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对数据资源的利用愈加频繁，为企业的异地并购决策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基于2013~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并购数据，探究企业数据资产对异地并购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主并企业数据资产对异地并购呈现“倒Ｕ型”影响。即，主并企业数据资产积累前期对异地并购活动主要起促进效应，异地并购随着主并企业数据资产的增加而增加；当数据资产积累超过某一临界值，主并企业数据资产对异地并购活动主要起替代效应，异地并购则随主并企业数据资产的增加而减少。调节作用分析表明，主并企业外部的行业竞争程度、内部的人力资本水平都会强化主并企业数据资产对异地并购的“倒Ｕ型”影响。异质性检验发现，对于成熟期企业、服务业企业而言，数据资产对异地并购的“倒Ｕ型”影响更加显著。本文拓展了数据资产和异地并购相关研究，也为数据资源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有益参考。

关键词：数据资产；异地并购；全国统一大市场；行业竞争程度；人力资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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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据要素总量持续扩张，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地位日益凸显，数据资源在企业实践层面的运用也愈加频繁，并逐步转化为可识别、可确认的数据资产（张俊瑞等，2025）。现有研究表明，数据资产是对数据资源进行开发利用的重要成果（张军等，2025），自数据资产概念明晰、实践入表以来，其在企业创新、企业ESG表现、企业融资和企业韧性等场景中展现出巨大的赋能作用，已成为企业应对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塑造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在企业创新方面，数据资产披露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优化人力资本以及减少“创新迎合”来提高企业的创新质量（徐悦和易志高，2026）；在企业ESG表现方面，数据资产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投资者关注度来提升企业ESG表现（唐亮和杨国玉，2025）；在企业融资方面，数据资产通过降低企业财务风险、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和市场竞争地位来促进商业信用融资（张娆和张雅婷，2025）；在企业韧性方面，数据资产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融资约束程度、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来促进企业韧性的提升（梁孝成等，2025）。目前，数据资产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企业内部价值创造，而忽略了数据资产对企业外部战略投资活动（如并购活动等）的影响。

实践中，丰富的数据资产往往意味着企业具有更强的信息搜集能力、整合和分析能力。而异地并购相较于同地并购，面临更严重的信息壁垒和不确定性等问题。探讨数据资产对异地并购的影响，为理解企业并购行为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异地并购方面的既有研究主要从宏观政策、中观地区和微观企业三个层面进行了探讨。从宏观层面来看，公共数据开放（沈璐等，2025）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沈璐和向锐，2024）均能有效促进企业实施异地并购活动。从中观层面来看，地区信贷资源的增长（陈诣之和蔡庆丰，2023）、信用环境的优化（白彩全等，2025）、高铁的开通（吴倩等，2020；潘爽和叶德珠，2021；陈奉先和王茜，2024）、省际双边信任（杨继彬等，2021）和省际贸易（胡晓敏等，2024）等也为异地并购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从而有效促进了企业的异地并购。从微观层面来看，异地大股东能够凭借其市场信息优势和社会关系网络资源来提高企业在异地大股东所在地实施并购的概率（黄婉等，2025）。此外，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也有助于降低市场分割对信息传递和资源整合的阻碍作用，从而提高异地并购概率（彭聪等，2020）。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从多个角度深入剖析了异地并购的影响因素，但对数据这种新型战略资源的讨论仍相对不足。因此，本文探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资产对企业异地并购的影响有助于丰富异地并购活动相关研究，并为数字经济时代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鉴于此，本文以2013~2023年688家中国Ａ股上市公司的并购观测数据为样本，探讨数据资产对异地并购的影响。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将数据资源与异地并购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从促进效应和替代效应两个维度分析数据资产对异地并购活动的影响，补充了数据资产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第二，已有学者采用客观数据法（路征等，2023）、文本分析法（何瑛等，2024；苑泽明等，2025a）等对企业数据资产进行测度，本文采用基于博弈论组合赋权的数据资产测度方法，拓展了相关指标的测度方法，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借鉴。第三，进一步分析了主并企业外部行业竞争程度、内部人力资本水平对数据资产影响异地并购活动的调节作用，以及在不同企业生命周期、行业等情境下主并企业数据资产对异地并购的影响差异，为充分释放数据资源的经济价值提供了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主并企业数据资产与异地并购

从理论层面来看，数据资源利用的核心产物——数据资产，是一种兼具信息属性和金融属性的新型战略资源，具备信息透明、组织共享和扩大融资等功能，能够提高企业对外界信息的捕获能力，也有利于企业获得融资（陈璇等，2026）。相较于同地并购，受市场分割和地理距离等影响，异地并购往往面临并购信息难获取、难收集、难传递的特点（刘锴等，2024）；并且异地并购具有更高的风险与不确定性（蓝发钦等，2024），金融机构对异地并购贷款等审批也更谨慎和保守。因此，异地并购往往面临更严重的信息壁垒问题（蓝发钦等，2024）和资金瓶颈问题（古乾佑等，2026）。

在数据资产积累和数据资源利用能力提升的前期，其对企业异地并购活动的影响以促进效应为主。数据资产积累和数据资源利用能力提升有利于缓解主并企业在异地并购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1）在异地并购前的目标识别与筛选阶段，数据资源利用能力提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内外部信息不对称问题（陈璇等，2026），提高主并企业对并购相关信息的掌握程度，帮助企业制定更科学的并购决策。主并企业不仅可以通过分析企业在技术、市场、供应链等方面的内部数据，明确自身需要补强或拓展的具体领域，做到“知己”，还能利用数据资源相关优势，突破异地并购所面临的地理限制，通过分析利用外部的行业报告、政策文本、区域经济、产业集群等数据资源，识别出成长性高、政策支持的企业，做到“知彼”，进而精准筛选出与自身战略需求匹配度较高的优质并购目标。（2）在异地并购中的谈判沟通与交易阶段，一方面，主并企业通过数据资源利用能力的提升进一步掌握目标企业较为真实的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从而减少异地并购议价过程中的信息偏差，提升交易定价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数据资产能够充当担保物直接参与融资（鲍新中等，2026），或者通过提升企业信用评级（聂羽等，2025）间接促进融资，进而缓解外部融资约束。（3）在异地并购后的整合阶段，数据资产的信息属性有助于实现并购双方的信息共享、提升并购双方的沟通和整合效率，金融属性则为整合过程中的资金需求提供了保障（陈璇等，2026）。此外，数据资源利用能力提升还能通过精准营销、优化生产流程（殷聪和谷慎圣，2025）等实现资金的开源节流，为异地并购提供更多内部资金储备。

当数据资产积累和数据资源利用能力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其对企业异地并购活动的影响可能以替代效应为主。企业异地并购的动机主要归结为两点：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潘爽和叶德珠，2021）和企业市场竞争力（李佳航和鲍新中，2026）。数据资产积累和数据资源利用能力提升能够帮助企业实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梁孝成等，2025）和市场竞争力（张娆和张雅婷，2025）这两个目标。具体来说，在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层面，数据资产积累和数据资源利用能力提升能够优化传统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苑泽明等，2025b）、减少企业库存积压和产能浪费（李健等，2025）、提高决策准确性（李昆等，2024）等；在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层面，数据资产积累和数据资源利用能力提升不仅能够加速产品迭代升级（石磊，2025）、提高产品市场份额（陆岷峰等，2023），还有助于开辟新市场、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从而强化自身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冯素玲和王同同，2025）。随着数据资产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积累与应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普及与完善，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环境与数据资产带来的新业务模式匹配程度不断提升（苑泽明等，2025c），数据资产的经济价值和潜力被进一步挖掘，当数据资产积累到一定规模后，其价值实现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异地并购的作用。此时，企业可能会将战略重心从“外部扩张”转向“内生增长”，异地并购不再是企业实现增长的首选路径，其战略优先级降低，并购次数相对减少。

综上所述，在企业数据资产积累和数据资源利用能力提升的不同阶段，其对企业异地并购的影响存在差异。在前期，由于数据资产的信息属性和金融属性，其对异地并购的影响以促进效应为主；积累与应用到一定程度后，数据资产的经济价值和潜力被进一步释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异地并购为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此时数据资产对异地并购以替代效应为主。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主并企业数据资产对异地并购呈现“倒Ｕ型”影响。

（二）行业竞争程度的调节作用

行业竞争程度对企业战略决策具有重要影响（周泽将和雷玲，2024），无论是企业数据资产的应用与发展还是异地并购等投资活动，均受到竞争环境的约束或驱动。在高竞争行业中，企业往往面临较高的同质化压力（李婷等，2025），竞争者之间的相互模仿与借鉴能力较强，对前沿技术及市场趋势的变动也更为敏感（毛春梅等，2025）。这种环境使得企业更及时感知到数字化浪潮可能给企业带来的经济价值，企业也更有动力通过数据资产积累和数据资源利用能力提升构建自身核心竞争力，以把握数字化变革带来的机遇。因此，行业竞争程度越激烈，越能促使企业挖掘数据资产潜能。在此情景下，主并企业数据资产对异地并购的“倒U型”影响也就愈加明显。反之，在竞争程度较低的行业里，企业的市场份额相对更稳定，忧患意识往往较为薄弱（陈洋林等，2023），对数据资产的投入力度和利用动机相对不足，此时主并企业数据资产对异地并购的“倒U型”影响相对较弱。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行业竞争程度会强化主并企业数据资产对异地并购的“倒Ｕ型”影响。

（三）人力资本水平的调节作用

基于要素协同视角，人才通常具备先进技术能力与数据处理素养，能够更有效地理解、整合并运用各类资源（苑泽明等，2025b），从而推动数据资产的价值转化与潜能释放（彭正银等，2025）。随着数字经济深入发展，数据资产作为企业重要战略资源，其在缓解融资约束与信息不对称、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增强市场竞争力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当人力资本水平与数据资产增长和数据资源利用能力提升相匹配时，二者形成协同效应，数据资产的价值得以充分发掘和释放，其对异地并购的“倒U型”影响相对更强。反之，如果主并企业的人力资本水平不能满足数据资产在开发、转化和应用过程中的需求，那么数据资产的价值实现受到制约，数据资产对异地并购的“倒U型”影响相对较弱。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人力资本水平会强化主并企业数据资产对异地并购的“倒Ｕ型”影响。

六、结论与启示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资源为异地并购这种传统的企业投资活动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基于2013~2023年Ａ股上市公司并购观测数据，探讨了主并企业数据资产对异地并购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主并企业数据资产与异地并购呈现“倒Ｕ型”关系。换言之，数据资产积累前期对企业异地并购的影响以促进效应为主，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对异地并购的影响则以替代效应为主。第二，行业竞争程度、人力资本水平均会强化主并企业数据资产对异地并购的“倒Ｕ型”影响，即高水平的行业竞争程度、人力资本水平能够使“倒Ｕ型”关系曲线更加陡峭。第三，对于成熟期企业、服务业企业而言，数据资产对异地并购的影响更加显著。

本文提出的理论分析和研究结论对企业的战略制定与政府的政策设计均具有重要启示，核心发现在于，数据资产对异地并购同时存在促进效应与替代效应，二者共同构成了一种非线性关系。无论是数据资产积累前期对异地并购的促进效应、还是后期的替代效应，都会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在数字经济时代，政府和企业应当在数字化浪潮中进一步释放数据资产的经济价值，从而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具体建议如下。

企业层面，其异地并购活动是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一环，因此企业要确立数据资产的战略资源地位，根据自身特点制定差异化的投资和并购策略。首先，主并企业数据资产在积累前期对异地并购主要起到促进效应，但当积累至一定水平后，其自身的优势能够替代异地并购活动带来的效益，因此企业要根据自身的数据资产发展情况制定战略目标和长远规划。其次，行业竞争程度较高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企业要抓住数字化浪潮的机遇形成先发优势，发挥数据资产与各生产要素的协同效应，助力企业异地并购活动，进而赋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最后，企业要根据自身生命周期、行业特点制定差异化的投资和并购策略。成熟期企业应充分利用自身丰富的数据资源储备、扎实的技术应用基础和规范的内部管理体系，积极探索数据资产在并购中的创新应用、在赋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方面的潜在优势。处于服务业的企业要重视数据资产竞争优势，拓展数据资产影响企业异地并购活动、赋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途径。

政府层面，可通过营造更好的异地并购环境、优化数据要素市场环境等途径，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良好的生态基础。比如，制定公共数据开放目录与标准，优先开放地理信息、交通物流等高价值、低敏感度的数据，支持企业利用公共数据开发创新应用，赋能其市场分析与投资决策能力。

本文可能存在的不足在于 ：研究对象为上市公司，缺乏非上市企业的实证支持，使得研究样本可能具有一定的偏向性，未来可以借助python技术对非上市中小企业开展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