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重要节点。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结构深度调整背景下，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愈发关键。2026年预算报告系统总结了2025年财政运行情况，并对2026年财政政策作出总体部署。报告提出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强调提高政策精准度和有效性，在扩大内需、推动科技创新、保障民生、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2026年预算报告强调在扩大财政支出规模的同时，更加注重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呈现出“适度加力、结构优化、突出重点、注重实效”的特点。通过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和强化重点领域保障，财政政策将在稳定经济增长、扩大内需以及培育新发展动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一）适度加大财政资金规模，增强宏观调控能力

从预算安排看，2026年支持力度和调控能力进一步增强。一是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0.01万亿元，赤字率按4%左右设定，赤字规模5.89万亿元，新增赤字2300亿元全部列属中央，这一安排彰显中央财政统筹全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调控效能，为地方财政平稳运行减轻压力，同时，保持积极财政政策的必要调控力度，有效对冲经济发展中的各类压力。二是债券工具组合优化升级，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4.4万亿元，用于支持重大项目建设、隐性债务置换及消化政府拖欠账款等工作；继续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聚焦“两重”建设与“两新”工作，契合重大战略、重点项目的长期资金需求，实现财政政策跨周期调节与国家发展中长期规划的精准匹配，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推动财政与金融深度协同，为实体经济发展和长期战略实施提供稳定、可持续的资金供给。三是转移支付精准向基层倾斜，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安排10.42万亿元，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两项财力性转移支付增加1100亿元，将资金重点投向基层“三保”、民生改善和地方经济发展等关键领域，既有效弥补地方财力缺口、提升基层财政保障能力，又推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夯实基层政权运转和公共服务供给的财力基础。

（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突出重点领域保障

在扩大财政支出规模的同时，2026年财政政策更加注重支出结构优化，将有限财政资源更多投向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这种结构性调整反映出我国财政政策正在从以规模扩张为主，逐步转向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的发展阶段。

首先，科技创新成为财政投入的重要方向。预算报告提出，中央本级科学技术支出安排4264亿元，同比增长10%，明显高于财政支出总体增速。通过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可以进一步强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培育新质生产力，为经济长期增长提供动力。其次，财政政策持续支持产业转型升级，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2000亿元用于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对财政支持提出了更高要求。财政政策通过支持设备更新、技术改造以及数字化转型等措施，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方向发展。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产业竞争力，而且有助于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再次，民生领域仍是财政支出的重点方向。财政政策通过持续加大就业、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投入，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例如，中央财政安排就业补助资金，加强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724元，进一步增强医疗保障能力。通过强化民生保障，可以有效提升居民收入预期和消费能力，从而形成扩大内需的重要基础。

（三）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扩大有效需求是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任务，也是财政政策发力的重要方向。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内需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断提升。同时，我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有效拓展国际循环，带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将会对扩大有效需求发挥更大的作用。2026年财政政策将通过多种措施支持扩大消费和投资，以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及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扩大内需方面，在消费领域，财政政策继续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包括汽车报废更新、家电以旧换新以及数码产品购新等措施。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可以有效激发居民消费潜力，促进耐用消费品更新换代。同时，财政政策还支持发展服务消费，通过推动文化旅游、餐饮住宿等消费领域发展，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在投资领域，财政资金将重点支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以及产业升级等领域。通过合理安排财政资金，可以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带动社会资本投资，形成扩大有效投资的合力。此外，财政政策还通过完善制度环境促进市场活力释放。例如，通过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和优化政府采购市场秩序，可以进一步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内合理配置。总体来看，2026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体现在财政支出规模的适度扩大，更重要的是通过优化支出结构、强化重点领域保障和扩大内需，实现稳增长与调结构的有机统一。

扩大外需方面，一是将继续发挥出口退税、关税、自由贸易港税收制度等我国的制度性优势，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并通过增值税立法的积极促进作用，稳定市场预期，推动跨境电商、跨境服务贸易、绿色贸易及数字经济的发展。二是通过优化税收营商环境，保障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擦亮“投资中国”名片，并发挥所得税再投资抵免等政策性红利，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扩大本地化生产。三是积极参加国际财经及区域财经合作，深入参与全球最低税等国际税收合作规则的制定，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并通过进一步优化国际税收征管合作机制，加大对“一带一路”走出去企业的税收政策扶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并为我国扩大外需带来更多的机遇及发展空间。

在实施更加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推动财政可持续发展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任务。预算报告明确提出，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提升财政管理水平，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社会需求都发生深刻变化。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不仅是完善财政制度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基础。总体来看，新阶段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主要体现在优化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推进地方税体系改革以及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和财政治理三个方面。

（一）优化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是财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通过均衡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等方式增强地方财政保障能力。2026年预算安排中，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达到10.42万亿元，同比增长约2.2%。转移支付制度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未来财税体制改革需要进一步优化转移支付结构，提高均衡性转移支付比重，使财政资源更加合理地向基层和欠发达地区倾斜。同时，还需要加强转移支付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减少重复安排和分散使用问题，并避免地方对于转移支付的路径依赖，增强地方筹集财政收入能力。此外，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制度，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财政责任，形成更加清晰稳定的财政体制，从制度层面缓解地方财政压力。

（二）推进地方税体系改革

完善地方税体系，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增强地方财政自主能力的关键举措。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地方税体系建设，通过资源税改革、环境保护税改革等措施，逐步完善地方税税种结构。这些改革不仅有助于拓宽地方财政收入来源，也有助于推动绿色发展和资源合理利用。但是，长期以来，地方税种虽多，但是税收贡献度却较少的问题是比较突出的。当前，如何能够阶段性推进改革加速，增加地方税收来源是具有迫切性的。其中，消费税及地方附加税的改革具有积极意义。消费税改革是完善地方税体系的重要举措，通过适当调整消费税征收环节，并逐步将部分消费税收入划归地方，可以增强地方财政收入来源，同时也有助于促进地方政府更加重视消费市场发展，对于增强地方自主财力也会有相应的帮助。与此同时，在推进消费税等地方税改革的进程中，还需要加强地方税收征管能力建设。通过推进税收信息化和数字化管理，可以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减少税收流失，增强地方财政收入稳定性。随着税收征管体系不断完善，地方税体系将在财政收入结构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总体来看，推进地方税体系改革不仅有助于增强地方财政自主性，也有助于形成更加稳定和可持续的财政收入结构，是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

（三）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过程中，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同样十分重要。未来，需要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通过加强债务限额管理和风险监测机制，防范地方债务风险。同时，还需要规范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提高债务资金使用效率，使其更多用于具有长期收益和公共效益的项目。此外，还应加强财政监督和财经纪律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透明度和规范性。通过强化预算管理和财政监督，可以有效防范财政运行中的风险，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不仅是完善财政制度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通过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推进地方税体系改革以及加强债务管理，可以逐步建立更加规范、高效和可持续的财政制度，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制度保障。

在宏观调控体系中，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分别通过财政支出、税收政策以及信贷投放、资本市场融资等方式作用于经济运行。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单一政策工具在稳定增长和优化结构方面的作用逐渐受到限制，加强财政与金融政策之间的协同配合，已经成为提升宏观调控效率的重要方向。预算报告提出，要强化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协同发力，通过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从而形成政策合力。

（一）强化政策工具协同，提升宏观调控政策组合效应

在宏观调控实践中，财政政策主要通过政府支出、税收调节以及政府债券等工具发挥作用，而金融政策则主要依托货币信贷、利率调控以及资本市场融资等手段。两类政策工具在功能上具有明显互补性，如果能够形成协同机制，将显著提升宏观调控的整体效果。

预算报告中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安排，正体现出财政与金融工具协同运用的特点。例如，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资本，可以增强银行体系信贷投放能力；通过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可以为重大项目建设提供稳定资金来源，同时带动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共同参与项目投资。这些政策安排通过财政工具与金融工具的结合，有效拓展了宏观调控政策空间。

未来应进一步加强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之间的政策协调。例如，在实施财政扩张政策时，通过货币政策保持合理流动性水平，为财政资金发挥杠杆作用提供金融环境；同时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银行协同发力，提高财政政策的传导效率。

（二）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结构

财政资金在宏观调控体系中具有明显的引导和杠杆功能。与单纯的财政支出相比，通过财政资金撬动金融资源，可以在不大幅增加财政支出的情况下扩大资金投入规模，从而提高政策实施效率。

在实践中，财政资金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发挥引导作用。例如，通过政府投资基金吸引社会资本共同参与项目投资，通过财政贴息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通过融资担保机制分担金融机构风险。这些措施都能够有效增强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的积极性，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重点领域集聚。与此同时，还需要进一步优化财政资金使用方式，提升财政资金的撬动效应。例如，可以扩大政府引导基金规模，完善财政风险补偿机制，并推动财政资金更多采取市场化方式运作。通过这些措施，可以形成财政资金引导、金融资本参与、社会资本跟进的多层次投资体系，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三）完善宏观政策协调机制，提升宏观调控体系稳定性

随着财政与金融政策协同程度不断提高，建立更加完善的宏观政策协调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下，宏观调控不仅需要关注短期经济波动，而且需要兼顾中长期结构调整目标。因此，需要通过制度化安排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

首先，应建立常态化的宏观政策协调机制，加强财政部门与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政策沟通，提高宏观政策制定的前瞻性和协调性。其次，应在宏观政策实施过程中加强政策节奏协调，避免财政扩张与金融紧缩之间出现政策冲突，从而提升政策实施效果。此外，还应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通过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工具，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提供长期稳定资金支持。通过完善宏观政策协调机制，可以形成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相互配合、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体系，从而提高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