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政府审计理论研究

（一）政府审计制度与模式研究。有学者研究了社会保险审计主体的理论框架，认为：基于审计独立性、审计质量和成本效益3项原则，在上级政府与本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中，上级政府作为委托人，通常会选择审计其所属政府职能部门的审计机关来审计下级政府的社会保险经管责任履行情况；在缴费单位、缴费个人作为委托人与相关单位形成的关系中，本级政府代表委托人选择审计主体，通常会选择审计本级政府所属各职能部门的审计机关作为审计主体对相关单位进行审计；在本级政府作为委托人的关系中，由于代理人都是本级政府所属的职能部门，因而审计主体当然是本级审计机关。当代理人出现审计需求时，也需要选择审计主体，通常是其委托人设立的审计机关或民间审计机构。

有学者以经典审计理论为基础，研究了军工审计本质的理论框架，认为：从内涵上来说，军工审计是以系统方法从信息、行为和制度3个维度对军工经管责任履行情况实施的独立鉴证、评价、服务和责任追究，并将审计结果传递给利益相关者的军工治理制度；从外延上来说，军工审计可以从审计业务类型、审计客体、审计主体、审计保证程度和审计业务基础等不同角度来分类，从而形成不同类型的军工审计体系；军工审计与军工项目审计、军队审计、军事审计、国防审计密切相关，但并非同一概念。

有学者研究了宏观审计需求的理论框架，认为：在资源类政府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政府人的自利，会产生激励不相容，在信息不对称、合约不完备和环境不确定的条件下，政府人会产生代理问题；由于政府人的有限理性，会放大次优问题。为此，相关各方会推动建立针对政府代理问题和次优问题的治理体系。宏观审计是这个治理体系的重要成员，从资源类政府委托代理关系的委托人角度出发，宏观审计主要作为外部监督机制的组成部分，也可能成为外部激励机制、外部透明机制、外部监视机制、外部制衡机制的组成部分。

有学者研究了碳审计主体的理论框架，认为该框架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碳排放委托代理关系的基本框架及碳审计主体的存在性；选择碳审计主体的基本原则；碳排放资源类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审计主体。碳排放资源类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审计需求者，根据审计独立性、审计质量和审计成本3项原则选择碳审计主体，不同的碳排放资源类委托代理关系中的碳审计主体选择不同，政府审计机关、民间机构（包括民间审计和碳排放专业机构）和内部审计机构都有可能成为碳审计主体。

有学者研究了国有资产管理审计的理论框架，认为国有资产管理主要包括以下8个方面：国有资产管理审计需求，国有资产管理审计本质，国有资产管理审计客体，国有资产管理审计主体，国有资产管理审计内容，国有资产管理审计目标，国有资产管理审计方法，国有资产管理审计结果及其运用。

有学者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有资本境外投资审计协同框架与实现路径。研究认为：国有资本境外投资审计必须平衡与协调经济审计目标与战略审计目标，同时，审计主体也应由内部审计和社会审计为主转变为以国家审计为主。国家审计机关是国有资本境外投资审计监督的关键部门，对外应协同沿线各国审计机关，开展跨境审计，做好投资项目建设前、建设中、建设后不同阶段的审计监督和绩效评价；对内应协同社会审计，推动项目主体建立和完善风险管理制度，保护资产安全。对沿线国家间国家审计的协同，提出了建立多边合作机制、推动实施跨境审计，加强人员交流学习、建设跨境协同审计人才队伍，加强审计信息化建设、探索信息有限共享与互换的建议。对于国家审计与社会审计之间的协同，应坚持国家审计的指导地位，协同做好风险管理制度建设，共同关注境外投资资产安全。

有学者通过分析新审计法变化亮点，与之匹配相适应的审计观念，探讨新审计法背景下评价反馈型审计、国家治理审计、开放性审计、建设服务型审计与协同审计五大新理念，并从保障真实性、立足宏观性、强化开放性、提高建设性、加强协同性5个方面提出新审计法下国家审计观念变革的实现路径。

有学者研究了中国政府审计的近代发展历程，依次梳理民国北京政府、广州国民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3个时期政府审计机构及人员、审计立法、审计方式运用等方面的演进过程，分析归纳中国政府审计近代发展特点及限制因素。研究发现：政府审计实施离不开政治体制的有力支撑、离不开相关财政制度的密切配合以及必须赋予政府审计足够独立性和权威性的当代启示。

有学者以控制论、代理理论和审计独立性理论，研究了民国时期政府审计人员管理制度，认为：民国时期政府审计人员管理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准入制度、教育培训制度、使用制度和考核制度。其中，准入制度和教育培训制度侧重于事前控制，使用制度侧重于事中控制，考核制度侧重于事后控制。民国时期政府审计人员管理制度从理论上有助于降低社会公众与审计人员、政府部门之间的代理成本，提高审计独立性，但由于受政治腐败和战争环境的制约，实践效果有限。可借鉴民国时期审计人员制度中的有益经验，优化完善政府审计人员的职业准入制度、教育培训制度与考核制度。

（二）政府审计与高质量发展。有学者以产业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度量指标，考察国家审计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审计有助于提高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其功能作用的发挥主要通过对国有企业开展审计，提高国有企业效率、产生行业示范效应，从而实现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当研究样本处于受产业政策扶持、国企依赖程度较高以及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时，国家审计对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强。

有学者以全要素生产率度量城市发展水平，考察国家审计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国家审计功能作用发挥提高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国家审计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国家审计可通过提高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以及技术创新水平，进而促进本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国家审计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地方金融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此外，国家审计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还存在动态效应。

有学者研究了国家审计服务农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发现：农业审计在切入视角上，政策项目资金链路仍未贯通，宏观监督、体系监督还不够；在监督内容上，仍以资金使用合法性、合规性为主，绩效信息占比不足；在资源配置上，审计项目和组织方式统筹还不够，“融合式”监督开展不足；在作用发挥上，仍以“查病”“治病”为主，建设性功能作用发挥不够；在胜任能力上，审计队伍专业化水平还不够高，制约审计成果质量层次。为更好地服务农业高质量发展，农业审计应当聚焦政策制度和体系监督，深化绩效审计应用，实现融合式、捆绑式、嵌入式审计监督，开展研究型审计，充分发挥建设性功能作用以及加强审计职业化建设。

有学者基于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研究国家审计与经济双循环之间的关系，分析国家审计的揭示功能、抵御功能、预防功能对经济内循环、外循环、双循环耦合协调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国家审计“免疫功能”与内循环、外循环、双循环耦合协调质量呈正相关关系，国家审计的揭示功能、抵御功能、预防功能有助于经济内循环、外循环、双循环发展；国家审计对经济双循环发展的影响存在空间效应，政府预算支出完成度起着中介作用，市场化程度起着正向调节作用，同时国家审计对经济双循环发展的影响还存在地区异质性；在引入政府债务审计后研究发现，政府债务审计同样促进了经济双循环发展。

有学者基于我国2003—2019年面板数据，考察经济增长压力对政府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增长压力同政府审计质量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经济增长压力的增大显著抑制了政府审计质量的提升，且政府审计质量越高，经济增长压力对其抑制效果越显著；经济增长压力会通过刺激地区扩张性投资和加大政府财政压力对政府审计质量产生抑制作用，市场化水平能够调节经济增长压力同政府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经济增长压力对中西部地区政府审计质量的抑制效果更为明显，而对东部地区政府审计质量的影响不显著。

（三）政府环境审计研究。有学者利用2006—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国家审计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发现：国家审计可以减少本地的碳排放量，并对周边地区的碳排放量也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胡焕庸”线两侧和不同财政状况的地区，国家审计对碳减排的治理效果存在差异。因此，要充分重视国家审计对碳减排的治理功能，结合自然禀赋和财政状况积极推进跨区域协同的审计工作。

有学者使用理论与现实应用相结合的方法，结合PSR模型、公共管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解构国家审计赋能“双碳”目标实现的逻辑意蕴；以3种机制（信息反馈机制、预警机制、环境治理机制）和3种类型审计功能（低碳财税资金审计、低碳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碳市场审计）的发挥探讨赋能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国家审计能以其监督、鉴证和评价功能契合我国低碳治理需求，并通过低碳财税资金审计、低碳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和碳市场审计实现预防低碳资金滥用、揭示低碳政策落实情况、抵御碳交易市场风险，全方位为“双碳”目标实现赋能。

有学者依据现代风险治理理念构建国家审计参与风险治理的框架，并阐述审计发现问题与审计评价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在分析环境资源审计发展及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国家审计参与生态环境风险治理的优化设计及实施路径。研究认为：多种审计类型并立的环境资源审计，有利于全面防范与化解生态环境风险；依托于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权责层级，线索梳理式的审计评价模式能够更有效地强化风险治理；而“延伸治理”与“逆向治理”两个审计结果运用方向，可成为优化国家审计参与生态环境风险治理的现实落脚点。

有学者基于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的准自然实验场景，以我国城市为研究样本，研究了该政策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执行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审计试点能够有效提升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执行力，加快政府环境治理的执行进度，并提升执行质量；主政官员距离离任时间越短，官员的环境政绩诉求越强烈，审计试点的政策效应也越显著；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通过优化官员晋升考核体系和强化环境治理监管提升了政府环境治理执行力。

有学者选取2012—2017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污染减排的作用以及对空气质量的改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能在长期内显著减少工业废水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改善空气质量；地方政府环境监管行为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与污染减排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为了进一步提高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生态环境的改善作用，应采取规范审计程序、利用大数据审计技术、培养交叉学科人才等措施。

有学者基于全国273个地级市2008—2018年的样本数据，从地区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的视角实证检验了政府环境审计对地区污染治理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政府环境审计强度越大，地区环境污染物排放量越小；政府环境审计显著促进了地区污染治理；地方官员晋升压力越大，公众环境关注度越高，政府环境审计对地区环境污染治理的促进作用越大。

（四）政府审计、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研究。有学者在梳理共同富裕的内涵与实现路径以及研究型审计含义与作用的基础上，分析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审计以及共同富裕实现过程中引入研究型审计的重要意义，主要包括：研究型审计助力把握经济发展的重心、研究型审计助力共同富裕资金有效分配、研究型审计监督收入来源的合理性。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紧扣发展大局，主动探索审计创新；设立审计重点课题，合理安排审计计划；大力培养研究型审计人才，设置奖励机制；利用信息技术，推进科技强审；支持审计成果共享，推广典型案例。

有学者结合浙江省的实践，从物质、精神生活两个维度，分国家宏观、区域中观、组织与个体微观3个层面，构筑了政府审计推进共同富裕的整体框架，提出了应尽快建立实施共同富裕的全覆盖审计机制，强化对区域性资源、资产初始配置的监督，创建、创新区域性精神文明建设的审计模式，提升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项目的审计，积极推动审计人才培养与技术创新，强化政府审计以推进共同富裕。

有学者基于“制度背景—理论分析—路径构建”的逻辑，对乡村振兴审计的制度背景进行梳理，并从理论基础与作用机制两方面系统剖析国家审计促进乡村振兴的逻辑机理，即公共受托责任和国家治理理论是开展乡村振兴审计的理论基础，作用机制在于国家审计具有事前预防预警、事中揭示纠偏和事后反馈抵御的监督治理功能。研究认为：在审计实践中，应从根本路径、基本路径和辅助路径3个层面构建乡村振兴审计的实施路径：根本路径为坚持党对乡村振兴审计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基本路径为全面开展与乡村振兴要求相适应的审计监督，助力乡村实现全面振兴；辅助路径为加强审计人才队伍建设和现代化信息技术应用，为乡村振兴审计提供人才和技术保障。

有学者利用2015—2018年H省贫困县政府债务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审计抑制贫困县官员政绩压力，并对债务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官员政绩压力与贫困县债务风险显著正相关，政府审计的揭示、预防功能对抑制贫困县官员的政绩压力，影响债务风险具有显著作用，而其抵御功能不明显。鉴于此，应构建和运用政府债务“数智审计”、系统改进官员绩效考核制度和科学合理地利用债务资金的杠杆作用，以助力实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