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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强调“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为新发展格局下我国企业国际化发展指明了方向。从总体规模看，截至2024年底，中国已在境外设立企业5.2万家，对外投资流量连续13年位居全球前三，海外布局规模持续扩大。然而从国际化质量看，2024中国跨国公司100大的平均跨国指数仅为15.35%，显著低于同期世界跨国公司100大的49.21%①，直观映射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企业国际化水平之间存在明显脱节（金祥义和张文菲，2024）。企业国际化是速度、广度与深度协同演进的动态过程：速度与广度反映海外扩张节奏与市场覆盖范围，关乎企业能否顺利“走出去”（吴先明和王茂琼，2025；赵奇伟等，2025）；深度则体现企业对海外市场的重视和本土化运营程度，决定企业能否真正“走进去”（刘耀彬等，2024）。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深入，我国企业亟需将国际化战略重心从规模扩张转向纵深发展，持续推进本土化运营，以国际化深度提升外循环质量。相较于国内市场，企业在海外经营中面临更加突出的信息不对称、资源约束以及跨境协同难题，实现对海外市场的高水平嵌入需要跨境融资、跨境结算等金融服务的支持，因而金融发展对企业深化国际化战略具有重要支撑作用。Desbordes和Wei（2017）指出，金融市场的发展能够促进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杜思正等（2016）在中国情景下印证了这一观点，而王雪（2023）、陈煦畅和吕萍（2023）则进一步揭示了金融发展对企业国际化模式选择与区位布局的深远影响。然而在实践中，企业国际化深度的提升往往受到传统金融体系服务能力的制约。由于海外经营普遍面临境外资产抵质押效力有限、跨境主体信用识别困难等问题，传统信贷模式对抵押物和境内信用背书的刚性依赖可能进一步加剧跨国经营中的金融摩擦，从而削弱跨境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适配性，难以满足企业国际化纵深发展的金融需求，需要更具灵活性和突破性的金融服务供给予以支撑。近年来，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加速创新，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催生出的金融科技，通过创新业务模式、应用场景与运行机制，正在系统性地重塑金融服务的供给结构、供求匹配机制及风险分布格局，这一由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或为企业深化国际化经营注入新动能。作为金融科技的重要载体，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金融创新为核心的科技企业，凭借高效率和个性化服务在部分业务领域对传统银行体系形成错位竞争（何小钢等，2023），通过提供征信、风控、投资咨询等服务赋能商业银行与实体企业，为突破海外市场信息壁垒与资源制约提供了可行路径。从融资约束角度，金融科技推动融资渠道普惠化与低成本化（赵胜民和屠堃泰，2022；高瑜等，2024），拓展企业跨境融资来源并降低融资成本，为企业本土化经营提供关键的国际金融资源支撑。从风险承担角度，金融科技通过突破传统金融服务信息约束，提升企业跨境投资决策中的风险识别、评估和预警能力。通过数字技术与算法模型，金融科技能够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丁志国等，2023；何涌和林敏，2025），使企业在更充分的资金保障和更合理的资本配置条件下，增强深化国际化经营的能力与意愿。上述分析在隆平高科巴西子公司的跨境经营实践中得到了印证，其依托农业银行湖南分行的金融科技支持，成功获得10亿元人民币中期流动资金贷款。此外，隆平高科的收购项目还获得农银国际提供的财务顾问与方案咨询等综合金融服务，为海外业务运营提供了多维度支持②。可见，金融科技正逐步突破传统金融服务的时空边界与信息约束，成为影响企业国际化深度的重要力量。基于此，本文以2011~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金融科技对企业国际化深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发现金融科技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增强风险承担水平，有效促进了企业国际化深度提升，且该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在于：第一，从金融供给端数字化的角度，拓展了数字经济与企业国际化战略的交叉研究。现有文献多从企业数字化转型（王欣和付雨蒙，2023）、数字化同群效应（刘耀彬等，2024）以及供应链数字化（王庭东和尹丽丽，2025）等视角出发，探讨数字因素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本文将研究视角拓展至金融供给端的数字化变革，揭示了金融科技对企业国际化深度的影响逻辑，为理解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国际化战略演进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第二，分析了金融科技影响企业国际化深度的微观传导路径。在跨国经营面临外来者劣势与信息不对称约束的背景下，本文发现金融科技对企业国际化深度的影响不仅表现为缓解融资约束，还可通过提升资金稳定性与发挥信息中介功能，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降低其跨国经营不确定性，从机制层面丰富了金融科技赋能企业开放经济行为的理论解释。第三，丰富了金融科技在微观领域的经济后果研究。本文在聚焦国际化深度这一核心维度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科技通过提升海外市场嵌入程度和本土化经营水平，推动企业国际化进程向深度化发展，并最终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数字经济时代推动中国企业由“走出去”向“走进去”的高质量转型提供新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企业深化国际化经营，要求在东道国实现经营业务的本地化嵌入和制度环境的适应性调整，这一过程通常伴随着高昂的进入成本与显著的不确定性，因而需要稳定且持续的金融资源供给作为支撑。然而，我国企业长期依托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银行天然具备的审慎风险偏好与企业深度国际化经营自带的高风险属性之间存在天然张力，导致传统信贷服务难以充分匹配企业深度国际化经营所需的资金支持与综合金融服务需求（刘莉亚等，2015；杨连星等，2020）。金融科技实现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的深度融合，为突破上述约束提供了可能。本文从融资约束与风险承担两个渠道出发，系统分析金融科技影响企业国际化深度的理论逻辑。融资约束是制约企业深化国际化经营的重要现实因素（陈胤默等，2019；汪圣国等，2022）。企业在海外推进本土化经营、扩展生产能力和完善组织体系，均有赖于充裕且稳定的资金投入，而融资渠道单一、融资成本高企会削弱企业在东道国的持续投资能力，制约其国际化深度提升。金融科技通过重塑金融服务供给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金融体系在跨境融资中的地域约束与信息壁垒，推动了跨境金融资源配置的普惠化和低成本化（Cao等，2023），为纾解企业跨国经营资金困境提供了新的路径。一方面，金融科技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整合企业的结构化数据（如财务报表）与非结构化数据（如社会网络信息），实现对企业信用状况和跨境经营能力的动态刻画与多维评估（高瑜等，2024），将原本分散的软信息转化为可量化、可验证的标准化硬信息，推动信贷决策由传统的“抵押导向”向“数据导向”转变（王红建等，2023；王红建等，2024a），从而降低跨境融资门槛，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另一方面，金融科技通过提升跨境金融服务的供需匹配和交易运行效率，有效降低企业跨境融资成本与资金周转成本。人工智能信用评估模型能够促进融资供需的精准匹配，区块链技术在供应链金融和跨境资产流转中的应用能够简化业务流程、降低交易成本，移动支付与远程身份识别技术则能够突破地域限制，提高跨境融资、支付结算以及资金调拨效率（龚强等，2021）。充裕的财务资源有助于企业缓冲国际化初期的高额投入压力，并及时把握海外市场发展机遇（宋渊洋等，2011），使其能够在东道国持续推进子公司运营、渠道建设以及当地生产网络构建。随着融资约束逐步缓解，企业得以维持更高强度的本土化经营投入和更深层次的海外市场嵌入，进而深化国际化经营。风险承担体现为企业在面对具有高不确定性、高投入特征的国际化战略时所表现出的决策倾向与行为选择。企业深化国际化经营需要在东道国进行持续投入，并在制度环境、市场结构及生产网络等方面实现深度嵌入，其回报周期较长且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更突出，因此属于具有较高不确定性和较强不可逆性的战略选择。金融科技的发展可通过多重渠道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首先，金融科技可以通过改善企业融资环境、增强资金流稳定性，强化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相较于传统金融模式下融资渠道单一、资金供给不稳定，金融科技所带来的融资可得性提升与资金来源多元化（Cao等，2023）有助于缓冲企业国际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短期资金波动，使企业在进行高投入、长周期的海外布局时具备更为充足的资金来源。在资金约束相对缓解的情况下，企业不易因短期经营波动而被迫放弃长期战略，从而表现出更高的风险承担水平（刘娥平等，2022）。其次，金融科技依托数字技术的高连接性和强渗透性，能够突破传统金融服务的信息约束，快速捕捉、处理和分析东道国法律、文化、消费者偏好及市场波动等多维信息，为企业提供更全面的海外投资咨询、智能风控、信息监测等服务方案，提升企业对海外市场经营风险的识别、评估和预警能力（Wang等，2023；刘丹阳和黄志刚，2023）。此外，金融科技能够向资本市场提供更丰富的信息，促进管理层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协同，提升企业获取资本支持与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丁娜等，2020）。风险承担水平较高的企业，对跨国经营波动与潜在损失具有更强的风险容忍度，更倾向于实施长期性、高投入、探索性的海外经营战略（刘军和赵姝，2020；衣长军等，2024），从而持续推进对东道国市场的深层嵌入。既有研究亦表明，提高风险承担水平是推动企业加大海外投资强度与深化本土化布局的重要渠道（汪圣国等，2022；程子昂等，2024）。H1：金融科技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升企业国际化深度。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11~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系统考察了金融科技对企业国际化深度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显著提升了企业国际化深度，其作用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两条路径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对非国有企业、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企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凸显了金融科技在弥补传统制度环境不足和提升企业全球竞争力方面的独特价值。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科技并非通过加快国际化扩张节奏或扩大布局广度来发挥作用，而是主要支持企业向深度经营发展。从经济后果看，金融科技通过提升企业国际化深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
本文研究结论具有如下启示：
第一，完善金融科技发展生态，充分释放其赋能企业国际化的潜力。本文发现，金融科技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国际化深度，表明良好的金融科技发展是企业开展跨境经营的重要支撑。为此，一方面应加快跨境支付、数字征信、数据共享等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金融、贸易、投资等领域数据资源互联互通，降低企业跨境经营中的信息获取成本和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应健全跨境数据流动、金融科技监管与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安排，为金融科技主体从事跨境信用评估、风险管理和综合金融服务提供稳定的制度保障。与此同时，需重视地区间金融科技发展基础的异质性，持续改善金融科技应用条件，缩小区域数字服务能力差距，进而提升金融科技服务企业国际化的覆盖广度与渗透效率。
第二，推动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企业协同创新，提高跨境金融服务的精准性和适配性。本文研究表明，金融科技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风险承担水平促进企业国际化深度提升。为此，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企业应聚焦企业跨境经营中的融资与风险管理需求，协同推进金融服务模式创新。一方面可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整合企业跨境交易、海外经营及供应链等多元信息，构建动态化信用评价体系，推动融资模式由传统抵押担保向数据驱动的信用融资转型，提升企业跨境融资可得性；另一方面应针对汇率波动、东道国政策变动、海外经营不确定性等风险以及不同企业类型，开发风险预警、汇率管理、海外投资保险及供应链金融等产品，助力企业降低海外经营风险，增强持续经营能力。
第三，提升企业金融科技应用能力，以深度经营推动国际化高质量发展。本文发现，金融科技通过促进企业国际化深度提升推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表明深化海外市场嵌入是提升国际化质量的关键路径。由此，企业应坚持内外协同，将海外业务重心从规模扩张转向持续经营与价值创造。对内，以数字化转型为引领，完善企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数据应用能力，构建数据驱动的战略决策与资源调度机制，夯实应用金融科技的内部能力基础。对外，深化与金融科技主体的合作，积极对接数字征信与金融科技平台，拓宽融资渠道，引入汇率对冲、国别风险预警及海外投资保险构建全链条风控机制，依托跨境支付与供应链金融平台实现资金归集、多币种结算与上下游资金协同的智能化管理。通过内部数字化转型与外部资源赋能的有机融合，推动企业国际化模式由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发展转变，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实质性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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