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创新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驱动力，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企业之间竞争的关键（周鹏等，2024）。相比传统技术创新，数字技术创新的可模仿性、易被反向工程和功能重建等特征，颠覆了传统技术创新的“隔离机制”，使得创新成果的独占性弱化与知识外溢加速。这一技术范式变革使企业陷入“创新悖论”：一方面，数字技术的网络效应要求企业突破组织边界实现协同创新；另一方面，数字知识产权保护的有效性弱化显著削弱了企业创新投入的边际收益（Galasso和Schankerman，2015）。与此同时，我国企业还普遍面临数字人力资本匮乏等问题。在此背景下，政策干预成为破解市场失灵、重塑创新激励机制的重要制度安排。我国已将发展数字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不断完善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政策法规体系、公共服务体系、产业生态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各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数字经济相关政策文件以推动当地数字经济的发展，从而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这一逻辑契合了“通过制度供给重构数字技术创新‘成本—收益’函数”的观点（Goldfarb和Tucker，2019）。那么，当前的数字经济政策是否以及如何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其促进作用受到何种因素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客观评估数字经济政策的经济效应，更能从理论层面揭示其作用机制，兼具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数字经济政策是政府为了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而制定的一种产业政策，包括数字企业培育和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给予政府补助、税收优惠和人才政策支持等。数字经济政策的实施有助于增强企业进行数字技术创新的动能：一是，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等能缓解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融资约束；二是，数字经济政策有助于吸引和培育高素质数字技术人才，从而优化企业人才结构；三是，数字经济政策有利于增强管理层推动数字技术创新的信心，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通过以上三条渠道，数字经济政策能够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本文基于2012~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证实了上述猜想，即数字经济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支持了通过政策赋能弥补数字技术创新动能不足的观点，这为我国数字经济政策的持续优化和实施提供了实证证据。

本研究的贡献有以下三点：

第一，从数字经济政策的视角丰富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的文献。学者们已逐步聚焦于探究如何才能促进企业进行数字技术创新，例如胡增玺和马述忠（2023）发现市场一体化影响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产出，郑攀攀和庄子银（2024）发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能有效缓解数字技术可模仿性降低企业创新动能的问题。但这方面的文献仍然有限，特别是鲜有文献从数字经济政策的角度研究其对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及机制，本文对此作出了有益的补充。

第二，构建“政策赋能—能力重构—创新提升”的理论框架，揭示了数字经济政策赋能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机制。本文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证明了数字经济政策通过资源赋能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通过人才赋能提高人力资本质量、通过信心赋能提升风险承担三条传导机制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同时，本文也提供了从宏观到微观理解企业进行数字技术创新的新线索。

第三，对数字经济时代的政策制定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本文研究表明，政府部门能有效地借助研发补助、税收优惠和人才支持等政策性工具提升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应进一步充分发挥其引领作用。特别是在禀赋较差的地区，政府部门应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的数字经济政策以克服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有针对性地解决当地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动能不足的问题，从而提升企业数字技术创新能力。

（一）数字经济政策的相关文献

政府出台的经济政策对企业决策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产业政策是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文献已研究了其对企业投融资决策和创新行为等方面的影响，形成了丰富的成果。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纵深发展，地方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数字经济政策以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此，近期文献对数字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展开探索：地区层面，数字经济政策能够推动地区产业结构向高级化与合理化方向演进（余文涛等，2024）、提升城市产学研协同创新水平（余文涛等，2024）、改善数字营商环境（李兰冰和赵家未，2023），并提高制造业的就业水平（张可云和庄宗武，2024）。微观企业层面，数字经济政策能够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李剑培等，2024）、促进企业创新（陶长琪和丁煜，2022；周剑明，2024），并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李兰冰和赵家未，2023）。以上文献提供了数字经济政策赋能效应的经验证据，有助于科学评估当前数字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

（二）数字技术创新的相关文献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技术创新是企业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手段。相较于传统创新模式，数字技术创新能为企业绩效表现提供更显著的支持（Branstetter等，2019），数字创新产品则能提升消费者满意度与忠诚度（Balci，2021）。同时，数字技术创新能为企业运转模式革新带来新范式，依托科技信息数据打造的数字化创新管理是提高生产率的关键（Brynjolfsson和McElheran，2016），将数字创新理念深度融入企业运转各环节，可推动管理流程呈现出更智能化和自动化的特征，进而促进企业高效运转。此外，数字技术创新运用于优化商业运转流程和加快信息传递中，会更好地实现科学决策与高利润目标（Gölzer和Fritzsche，2017）。总之，数字技术创新有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罗佳等，2023），并为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黄勃等，2023）。

另有文献研究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胡增玺和马述忠（2023）发现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可以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创新“提质增量”，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市场竞争的加剧是影响企业数字创新的重要渠道。郑攀攀和庄子银（2024）发现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创新。另外，杨鹏等（2023）以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为外生冲击，发现税收激励主要通过促进企业加大对数字固定资产和数字人才的投资力度，进而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金环和蒋鹏程（2024）发现弘扬企业家精神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研发效应、人才效应以及治理效应是企业家精神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三条机制。以上文献从市场机制、司法机制、财税工具等视角为我们理解如何提高企业数字创新提供了洞见，然而这方面的文献仍然有限。考虑到政策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本文研究数字经济政策如何赋能企业数字技术创新，以期弥补这方面文献的不足。

（一）制度背景

数字经济政策有利于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和增强数字技术的创新活力。随着数字技术飞速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动能。面对全球数字经济的蓬勃兴起和竞争格局，我国政府积极制定政策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2017年“数字经济”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数字中国。2022年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从顶层设计的高度为我国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提供了指引。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了“制定支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等多项具体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工作部署。

与此同时，地方各级政府积极响应中央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部署，结合各地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出台了行动方案。通过对省市级数字经济政策文件的查阅与梳理，本文发现省市级数字经济政策有以下特征。第一，重视研发补助和税收优惠。例如，《深圳市数字经济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3年）》 《石家庄市关于支持数字经济加快发展的若干措施》 《庆阳市扶持数字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修订）》等相关政策文件中均提及，用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研发项目，加大对数字创新项目的税收优惠支持力度。第二，注重数字人才培育和引进。例如，《中共宿迁市委 宿迁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指出要统筹推进数字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引培高端数字人才；支持宿迁学院开展数字经济研究，开设数字经济相关专业和课程，增强高端数字人才的自主培养能力；壮大复合型“数字工匠”队伍，加强数字经济领域职业技能培训；通过举办企业家数字经济论坛、开展企业领导层数字化发展培训等方式，提升企业高层数字化素养和能力，培育一批企业数字化转型领军人物。第三，强调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理论攻关。例如，《大同市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实施方案》作出了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从硬件层面筑实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基础，为后续研发攻关和成果转化提供关键支撑。第四，加强数据安全保护。例如，上海市在《立足数字经济新赛道推动数据要素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3—2025年）》中提出，建立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加强标准规范引领，构建全方位保障体系，不断健全网络和数据安全体系。可以看出，地方数字经济政策从研发补助和税收优惠、人才引进奖励和人才培训、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数据安全保护等措施全方位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创新进行赋能。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数字技术创新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短期内难以获得立竿见影的经济产出，投资回报周期较长（程文，2021），使得企业面临着数字技术创新动能不足和创新产出不稳定的问题。主要存在以下困难：第一，自身资源缺乏（梁睿昕和李姚矿，2023）和创新成本高昂（Teece，2018）导致很多企业“不愿意”进行数字技术创新。数字技术创新活动的持续资金投入和企业管理方式调整会加剧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较长的数字技术产出周期会增加企业正常运营的压力，造成企业不愿意投入数字技术创新。第二，数字资源运用能力较弱使很多企业“不能够”进行数字技术创新。企业员工普遍对数字技术创新的认识停留于基础层面（孙伟增等，2023），较少接受系统化的数字化专业培养，对于创新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也难以有效地解决，造成企业没有足够的能力实现数字技术创新。第三，数字技术创新时间跨度大、不确定性高而让很多企业“不敢碰”。对企业而言，数字技术创新可能面临着经历长时间的试验后却无产出的处境（Sundaram等，2020），企业的决策者也会因自身业绩评价受到影响而不敢轻易触碰数字技术创新项目。

在我国数字产业生态仍处于逐步完善阶段、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有待提升的背景下，仅依靠企业自身并不能克服“不愿意”“不能够”和“不敢碰”的困难，通过政府对企业进行政策赋能更能激励企业开展数字技术创新。

数字经济政策缓解融资约束。融资约束是企业数字技术创新中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相较于传统的创新项目，数字技术创新具有高速迭代、技术外溢性高、资金需求量增大和回收周期延长的特征，创新门槛较高（González和Pazó，2008）。因此，缓解融资约束是企业数字技术创新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数字经济政策具有缓解融资约束的功能：首先，数字经济政策通过创新资金补贴和税收优惠等举措减少企业数字化技术创新的边际成本，能一定程度上分散企业的创新风险（杨洋等，2015）。其次，数字经济政策向市场传递了支持数字技术创新的积极信号，为数字技术创新提供利好的融资环境，进而降低融资成本、扩大融资规模。因此，数字经济政策对企业融资的赋能使得企业有更多资金进行持续性的数字创新研发投入，例如进行数字技术设备的投入和更新，从而提高企业数字技术创新 水平。

数字经济政策促进人力资本升级。数字技术创新要求管理层和核心员工具备较高的数字素养。考虑到“内培”和“外引”数字人才的高额成本，企业往往难以完全依靠自身实现人力资本的转型升级，缺乏高素质的数字人才成为制约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数字经济政策体系下的人才政策助力辖区内的企业培育和吸引人才：首先，数字经济政策通常包括财政资金支持的人才政策，例如在《太原市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中明确对企业引进数字经济人才进行奖补。其次，数字经济政策的实施能提升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吸引更多高技能人才（Yang等，2022；焦豪等，2023），进而为企业引进人才创造有利环境。因此，在数字经济政策的支持下，企业通过内培外引优化和升级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从而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

数字经济政策提高风险承担水平。企业风险承担意愿是决定数字技术创新投资水平的关键因素。鉴于数字技术创新的高风险和高不确定性特征，管理层基于短期业绩考核压力，通常选择规避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的创新投资项目（梁睿昕和李姚矿，2023）。因此，缓解管理层信心不足、提升企业风险承担能力是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重要挑战。数字经济政策从重塑管理层预期、提供政策红利和外部保障三个方面提高管理层的风险承担水平：从预期收益来看，数字经济政策传递出政府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积极信号，数字经济是政府产业政策重点推进和发展的方向，这会降低数字技术创新投资的预期收益不确定性风险，增强企业进行数字技术创新这种高风险投资的信心。从政策红利来看，政府对企业数字创新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以及带来的人力资本升级，为企业进行数字技术创新提供了“物力”“人力”的支持，为企业管理层增强风险承担能力奠定了基础。从外部保障来看，数字经济政策会提升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并增强数字技术创新成果的保护，这些“硬件”和“软件”建设也有助于增强企业管理层进行数字技术创新的信心。管理层信心的增强有助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余明桂等，2013），因而提高企业数字技术创新。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数字经济政策促进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

数字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获得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数字经济政策通过重塑企业的内外部环境，进而影响企业行为。基于2012~2022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字专利数据，本文探讨了数字经济政策赋能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第二，数字经济政策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和提高风险承担水平三条机制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第三，基于企业异质性的分析发现，数字经济政策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作用在非国有企业、数字企业和拥有信息技术背景高管团队的企业中表现更加明显。第四，基于地区禀赋差异的分析发现，数字经济政策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和人才供给不足的地区中表现更加明显。

基于本文的结论，得出以下三点启示：第一，强化数字经济政策在驱动企业数字技术创新中的作用。政府部门应建立创新补偿和激励机制破解数字技术创新的市场失灵问题，通过研发费用扣除、专项补贴和人才激励等政策工具弥补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动能不足，推动数字经济政策赋能效应的持续释放，最终实现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第二，根据地区禀赋差异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异化的数字经济政策。例如，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数字经济政策可以更多考虑专项补助和税收优惠等政策工具以缓解企业进行数字技术创新的融资约束；在人才供给不足的地区，可以制定侧重于数字人才奖励、安家落户优惠等吸引人才方面的政策，有针对性地解决人力资本匮乏的问题。第三，企业需在政策红利和数字技术变革的驱动下，构建“技术―人才”协同响应机制。首先，有效利用数字经济政策提供的外部资源，聚焦于核心数字技术的研发，最大化数字经济政策的赋能效应。其次，重视人才队伍尤其是高管团队的数字素养建设，通过内部培养和外部引进提升高管团队的数字素养和数字认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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