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推进高校改革，是国家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部署。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以此为契机，开展财政保障机制改革，将绩效理念深度融入高等教育领域财政资金管理，通过分行业、分领域、分层次的绩效指标体系设计，推动财政资金从“被动分配”向“主动引导”转型，既是破解当前高等教育投入与发展瓶颈的现实选择，也是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的制度创新，更是推动高等教育实现内涵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高质量科技与人才支撑的重要举措。

当前，福建对省属高校主要采取“生均拨款+竞争性专项”的财政保障方式，在高等教育财政资金的管理实践中，不论是生均定额拨款还是专项资金，都已深度融入预算绩效管理理念。

（一）生均定额拨款及其绩效管理

生均拨款制度是财政部推行的保高校办学基本运转的重要制度，也是福建省级预算高等教育支出重中之重。现行的省属高校生均定额拨款政策是，基准标准为每生每年1.2万元乘以专业类别拨款系数。伴随近年来高校招生规模的快速扩张，生均拨款为高校的有序运转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保障。

高校生均定额财政拨款政策具有显著的零基预算特征。打破传统“基数+增长”的固化分配模式，财政部门每年根据各校实际在校学生数和分专业生均定额标准核定拨款数，这种动态拨付机制实时匹配财政投入与办学规模，有效避免了因历史基数导致的资源错配。

基于专业大类精确测算生均培养成本。福建省在高职生均政策上推行作业成本法，细化生均培养成本的费用分类，系统性破解生均培养成本核算模糊问题。通过拆解教学全流程作业环节，将与学生培养密切相关的成本，如工资福利支出、商品及劳务支出、对个人及家庭的补助、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等，按照相应依据分摊至各专业大类。如将实验实训耗材成本按专业实际课时占比分摊，固定资产折旧依据设备使用频率精准分配至对应学科。同时，建立区域差异动态调节机制，针对经济发达地区与山区院校，通过量化地区薪资水平、土地成本、师生比等，构建成本差异修正模型，使生均拨款标准既反映专业特性又兼顾地域经济差异，将生均拨款转向“分类分档”模式，为预算编制提供可验证的数据基底。

“管放平衡”赋予高校资金使用充分自主权。财政部门不具体规定生均定额财政资金使用用途及科目，仅从整体上评估各校生均定额财政拨款的使用绩效。充分考虑各校办学水平、地域和学科布局等差异，构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考量高等院校整体资金资源的投入产出效率，从而为高等教育经费有效分配提供依据。这样既保障了高校办学自主权，又通过绩效指标引导资源聚焦提高办学水平的重点领域，形成“宏观管住方向、微观放活执行”的良性机制。

（二）高校内涵发展专项资金及其绩效管理

推动高校内涵建设的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最主要的是中央和省级高校提升办学水平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国家和省级“双一流”高校及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学科建设、本科及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及质量提升，科研创新人才培养、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大学生创新创业以及改善高校办学条件等，该专项资金为高等教育强化内涵建设起到重要支持作用。

目前，福建省已对提升高校办学水平专项资金实施全生命周期绩效管理，但当前高等教育绩效指标评价体系面临的核心挑战在于“标准化”与“差异化”之间的失衡。主要表现在：

一是院校办学水平差距与评价同质化的矛盾。“双一流”建设高校、应用型院校、技能型院校分别承担基础研究、产业适配、技能传承等不同使命，但现行指标多侧重于高校在办学层次、学科水平、科研成果、人才培养等行业指标，导致职业院校因“重实践轻论文”在评价中处于劣势，难以体现其技能竞赛获奖率、产教融合度等特色贡献。

二是学科特性与评价维度的错配。不同学科需差异化考核导向，例如化学学科需侧重“高水平实验室产出值”“专利转化率”等，而财经学科应聚焦“校企共建课程占比”“注册会计师考试通过率”等，但现有评价体系常将“科研经费”“SCI论文”作为普适性指标，忽视学科内生规律。

三是区域定位与评价标准的脱节。山区高校因服务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等地域需求，办学成本与沿海院校存在显著差异，而现行评价未将区域物价指数、战略功能权重纳入计算，致使资源分配与实际贡献不匹配。基于上述问题，我们围绕福建省高等教育内涵发展评价因素指标体系与财政资金使用效率问题展开探索，将本科高校分为“双一流”、应用型和培育型三类分别进行评价，构建了行业内普遍适用的内涵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分为整体发展水平、成长提升程度、发展改革三类维度，评价结果为专项资金的分配提供有力支持。

（三）高等教育投入产出效率评价有待完善

一是对高等教育财政资金使用的社会产出情况考虑不够，难以有效激励高校拓展多元收入。比如，尽管福建省属高校横向科研经费呈逐年增长态势，但总规模和占科研总经费比重均与东部省份差距明显。

二是对人才培养质量、科研成果转化、社会服务贡献等核心效益缺乏系统性评价。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产出界定仍局限于显性量化指标（如毕业生人数、就业率），以“双一流”高校为例，其财政绩效自评报告仅统计年度发表论文数量，却未评估论文的创新价值或产业应用率；就业数据仅反映签约率，未追踪毕业生职业发展质量或对区域经济的长期贡献。这种产出定义窄化，导致绩效管理陷入“重规模轻质量”的误区，难以反映高等教育在知识创新、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的真实价值，更无法为财政资金投入优先级提供科学依据。

三是高等教育成本效益分析停留于表面关联。投入与产出间的因果关系尚未建立量化模型，例如，在现阶段的新工科建设中，专业成本和毕业生薪资水平、区域产业匹配度等关联性不够充分，很难验证资金投入是否真正提升了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契合度。同时，科研经费使用与成果转化率、教学投入与学生学习成效等指标之间的关联度不充分，缺乏成本效益的精细化映射，导致财政资金难以“靶向投入”，弱化了以投入产出为核心优化资源配置的逻辑。

（一）推进零基预算改革与预算绩效管理实质性融合

零基预算与预算绩效管理是构建现代财政制度体系的两大核心机制，两者通过目标协同和流程嵌入形成改革合力。具体而言，零基预算改革将绩效管理链条深度嵌入预算周期。在编制阶段，要求绩效目标与福建省高等教育整体发展规划相契合，健全以绩效为导向的项目入库评审机制，加强重大政策、重大项目事前绩效评估，将绩效管理延伸至事前决策环节，增强立项环节绩效约束。在执行阶段，借助动态绩效监控及时纠偏资金使用，建立“先有预算、再有指标、后有支出”的控制机制，规范办理预算编制、分配下达、调整调剂和支出使用等业务。在决算阶段，依托绩效评价结果建立预算调整机制。健全绩效管理成果应用机制，将事前绩效评估、绩效目标审核、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等结果作为预算安排、政策调整、优化管理的重要依据，最终实现资源配置效率与政策执行效能的双重提升。

（二）建立分行业、分领域、分层次的绩效指标体系

在高等教育内涵建设的经费投入上，其兼具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等多重使命，亟须构建“分类设计+动态调整”的绩效评价体系，通过分院校类型设定核心指标、分学科门类制定评价标准、分区域层级融入调节系数，推动绩效管理从“一刀切”向“精准画像”转型，实现财政资源精准配置、政策目标动态衔接。

一是高等教育绩效评价需紧密对接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需求。福建省“十四五”规划提出“建设高水平创新型省份”，要求高校专项资金分配向集成电路、海洋科技等战略性学科倾斜。然而，传统财政绩效指标体系中“学科建设成效”“科研成果转化率”等关键政策目标未被充分量化，导致资金分配未能完全匹配战略需求。为此，需构建更详细的“行业专属指标池”。

二是针对高等教育的不同办学水平、不同类型、不同学科设置差异化指标，动态调整绩效指标体系。建立动态管理机制，实时监测学科热度、产业需求变化，及时调整优化指标体系及权重，确保绩效评价的时效性和准确性。比如，针对“双一流”建设高校，将泰晤士高等教育中国学科评级中的“国际科研合作率”“知识转移收入占比”等跨周期指标纳入评价框架，反映长期发展潜力，引入“新兴产业人才需求匹配度”作为浮动指标，对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国家紧缺急需领域赋予额外权重，强化资源倾斜与激励导向；针对应用型高校，强化“校企合作收入增长率”，通过指标分层分类引导资金流向重点领域。

三是打破“财政指标”与“专业指标”的壁垒，构建覆盖“投入—过程—产出—影响”全链条的复合评价框架。充分利用专业领域的监测指标，丰富财政绩效评价指标库。各专业领域已存在诸多成熟的监测指标，例如在教育领域的学科评估指标、科研项目的成果指标等。财政部门应主动对接专业部门，筛选并纳入相关指标，以丰富和完善财政绩效评价指标库，确保评价指标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具体可设计三级指标体系，即基础层聚焦财务合规性（如生均成本偏差率），核心层衡量办学效能（如师均科研经费转化值、毕业生就业质量指数），战略层评估社会贡献（如技术标准制定参与度、区域产业链协同度）。针对“双一流”高校可以增设“‘卡脖子’技术攻关项目占比”、“重点产业人才供给满足率”等特色指标。

（三）注重整体投入产出效率，促进绩效管理提质增效

在财政资金紧平衡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双重约束下，注重投入产出效率、把握整体绩效的宏观方向，是破解资源有限性与目标多元性矛盾的关键抓手。

一是构建成本效益联动的多维度评价机制。构建多维投入产出评价体系，实现资金效能全周期追踪。比如，创新设计“三维投入—五维产出”评价框架：投入端将传统财力指标扩展为“人力（师资结构优化投入）+物力（存量资产利用率提升）+财力（专项资金使用合规性）”，尤其强调盘活实验室、仪器设备等沉淀资产（如利用共享平台促进高校闲置精密仪器跨校使用）；产出端突破单一就业率指标，构建学科建设、科研创新、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声誉提升（QS排名进步度）五维评价矩阵。通过建立投入产出关联模型，评估资金配置效率，实现从“花钱问效”到“花钱增值”的管理跃迁。

二是强化整体绩效的宏观监测与动态纠偏。财政部门需立足国家战略需求，将资金优先配置到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产教融合等“高效益”领域。通过整合学科评估、财政绩效评价、社会第三方评价等多维数据，构建覆盖“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社会服务”的全域指标体系，重点监测高校资源投入与国家战略、区域经济的匹配度。通过聚焦投入产出效率、锚定宏观绩效方向，既能缓解财政压力，又能推动高校从“铺摊子”转向“攀高峰”。

三是形成“短期保基本、中期控过程、长期谋战略”的动态评价框架。根据投入产出绩效在短期、中期、长期的关注点差异，制定相应的管理策略。短期应聚焦基础保障与即时效益，重点监测生均经费保障率、教学设施达标率、贫困生补助覆盖率等刚性指标，确保财政资金托底功能。中期要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构建“立项可研—过程监控—绩效反馈”闭环机制。以学科建设专项为例，需设置“中期验收合格率”“设备利用率”等过程指标，对未达标的智慧教室建设项目冻结后续拨款，防止资金沉淀。长期需锚定战略溢出效应评估，建立“知识资本积累度”“产业链协同指数”等跨周期指标。例如，对集成电路学科投入，需追踪十年内“国产芯片设计人才供给占比”“技术专利产业化率”，验证财政投入对科技强省战略的支撑效能。这种分层设计既能规避“重短期政绩、轻长期价值”的短视行为，又能通过动态调整机制实现战略目标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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