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财政部门会计信息质量检查是财会监督的重要实践方式。本文基于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检查的准自然实验，以2007~2022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财会监督对企业成本粘性的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财会监督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成本粘性。其作用机制在于，财会监督能够通过缓解企业的代理冲突及抑制管理层的过度乐观预期，进而降低企业成本粘性。异质性分析表明，财会监督对企业成本粘性的治理效应在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内部控制水平较低以及会计信息透明度较低的样本中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财会监督微观治理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的理解，也为促进财会监督提质增效、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关键词：财会监督；会计信息质量检查；成本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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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财会监督是依法依规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个人的财政、财务、会计活动实施的监督。有效的财会监督不仅可以在微观层面规范企业行为（柳光强和王迪，2021；李建发等，2023；袁春生和白玮东，2025）、降低企业经营风险（Chen和Chen，2024；Liu等，2024），还能在宏观层面改善资本市场信息质量（Bischof等，2021；叶永卫等，2024）、维护经济社会稳定（Trombetta，2022；Lucidi和Semmler，2022）。财政部门会计信息质量检查是财会监督的重要实践方式，其特色在于通过随机匹配检查对象与执法人员的制度设计，打破监管俘获的路径依赖，进而保障监督独立性。深入评估财会监督的微观治理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成本管理作为优化经营结构、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的基石，是企业在生产安排及运营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内容。科学的成本管理决策不仅能帮助企业节约资源、压缩费用，还能增强盈利能力与竞争优势。成本粘性是指成本随单位销售额增长的上升幅度大于随单位销售额减少的下降幅度，即成本随业务量上升和下降变动幅度不对称的现象（Anderson等，2003；江伟和胡玉明，2011；江伟等，2016）。现有研究主要从数字化转型（惠丽丽和谢获宝，2024；杨洁等，2024；谭瑾和徐光伟，2025）、财务共享（李鹤尊等，2020；谭建华和王雄元，2021；纳超洪等，2022）、管理者特征（冯自钦等，2023；杨国超和胡艺泽，2023）、股权结构（栾甫贵等，2022）等公司层面因素探讨其影响企业成本粘性的内在机理。除此以外，少量研究从地区文化（武永亮等，2023）、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罗宏等，2023）、产业政策（洪荭等，2021；韩岚岚和李百兴，2021）等外部环境因素探究其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成本粘性是企业资源配置活动的结果（Banker和Byzalov，2014）。财政部门会计信息质量检查作为财会监督的重要实践方式，能够有效约束企业不当行为，提高信息披露质量，进而影响企业的决策和资源配置。在此背景下，本文进一步探讨财会监督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本文以2007~2022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检查的准自然实验，从企业成本粘性的视角深入考察财会监督的微观治理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财会监督能够显著降低企业成本粘性。机制检验表明，财会监督主要通过缓解企业的代理冲突和降低管理者的过度乐观预期抑制企业成本粘性。本文还从地区市场化水平、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以及信息披露质量等角度探讨了财会监督对于企业成本粘性治理效应的异质性表现。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丰富了财会监督微观治理效果的相关研究。现有研究从审计定价（郑国坚等，2023）、信息披露质量（柳光强和王迪，2021）、税收规避（李建发等，2023）、企业违规（叶永卫等，2025）等角度考察了财会监督的治理效应。本文从企业成本粘性的新视角实证检验了财会监督的治理效果和影响机制，为理解其微观治理效应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第二，拓展了企业成本粘性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现有文献主要从微观企业的组织结构与高管特征等角度研究了企业成本粘性的形成原因（冯自钦等，2023；杨国超和胡艺泽，2023；惠丽丽和谢获宝，2024；杨洁等，2024；谭瑾和徐光伟，2025），仅有少量研究从外部宏观环境讨论了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因素（罗宏等，2023）。本文借助于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检查的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财会监督对企业成本粘性的治理效应，进一步拓展了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因素研究。第三，本文发现财会监督对企业成本粘性的治理效应在不同地区特征、不同企业特征的样本中存在差异，为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财会监督提供了有益参考。

二、制度背景、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制度背景

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财会监督在规范财经秩序、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指出，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统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2022年，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严肃财经纪律，维护财经秩序，健全财会监督机制。202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要推进财会监督法治建设，严厉打击财务会计违法违规行为。《意见》的出台为推进新时代财会监督工作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依托企业及相关会计主体的财务信息，是政府履行财会监督职能的主要方式之一（祝继高等，2023）。这项工作自1999年启动以来，财政部门每年定期按照金融机构、上市公司、中央企业、会计师事务所、中小企业等类别确定监督对象，实施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并及时公开披露检查结果。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加强了对企事业单位的财政、财务和会计监督，提高了企业对会计信息监管要求和会计准则的认知，降低了因会计信息质量问题导致的企业风险，对提升会计信息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郑国坚等，2023）。

会计信息质量检查既强化了对企事业单位和会计师事务所的财务规范约束，也提高了企业对会计准则和信息披露要求的遵循意识，从而有效防范因会计信息失真导致的市场风险。以财政部2024年组织的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检查为例，当年共对2 362家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检查，同比增长9.3%，覆盖面超过全国会计师事务所总量的20%。截至2025年9月，财政部门已连续25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检查，有效维护了市场的公平性和透明度。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企业成本粘性的根本动因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代理问题引发的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二是管理者对未来业绩的过度乐观预期；三是与成本调整相关的刚性支出，如固定资产折旧和长期合同（江伟和胡玉明，2011；姜君臣等，2021）。随着成本粘性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文献从企业内外部等多重视角探讨企业成本粘性的形成机理。具体而言，管理层个人特质方面，管理者的过度自信（梁上坤，2015）和能力水平（张路等，2019）会改变其对成本调整的判断和决策，从而加剧或缓解成本粘性；企业战略层面，激进的竞争战略（周兵等，2016）、物联网技术应用（谭建华和王雄元，2021）以及数字化升级战略（杨洁等，2024；谭瑾和徐光伟，2025）通过改变生产运营模式和成本结构，进而影响企业成本粘性；信息中介角度，审计师的外部鉴证（梁上坤，2015）和分析师的持续关注（李颖等，2020）通过加强外部监督，促使管理层更及时地进行成本调整；宏观政策层面，产业扶持政策（洪荭等，2021）、国家工业智能化政策（权小锋和李闯，2022）及“两化融合”政策（杨洁等，2024）通过完善外部环境和激励机制，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企业成本的灵活性。

早期受限于数据可得性与研究方法，学者们多采用定性分析框架探讨财会监督的作用及其机制。大部分研究认为，政府的会计监管能够有效约束企业经济行为、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黄世忠等，2002；吴联生和王亚平，2003）。也有研究认为，由于监督标准模糊等问题，监管的治理效应尚未充分显现，甚至可能因增加合规成本而对企业经营产生负面影响（吴水澎和毕秀玲，2002；潘立新，2004）。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更有效的财会监督成为规范企业有序经营、维护经济健康发展的迫切需求（叶永卫等，2025）。为此，我国将财会监督纳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并在实践层面不断丰富财会监督的方式。其中，财政部门组织开展的会计信息质量检查，成为推动会计监督常态化、制度化的重要举措。现有研究发现，财会监督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经营风险（Chen和Chen，2024；Liu等，2024）、提高审计质量（郑登津和武健，2021；郑国坚等，2023），以及缓解盈余管理与避税等机会主义行为（柳光强和王迪，2021；李建发等，2023）。尽管已有文献从信息质量、税收规避和财务违规等角度考察了财会监督的微观治理效应，但尚未有研究从企业内部成本管理视角探讨财会监督对企业资源调整微观过程的影响。

本文认为，财会监督能通过缓解企业代理问题、抑制管理层过度乐观预期以及降低调整成本等机制降低企业成本粘性。

首先，财会监督有助于缓解代理问题，进而降低企业成本粘性。相较于治理结构完善的企业，治理存在缺陷的企业更容易出现严重的成本粘性问题（张路等，2019；栾甫贵等，2022）。健全的治理机制能够有效约束管理层在销售、管理等费用上的非理性支出，从而压缩不必要的成本冗余，降低企业成本粘性。财会监督通过会计信息质量检查等制度化安排，要求企业提供真实、完整的财务信息，并对违规行为实施处罚。这种外部强制约束提升了企业财务信息的透明度，增加了管理层违规操作和隐瞒信息的成本（陈伟昌等，2025）。同时，这种外部监督不仅强化了企业内部控制，提升了组织协调效率，还有助于优化企业内外部的经济关系，保障各类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郑登津和武健，2021；郑国坚等，2023）。因此，财会监督能够通过改善公司治理，有效推动企业减少非理性资源保留，进而显著降低成本粘性。

其次，财会监督有助于缓解管理层过度乐观预期，进而降低企业成本粘性。Cooper和Kaplan（1998）研究认为，高层管理团队的主观倾向是成本粘性产生的根本原因。当管理者对未来的发展预期过于乐观时，即便当前业务收入下滑，管理层也倾向于保留现有人员编制和产能规模，以期后续回升带来更大利润，进而导致成本难以及时缩减，造成企业较高成本粘性的问题（易碧文，2022）。财会监督可以有效监督所进行的经济活动是否符合规范，依据是否充分，有助于抑制管理层过度乐观预期。通过会计信息质量检查，财政部门对会计师事务所、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等实施持续监督，这能够显著提升财务报告的透明度与可靠性，有效遏制管理层的过度乐观预期和盈余管理动机（郑登津和武健，2021；柳光强和王迪，2021；叶永卫等，2024）。随着监督压力的加大，管理层面对收入下降时更可能采取谨慎态度，及时调整人员和产能配置，避免因过度保留资源而导致成本难以及时缩减。此外，财会监督能够通过强化信息透明度和外部约束作用，引导管理层在决策中更加关注企业的长期价值创造（李建发等，2023；叶永卫等，2025）。这将进一步减少因管理层过度乐观预期引发的非理性成本决策，进而实现成本粘性的降低。

最后，财会监督有助于降低企业在调整成本结构时的摩擦成本，从而降低企业成本粘性。企业在加大资源投放或收缩生产规模时会产生调整成本，如解雇员工的遣散费用以及团队士气受损的成本、招聘员工时的人员选拔成本和员工培训投入等（杨国超和胡艺泽，2023；谭瑾和徐光伟，2025）。财会监督能够引导和规范企业会计行为（武辉和王竹泉，2019），并揭示、纠正企业在预算编制、成本分配等方面的客观缺陷，帮助企业更及时、准确地进行经营调整（Liu等，2024；Chen和Chen，2024）。因此，企业在面临市场需求下降或业务收缩时，能够以更低的摩擦成本完成资源调整，避免因高昂的调整成本而延缓决策甚至维持不合理的成本结构。因此，财会监督能够通过降低企业调整成本，进而降低成本粘性。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财会监督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成本粘性。

六、结论与启示

基于财政部门会计信息质量检查这一准自然实验，本文以2007~2022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财会监督对企业成本粘性的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财会监督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成本粘性。其作用机制检验在于，财会监督能够通过抑制被检查公司的代理冲突及管理层过度乐观预期，进而降低企业成本粘性。异质性检验表明，财会监督对企业成本粘性的治理效应在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内部控制水平较低以及会计信息透明度较低的样本中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理解财会监督的微观治理效果及其作用机制，也为促进财会监督提质增效、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如下启示：

第一，完善财会监督体系，强化监督治理效能。研究发现，财会监督对企业成本粘性具有显著治理效应，并且该治理效应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内部控制薄弱企业及信息透明度不足的样本中更为显著。因此，建议构建动态分层监管机制，针对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内部控制较为薄弱和信息透明度不足的企业，通过增加现场核查频次、延伸检查成本链条等方式加强财会监督。另外，利用数字赋能，提升监督效率。在财会监督实施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构建“数据驱动—智能分析—精准监管”的新型监督模式，提升监管效率与规范性。通过技术赋能，推动财会监督从人工核查向智能监控转型，提升监督的客观性与时效性。

第二，完善企业治理框架，推动监督成果转化。研究发现，抑制代理冲突是财会监督降低成本粘性的重要机制。因此，企业应以财会监督为契机，强化内部治理，主动弥补短板、降低成本粘性。具体而言，企业应完善公司治理体系，明确成本决策的审批权限与责任追溯机制，尤其是对于通过不合理成本支出转移企业资源等行为，建立管理层责任追究制度。在激励相容层面，推动企业将成本管控指标纳入管理层薪酬考核体系，设置与行业对标的量化指标，并实施与长期业绩挂钩的延期支付计划，引导管理层关注成本效益的持续性。针对管理层过度乐观预期引发的成本粘性问题，企业应通过主动组织专题培训、学习典型案例等方式，引导管理层树立风险中性理念，强化成本效益意识，推动管理层形成理性决策的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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