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这为“十四五”期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明了战略方向。依托数字技术迭代升级和数字经济加速发展，我国数字化产业与产业数字化转型将全面带动“十四五”期间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和能力。

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0年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指出，目前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度不断提高。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长35.8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6.2%，比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比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高7.85个百分点左右，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支柱作用进一步凸显。一是数字产业化稳步发展。2019年，数字产业实现了更加稳健的发展，基础更加牢固。从规模上看，2019年数字产业化增量达到7.1万亿元，增长11.1%。从结构上看，数字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软件产业与互联网产业比重稳步提高。二是产业数字化深入推进。产业数字化的转型升级是推动单点应用向数据整合化和平台化不断发展的关键。2019年我国数字化增量约28.8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29.0%。数字经济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参与度分别为8.2%、19.5%和37.8%。产业数字化进程加快，逐渐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动能。

加快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十四五”期间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不仅有助于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增强社会进步的动力，而且有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现代化发展和经济体制深化改革。虽然我国是运用数字技术的大国，但并不是数字技术领域的研发强国，许多基础且关键的核心技术仍然由欧美等发达国家控制。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竞争中抢占领先地位，对于我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十四五”期间需加强数字经济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有关政策，加强数字科技关键技术研究，全面推进数字经济建设和发展。

（一）加快数字科技发展，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基础。一是采用正面负面清单结合方式，梳理我国数字科学技术的弱点。在较短时间内找到可靠的替代资源和支持技术，使“卡脖子”技术不因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刻意封锁而中断。同时加快启动专项研发计划，着力克服电子元器件、高端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等方面的不足，补充完善数字技术研发链条。二是着眼全球战略，更多更好地利用全球数字经济的创新资源。积极融入和引领全球数字技术创新链和生态系统。三是支持数字科技试点应用，积极挖掘智慧城市发展机遇，推动智能产业和智慧医疗率先应用数字化新技术，为数字化应用提供创新实验平台和商业应用场景，政府需形成长效机制对国内具有竞争性的数字经济相关企业给予财税优惠、资金扶持等相关支持，鼓励企业在应用实践中攻坚克难不断完善关键性数字技术。

（二）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持。一是正确发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双重动能。政府要进行战略指导和规划牵引，让市场真正发挥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为社会资本的有效投资营造良好环境，扩大对以新基建为代表的数字经济的可持续投资。一方面推动传统数字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如推动交通、能源、市政等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升级，另一方面加快以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为代表的数字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实体产业，为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二是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形成合力。中央政府要站在抢占国际数字经济历史性机遇的视角，根据最新国际数字经济态势和我国独特优势做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顶层设计，制定行业规则、设施标准、区域性互联等，引入社会资本参加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以共建、共商及共享原则，提高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效率。地方政府要充分考虑区域优势和财力，特别是要根据实际需求实施数字基础设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防止资源浪费。以贵州省为例，2019年贵州数字经济增速达22.1%，连续五年排名全国第一。从一张白纸到建立全国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贵州借助自身的地理优势、时代机遇和政策支持，超前布局，实现了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三是要正确处理供需关系。把数字经济的应用场景放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之处，鼓励阿里巴巴、腾讯、华为等大型“数字化+科技”类龙头企业和平台企业，根据未来战略规划积极布局数字经济，参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要向社会开放，实现数字基础设施供需的科学匹配，合理跨越区域建设数字基础设施。连接数字金融、数字物流、数字交易市场等多渠道，整合成为上下游产业链互联互通的应用生态。

（三）加快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一是以“鼓励创新、包容审慎”为导向，形成正面治理。鼓励基于数字技术的各类创新，提高数字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要顺应时代的发展，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和优化政府服务，针对数字经济的特性制定并完善细化监管规则。引导和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数字经济创新，为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创新提供必要的试错空间，消除机制体制障碍，激发社会创造力。二是以“求同存异、合作共赢”为导向，参与和引导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虽然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单边主义盛行一时，但是基于全体人类追求不断进步的基本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需坚守多边主义求同存异，积极推动建立全球数字经济“共建、共商、共享”的治理体系，明确技术标准和规则，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作为疫情后全球经济复苏的“发动机”的作用。三是以坚实的底线监管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安全保护。一方面，要定性结合国际竞争、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及技术道德等因素，特别是数字税收征管、数字隐私及数字知识产权等重难点，形成专题重点研究。另一方面，要结合数字产业及产业数字的独特情况进行定量研究。以底线监管为原则，制定数字信息安全、数字产业安全及数字经济安全制度体系，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李艳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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