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政府负债会计理论研究

（一）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研究。有学者考虑经济、财政、债务、体制4类因素，构建了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指标体系，进而手工整理了33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样本，综合运用TOPSIS—熵值法和K—均值聚类法展开量化评估，从时空维度识别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演化趋势、分布规律和集聚特征。研究表明，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整体可控，但风险在流动性、结构性层面凸显，东部和中部、东北和西部两大区域在风险程度、高险频次与空间集聚等方面的“俱乐部”分异现象非常显著。

有学者基于AHP-TOPSIS法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测度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水平正逐年上升，风险高的地区集中在中部和西南部地区；从指标拆解结果来看，导致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上升的主要原因在于地方财政压力的增大和显性债务风险的逐年提高，隐性债务风险也有加速增大的趋势。

有学者利用KMV模型计算包含显性和隐性债务在内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依据空间经济学理论，从债务风险溢出的影响因素（企业投资、银行信贷、政府税收和财政支出）中选取代表性指标，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对中国地方政府结构性债务风险的空间溢出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以共生性为主，隐性债务导致的溢出效应更大；资本投入、对外贸易、政府税收、城镇化率等指标的提高会降低本地区政府债务风险，对外贸易、融资平台贷款、政府刚性支出等指标的提高会增加邻近地区的政府债务风险；东部和中部地区的风险溢出效应为正，邻近地区风险趋同，表现出经济一体化趋势。东部地区的溢出效应最为明显，西部地区风险溢出效应为负，债务风险此消彼长，有较为明显的风险转移趋势。对此，应该严控政府隐性债务规模，注意区域间资金流动协调，优化区域间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对债务风险进行跨区域差别性治理。

有学者分析了商业银行信贷配置影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逻辑、机制和传导渠道，并构建面板模型，利用2015—2020年中国各省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信贷配置的规模、期限结构和配置效率均会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产生影响，信贷配置规模变动会负向影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且中长期信贷占比越多，信贷配置效率越高，地方债务风险就越小。

有学者研究了如何倒逼地方政府规范举债，提高债务使用的效率，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问题。认为：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应坚持高压监管，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妥善化解存量，逐步实现地方政府债务按统一规则合并监管；加大违法违规举债查处力度，完善问责闭环管理和集中公开机制；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治理，打破政府兜底预期；同时实现地方政府债务按统一规则合并监管，将隐性债务纳入和显性债务同样的监管体系中，避免债务风险指标失真，真实反映地方债务风险情况。

（二）政府债务管理研究。有学者研究了政府会计对地方政府债务绩效评价的信息供给机制，构建地方政府债务绩效评价体系、债务项目绩效评价体系。研究表明：财务会计、预算会计和成本会计构成的三功能的政府会计体系为地方政府组织及项目债务绩效评价提供了决策有用信息；政府会计提供的可量化指标，有助于构建债务绩效评价体系。

有学者利用新口径地方政府债务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传导机制及异质性表现。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的扩张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由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导致的资本配置效率下降是造成上述负面影响的重要机制；在土地融资依赖度和市场化程度更低的城市，上述影响表现得更为突出；地方政府债务扩张主要降低了规模效率。

有学者利用2012—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因素以及东、中、西部的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在财政分权体制下，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影响因素存在区域差异。其中，地方政府的竞争形式、所处的转移支付地位、应对财政压力的态度、土地财政水平、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等区域差异是影响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存在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制定差异化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控政策、改革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制度、建立健全地方债务信息公开披露制度等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债务融资作为地方政府发展地区经济的重要手段，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影响。有学者利用省级政府债务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分析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扩张与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且在中西部地区、市场化水平低和财政独立性低的样本中更显著。机制分析显示，房地产价格在地方政府债务扩张与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倒“U”型关系中起到了中介传导作用。研究结论表明，地方政府过度举债无异于饮鸩止渴，优化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管理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有学者将2015—2020年商业银行同业存单数据与31个省份及70个大中城市地方政府法定（显性）债务信息进行匹配，探讨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银行同业存单信用利差的外溢效应，分析了债务结构、地区与银行所有制异质性，并考察了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房地产调控的相关影响。研究发现：地市级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银行信用利差；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外溢效应在债务结构与银行所有制层面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缓释了潜在风险向金融部门传导，而严格的住房调控易使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风险显性化。鉴于此，研究认为，中国在制度设计与政策安排方面应秉持差异化原则，切断地方政府举债转化为财政风险外溢的可能渠道，加强发债信息的完整披露，商业银行尤其是城商行应完善资产甄别及风控管理。

有学者利用2009—2019年山东省16个地级市数据，从地区经济增长、金融发展、政府治理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4个方面研究了地方政府债务对金融生态环境的作用机理和影响。研究发现：合理的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增长对金融生态环境发展有正向促进作用，表现在债务扩张推动了地区经济基础和社会信用基础建设，且尚未发现这一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临界值；但隐性债务占比越高越不利于金融生态环境优化，主要是阻碍了地方金融稳定发展；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和结构演变对周边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具有与本地区同向效应。

有学者基于2014—2018年333个地级市政府债务余额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房地产限购政策对城市层面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房地产限购政策会导致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减少，限购政策对省会城市和非省会城市的影响程度不同，对经济发达地区影响更加显著。此外，在经济较发达的中心城市特别是行政中心城市，房地产限购政策对抑制本地债务扩张的作用更加明显。在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应坚持差别化地运用房地产限购政策，以期对不同地区的房地产市场调控和债务管理起到双向调节作用。

有学者分析了我国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现状和面临的新形势，全面剖析了政府债务风险同金融风险和房地产风险之间的联动机制，在此基础上探讨建立政府债务风险新的分析框架和管理逻辑，据此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的思路与对策建议，主要包括：树立“风险全局观”，全面完善政府债务风险管理机制；基于“风险联动机制”，着力优化政府债务风险评估框架；着眼于“风险精准防控”，尽快搭建数字化政府债务风险监测平台。

有学者基于2009—2017年我国25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考察撤县设区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实证发现：撤设政策提高了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且在政策发生后呈现一定增长态势；考虑城际分异后，距离中心城区较远的被撤县、行政权力较低的一般地级市，或资源禀赋相对匮乏的中西部地区城市，实施撤县设区对地方政府债务水平的正向影响更大。

有学者基于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地方融资平台有息债务余额数据，运用Super-SBM模型测算了地方政府债务支出效率，并构建面板Tobit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债务支出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11—2020年我国平均地方政府债务支出效率和债务支出效率的空间演变整体都呈现“U”型变化趋势，平均债务支出效率大于1的省份有5个；区域间债务支出效率存在较大差异；我国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得到小幅提升，主要源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是制约各省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因素；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了地方政府债务支出效率，官员晋升激励和财政分权抑制了地方政府债务支出效率。

有学者运用2013—2018年国内19个典型城市群20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集，基于相对价格指数法衡量的市场分割变量和动态视角的地方政府债务负担率指标，对区域一体化之于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机理及其异质性特征做了全面分析。研究发现：区域一体化有助于减少地方政府的债务扩张，且这种缓释效应在要素竞争或晋升竞争更强烈的地区更为明显；区域一体化对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缓释效应会受到金融发展水平和存量债务状况的显著制约，即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和存量债务负担越重的地方，该种缓释效应相对更弱。由此，推动以城市群为空间载体的区域一体化有助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探索跨区域的债务风险协同治理机制殊为必要；同时也需要适当平滑地方偿债压力并化解存量债务问题，管控“金融”闸门以约束地方负债的监管套利问题。

有学者通过对政府债务状况的国际对比，得出以下3个主要结论：中国政府债务目前仍然基本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方位，与发达国家在同等经济发展水平下的政府债务状况基本一致，虽然负债率和债务率相对略高，但也在合理范围内；相对于中央政府债务，地方政府债务的负担状况不容乐观，中国地方债务在政府债务规模中的占比要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显示出地方政府受到的预算约束较弱，中央政府的预算约束较强；我国地方债务的区域格局很不均衡，这种不均衡既反映在债务负担状况本身的地区分布上，又反映在债务负担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背离关系上，虽然相对于未纳入预算之前已经有所改善，但是仍然有很大提升空间。

有学者基于政府债务内生化的经济增长理论，利用1996—2018年的跨国经验数据从主权信用视角评估了政府债务扩张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发现：整体上，不同规模的政府债务扩张均不利于经济增长，但债务和主权信用条件组合下的结论具有异质性；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样本划分，发现稳定的政治和金融环境对维系高水平政府债务产生积极效应；中低债务水平上的货币政策利率工具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调控作用，但在高债务水平上未能发挥其应有政策效果。对于当前主要国家政府债务高企问题，良好的政治和金融环境是国家主权信用发挥内生作用的重要基石。

有学者基于2003—2017年样本数据研究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最优规模。研究发现：促进中国省级政府经济增长的最优债务规模转折点大致在20%—25%之间，东中西部地区政府债务规模的增长效应的转折点分别是25.2%、23.3%和20.1%。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发债实现经济阶段性增长，但应该控制其合理规模，并理顺地方政府债务作用机制，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三）PPP项目与地方政府债务研究。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中，社会资本方可能面临巨大风险。为了管理PPP项目风险，有学者遵循国际标准ISO31000提出的“把风险管理融入组织的管理过程”原则，结合访谈调查成果，把PPP项目实施过程划分为市场选择、项目遴选、项目投标、项目执行、项目移交、项目收尾等6个阶段，分析社会资本方在每个阶段的风险管理目标，并确定每个阶段的风险管理重点，把风险管理过程融入PPP项目运作过程，从而形成了社会资本方的项目风险管理框架，并建立项目风险管理的6道风险防线，为社会资本方管理PPP项目风险提供指导。

有学者采用模糊集定性分析方法，构建“压力—动力—能力”模型，研究中国各省份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项目投资规模的差异性问题。研究表明，在地理因素、人口规模、地方政府发文数量、地方债务率和地方市场化程度5个因素中，人口规模是决定PPP项目投资规模最重要的因素，但其并非独立起作用。5个因素中，至少需要存在3个前因因素才会导出项目高投资额这一结果变量。因此“压力—动力—能力”模型表现为一种互嵌结构，大多数省份是压力因素与动力因素之间存在适配性而且相互强化；部分省份则是动力因素与能力制约因素之间存在替代性且相互抵消。未来，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各地区对PPP模式的需求会进一步上升，因此，应该通过优化PPP项目所处的制度环境，进一步加大中国中西部地区PPP专项转移支付，使PPP模式获得更加优质而充分的发展。

有学者基于政府—市场—环境三足鼎立理论，聚焦政府，利用PPI数据库1990—2017年109个发展中国家的PPP项目投资数据，研究了政府效能对PPP引资的直接影响，以及国家汲取能力对政府效能和PPP引资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在发展中国家，政府效能与PPP引资存在倒“U”型关系；在政府效能较低时，政府发起的PPP项目面临无人问津的窘境，PPP市场呈现买方市场；在政府效能较高时，PPP项目会供不应求，PPP市场转为卖方市场；国家汲取能力会负向调节政府效能与PPP引资之间的正向关系，税收和债务汲取能力是PPP引资的替代工具，对PPP存在挤出效应。强汲取能力的国家更倾向于自主提供公共服务，从而导致政府效能对PPP引资的边际效用递减。

有学者检验了区位劣势对社会资本参与PPP项目的影响及其可能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区位劣势地区的PPP项目中社会资本出资占比更多；这一现象可能与地方政府主要与国有企业（尤其是市县级国有企业）签约PPP项目以及“以地引资”的模式有关；区位劣势地区的这种引资模式并不具有持续性，因为这些地区的PPP项目更可能会迟迟不开工；PPP市场透明度有效缓解了上述引资模式的负面影响。

有学者选取我国2016—2021年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地区土地财政收入水平对地区PPP项目投资规模存在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地区土地财政收入水平越高，该地区的PPP项目投资规模就越大；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对地区PPP项目投资规模亦存在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地区PPP项目投资规模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地区公共预算收入水平对地区PPP项目投资规模存在显著的反向影响；而地区经济结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对地区PPP项目投资规模未产生显著影响。

有学者针对PPP项目可融资性存在行业差异性高及评价类别型字段过多问题，为防止评估过程出现严重过拟合现象和因二次加工产生的误差，提出集成LightGBM—Blending算法。基于社会资本视角构建可融资性评估体系，借鉴集成思想按行业划分训练集，构建以LightGBM算法为基础的多基分类器，避免对类别特征进行二次处理，并通过网络爬虫爬取CPPPC项目数据进行模型训练及测试，设计Blending算法进行模型融合与优化。实验结果表明：相较于传统集成算法，集成LightGBM—Blending算法评估精确度更高，可有效解决高行业差异性等问题；Blending融合策略比其他赋权融合策略的评估精度提升了5.76%；引入低样本行业和高特质化行业样本进行验证，测试结果中百分比误差为低、中区间的样本占比约为79.5%和78.26%，该模型可有效应用于不同行业PPP可融资性评估，具有良好的泛化能力。

（四）城投债与政府隐性债务。有学者基于2010—2017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从土地要素的视角考察撤县设区改革对城投债发行的影响。研究发现：撤县设区显著促进了城投债发行，撤县设区的城市城投债发行金额上涨了30%—34%，发行概率上升了56%；机制分析发现，撤县设区主要是通过增加招拍挂土地出让收入促进城投债的发行；异质性分析表明，撤县设区只对当年未发生官员变更、位于中西部地区以及2015年新预算法实施之前的样本城投债发行有显著影响。基于以上结论，研究认为，应加强地方政府融资约束制度建设，调整央地财税关系并完善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市场化配置建设用地指标。

有学者采用2005—2019年城投债数据，从债务风险、经济增长和债务评级视角实证分析了不同状态下的地方政府债务边界标准选择。研究发现：经济常态下，应通过控制债务规模和溢价水平，以实现债务可持续和促进经济最大化增长；危机时，应在满足实际需求的情况下保证地方政府债务评级的真实性。

有学者基于2014年新预算法颁布的政策背景，将地方政府债务区分为纳入预算管理的显性债务和具有政府担保属性的隐性债务（城投债），构建债务空间相关模型和税收竞争影响模型，分别探究两种政府债务规模扩张的空间相关性以及来自税收竞争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政府显性债务和隐性担保债务的规模扩张均呈现出显著的地区间空间联动特征，其中隐性债务规模扩张的空间相关性更显著且程度更高；税收竞争显著刺激地方政府举债的积极性，而隐性债务规模增长更快，对于税收竞争策略的弹性系数更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缓解税收竞争对政府举债的刺激作用，经济欠发达地区更容易“为竞争而举债”；2014年一系列政府举债规范政策的实施显著缓解了地区间债务规模扩张的空间联动性，同时提高了隐性债务对税收竞争反应的敏感度。这说明在地方政府显性债务纳入预算管理后，面临税收竞争带来的财政压力，地方政府更倾向于为投融资平台提供隐性担保以寻求债务资源，从而激发了隐性债务规模的快速扩张。基于此，应从全局视域下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完善和优化地方政府政绩评价体系，兼顾地方政府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尽快实现融资平台公司的市场化转型。

有学者在收集和整理中国市级政府驻地实际迁移时间的基础上，全面评估了政府驻地迁移对城投债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驻地迁移显著提高了地方城投债规模，且这一影响随时间呈现递增趋势；驻地迁移的影响在高行政级别城市中更为明显，且与迁移距离存在正向关联；实行营改增会强化政府驻地迁移对城投债的促增效应。

有学者以创新型城市建设试点为外生冲击，探索其对城投债扩张的影响与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创新型城市建设能显著推动城投债发债规模的扩大，其作用强度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趋势；机制分析表明，这一效应的产生会通过与地方官员更替和晋升、地方创新赶超压力与要素配置等渠道叠加的间接路径实现；这一债务的扩张作用在中西部、北方、一般地级市以及人口规模较小的城市样本中更突出，城市群建设与市场化改革有利于城投债规模的控制。因此，创新型城市的发展应以地方比较优势为遵循，建立弹性的考核标准，同时谨防因债务积累导致的债务风险。

地方政府对融资方式的使用受地区特征约束，有学者将融资平台发行的城投债和PPP模式纳入统一视野，从地区特征的经济发展、财政债务、市场开放3个层面出发，运用2015—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融资方式依存度指标反映地方政府对融资方式的使用力度，探究地区特征对融资方式差异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融资方式偏好映射出融资方式的地区差异，融资方式偏好受地区特征影响，且作用于两种融资方式的地区特征不同：显著影响城投债的地区特征与财政债务状况关联紧密，而显著影响PPP模式的地区特征与市场开放关联紧密。在综合财力异质性影响下，两种融资方式与地区特征之间的关联得到细化，低财力组中融资方式依存度与财政债务特征的关联性更弱。同时，城投债和PPP模式间的替代性可能导致PPP模式的优势无法体现。

有学者通过理论模型的推导和实证模型的检验，系统考察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影响金融风险的空间溢出效应，并基于我国30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2012—2018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影响金融风险的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与金融风险存在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即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扩张会导致本地区金融风险水平的上升；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对金融风险存在显著的正向间接效应，即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会对空间相邻地区产生外溢效应，导致空间相邻地区金融风险的上升；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对金融风险的直接效应在经济上行时期要显著高于经济下行时期，与之相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对金融风险的间接效应则在经济下行时期的作用大于经济上行时期；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对金融风险的影响在沿海地区更多表现为间接效应，而在内地更多表现为直接效应。

有学者以城投债为切入点，考察了2015—2018年开展的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对不同募集用途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发行规模和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用于置换的地方政府债券补充了偿债资金，与用于借新还旧和补充流动资金的城投债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从而通过“替代效应”缩减了城投债的融资需求和发行规模，表明打开“前门”能削弱“后门”融资。然而，并不是所有地区都有“替代效应”，地方政府债务置换通过“隐性担保效应”降低了城投债的融资成本，主要体现在担保能力弱的地区，从而削弱了“替代效应”，甚至促进了该地区用于投资的城投债的发行，表明打开“前门”会促进“后门”融资。

有学者通过撤县设区的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8年的地级市融资平台有息债务数据，分析了撤县设区这一行政主导型城镇化对地级市融资平台债务的影响。研究发现：撤县设区改革使地级市债务融资能力提升，融资需求增加，对地级市融资平台债务规模有显著正向刺激作用；具体的作用机制包括土地金融效应和经济增长目标调整效应；撤县设区改革对非标债务的影响大于标准的城投债。

有学者基于2001—2017年债券和土地出让市场的省级层面数据，实证研究了土地供给偏移政策与债券市场资金配置效率。研究发现：欠发达地区土地出让对债券市场金融资源的干预程度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欠发达地区土地出让面积每增长1%，债券市场金融深化程度平均降低0.14%；欠发达地区债务“借新还旧”的现象超过发达地区，但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土地供给偏移政策间接抑制了欠发达地区债券市场价格机制的发挥，使得欠发达地区更加依赖土地抵押的举债投资增长模式，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

有学者基于2014—2019年间信用债违约事件，研究了地区内的风险传染。研究发现：债券违约造成投资者从当地民企债中逃离而流入城投债，二级市场上城投债利差表现为避险效应，民企债利差表现为溢出效应。信用风险从二级市场向一级市场的传导存在时滞，一级市场在中长期也发生信用配给，即城投债发行额增加，而非城投债的发行面临更高的评级门槛。

有学者基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理论研究及我国地方政府举债行为演进过程，明确界定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内涵，系统分析基于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PPP模式、政府购买服务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形成原因，总结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举债方式的违法违规性、表现形式的隐蔽性、表外负债性、债务规模不确定性等特征，以期为我国政府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关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的统计及风险管控提供决策依据和参考。

有学者利用2007—2018年地级市层面的城投债数据，使用工具变量和自带内生拐点的动态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城投债的持续增长对资金跨地区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城投债发挥了以债引资作用，显著降低了本地投资对本地储蓄的依赖，促进了资金跨地区流动；城投债的引资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更为突出；城投债发行规模一旦超过门槛值，以债引资作用将减弱。研究认为，标准规范、规模适度的城投债是财政金融协同配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地方政府债务的融资成本与银行竞争、政府隐性担保有密切联系。有学者利用2008—2018年地级市银行数据，利用银行分支机构的集中度衡量银行竞争程度，研究了银行竞争对城投债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竞争能直接降低城投债的融资成本，但其作用程度受地方政府隐性担保能力调节，隐性担保能力越强，银行竞争降低城投债信用利差的程度越大；银行竞争还通过地方政府隐性担保能力的中介作用，间接降低城投债利率；股份制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数量增多能降低城投债的利率；新预算法并没有打破城投债的隐性担保。

有学者基于全国30个省份2010—201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广义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债务限额没有起到约束隐性债务增长的作用，且债务限额空间减少会加剧隐性债务风险扩张。这一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尤为明显，而提高税收自主权会减弱债务限额的不利影响。以地方官员集体决策制度衡量的地区异质性分析发现，债务限额对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的不利影响在中央下派常委比例高的地区更小。进一步对债务限额进行细分发现地方债置换和新增债券发行对隐性债务风险有不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