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与会计 | 从学以致用到知行合一——《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理论研究与中国实践》读后感

中国财政杂志社官方网站

回到首页

官方微博

中国财政杂志社

官方微博

官方微信

中国财政

微信公众号

财务与会计

微信公众号

信息动态

财经期刊

用户服务

当前位置：首页 > 期刊内容推荐 > 正文

财务与会计 | 从学以致用到知行合一——《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理论研究与中国实践》读后感

时间：2025-04-15

作者：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张新民

来源：《财务与会计》2025年第7期

在全球化治理与本土制度创新的背景下，企业风险治理体系正经历着从合规性管控向战略性治理的范式跃迁。作为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构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D&O保险）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嵌入过程，既体现了新兴市场制度移植的特殊性，更彰显着治理工具创新的普遍价值。胡国柳教授新近付梓的《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理论研究与中国实践》构建起理论探索与实务创新的对话框架，不仅系统解构了该制度的法理基础与契约特征，更创新性地提出了具有中国情境适应性的制度优化路径。这些理论洞见不仅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更引发了关于治理工具创新与制度环境适配性的深层思考。笔者不揣浅陋，拟就著作中的若干核心命题展开延伸探讨，与各位学界同仁交流。

一、对公司治理研究与中国化场景解释具有突破性贡献

（一）解构制度移植的认知迷思：中国治理场域的范式突破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D&O保险）作为西方资本市场的舶来品，长久以来其理论框架与实践经验具有认知迷思——西方既有的“诉讼驱动型”治理生态与中国“监管主导型”治理生态存在根本性范式冲突。然而，《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理论研究与中国实践》一书以会计学特有的制度敏感性，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特殊性进行了深刻剖析，指出法律体系的阶段性完善、国有企业主导的市场结构，以及监管政策的动态调整等因素共同塑造了D&O保险在中国发展的独特路径。

首先，法律土壤与D&O保险条款的适配性不足是D&O保险“水土不服”的核心原因。作者穿透法律文本的表层差异，直击制度移植的会计本质：D&O保险实为财务责任风险定价机制，其有效性取决于法律规则能否转化为可量化的责任认定标准。书中剖析了中西方资本市场制度在责任认定上的本质分歧——西方成熟市场（如美国）通过证券法、证券交易法等构建了完善的民事赔偿制度，中国在2002年《上市公司治理准则》首次提及D&O保险后，仍停留于原则性归责框架，如对“勤勉义务”的界定不清，导致保险公司在理赔时面临道德风险与法律责任的争议。此外，通过康美药业案等典型案例分析，书中揭示了国内D&O保险合同条款直接套用西方模板的弊端——未充分考虑中国特有的诉讼文化及司法执行效率，最终削弱了保险的实际效用。

其次，产权结构的差异性导致治理效能进一步分化。中国A股市场以国有企业为主体，其高管任命与决策机制存在行政指导因素，这使得D&O保险的激励效应被弱化。书中多次将产权性质纳入D&O保险效应分析，揭示出D&O保险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双轨治理”密码。如在探究D&O保险对银行信贷利率的影响时，指出银行更依赖政府隐性担保而非保险机制评估风险，国有企业购买D&O保险难以降低银行信贷利率，而非国有企业通过购买D&O保险可以向市场传递治理优化信号进而实现银行信贷利率的降低。这种制度性鸿沟表明，D&O保险的治理效能边界需置于中国转型经济特有的产权制度安排与政企互动范式框架下解构。

最后，文化认知维度的制度逻辑冲突构成更深层的解释机制。资本市场参与者对D&O保险的认知范式呈现显著的断点：在应然层面，其设计初衷是作为公司治理的决策优化机制；而在实然层面，中国资本市场监管显现较强的行政导向特征，使得D&O保险被异化为监管风险的平滑机制。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认知异化导致D&O保险契约有效性大打折扣，即风险平滑使其难以发挥决策质量改进的价值传导机制。此种制度悖论折射出我国资本市场在治理工具创新过程中面临的深层挑战：如何在正式制度移植与本土非正式制度约束间构建认知协调机制。

（二）治理效应的辩证法则：从“非此即彼”到“辩证统一”

本书最具理论张力的突破，在于解构了D&O保险研究领域中长期困扰学术界的“激励效应”与“道德风险”这一二元对立谜题，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辩证法体系。本书以企业行为为观测窗口，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与公司治理的交叉视角，成功将争议性观点整合为“辩证统一”的分析框架，为理解D&O保险的双刃剑效应提供了新视角。通过解构D&O保险对企业会计行为的双向作用机制，本书发现：风险兜底功能既可激励企业研发投入并推动研发创新的资本化，亦可能成为盈余操纵的隐性庇护，其效应方向实则受制于治理环境的约束强度。这种内在张力昭示，D&O保险的治理价值绝非静态的“非此即彼”，而是动态情境下的“辩证统一”，即同时作用于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与价值创造活动。此外，作者指出D&O保险效能的发挥本质上是内外部监督力量的函数。例如，当企业置身强外部监督环境（如四大审计机构）时，D&O保险对会计激进性的促进作用被显著抑制；反之，内部制衡缺失的场景中，其风险放大作用则显著增强。这种动态交互性彻底颠覆了传统研究的静态视角，将分析维度扩展至公司治理的生态网络。

更关键的是，书中提出的“制度互补性”原理，为中国特色治理体系提供了新的理论注解——D&O保险与党组织治理、机构投资者监督等本土化机制形成的协同效应，不仅有效中和其负面溢出，更催生出独特的治理范式。在国有企业治理实践中，党组织嵌入董事会的制度设计，恰好印证了这种多元治理工具的动态平衡智慧。

（三）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丰富拓展：治理网络中的信号传导

本书在利益相关者理论内涵方面实现了丰富拓展，将研究视域从传统的直接关联方（如股东、员工）延伸至资本市场广泛参与者（如银行、审计师、投资者等外部主体）。作者突破性地揭示D&O保险作为治理信号的功能本质——保险公司以第三方监督者身份，通过承保筛查与持续监控构建起企业治理质量的动态认证机制。这种制度设计催生出独特的“治理溢出效应”：非国有企业借助保险契约释放的治理优化信号，有效缓解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约束；审计师却因道德风险预期而增强审计防线，投资者则在风险定价中对保险条款进行逆向解读。这种利益相关者反应的异质性，折射出资本市场存在深层的“信号解码鸿沟”——金融机构依靠保险背书作为风险缓释凭证，而审计师与投资者则穿透保险表象聚焦治理实质。基于此，作者主张监管创新应从单向度干预转向多主体协同治理。如通过保险信息共享机制弥合审计认知鸿沟，披露保险具体条款以消解投资者误判，这些制度设计不仅实现了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范式革新，更通过将抽象信号传导机制转化为具象监管实践，彰显了“知行合一”的治理智慧。

二、对中国会计学术生态优化具有创新性示范作用

（一）理论建构与实践检验的知行合一

本书对中国会计学术的突出贡献，体现在其成功搭建了理论建构与实践检验的交互通道。书中既解构了D&O保险在新兴市场的制度移植困境，又重构了治理工具创新与会计制度演进的内在逻辑关联，更为会计实务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建议。通过分析瑞幸咖啡、康美药业等重大财务造假事件，本书对中国现有D&O保险体系进行了细致分析，揭示了当前中国D&O保险体系的不足。本书并未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探讨，而是通过大样本实证研究，深入分析了D&O保险对企业行为的影响。这种带着中国问题意识的研究思路，既解构了西方理论范式的解释局限，又建构起本土会计学术的叙事逻辑。通过对D&O保险影响研发决策、内部控制、审计费用等会计行为、财务决策及利益相关者行为的系统分析，为学界提供了穿透制度表象的理论透镜。这种研究范式突破传统变量孤立分析的窠臼，推动会计学术从“碎片化归因”转向“系统性解构”。监管部门据此可精准优化保险条款，企业治理则能提升“制度组合”的协同效应。当学术研究直面“中国之问”时，其理论建构自然延伸出指导“中国之治”的实践根系，这正是“知行合一”学术品格的生动诠释。

（二）学术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本书以其独特的学术生命力，演绎了会计学科与社会需求共生共荣的生态图景。作者突破传统学术的“闭关研究”模式，将理论根基深植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实践土壤，在回应制度痛点与治理焦点的过程中，实现知识能量向实践动能的创造性转化。例如，关于D&O保险对企业会计行为影响的研究，为监管部门优化会计监管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关于D&O保险对利益相关者行为影响的研究，则为银行、审计师及投资者提供了决策参考。作者以重大财务事件（如瑞幸咖啡、康美药业等财务造假事件）为制度分析契机，通过对这些现实样本的深度解构，既为监管机构提供“制度修复”的理论参考，亦为市场参与者（如银行、审计师及投资者等）建立风险识别的认知框架。更具学科建设意义的是，作者结合了中国特色公司治理场景，如将D&O保险嵌入党组织治理机制，揭示出“西方工具”与“本土规则”的反应规律，推动会计理论从“舶来品嫁接”转向“自主性创新”。当学术研究直面资本市场“真问题”、求解治理转型“真需求”时，其理论成果便自然具备指导实践的生命力——既能解构上市公司治理的微观决策逻辑，又能赋能资本市场制度创新的宏观设计。

三、总结与展望

本书以其深厚的理论积淀与敏锐的制度洞察力，成为公司治理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胡国柳教授团队系统构建了D&O保险研究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范式，为会计学科知识体系的完善提供了创新性视角。

在学术脉络梳理方面，本书通过跨国别、跨时期的文献解构与重构，建立起具有时空穿透力的分析框架。作者既准确识别了委托代理理论对D&O保险研究的奠基作用，又敏锐指出既有文献在新兴市场制度环境解释力方面的理论缺口。这种批判性学术思维在会计政策选择领域体现得尤为显著，突破了传统研究将D&O保险视为外生变量的静态认知，创新性地揭示出D&O保险与企业及利益相关者行为间的互动演化机制。

在理论创新层面，针对既有文献中数据约束引致的理论解释有效边界问题，通过新的数据源，系统验证了经典理论的适用条件，并拓展了其解释维度。在跨国比较研究时，作者基于中国特有的制度禀赋和演进脉络，构建了中国制度环境的本土化解释体系。这种学术定力不仅彰显了研究主体性意识，更形成了兼具国际学术对话能力与本土问题解释力的创新成果。此外，本书展现的研究思路为青年学者提供了学习路径，其核心在于构建植根本土实践的情境化知识生产范式，助力于企业治理学术领域的长盛不衰。

笔者认为，D&O保险的研究需要在跨国制度比较中构建中国理论的解释维度。未来研究需要突破传统分析框架，应通过解构不同法域下公司治理生态的交互作用，揭示D&O保险制度效能的演化规律。例如，在德国银行主导的金融架构中，保险机制更多承担的是风险缓释的财务功能。日本企业集团交叉持股的治理格局下，其制度价值则转向中小股东权益的保障。这种基于制度禀赋的功能嬗变，为会计学者提供了天然的研究场域：英美市场驱动模式下的保险契约自由化，与中国监管主导型治理的条款约束性形成鲜明对照，恰好构成了制度比较研究的双向维度。

此外，在全球治理体系重构与“一带一路”倡议驱动下的国际商业网络重构背景下，D&O保险研究需要适应跨境经营场景中董事责任风险的“法律域外效应”，构建新型公司治理框架。这将推动会计学科实现从制度移植到范式创新的质变跨越——通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理论体系，既能为跨国企业提供抵御“长臂管辖”风险的盾牌，亦可输出新兴市场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公司治理话语方案。当会计学术研究深度嵌入国际治理规则创新进程时，中国学者便可能实现从制度移植接受者向治理范式创新供给者的角色跃迁。

愿我们能够以此书为引，齐心协力，砥砺前行，共同推动D&O保险理论与实践、中国公司治理的持续创新与发展。

分享到：

【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