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校长 马海涛

当前，中国—中亚合作不断走深走实，绿色发展日益成为推动区域合作提质升级的重要方向和鲜明底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绿色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保障和引导作用。将国内绿色发展理念、技术和财政支持经验拓展到中国—中亚合作中，以财政政策赋能绿色发展，既是中国绿色发展的题中之义，也是深化中国—中亚合作、促进区域共同发展的必然要求。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近年来，中国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能源结构加快转型，绿色低碳产业不断发展，绿色发展动能持续增强。与此同时，财政支持绿色发展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资金投入持续加大，支持领域不断拓展，政策工具日益丰富，在推动节能降碳、生态治理、绿色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实践为中国—中亚绿色合作提供了有益经验，也为进一步探索财政支持区域绿色发展的合作机制奠定了基础。

第一，中国绿色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为全球生态治理作出重要贡献。“十四五”期间，中国启动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持续筑牢“三区四带”生态安全屏障，五年累计完成国土绿化面积5.49亿亩。2025年，全国森林覆盖率达25.09%，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连续40年保持“双增长”，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荒漠化治理成效持续显现，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与此同时，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加快推进。截至2025年底，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累计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8.4亿千瓦，已超过火电跃居第一大电源。这些成就不仅为全球生态保护和绿色转型作出了积极贡献，也为深化国际绿色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彰显了中国携手各国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的责任担当。

第二，财政支持绿色发展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投入力度持续加大。近年来，中国健全财政资源环境政策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财政支持绿色发展的方式更加多元、效能不断提升。从投入规模看，2026年中央财政安排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1229亿元、增长2%，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分别安排323亿元、254亿元、42亿元；自2016年中国实施山水工程以来，中央财政已累计安排1030亿元资金，截至2025年8月，共计支持52个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从投入方式看，纵向生态补偿与长江、黄河等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持续深化，多元化生态补偿体系不断完善；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政策性资金支持“三北”工程、节能降碳改造、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建设；2025年，绿色主权债券框架发布，首笔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成功发行，拓宽了绿色发展的资金来源。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日益显现。从投入导向看，财政绩效管理贯穿资金安排、使用和监督全过程，绿色财政支出更加注重资金使用效益，并强化生态保护修复项目的后期管护。财政支持绿色发展的丰富实践，为赋能中国—中亚绿色合作提供了有益经验。

第三，绿色合作是中国—中亚合作的重要领域。中国西部地区同中亚国家山水相连、生态相近，特别是新疆与中亚多国接壤，同处欧亚内陆干旱、半干旱生态脆弱区，在荒漠化防治、水资源高效利用、绿色农业发展等方面面临共同课题，合作基础良好。深化绿色合作，既是破解区域生态约束、推动产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也是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改善民生福祉的重要路径，更有助于加强地方交流合作、夯实中国—中亚民心相通的社会基础。从生态治理的共同责任，到绿色农业的产业支撑，再到民生改善的现实需要，绿色合作已成为中国—中亚合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财政政策更好发挥保障、引导和撬动放大作用，为深化中国—中亚绿色合作、促进区域共同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中亚绿色合作稳步推进，荒漠化防治、节水农业和人员交流等领域取得积极进展。2023年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将“发展智慧农业合作，加强节水、绿色和其他高效技术应用”和“推动在荒漠化土地和盐碱地治理开发、节水灌溉、病虫害防治、畜牧兽医等领域开展技术与人才交流合作”纳入成果清单。同时也应看到，随着合作从经验交流进入到项目实施，如何通过财政保障项目持续运行、让技术成果产生更广泛的效益，成为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

第一，治沙合作逐步开展，巩固治理成果需要持续投入。荒漠化治理周期长，沙障和灌溉设施维护、植被管护等均需持续投入，相关技术的推广应用也需要当地人员长期参与。中国“三北”工程建设的实践表明，后续管护是生态治理的重要环节。中国—中亚治沙合作具有长期性，由技术交流向项目实施拓展，同样需要做好后续投入和管护衔接，明确项目建设后的管护责任、资金来源和保障期限，为治理成效的持续巩固提供保障。

第二，农业技术合作持续深化，财政支持需分类施策。随着合作由联合研究、试验示范向技术推广和成果应用拓展，资金需求也由前期科研投入延伸至技术推广、配套设施和产业应用等环节。不同环节的公共属性有所不同，联合研究、检验检测和技术推广需要财政资金提供基础性支持，而加工、仓储、冷链等经营性环节更适宜发挥企业和金融资本作用。当前，不同合作环节的财政支持方式还需进一步细化，财政投入与经营主体投入的功能定位还需进一步明确，以更好适应农业技术合作由研发示范向推广应用不断拓展的需要。

第三，交流培训持续开展，资金安排与合作任务的衔接仍需加强。近年来，中国—中亚科技交流合作不断深化，合作平台、项目和参与主体持续增加。随着合作由人员交流、技术培训向联合研究、基地建设和技术示范等长期任务拓展，资金需求也更加持续、多样。资金安排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仍需进一步增强，为合作平台持续运行和长期合作任务实施提供保障。

进一步推动中国—中亚绿色合作，应更好发挥财政的基础性、支撑性和引导性作用，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当前与长远、投入与产出、政府与市场，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方式，加强重点领域资金保障，更好地服务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

第一，优化财政投入结构，加强绿色合作重点领域保障。立足中国—中亚绿色合作实际需求，进一步优化财政资金投向，突出对生态环境保护、荒漠化防治、绿色农业等公共属性较强领域的支持，集中财力保障重点合作任务。统筹考虑绿色合作周期较长、持续投入需求较强等特点，合理把握财政投入规模和节奏，增强资金安排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更加注重补短板、强基础和利长远，推动有限财政资金更多投向基础性、公共性和长期性领域，不断提高财政投入与绿色合作重点任务的匹配程度。

第二，强化财政公共服务职能，支持农业绿色发展。围绕中国—中亚农业现代化合作需要，更加注重发挥财政在农业公共服务和能力建设方面的作用，支持双方加强绿色农业、节水农业、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财政支持应突出公共性和基础性，重点弥补市场投入不足的领域，促进农业技术、标准和公共服务能力提升，为农产品贸易和农业产业合作创造良好条件。注重发挥财政投入的带动作用，进一步提升农业绿色发展的基础支撑能力，促进农业合作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第三，优化财政支持方式，增强财政资金引导效能。根据不同合作领域的公共属性、发展阶段和实际需求，合理选择财政支持方式，处理好政府投入与市场投入之间的关系。对公共属性较强、市场机制难以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应更好发挥财政资金的基础保障作用；对具备一定市场化条件的领域，应更加注重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带动作用，促进财政资源与其他资金形成合力。进一步完善财政支持方式，提高资金配置的灵活性和适配性，更好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增强绿色合作的内生动力。

第四，健全财政绩效管理机制，增强合作可持续性。牢固树立绩效理念，将绩效管理贯穿中国—中亚绿色合作财政资金安排、使用和监督全过程，更加注重财政资金的实际效果和长期效益。完善与绿色合作特点相适应的绩效评价机制，统筹考虑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强化评价结果运用。加强财政资金使用监督和风险管理，规范资金使用，提高资金配置和使用效益，在保障重点合作任务的同时增强财政支持的可持续性。

财政支持中国—中亚绿色合作，既要立足合作实际加强重点领域保障，也要更加注重优化投入结构、改进支持方式和提升资金绩效。通过进一步发挥财政资金的基础保障和引导带动作用，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可持续性，为中国—中亚绿色合作持续深化提供更加稳健有力的财政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