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程 | 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会计准则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制度基石，是全球通用的商业语言，更是保障市场经济有序运行、联通国际经贸合作、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制度支撑。2006年，我国正式发布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开启了会计制度建设的崭新篇章。历经二十载持续修订、迭代完善，我国已建成立足国情、接轨国际、适配发展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

20年来，企业会计准则的建设与落地不仅全面规范企业会计核算行为、显著提升会计信息质量，更在护航资本市场稳健发展、深化国资国企改革、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等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站在准则体系建设20周年的重要节点，系统梳理准则建设历程、凝练实践经验、擘画未来方向，对持续完善准则体系、以会计制度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我国会计制度改革历经三个关键阶段，为2006年趋同准则体系的正式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一阶段（1979～1992年）：国际会计惯例引入学习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为规范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工作，财政部自1979年起着手起草《关于中外合资工业企业财务会计问题的若干规定》，1985年正式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这是我国首次参照国际惯例设计的会计制度，规范了会计核算的基本要求，突出了会计核算的实质内容，确立了跨行业通用的会计规范框架，为后续会计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础。1992年，《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发布实施，在更大范围内吸收了国际会计惯例的成熟做法。

第二阶段（1992～2000年）：市场经济会计转轨探索期。1992年下半年起，财政部相继发布《企业会计准则》以及13项行业会计制度，自1993年7月1日起实施。这标志着为配合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我国会计核算模式逐步完成了从计划经济模式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型，实现了与国际会计惯例的初步接轨。1997年至2002年间，我国在基本准则框架下陆续发布16项具体准则，结合国情采取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并行的实施模式。为配合股份制改革，财政部于1998年发布《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取代原《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尝试突破行业界限，全面引入谨慎性原则，成为我国会计标准建设的重要探索。上述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在核算要求、内容与方法等方面基本实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协调，标志着适应国际会计惯例的中国会计标准体系初步形成。

第三阶段（2001～2005年）：趋同准则体系攻坚筹备期。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我国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财政部在总结分行业会计制度实施经验的基础上发布《企业会计制度》，自2001年1月1日起施行。此后又陆续发布《金融企业会计制度》（2001年）、《小企业会计制度》（2004年）等，进一步完善会计制度体系。2003年至2005年间，财政部陆续发布10项分行业会计核算办法，作为《企业会计制度》的补充规范。《企业会计制度》的发布实施实现了我国会计制度与国际会计惯例的进一步协调，实现了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企业会计制度的统一，规范了会计要素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全流程，对于规范资本市场秩序、提升会计信息质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5年，财政部集中力量推进准则体系重构，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深度协同，完成全部准则项目的对标修订。同年11月，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与IASB签署联合声明，确认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实现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实质性趋同，为2006年准则正式发布扫清了技术障碍。2006年2月，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及《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等38项具体准则；2006年11月，印发《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财会[2006]18号），至此形成由1项基本准则、38项具体准则及其应用指南构成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该体系自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范围内施行，鼓励其他企业执行；执行该准则体系的企业不再执行原有的具体准则、《企业会计制度》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

2007年以来，财政部持续完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通过发布准则解释公告等方式陆续出台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引导企业准确理解和执行准则，及时解决准则实施中出现的新情况、新交易与新问题。经过20年持续迭代，目前已形成完整的制度矩阵：1项基本准则统驭全局、42项现行有效具体准则、20项准则解释、多项暂行规定及配套应用指南，覆盖全部行业，构建起层次清晰、动态更新、本土特色鲜明、持续推进国际趋同的会计准则体系。2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一套适应本国发展阶段并与国际高标准规则协调的会计准则体系，能够有效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抑制市场主体道德风险、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强化国家经济安全保障。

（一）筑牢资本市场信任根基，系统提升会计信息质量

会计信息质量是资本市场行稳致远的核心前提。20年来，准则建设始终以提升信息质量为核心目标，为资本市场发展夯实信任底座。根据Wind数据库的统计，与2005年年末相比，截至2026年6月30日，A 股上市公司从1 381家增至5 528家，市值规模从3.2万亿元攀升至131万亿元；A+H股上市公司由31家增至194家，中概股上市公司从40家增至406家；另有167家红筹公司在港上市，58家、17家、8家企业分别在新加坡、瑞士、英国上市。资本市场的跨越式发展，离不开会计准则的坚实支撑。

一是统一会计准则打破了行业与企业间的核算壁垒，提升了财务信息的可比性与可理解性，显著增强了会计信息透明度。准则实施前我国实行差异化的分行业会计制度，跨行业估值、并购、投资缺乏统一计量标准，市场信息壁垒较为突出。2006年统一趋同准则实施后，所有市场主体遵循统一的会计确认与计量规则，投资者能够更为准确地比较不同行业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市场定价机制更为理性高效。

二是压缩财务舞弊空间，夯实市场信用基础。20年的准则修订完善，通过制度设计精准封堵财务操纵漏洞：收入确认“五步法”规范了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租赁准则消除了表外负债的隐匿渠道，预期信用损失模型缓解了减值计提滞后问题，长期资产减值不得转回的规定抑制了利润操纵行为。财务报表的真实性与可靠性显著提升，有效保护了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筑牢了资本市场的信用底线。

三是动态迭代准则规则，适配市场创新发展需求。针对资本市场业态创新，准则持续优化核心规则：金融工具准则逐步迭代为四分类、三分类的确认计量体系，契合金融市场创新发展规律；保险合同准则实施深度改革，摒弃粗放核算模式，准确反映保险行业风险保障的核心属性，落实“保险姓保”的发展理念，为资本市场投资者提供更为真实可靠的行业经营信息，支持资本市场细分领域健康发展。

（二）夯实国资管理根基，助力国资国企改革攻坚

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压舱石”，会计准则作为标准化价值计量工具，贯穿国企绩效考核、降杠杆防风险、并购重组资本化全流程，为国资治理现代化、国企高质量发展、培育世界一流国企提供核心制度支撑。

第一，标准化国企绩效评价体系，引导高质量发展导向。20年来，我国国企绩效考核体系持续优化，从最初的“两利一率”逐步升级为“两利三率”“两利四率”，目前已形成“一利五率”的现代化考核体系。考核指标的准确计量与客观评价完全依托统一会计准则实现，有效解决了过往因行业差异、核算口径不统一导致的考核失真问题。标准化的会计核算使得央企、地方国企的经营业绩可量化、可比较、可追溯，引导国企聚焦主业、提质增效，为我国国企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提供了统一的计量尺度与制度保障。

第二，准确计量杠杆水平，支持国企稳妥降杠杆。宏观层面降杠杆、国企领域防风险的前提是准确识别真实负债规模，会计准则在挤掉杠杆“水分”、防范隐性风险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合并报表规则的完善，规范了表外项目、对赌协议、债转股等特殊业务的合并处理，防范风险隐匿；严格界定金融负债与权益工具的边界，纠正混合金融工具随意分类、美化杠杆率的行为，真实反映企业负债水平，准确识别虚假杠杆，为国企结构性降杠杆、防范化解债务风险提供可靠的会计依据，维护国有资产安全。

第三，规范并购重组会计处理，助力国企资本化进程。20年来，国企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央企资产证券化率大幅提升，已培育400余家央企上市公司，多数企业通过合并重组、资源整合实现上市。会计准则为国企并购重组、资产剥离、产权划分、合并报表编制提供了统一规范的核算标准，有效解决了跨企业、跨行业重组中的会计核算难题，扫清了国企证券化改革的制度障碍，全面支持国资国企市场化、证券化、国际化转型。

（三）护航金融改革深化，筑牢金融风险防控防线

金融稳定是经济稳定的核心。20年准则体系建设始终适配金融改革节奏，从前期制度铺垫、中期体系落地到后期迭代完善，构建了全链条的金融风险会计防控体系，既支持金融业市场化改革转型，也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了制度保障。

第一，夯实金融改革会计基础，推动金融业规范化上市转型。我国金融会计改革循序渐进、稳步推进：2001年出台《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开启金融行业市场化核算转型，初步对接国际惯例；2005年出台《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暂行规定（试行）》，建立贷款迁徙模型减值计提机制，为风险计量奠定操作基础；2006年准则体系正式发布，将成熟的金融核算规则制度化、标准化，为金融企业财务重组、不良资产剥离、引进战略投资者、上市融资奠定了核心制度基础。2005年年底，境内外上市银行共7家，目前已有58家商业银行在境内外上市，其中A股42家、H股16家、A+H股15家。

第二，优化风险计量模式，提升金融风险抵御能力。会计准则持续改进金融资产减值计提逻辑，推动风险防控从“被动补救”向“主动预警”转型，为金融体系稳健运行提供支持。从传统的按贷款余额比例计提，到五级分类、贷款迁徙模型下的已发生损失计提，再到2018年逐步实施预期信用损失（ECL）模型，我国金融风险会计计量体系持续升级，有效缓解了旧准则下的顺周期风险问题。新模型要求金融机构前瞻性预判宏观周期、行业波动与客户信用风险，提前计提损失准备、积累风险缓冲，平滑经济周期波动对金融体系的冲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我国金融体系保持了总体稳健，核心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等关键指标处于全球较好水平，会计准则的风险防控作用功不可没。

第三，提升金融穿透式监管效能，筑牢系统性风险防控屏障。过去20年，金融业态持续创新，非标业务、同业通道、资管嵌套、衍生品交易快速发展，传统监管模式难以识别底层资产真实风险。会计准则明确了金融资产转移判断标准、特殊目的主体（SPV）合并范围、各类金融工具负债与权益划分边界，要求金融机构完整披露底层资产、交易结构、风险分层信息，打破通道业务形成的信息隔离。监管机构依托统一会计口径的数据，能够穿透层层嵌套的交易结构，准确识别影子银行监管套利、资金空转、风险隐匿等问题，排查非标理财、信托通道、场外衍生品背后的信用敞口与流动性隐患。依托准则构建的标准化数据体系，监管得以实现从单点机构监管向全业态、全链条穿透监管转型，提前处置增量风险、有序化解存量风险，持续压缩影子银行生存空间，从会计制度层面补齐监管短板，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四）消除国际制度壁垒，服务跨境经贸往来与资本流动

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等效是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关键抓手，20年来我国持续推进准则国际互认，为跨境经贸合作、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搭建核心制度桥梁。

2006年准则体系落地后，即刻启动国际等效互认工作，历经多年深耕，先后与中国香港、欧盟、日韩、大洋洲等多个经济体达成准则等效或常态化协同机制，构建起多层次、广覆盖的国际会计互认体系。这套统一且获得国际认可的商业语言成为我国资本市场互联互通的核心基础，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沪伦通等跨境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机制的顺畅运行，完全依托准则等效互认实现，让境内企业可凭借国内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参与境外上市、融资、投资，大幅降低跨境合规成本。同时，准则国际化协同有效赋能双边、多边经贸往来，助力我国企业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全球产业分工，推动跨境资本双向高效流动，持续提升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水平与全球公信力。

（一）准则体系的两大鲜明中国特色

1.政府统筹主导的集中统一会计治理模式。全球会计准则制定主要有民间机构主导与政府主导两类模式，我国实行由财政部统筹、政府主导制定修订、分级实施监管的制度架构，这是适配我国国情的制度优势。一是保障准则的权威性与统一性。由财政部统筹准则立项、起草、征求意见、发布、解释全流程，避免民间机构制定模式下可能出现的、受制于资本市场与金融机构利益的规则偏向，确保准则始终服务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兼顾投资者、企业、国有资产管理、金融监管、宏观调控等多方面公共利益。二是高效推动多部门协同落地。准则发布后，财政、证监、国资、金融监管、税务、行业主管部门同步出台配套实施细则、监管检查方案与培训体系，形成“制定—实施—监管”一体化协同机制；针对准则实施难点，由政府主导开展分层分类的全国性会计培训，保障准则快速全面落地。三是与法治体系有效衔接。准则体系以会计法为上位法，准则执行情况纳入财会监督、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国企财务核查、金融机构现场检查范围，配套刑法关于会计违法责任的相关规定，形成“法律+准则+监管”的完整约束链条，准则执行力显著高于民间主导模式。

2.全国统一的会计核算规范体系。我国实行全国统一会计科目、统一财务报表格式、统一确认计量规则，打破地域、所有制、行业界限，实现全国市场主体会计核算“一本账”。从宏观调控层面，统一标准化财务数据能够汇总形成全国企业资产、负债、营收、利润，精准监测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债务风险，为国家宏观调控、产业政策制定提供精准数据底座。从市场公平层面，国企、民企、外资企业遵循同一套核算规则，消除制度性核算差异，各类市场主体在资本市场、产权交易、信贷融资中处于平等信息披露地位，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从实施成本层面，统一报表、科目体系降低企业跨区域经营、集团化管理、审计核查的制度成本，财务数字化系统、财务共享中心全面覆盖，大幅降低全社会会计运行总成本。

（二）20年准则建设四大核心实践经验

1.坚持自主立足国情与持续国际趋同有机结合。趋同不等于照搬，自主不等于封闭。一方面，紧跟 IASB 准则更新动态，同步修订国内准则，保持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趋同，保障对外开放、跨境资本流通制度兼容；另一方面，针对我国特有经济场景保留差异化制度安排，如关联方的认定、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处理、长期资产减值不得转回等，平衡国际接轨与国内监管、市场现实需求，避免简单照搬欧美规则带来的制度水土不服。

2.坚持问题导向动态修订与体系化顶层设计有机结合。准则建设兼顾长期顶层框架搭建与短期实务问题响应。顶层层面，统筹规划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中长期发展路线图，分阶段完善基本准则、具体准则、应用指南完整框架；实操层面，建立常态化准则解释、暂行规定出台机制，针对并购重组、REITs、数据资产等市场涌现的新业务、新风险快速出台细化规则，及时封堵制度空白，确保准则始终适配经济业态迭代，不滞后于市场发展。

3.坚持准则制度供给与全链条实施监管有机结合。完备的准则体系必须配套强有力的落地监管，避免 “纸上规则”。构建三层实施监管体系：第一层，企业主体责任；第二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责任；第三层，财会监督、证监会年报监管、国资委国企财务核查、金融监管机构现场检查多部门联合执法，针对准则执行偏差、财务舞弊开展专项整治，对违规企业、中介机构依法处罚，形成“制度制定—企业执行—审计鉴证—政府监管”闭环管理。

4.坚持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与引领市场规范发展有机结合。准则建设始终锚定国家重大战略，将制度工具嵌入市场经济顶层布局。服务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完善收入、合并、商誉减值规则；服务国企改革，优化产权交易、混改、降杠杆会计规范；服务金融强国，搭建 ECL、金融工具风控披露框架；服务数字中国，出台数据资产会计规定；服务高水平开放，推进国际等效互认。以会计制度供给主动适配、支撑、引领经济战略落地，实现会计工作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

立足准则建设20周年全新起点，紧扣中国式现代化总体布局，直面当前行业变革与制度短板，未来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建设应聚焦持续完善、等效趋同、适应未来、两翼齐飞四大核心方向，全方位推动会计制度迭代升级、提质增效。

（一）持续完善：夯实准则体系根基，理顺制度内在逻辑

以体系化、规范化、精准化为核心，持续优化准则顶层架构与具体内容。一是迭代基本准则核心内容，对标国际最新财务报告概念框架，结合我国市场经济、数字经济、绿色转型发展实际，优化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资产负债等要素定义、会计确认计量核心规则，厘清财务报告、财务会计报告、会计报告，财务报表、会计报表，财务信息、会计信息等基础概念边界，筑牢准则体系底层基础。二是理顺准则内部逻辑一致性，对标财务报告概念框架，修正国内准则体系中交叉、冲突、滞后的内容，提升制度整体严谨性。三是坚持问题导向补短板，针对新经济业态、新型金融业务、国企改革、绿色转型中的实操难题，常态化出台准则解释、暂行规定与应用指引，同时优化中小企业简化核算机制，兼顾制度规范性与实施便利性，实现准则体系动态完善、精准适配市场需求。

（二）等效趋同：深化国际双向对接，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

坚持持续趋同，构建兼容国际、贴合本土的准则开放格局。一是精准跟进国际准则迭代，实时对标IASB最新准则修订项目，重点跟进无形资产、现金流量表等核心准则更新，同步落实国际准则年度改进内容，保持中外准则持续趋同态势。二是稳固国际等效互认格局，持续维护内地与香港、中欧会计准则等效机制，深化与日韩、东南亚、大洋洲等区域经济体的会计规则协同，保障跨境投融资、资本市场互联互通、顺畅运行。三是深度参与全球会计治理，扩充国际准则工作组中方专家储备，主动发声反映新兴市场诉求，持续提升我国在全球会计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三）适应未来：锚定数字变革趋势，适配新经济发展业态

主动拥抱数字经济、产业变革新趋势，破解新业态会计核算难题，夯实数字经济制度底座。一是完善新兴数字业态核算规则，针对AI大模型、训练数据集、数字文创、跨境平台交易等新型业态，加快明确确认、计量、列报标准，基于数据“词元”等核心概念搭建系统化数据资产核算体系，统一行业实操口径。二是优化财务报告数字化体系，迭代完善会计准则数字化分类标准，适配财务报告模式数字化转型趋势，打通智能核算、AI审计、数据监管的底层数据接口，构建标准化、数字化、智能化的会计核算与披露体系。三是建立准则前瞻研判机制，常态化跟踪数字技术、产业模式、金融创新变革趋势，提前布局新型交易、新型资产的会计规则研究，实现准则制度供给与经济业态创新同频同步。

（四）两翼齐飞：统筹会计与可持续准则，构建双轮驱动格局

坚持会计准则与可持续披露准则协同发展、深度融合，构建现代化企业综合信息披露体系。财务报告与可持续发展报告天然关联、相辅相成，会计准则规范企业经济价值核算，可持续准则界定企业社会价值、绿色价值披露，二者共同构成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完整价值评价体系。未来将持续完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夯实经济价值计量基础；加快推进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建设，陆续出台具体准则与应用指南，完善量化披露与第三方鉴证规则，建立分层差异化披露机制。通过两大准则体系协同迭代、深度融合，实现企业财务绩效、绿色绩效、社会绩效全方位规范化披露，全面适配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可持续发展战略需求，释放会计制度的综合性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