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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经济局势的变化和我国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已成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重大关口。2024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24〕10号）明确指出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需以强监管、防风险、促高质量发展为主线。而金融体系的稳定根植于微观主体的健康，因此加强对企业金融风险的管控已成为必然要求。当前，我国部分企业存在的投融资期限错配现象是微观层面金融风险的典型表征。投融资期限错配指企业长期资金需求与长期资金供给之间的结构性缺口，实践中主要体现为企业使用短期借款支持长期资产投资，即“短贷长投”。这种结构性缺口不仅会加剧企业的债务风险，对企业业绩产生负面影响，还可能通过债务违约向金融体系传导风险，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潜在根源。在此背景下，探讨如何抑制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现有研究主要从资金需求端（企业战略、内部治理）、资金供给端（金融结构）、供需两端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宏观政策波动等角度解释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形成（钟凯等，2016；白云霞等，2016；王百强等，2021；李增福等，2022；叶志伟等，2023；苏琪琪等，2024），而较少关注公共部门以制度化方式向市场开放可验证、可复用信息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配置的影响。数字经济背景下，公共数据开放为重新理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制度场景。公共数据资源，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具有利用价值的数据集合①。近年来，公共数据资源的经济价值开发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15年8月，国务院发布《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公共数据开放被提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2024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发布，从中央层面首次对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进行系统部署，聚焦破除公共数据流通使用的体制性障碍和机制性梗阻。公共数据兼具价值性与公共性双重属性，具备海量数据储备与巨大经济潜力，且依托公共产品特质，可被市场主体低成本、重复使用。基于上述特征，公共数据已广泛应用于金融征信、风险研判等领域，市场赋能效应凸显。据全国数据资源统计调查工作组发布的《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4年）》，2024年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平台累计支撑调用超5 400亿次，全国地市级以上地方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数量增长7.5%，开放的数据量增长7.1%。公共数据服务产品数量同比增长超过40%，涵盖交通、环保、医疗等领域，应用在低空经济、多式联运、保险理赔、征信服务等场景，年内约66%的行业龙头企业和30%的数据技术企业购买过数据，企业数据与公共数据融合应用场景加速增长。然而，现有研究对公共数据开放经济后果的考察主要集中于价值创造效应，对其在企业金融决策结构和金融风险治理中的作用关注不足。从理论上看，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方向尚不确定。一方面，公共数据开放可能通过改善资金需求端和资金供给端所处的信息环境抑制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在资金需求端，公共数据开放通过降低企业决策时的信息不确定性感知，帮助其更审慎地识别长期投资机会，减少非效率资金占用。在资金供给端，公共数据开放既能通过帮助改善企业经营基本面与长期偿债能力向资金供给方传递积极信号，又能为资金供给方提供独立于企业财务报表之外的第三方信息来源，降低风险识别成本，提升其提供长期资金的意愿。另一方面，公共数据开放也可能释放企业长期投资需求，若长期资金供给未能同步扩张，期限错配反而可能加剧。因此，公共数据开放究竟会缓解还是加剧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需在实证层面加以检验。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采用2010~202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以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上线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DID）方法，深入研究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作用边界及异质性表现。研究结果显示，公共数据开放能够显著降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程度，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作用边界分析表明，公共数据开放对投融资期限错配的抑制效应在不确定性感知较强、与外部资金供给方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异质性分析表明，公共数据开放对非国有企业、数据利用能力强的企业，以及位于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较高、银行业竞争较为激烈地区的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抑制作用尤为显著。第一，本文从企业金融风险治理视角拓展了公共数据开放经济后果研究，并分析了其影响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作用边界与异质性表现。既有公共数据开放研究主要关注其对政府治理、区域协调、企业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和投资效率的影响，强调公共数据作为数据要素的价值创造功能，而本文将公共数据开放置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框架下，考察其是否影响短期债务支持长期投资所形成的微观金融风险，从而拓展了公共数据开放的风险治理效应。进一步地，本文从信息环境、企业数据利用能力、地区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及银行业竞争程度等方面识别了其作用边界与异质性表现，有助于更完整地解释公共数据开放的金融风险治理效应的适用条件。第二，本文从公共信息供给视角丰富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成因与治理研究。与现有研究主要从企业战略、内部治理、金融结构、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等方面解释期限错配的形成不同，本文强调公共数据开放作为一种由公共部门提供的、可验证和可复用的信息供给制度，会改变资金供需信息环境，进而影响长期投资需求和长期资金供给的匹配关系，为理解投融资期限错配提供了来自公共信息供给制度的新解释路径。公共数据开放，是指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通过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向社会提供可机器读取的公共数据的活动②。作为具有巨大开发利用潜力的经济资源之一，公共数据开放的经济治理价值已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认可，相关研究可划分为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早期文献从政府治理的角度出发，认为公共数据开放能够提升政府透明度、推动政府转型、优化政府决策效率（Bertot等，2010；Park和Gil-Garcia，2022）。后续研究更多关注地区公共数据开放对当地创新创业的影响。有文献指出公共数据开放是城市创新的重要驱动力之一，能够降低环境不确定性、吸引风险投资、推动数字技术产业融合，为创新发展培育良好生态（沈坤荣和林剑威，2025）。同时，公共数据开放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优化信息搜寻匹配效率，促进城市创业活力提升（蔡运坤等，2024）。此外，也有文献从区域协调发展角度研究了公共数据开放的效用，指出公共数据的公共产品属性能够有效打破区域信息壁垒，弥补区域资源禀赋差距，缩小区域间发展水平差距（方锦程等，2023）。微观层面，已有研究普遍认为，公共数据开放能够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推动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传统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创新引擎和价值创造作用。其一，公共数据开放能够推动企业创新，李泽宇等（2024）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能通过与人才、资本要素的联动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此外，公共数据开放在政府、科研院所以及企业之间形成的信息共享也能发挥协同创新效应，提高创新效率（张晨等，2023）。其二，公共数据开放能够助力企业进行数据驱动型决策，最终作用于企业价值（彭远怀，2023；吴武清等，2024）。从投资决策角度，公共数据开放通过改善竞争环境、缓解市场信息摩擦、降低投资不确定性，引导企业合理规划投资项目，具有“稳投资”效果（Nagaraj，2022；王海等，2024；叶永卫等，2025）。从企业经营决策角度，公共数据开放能帮助企业精准研判市场趋势、识别客户价值，优化商业模式与经营决策（Hughes-Cromwick和Coronado，2019；Magalhaes和Roseira，2020）。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通常表现为“短贷长投”，这一现象会显著增加企业经营风险（赖黎等，2019），损害企业绩效与创新能力（钟凯等，2016；汤龙和陈享光，2024）。现有研究普遍从资金供需两端阐释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形成逻辑。从资金需求端来看，长期投资需求扩张与内部治理缺陷是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诱因。长期投资具有规模大、周期长、资金占用程度高等特征，企业在产能扩张、技术升级或战略进攻过程中更容易形成持续资本开支。当长期投资需求超过内部资金和长期融资承接能力时，企业可能转向短期债务维持项目推进。叶志伟等（2023）发现进攻型战略会加重企业短贷长投程度，其机制在于进攻型企业长期投资需求更高，同时信息质量、代理成本和经营风险也可能削弱其长期债务融资能力。同时，若内部治理不能有效约束管理层或控股股东，企业可能形成更为激进的投资决策和更依赖短期债务的融资安排。王百强等（2021）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压力通过加剧融资约束显著促进企业短贷长投行为。而苏琪琪等（2024）则发现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作为一种内部治理机制，能够有效抑制企业短贷长投行为，且该抑制作用在无长期资金缺口、存在非理性短期借款及过度投资的企业中更为显著。从资金供给端来看，金融体系结构问题与信息摩擦造成的长期资金供给不足是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重要原因。白云霞等（2016）从中美金融市场比较角度指出，在我国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下，资本市场长期融资功能相对不足，企业长期投资较难获得稳定长期资金支持。从银行视角而言，信息不对称使其难以有效识别企业长期项目风险与经营质量，而相较于长期贷款，短期贷款合约可赋予银行续贷审核、风险管控的主动权，能够有效抑制企业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因此成为银行规避风险的主流选择（钟凯等，2016；刘冲等，2023）。此外，宏观金融环境的波动会放大资金需求者和资金供给者间的信息不对称，加剧金融机构风险规避情绪，压缩长期信贷投放（刘贯春和叶永卫，2022；李增福等，2022）。综上，现有文献围绕公共数据开放的要素赋能效应和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形成机理已形成丰富的研究积累，但仍存明显研究缺口。现有公共数据开放研究多聚焦实体经济创新、生产率提升、区域发展等价值创造领域，鲜有关注其对企业金融决策、债务期限结构及微观金融风险的治理作用；而投融资期限错配研究多基于企业战略、公司治理、金融结构和宏观金融环境的波动展开分析，尚未充分关注公共数据开放这一制度化公共信息供给对资金供需信息环境与融资期限配置的优化作用。少数文献虽初步探讨二者关系（Li等，2024；储成兵和颜冰冰，2025），但对其作用在不同信息环境、企业能力和地区金融环境下是否存在差异，以及这种作用的边界如何识别，仍有待进一步展开研究。基于此，本文将公共数据开放纳入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分析框架，考察其能否通过改善资金供需信息环境，缓解长期投资需求与长期资金供给之间的不匹配，并进一步识别其作用边界与异质性特征。这有助于将公共数据开放文献拓展到企业债务期限结构领域，也有助于从公共信息供给视角丰富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治理路径研究。本文认为，公共数据开放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公共信息供给机制，通过改善资金供需信息环境，同时作用于企业长期投资决策与外部资金供给方长期资金配置意愿，最终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产生影响。从资金需求端看，公共数据开放能够为企业投资决策提供更为丰富的信息，降低其不确定性感知、提升投资决策效率，进而调整长期投资需求，改变企业投融资期限匹配状态。当外部信息供给不足时，企业的不确定性感知水平偏高（方明月等，2023），管理层决策质量可能受损（Ferracuti，2022），出现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两类非效率投资行为。一方面，信息不足会削弱企业对长期投资项目未来前景的判断能力，但管理层未必会主动规避信息模糊带来的风险，反而可能因自认为具备专业判断能力而偏好模糊性决策（Heath和Tversky，1991）。这种信息环境为管理层将成功归因于自身能力、失败归咎于外部不可控因素提供了认知空间，进而催生非理性长期投资扩张行为。在此情形下，缺乏客观数据支撑的长期投资扩张会加大企业对“短贷长投”等高风险融资模式的依赖。另一方面，实物期权理论指出，企业往往在不确定性较高时推迟投资，待不确定性下降后扩大投资（李凤羽和杨墨竹，2015），此时，外部信息供给不足反而会引发企业投资不足，同样降低企业的投资效率。总体而言，公共数据开放带来的增量信息有利于降低企业的不确定性感知，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公共数据开放减少了企业获取整体市场环境及公共制度信息的成本（沈坤荣和林剑威，2025），有助于降低宏观层面的信息不确定性（Mukherjee等，2021）。企业可依据公开的消费偏好、居民收入水平、宏观经济数据等公共信息，更准确地识别市场趋势与消费者需求变化（Nagaraj，2022）。同时，公共数据开放作为政务信息发布渠道之一，通过政策信息集约化发布、强化政府监督问责，降低企业政策信息获取成本（于小悦和郑晓慧，2026），使企业更清晰地理解政策意图与未来监管方向，降低企业不确定性感知。在可预测性更强的信息环境下，企业能够基于更准确的风险评估开展投资活动，投资效率得到提升。但投资效率的提升并不必然降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程度。若投资效率提升主要表现为抑制过度投资，企业不合理的长期资金需求将相应减少，投融资期限错配将得到缓解。但若投资效率提升主要表现为缓解投资不足、释放此前延迟的长期投资需求，而长期稳定资金供给未能同步扩容，则新增长期投资仍需依赖短期债务融资，投融资期限错配反而可能加剧。因此，仅从资金需求端分析无法判断公共数据开放对投融资期限错配的最终影响，还需结合资金供给端的信息环境改善综合分析。从资金供给端看，公共数据开放能够通过向资金供给方传递更强的企业长期偿债能力信号、降低资金供给方信息甄别成本，提升企业长期资金可得性，进而抑制投融资期限错配。一方面，资金供给方通常基于企业经营状况、偿债能力与风险水平制定融资契约。公共数据开放能够提高企业决策效率与经营质量，进而改善长期偿债能力。具体而言，公共数据可缓解市场信息摩擦、降低投资不确定性，帮助企业更合理地配置资本、提升投资效率（Nagaraj，2022），其中蕴含的行业趋势、技术标准、资源分布等信息，能支撑企业进行数据驱动型经营决策（Magalhaes和Roseira，2020）。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公共数据还能减少研发过程中的信息不足与资源错配，提升企业创新效率（杜瑶等，2025）。上述路径共同改善企业经营绩效与现金流稳定性，向资金供给方传递更强的长期偿债能力信号，提升其投放长期信贷的意愿。另一方面，公共数据开放能够拓展资金供给方的信息来源，降低信息甄别与风险评估成本，提升其长期资金供给意愿。信息不对称会增加外部融资中的逆向选择与监督成本，使资金供给方倾向于通过缩短融资期限、提高成本或减少额度来控制风险，进而引发长期资金供给不足导致的期限错配。而公共数据开放可从信息供给与信息处理两个层面改善资金供给方信息环境：在信息供给层面，公共数据提供独立于企业财务报告的第三方佐证信息，资金供给方可结合宏观经济、行业运行、地区环境、行政监管、企业信用等信息，交叉验证企业经营状况与风险水平，更准确地判断政策方向与宏观趋势（叶永卫等，2025）。同时，公共数据的公共性与可共享性，有助于资金供给方与企业基于同类信息形成判断，减少双方对市场环境与政策变化的预期分歧，形成相对稳定一致的市场预期（Lemmon和Roberts，2010）。在信息处理层面，公共数据多为结构化数据，能提高资金供给方信息获取、核验与风险评估效率，降低信息甄别成本（马玥和郭晔，2025）。随着信息获取与风险评估成本下降，资金供给方对企业长期经营前景与偿债风险的判断更为充分，投放长期资金面临的不确定性与监督压力同步降低，长期资金供给意愿相应提高。综合来看，公共数据开放主要通过信息渠道影响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在资金需求端，公共数据开放能够降低企业不确定性感知、提高投资决策效率，进而调整企业长期投资需求，但这种调整既可能表现为抑制低效率扩张和过度投资，也可能表现为缓解投资不足、释放长期投资需求，因此其对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具有一定双向性。在资金供给端，公共数据开放能够改善外部资金供给方信息环境，拓展信息来源、降低信息甄别和风险评估成本，提高其长期资金供给意愿，进而缓解由长期资金供给不足引发的投融资期限错配。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竞争性假设H1a和H1b。八、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是实现宏观经济健康稳定运行的重要任务，抑制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则是提升金融市场稳定性的有效手段之一。基于此，本文以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为准自然实验，探究了公共数据开放对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并进一步识别其作用边界与异质性表现。研究发现：首先，公共数据开放能够显著抑制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缓解由投融资期限错配引发的潜在金融风险，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其次，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抑制作用与资金供需信息环境密切相关，不确定性感知较强、与外部资金供给方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企业受益更明显。最后，公共数据开放的效应存在显著异质性，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受益更为显著；相较于数据利用能力较弱的企业，数据利用能力较强的企业更能借助公共数据改善投融资决策。同时，在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较高、银行业竞争程度较高的地区，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
上述研究结论对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提升金融稳定性具有如下启示：
政府层面，应持续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建设，提升公共数据的可得性、可用性和可验证性。公共数据开放的作用并不仅在于增加数据数量，更在于改善市场主体的信息环境。因此，政府应进一步扩大公共数据开放范围，提升数据更新频率、标准化程度和跨部门整合水平，重点加强产业运行、市场需求、行政监管、司法信用、政策执行和区域经济等信息的开放质量，为企业投资决策和外部资金供给方风险识别提供更充分的信息基础。同时，鉴于公共数据开放在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效果更明显，地方政府还应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和金融科技生态建设，提高公共数据向金融决策和企业治理转化的效率。
企业层面，应积极利用公共数据资源，优化投融资决策。企业应充分借助公共数据开放平台获取相关信息，降低经营和投资的不确定性，通过改善信息获取提高投融资期限的匹配度，减少因投融资期限错配引发的财务风险。非国有企业更应充分发挥公共数据的增量作用，赋能投融资决策。同时，企业应加强数字化转型和数据治理能力建设，提高对公共数据的采集、整合、分析和应用能力，使公共数据真正转化为投融资决策依据。
金融机构层面，应积极将公共数据纳入风险识别和融资期限决策体系。公共数据能够为金融机构提供企业财务报告之外的外部信息来源，有助于其从行业环境、区域经济、行政监管和信用记录等维度交叉验证企业风险。在合规使用数据的前提下，金融机构应提高公共数据利用能力，完善信用评估、贷前审查和贷后监测机制，更准确地识别企业长期经营前景和偿债风险，并据此优化融资期限、融资额度和融资成本安排。尤其是在银行业竞争程度较高的地区，金融机构更应利用公共数据提升风险定价和资金配置效率，为企业提供更加匹配长期投资需求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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