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降低企业成本。企业成本的降低，为企业腾挪了发展空间。这种发展的空间包括以下方面：一是降低税费成本。企业可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有利于企业长期健康发展的领域，如技术与新产品研发、人力资源、市场营销与开发等。二是改善盈利能力。有利于企业以相对较低的成本从市场上融通资金，保障发展的资金需求。三是增加企业抗御市场与经营风险的能力。企业可将更多的管理精力和财力投入到发展和战略转型与调整方面。

（二）有利于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税费是企业成本管理和经济决策中的重要方面，高税费必然刺激企业寻求降低税费成本的方法，甚至是违规的方法。税费越高，企业的动机也就越大，企业愿意承担的税费违规风险也就越大，特别是处于发展初期的企业。而希望合规发展的企业，特别是有一定市场品牌的企业，为维护市场形象和降低税费违规风险，则需要付出相对较高的税费成本，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遏制这种现象的发生和蔓延，监管部门则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恰当的税费水平不仅能够降低企业纳税的遵从成本，更有利于降低监管成本。同时，还有利于将行业的竞争引向产品或服务性价比竞争的良性发展轨道，有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

（三）有利于培育全社会的诚信与守法意识。合适的税费水平，会使纳税主体在权衡风险与税费成本时，更趋向于以较低的税费成本避免税费方面合法合规的风险，提升纳税人的纳税意识。随着更多市场主体合法合规纳税、合法合规意识增强，守法纳税会成为公民自觉自愿的行为，诚信守法成为社会风范，和谐社会和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得以巩固。

（一）推动经济的转型升级。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正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提质换档的阶段。在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下，财政部适时推出减税降费政策，既为企业节约资金，又为企业管理腾出时间和精力。为企业的战略转型研究、技术升级和新产品研发、人力资源培育、市场开发与营销赋能等方面增添有效动力，推动整体经济的转型升级，为经济提质换档提供动力。

（二）把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作为制造业大国，庞大的制造业客观上形成了我国经济面对复杂国际经济环境和突发疫情的支撑基础。但我国的制造业还需要升级换代，需要技术改进，需要与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融合，需要适应市场需求进行产能调整。这些必要的变化均可能导致就业率下降，为稳就业，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服务业就业范围。财政部适时推出针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业者的减税降费措施，并通过各种透明化方式督促实施到位，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在需求侧，减税降费同样有利于促进消费结构调整和需求的增加，助推更多的人以便利和低成本的方式参与服务业，特别是物流业。

（三）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不论从宏观层面还是微观主体层面，规模以上经济对于外向经济的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技术的进步，产业结构及产能的调整、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规模以上经济对劳动力要素的需求在下降，支撑就业和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支持力逐渐减弱。党中央在关键时点及时推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方针，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的同时，扩大国内需求，稳就业和保民生。财政部配套实施各层面的减税降费措施，包括多次降低增值税税率、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等，降低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业者综合税负成本，不仅顺应了国际经济环境特别疫情爆发后的经济环境变化，也保障了国内服务业发展和需求的相对旺盛，多方面、多渠道支持推动构建新格局。

（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是推动税收法治化建设。税费结构的调整和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使得我国的税费结构与税负水平更加科学合理，为加快税费法制化提供保障。另外，公民自觉守法纳税的意识逐渐形成，纳税荣誉感逐渐增强，对税费结构及税率的预期与要求明显增加，对税收法制与透明化的需求进一步加强，这亦为税收法治化的建设奠定了基础。二是随着征税方式法治化、自动化、科学化、透明化，征纳税矛盾逐渐减少，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是财政收入的变化势必要求财政支出逐渐科学、合理、透明，也将推动支出政策和支出结构的完善。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明确，财政政策作为调整和保障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工具，适时、有度并得当是保障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国家需要保持适度且及时的调控能力，合适的税收十分重要。当前税收的结构，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恰当关系，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的协调、个人所得税所得项目之间的平衡、税收政策与其他财政政策的互动都是需要随着经济发展持续探索和调整的事项。因此，从财政可持续以及财政政策更好发挥作用等角度来看，减税降费的规模也不能一直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