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者和大架子常被人们连在一起。可对我们几个追随葛家澍教授学习、工作多年的年轻人来说，却丝毫未曾感受到葛教授有这种那种大架子。恰恰相反，作为著名会计学家，葛教授具备的是另一种风格：朴素、随和、稳重。

接到《财务与会计》杂志的稿约，采写一篇介绍葛家澍教授的专访，这使我们感到很棘手：要在短短几千字的文章中形象地描绘出葛教授的为人和治学等各方面的风貌，难度较大。即使将葛教授最近几年的著作和文章列个目录，就需要很长的篇幅。翻开会计杂志和教科书，从五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葛教授的学术观点在我国会计界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他的名字，在我国当代会计学家中被唯一收入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卷》.这也可以证明他对我国会计事业特别是会计理论建设所做出的贡献。我们试着以“新中国会计理论的开拓者”为题，对葛教授进行了一次专门的采访。

坐在宽敞、明亮、布置简洁的客厅里，我们和葛教授谈起专访的事。虽然平日就很熟悉，葛教授还是很认真地对待我们的来访。当我们希望他谈一谈40余年学术生涯的体会和经验，给年轻一代的会计理论研究者以有益的启迪时，他很谦逊地笑着说：“经验和教训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教训多了，就成为经验。至于治学体会，总起来看，可以有六个字：严谨、求实、创新。这六个字既是对我过去40余年的总结，也是今后不断努力的方向。”

虽然平时葛教授经常指导我们的学习和研究，可向我们认真回顾、总结他自己的学术道路，这还是第一次。是啊，严谨、求实、创新！葛教授在会计领域著述甚丰、独树一帜，靠的就是这六个字。

“严谨是治学的基础。杜甫曾说过，‘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搞理论研究首先要多读书，胸中有文章，笔下才能做出文章；其次，在研究过程中，对每一个观点、以至每一句话都要严加推敲，‘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著半字空’。搞理论研究，非得有这种殚思竭虑的精神不行。”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著半字空。正是有了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在葛教授的大量著述中，“不著半字空”可以说是贯穿始终的；可也正是为了这严谨，葛教授冷板凳已坐了40多年。葛教授于1941年考入厦门大学后，仅在长汀就读那4年中，就认真阅读了200多本专业书籍，校图书馆收藏的所有著名会计杂志，也被他一一读遍。毕业留校任教后，他在校长，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教授的指导下，系统地研究了《资本论》和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为他后来深入研究“资金运动学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即使在那个无书可读的10年“文革”中，葛教授也未离开过冷板凳。1976年以后，他不仅搜集国内有关的图书资料，还利用对外学术交流不断扩大的机会，尽可能地搜集国外的图书资料，研究西方同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由于葛教授具有这种严谨治学精神，因而在会计理论研究中，对每一论点的确立，都有充分的论证。有些观点，即使时逾数十载，仍然很有说服力。

葛教授还将严谨治学作风贯穿在研究生培养上。作为全国首批会计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导师，他除了在课程体系、培养方向等方面进行设计、探索外，还要求研究生能养成严谨治学的良好作风。正是由于葛教授的严格要求，他的研究生毕业后在各自工作岗位上都能担重任。

关于求实，葛教授认为，求实是治学的基本态度。干任何一行都要脚踏实地：对会计理论研究来说，求实尤为重要，它除了要求会计理论研究者脚踏实地，还要求理论研究者面向实践，从实践中提高理论，从理论上指导会计实践，解决会计实际工作所遇到的问题。

谈到这里，我们又就目前会计界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请葛教授谈点看法。对这个问题，葛教授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作了回答。他指着悬挂在墙上的铁画说道，这幅竹图，竹质、黑色、简化，与实际生活中竹叶婆娑的竹林相去甚远，却不会被误解为不是竹图，就因为它求的是“神似”.理论研究也应如此：求神似，即既要源于实践又得高于实践。

这番形象、生动的比喻，使我们豁然开朗，对一些问题的疑虑也顿觉冰释。我们想起葛教授在日常科研、教学工作中，往往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经费，让研究生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他自己也经常利用出差、开会等机会，和实际部门的财会人员交流。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他往往做的又是高屋建瓴式的研究，并不局限于具体的实际问题，原来他求的是“神似”！当然，也正是这“神似”，使葛教授的理论研究具有更高层次的实践指导性：——五六十年代，面对实践工作中会计核算、统计核算和业务核算三者含义模糊、分工协作困难的状况，葛教授提出了会计核算对象是资金运动的理论，解决了三者在核算客体上含混不清、矛盾冲突较多的问题，也为形成完整的社会主义会计理论做出了贡献。

——60年代，在极“左”路线盛行时期，葛教授与其他几位著名的会计学教授一起，以惊人的胆识提出会计具有两重性的观点，并将其反映在他所主编的教材中。这一观点的提出，对实际工作无疑起了较好的导向作用，有助于提高会计的科学性和会计资料的可靠性、真实性。

——1978年，面对10年动乱留给会计界万马齐喑的局面，葛教授又率先打破这种沉寂，发表了“必须替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一文，对澄清会计界在借贷记帐法认识上的混乱，给实际部门恢复采用借贷记帐法提供理论依据，都起了很好的作用。后来，他又在“论会计理论的继承性”一文中，明确提出西方财务会计理论有科学成份，可以结合中国的实际，有分析地加以借鉴和利用，这为后来会计改革中对西方财务会计原则和准则的引用、借鉴起了推动作用。

如此事例，不胜枚举。

谈到在严谨、求实的基础上如何创新，葛教授认为，创新是我们进行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不创新，理论将失去其生命力。他回顾了新中国会计理论发展过程，认为建国初期过度依赖苏联，走了弯路。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我国会计理论之所以发展较快，取得了一些成果，正是由于注重了创新。1978年到现在，会计理论研究之所以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果，其缘由也在于此。如不时时想着创新，我们所进行的理论研究就会止步不前。

是啊，创新可以说是葛教授学术思想的主线。这种创新思想不仅体现在他对学术问题的开拓性探讨上，还体现在学术上的自我更新。从1953年他编出新中国第一本自己编写的教材《会计学基础》算起，已先后主编和编写了近20部教材和专著，发表了近百篇学术论文。这些著作和论文，体现了葛教授学术思想的更新、发展过程。如对会计定义的认识，从“管理工具论”到“信息系统论”，以及对“信息系统论”的进一步拓展等。葛教授认为，固守自己过去的学术观点与学术成就，就是一个人在学术上停止前进的开始，唯有不断更新自己的学术观点，才能发展。为求不断创新，最近葛教授又开始研究西方七八十年代出现的“实证会计”，以试图做为建立起我国适应改革环境的会计准则的借鉴。

当我们向葛教授表示祝贺，祝贺他在建国40周年当选为全国先进工作者时，他谦逊地说：“荣誉和成就应成正比，这次我所得到的荣誉远远超过我的成就。我只有更好地去工作，使自己配得上这份荣誉，不辜负党和组织的关怀，不辜负同事们的期望。”

最后，葛教授再三叮嘱我们在写他时要如实介绍，不要夸大描写。他说：“新中国会计理论建设，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它是我们这一辈人辛勤探索、密切合作的结果”。遵照葛教授的嘱咐，我们将标题定为能体现葛教授治学精神的六个字：严谨、求实、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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