投资注重证券投资、并购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等外延扩张式的硬投资,其创新较多集中在商业模式和运营方式上;而中国企业的投资和创新越来越转向人力资本投资等软投资,转向长期持续的技术创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创新发展。所有这些不同既为有中国特色的财务理论形成提供了土壤,也需要系统的财务理论引导中国进一步的财务实践。

开拓国有企业的财务新领域。西方财务理论主要是针对一般商事企业提出的,这些企业主要是私有的,而中国经济体系中居主导地位的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经济主导地位及其鲜明特色,决定了国有企业财务是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的财务理论。国有企业有四个主要特质:一是资本归属于国家所有;二是党管国企、党管干部,董事会决策需要党委前置研究;三是国有企业是具有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多重属性和目标函数的实体,并且国有企业的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也有别于一般商事企业;四是国有企业兼有微观和宏观双重职能,既是宏观调控的对象又在宏观调控中发挥重要作用。深化国有企业财务研究,需要以这四个特质为前提,将国企作为纯粹经济组织的财务研究拓展至经济、政治和社会三重属性组织的财务研究;需要从微观与宏观(国有企业履行国家和社会职能)的结合上,探索国有企业财务的特殊地位、特殊职能和特殊作用机理;需要从国家出资者与私人出资者的行为差异视角探究国家出资者的财务、国有企业经营者的财务和财务部门的财务;需要从整个社会收入分配的视角探求如何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效率;需要从国家安全特别是经济安全的视角探讨国有企业财务如何实现逆周期调整和防风险于未然;需要从财务研究范式的视角,重新思考新古典分析范式和经典代理理论的适用性,探索国企财务研究的新范式和新基础;等等。

探索新实践

在新的征程上,我们应当立足中国国情和中国经验,顺应技术进步新趋势,探索企业财务新实践,促进中国经济和企业高质量发展。

财务支持企业转型发展。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企业从规模扩张型向质量提升型、从投资推动型向技术创新型、从低附加值型向高附加值型、从关注自身发展到关注国家整体进步转型,是新征程上企业财务工作的新使命、新担当。面对世纪疫情、百年变局、风险加剧的新形势,企业应当转变发展观念,实行更谨慎的集约发展战略,扩大软投资规模,提升软投资比重,加快软资源培育。面对国内一些产业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存在的“卡脖子”问题,企业应当确立国家整体技术进步优先的责任担当意识,倾尽全力解决关键核心技术问题,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技术促推企业财务变革。以“大智移云物区”等为代表的新技术给传统企业财务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带来颠覆性影响,使得企业组织趋于虚拟化、平台化、扁平化、权变化、可链接化。这些变化必然带来财务实践的崭新面貌和财务理论的推陈出新。当下,财务共享、业财融合、互联网金融、数字化转型、平台化运营等一系列新的财务实践如雨后春笋般蓬勃生长,财务理论也要顺时应势跟上这一生长的步伐。在新技术下,财务体制将由相对集权的体制向集权与分权结合的体制演进,在理论上必须明确两者如何有机地结合;在财务组织上将由分散型的财务组织向集中型的财务组织变迁,在理论上必须要厘清如何有效地实现这种转变,并使其作用发挥到最大;在价值创造的主体上将由独立法人为主体向跨组织(价值链、价值网络和价值信息体系)和平行组织(内部模拟法人)拓展,在理论上必须要弄清为什么要拓展、怎样拓展、拓展的效果怎样衡量;在价值创造的方式上将由分工为基础所形成的专业化效率向协同整合效益提升,在理论上必须要探明实现这种提升的路径及其效果;在信息体系的构造上将由业财信息分离向业财信息一体化转变,在理论上必须要探清这种转变的结构及其软硬技术条件;在财务运行的方式上将由线下运行向线下线上相结合升级,在理论上必须要明确线上线下如何结合并达到怎样的升级效果;在创造价值的分享上将由追求单一利益主体的价值最大化向价值均衡共享转化,在理论上必须明确为什么要均衡共享、怎样实现均衡共享。如此等等,无不意味着新技术必然带来财务实践的丰富多彩,从而带来财务研究的又一春天。

构筑企业财务安全管理体系。2018年以来,诸如恒大、万达、苏宁等陷入债务危机的龙头性民企数量激增,说明民营企业仍面临很大的生存风险,财务安全性管理仍是民营企业的重中之重。地方国有企业中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企业也存在很大的财务安全风险。构造财务安全管理体系,应当将财务与经营有机结合,并在战略、治理、组织、流程和文化等层面上强化一体化思维,采取一体化行动;应当将财务风险与其他经济风险乃至政治风险、社会风险、法律风险等有机结合,将企业风险与企业管理者个人风险尤其是职务相关联的个人风险有机结合,建立以风险为导向、以制衡为主线、以流程为载体、以信息化为平台的真正意义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学海无涯苦作舟,乘风破浪又一域,让我们在财务研究新征程上昂首阔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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