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红色会计文物作为抗战历史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凭借其独有的记录形式，有力地见证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比如，账簿类文物记录了支援抗战资金的具体流向，包括根据地的经费开支、民众缴纳的抗日军粮、统累税及捐赠等，为研究当时的经济动员机制提供了直接依据；支前类票证文物记录了后方与前线之间的物资往来情况，印证了军民协同抗敌的历史事实。这些文物史料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对于理解抗战时期的经济运行逻辑与社会动员模式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其蕴含的协作精神与抗争意识也为当代研究抗战精神提供了历史参照。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革命文物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2018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全面部署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同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强调完善革命文物保护传承体系，保护好革命文物，传承好红色基因。红色会计文物作为革命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指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党在组织管理和政权建设中形成的，与财经工作、会计实践相关的实物资料与文献档案，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会计簿籍史料，包括各类会计账簿、会计凭证、会计报表等。以太行革命根据地堡下村账簿为例，其采用的复式记账法和详实的收支记录展现了当时基层组织财务管理的规范性。

二是会计票证史料。这类史料虽然存世不多，却极具研究价值，包括合作社股票、债券、借谷证、银行票据等。

三是会计制度史料，包括根据地红色政权发布的各类会计、审计、粮草等文件。如《陕甘宁边区暂行会计规程》对会计科目设置、报表编制等作出了系统规定，为革命事业的顺利开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四是党的财会工作指导理念类史料，包括党和红色政权各级领导人（包括军队地方财经工作管理者）有关财经及会计工作的论著、讲话、报告、指示、回忆录、访谈录及传记材料等。

五是会计教育史料，会计教育史料是党团结教育和发动群众的重要会计史料，包括干部教育（主要是学校教育）和群众教育中的会计史料。

六是印章、标牌、图像音像等会计史料。在会计审计工作流程的某些环节上会通过加盖印章明确职务行为是法定的行为，因此根据地军队、财政等会计用品用具的历史价值也应受到重视。

红色会计文物作为革命历史的物质见证，不仅展现了抗战时期的经济政策，更凝结着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方力量共御外侮的统战智慧、军民携手自力更生的奋斗精神、整风整党的优良作风，这些精神内核深刻诠释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制胜密码，更为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提供了可感可知的鲜活教材。本文以山东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红色会计学术团队发掘、收集和整理的红色会计文物为研究对象，概述文物中蕴含的伟大抗战精神。

（一）众志成城，团结抗日

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中国共产党高擎起全民族抗战的伟大旗帜，率先提出并确立了动员全民族力量共御外侮的政治纲领。1937年8月，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同志起草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宣传提纲，标志着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正式形成。其中，《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作为核心文件提出“改良人民生活”的政策主张，其具体措施如“减租减息”“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等旨在切实解决民生疾苦，极大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为持久抗战奠定了坚不可摧的群众基础。

减租减息政策有力团结了各阶层力量。文中两份借据（见图1）正是这一政策实践的生动体现。1938年债务人李然的借据明确标注了“遵守政府之减租减息实施办法按月以一分生息”，显示出政策已转化为具体的民间契约规范。借据上“利超过本贰倍者，作为无效”的说明，直接限制了高利贷盘剥。而1943年陆光田向“春荒救济委员会”借粮的凭证则体现了政策的民生关怀——政府通过救济性借贷帮助农民度过饥荒，既解决了农民的燃眉之急，又以“秋季奉还”“保人负责”的约定维护了借贷秩序。这种既照顾农民利益，又兼顾地主合理要求的精准施策，成功将农村各阶层纳入抗日统一战线，为抗战胜利筑牢了社会根基。

金融政策与物资调节有效整合了根据地经济资源。北海银行于1940年成立农民贷款所，主要通过低利贷款方式扶助合作事业和手工业，以及春耕生产等，主要救济对象为贫困抗属与贫民。根据1942年《抗战日报》报道，为帮助各地展开春耕活动，山东北海银行决定在鲁中、鲁南、胶东、清河各地区分别举办春耕贷款，总数为八百万元。但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执行偏差，如1942年5月山东省战工会发出训令，指出部分地区未按规定手续办理贷款，导致贷款被地主富农、地痞流氓滥用，甚至流向非农业用途。为此，训令要求各专署县府彻查，追回违规贷款，处分失职人员并上报情况。中国共产党通过推行低利贷款政策，并在实施中不断加以规范，不仅有效提升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将基层群众紧密团结在抗日战线上，为根据地的生产发展和经济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基层组织与民生保障切实贯通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联系。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成立互济会这一群众团体。随着苏区建设的不断推进，1933年4月，在瑞金成立中央苏区革命互济总会，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扩红、募捐、物资援助，将物质支持与精神动员相结合，弘扬了“团结互助、共抗外侮”的抗战精神。这一互济模式一直延续到全面抗战时期。1945年，《山西平顺县牛岭村各救会姓名册》中记载的各救会精准适配了不同群体的特性，青年在青救会引领下投身游击作战，妇女救国会发动女性参与战地支前，工会保障军工物资流转，农会推动减租减息与大生产运动。而牛岭村抗属赤贫借粮账（见图2）展现出牛岭村政委员会通过救济前线战士家属与赤贫群体，既解除了军人后顾之忧，又扩大了抗日阵营。这些组织以“抗日救亡”为精神纽带，打破阶层壁垒，又通过借粮政策保障民生，展示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策略生动践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理念。

（二）军民共济，自力更生

1943年5月，朱德在《解放日报》发表了《建设革命家务》一文。他在文中指出抗战延长使经济困难加剧，边区工业落后，财政供给问题尤为突出。他强调要依靠自己和群众，并肯定了当时发展的农业和工业在克服困难、供给需要、支持抗战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是今后继续向前发展的良好基础。此文极大激发了根据地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为长期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

1943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作《组织起来》的讲话，提到“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为了充分调动军民生产积极性，1944年4月1日，八路军前方总部发布参谋长滕代远、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制定的《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以下简称《滕杨方案》），提出物质激励的方法，主张多劳多得。针对当时产生的“经济主义”等争议，邓小平在生产动员大会上确立“赏罚制度”，提高个人生产模范奖励并强调“劳动所得应得”。

在根据地军民大生产运动推动下，边区财政经济状况明显好转，至1945年年底，仅八路军总部（含第一二九师）一级就结余经费4 841万元。次年1月1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也对《滕杨方案》给予了极好的肯定。

在此背景下，八路军129师（前方总部）于1944年年初发行“泰记商店股票”。文中三张泰记商店股票存根（见图3）记录了杨天瑞（6股，300元）、汪七里（4股，200元）、王理元（10股，500元）的入股信息，存根上设计了“经理”“会计”栏，右下角“立”字与红色印章彰显了股票信息的完整性与流程的规范性。股票以50元为一小股，通过“半年分红、抵押借款”机制实现公私兼顾，是抗战时期军民共济的有力见证。

军队深入实践群众路线及其彰显的艰苦奋斗精神，赢得了群众的深切认同与全力支持。1945年刘家沟村公所《动员新战士献礼账》直观呈现了抗战末期敌后根据地为补充武装力量进行物资征集的具体情况。账册中，对“李训武”“王贵生”等村民名下不同数量的大洋与粮食捐献的记录（见图4）构成了基层组织进行物资动员的原始会计凭证，体现出了根据地群众在经济条件有限情况下的参与程度。

（三）坚定信念，作风优良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信念，锻造了优良的作风。1933年3月，面对红军给养的紧迫需求，毛泽东与项英等人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革命群众借谷供给红军的训令》，规定借谷需靠宣传鼓动，禁止强借摊派，借谷数目要依实际情况而定，展现出了党在艰难时期与群众的紧密联系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红军长征后，未能及时兑换的借谷证（见图5）留在了苏区百姓手中。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恪守革命承诺，允许持有借谷证的群众按时价兑换粮食或现金。1974年10月，赣县南塘公社贫农王坤居持祖传300斤苏区稻谷票兑换，经大队、公社逐级证明属实后，赣县财政局通过银行汇付28.5元，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一诺千金”。

1942年，烽火连天的敌后战场物资与资金极度匮乏，确保每一分资源都用在刀刃上，不仅关乎胜利，更直接维系着根据地的民心向背。在此背景下，太行区榆社县堡下村（曾为中共太行二地委和二军分区机关驻地）1942年11月的账本（见图6）中清晰呈现了支出的精细化管理，从“支印立洋六百元”到“支8天店钱洋一万九千元”，每笔经费流向均被完整记录，最终通过“以上8条共支洋九万六千二百元”汇总核算，有效防止资源浪费与滥用。1944年3月山西襄垣县乐妥村的粮账（见图7）则聚焦于资源征集环节的规范化建设，账本中记录了刘甲生、李文俊等每位交粮者的姓名、地址及交公粮的详细数目，并加盖了“清”字章，保障了公粮征收准确及时。这两套账本清晰展现了抗战时期基层党组织对资源的规范化管理，增强了公信力，成为巩固党群联系的重要纽带。这种精细化的资源管理方式与同一时期华北各根据地推行的规范会计制度相结合，共同构筑了一套高效、透明的战时供给体系，在军鞋供应等关键领域成功实践，形成了“予民以利、取之于民”的良性互动，不仅保障了前线物资需求，更从制度上维护了群众利益，从而为赢得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与追求规范透明相辅相成的是中国共产党对贪污腐败行为的零容忍与铁腕惩处。针对张家畔税局长肖玉璧判处死刑贪污公款三千余元，1942年1月5日的《解放日报》发表评论:“我们一定要做到：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要拔掉它！”这些处理震慑了腐败分子，树立了清正廉洁新风，维护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为革命提供了纪律保障。

这些珍贵的红色会计文物记录着硝烟中物资运转的轨迹，镌刻着艰难时世里的严谨与坚守。守护这些文物，便是守护那段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传承那份历久弥新的抗战精神。

（一）抢救性挖掘红色会计文物

由于红色会计文物散落范围极广，可联合党史研究机构、博物馆及高校专家，组建跨领域普查团队，分区划片排查散落的馆藏珍品与民间文物，记录制作年代、材质规格等基础信息，抄录账簿收支明细、凭证经手人签章，标注纸张霉变、笔迹褪色等细节，并拍摄多角度高清照片，建立含文字、图像、音频的电子档案库并编制“文物——历史背景——关联事件”索引条目，为后续利用奠定基础。

（二）系统化梳理红色会计文物价值

可组建由会计学、中共党史学、档案学专家构成的跨学科团队，以1921～1949年红色会计发展历程为脉络，系统梳理不同历史时期账簿、票证等文物分布特征与制度演变逻辑，深度挖掘文物蕴含的“量入为出”“廉洁奉公”等精神内核及当代治理价值，重点剖析红色会计在各时期社会动员、支援前线、经济治理中发挥的实践作用，形成学术性理论成果，为红色会计资源活化应用提供坚实学理支撑。

（三）活化育人机制，传承抗战精神

高校可以“大思政课”建设为抓手，创编红色会计特色教材，开设《红色会计史》等课程，通过介绍不同时期红色会计典型案例，引导学生加深对红色会计文化的理解与认识，为思政教育提供有力支撑。各级博物馆可依托红色会计文物，通过举办主题展览、开展巡回展出等形式，借助实物展示、场景还原等直观方式，生动讲述抗战时期历史事件，让观众真切感受战争年代的艰难困苦，进而深刻体悟其中蕴含的爱国情怀与责任担当。应努力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保护传承机制，推动实现红色会计文物的长效保护与抗战精神的当代转化，让伟大抗战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奋勇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