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公司治理研究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新时代下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研究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课题。有学者基于双元能力的理论视角进行国有企业混改的多案例研究，着重探讨国有企业混改动因与混改模式的选择匹配问题。首先，基于组织间合作双元能力明晰了国有企业与民营股东各自的优势与混改动因。其次，根据国有企业类别、混改动因以及控制权的分配情况，把国有企业混改模式划分为国有股东占优模式、民营股东占优模式和无实际控制人模式3种模式。最后，针对3种混改模式分别选择了中国联通、舍得酒业、云南白药3家代表性的国有企业混改实践进行了案例分析。

有学者从去杠杆程度和去杠杆方式两个方面，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企去杠杆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混改显著提升了国企的去杠杆程度；从去杠杆方式来看，混改显著促进了国企选择“留利”和“减短债”两种方式的去杠杆行为；混改对去杠杆的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过度负债国企中，这说明混改促进国企去除了负债中的“不合理”部分。

有学者为了分析各类所有制企业对高质量发展的贡献，对中国各类所有制企业的资本回报率进行了估算。结果表明：虽然2012年以来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呈明显下降趋势，但减税降费在巩固资本回报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得益于强有力的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政策，2020年企业税后资本回报率小幅提升，但企业盈利恢复基础仍不稳固。民营企业资本回报率明显高于国有企业，但2018年以来，受内外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民营企业的资本回报率迅速下降；央企税前资本回报率明显高于地方国企，在稳增长中的作用更为突出，地方国企盈利能力亟待提升；集体、外资等其他所有制企业资本回报率均值较高，但样本数量有限、波动较大。

有学者对亲清政商关系研究进行述评与展望。亲清政商关系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为了全面了解亲清政商关系的研究现状，归纳相关理论逻辑，进而为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提供理论先导，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性的综述与分析。首先，介绍亲清政商关系的缘起以及不同视角下的文献对其内涵的讨论。然后，着重从宏观制度和微观主体层面梳理和归纳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内在逻辑，并进一步回顾亲清政商关系影响地区经济和微观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最后，对亲清政商关系的研究进展进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从构建方式、评价度量和经济后果等方面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以期为推动亲清政商关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提供研究思路与决策参考。

有学者探究社保基金投资对企业创新的直接影响及战略型社会责任的中介效应。实证研究发现：社保基金投资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战略型社会责任在两者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社保基金投资对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以及非国有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有学者将社保基金委托投资作为代表中国制度优势的“准财政政策”工具，对其促进企业创新的政策效应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社保基金委托投资可以促进企业创新，尤其是在政策支持企业、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以及高投资机会企业中，这一促进效应更加显著；社保基金委托投资可以通过政策利好的预期引导和政策驱动的资源注入两种渠道产生“准财政政策”效应。

有学者研究国企党组织治理对监管问询的影响及其机制。实证研究发现：国企党组织治理能有效降低收到内部治理问询函的概率和次数，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实现的；国企党组织治理可以减少股东会治理问题、董事会治理问题和经理层治理问题等类型的监管问询；国企党组织治理减少监管问询的作用在讨论前置实施后和高管晋升预期高的样本中更加显著，且收到内部治理问询函会导致公司累积超额收益率下降。

有学者探讨政府社会资本的规模、结构与测度问题，认为将政府公共资源配置区分为政府公共产品和政府社会资本，是政府公共资源配置改革的基础。政府社会资本按其配置的公共资源种类可以分为自然资源配置中的政府社会资本、经济资源配置中的政府社会资本和社会事业资源配置中的政府社会资本。在分别对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事业资源配置中的政府社会资本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分别从宏观（全国）和中观（代表性城市）两个层面测度政府社会资本的规模、结构，并对政府社会资本对固定资产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拉动效应进行分析。

有学者手工收集2006—2016年我国各地级市市委书记变更数据，实证检验地方官员变更对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市委书记变更会显著降低分析师对当地上市公司盈余预测的准确性，而且，相对于本地升迁，外地调任的市委书记对于分析师预测准确性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显示：地方官员变更对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的影响对于处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国有企业和政府管制行业的上市公司更加明显。路径分析表明：官员变更加大了企业的经营不确定性，进而降低了分析师的盈余预测准确性。

有学者基于城市层面的政府债务数据，研究地方政府债务对上市公司杠杆操纵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显著加剧了企业的杠杆操纵程度，可能导致企业存在虚假降杠杆的情况；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杠杆操纵行为的影响在非公开发行债务占比更大、财政分权与财政压力程度更大的样本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地方政府债务加剧企业杠杆操纵的结果主要见诸于企业融资约束更强、债务结构更依赖银行贷款、预算硬约束和信息不对称更大的样本。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有学者选取基于这一目标而实施的资管新规为准自然实验，检验金融强监管的实体经济效应。实证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实施后，金融化程度较高的企业投资显著增加，表明强化金融监管抑制了企业“脱实向虚”，从而支持监管有效观。进一步检验发现：资管新规积极的实体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高管有金融背景的企业及民间金融发展水平和影子银行水平较高的地区，而压缩金融投资、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是资管新规发挥这种效应的两个作用机制。

按照中央为资本设置“红绿灯”、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斩断权力与资本勾连、促进高质量发展等系列重要要求，有学者从外部监管和公司财务管理的视角，讨论为资本及其扩张设置“红绿灯”的必要性，分析和识别资本及其扩张行为的主要特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以政策目标契合性、市场竞争公平性、风险可控性、价值创造性、相关方利益兼容性五重信号为资本及其扩张设置“红绿灯”的主要原则，搭建企业资本及其扩张的五重信号动态管控体系。

有学者从政府配置资源市场化改革视角探索政府投资基金在投融资改革中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潜在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投资基金能够显著促进初创期企业的创新绩效提升；融资约束在政府投资基金与初创期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具有机制作用。

政府社会资本是政府为实现招商引资、科技创新、重点发展等目标而给予的特殊许可、政策优惠和专项支持等具有部分排他性和竞争性特征的政府公共资源。经济特区、开发园区、产业园区是政府社会资本集中投入的重点领域，也是实体经济建设的核心环节。有学者在对政府社会资本引导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理与逻辑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全国层面与代表性城市层面入手，重点以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成都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代表，透析政府社会资本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与驱动作用。从本质上看，政府社会资本具有引导性，能够通过集中规划、精准发力、高效引导撬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进而拉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有学者探讨企业生存的意义这个话题。西方社会的主导性认识是“为股东创造财富”，谓之股东利益理论，该理论得到股东所有论、法律虚拟论和自动公益论的支持。但其存在的逻辑缺陷和现实偏差，促使学界反思，于是先后出现了针对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理论、面向社会的公共利益理论和立足企业自身的公司利益理论。股东利益理论、共同利益理论和公共利益理论共同的逻辑前提是企业契约理论，该理论把企业虚拟化和非实体化，否定公司自身利益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4种理论中，公司利益理论认为现代企业是为其自身利益即“公司利益”而生存，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则内含在公司利益之中。这既贴近现实，又兼容和平衡股东、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及社会的公共利益，更有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有学者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优化营商环境如何影响民营企业高管职务消费。研究结果显示：优化营商环境显著降低了民营企业高管职务消费，表明优化营商环境对民营企业高管职务消费具有抑制作用。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相较于股权激励程度较高的企业，优化营商环境对民营企业高管职务消费的抑制作用在股权激励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内部控制质量削弱了优化营商环境对民营企业高管职务消费的抑制作用。

有学者以联想集团的薪酬治理体系为切入点，剖析新经济企业的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过程。研究结果表明：对新经济企业而言，若能在薪酬治理、知识资本与共同富裕三者之间形成正反馈循环，那么企业的价值创造与共同富裕能得以同时实现；若三者之间形成负反馈循环，那么企业的价值创造不具有可持续性，共同富裕的目标也难以实现。因此，对于新经济企业而言，分配效率与分配正义要么同时呈现，要么同时缺失。有鉴于此，对当前薪酬治理制度提出以下政策改进建议：建立薪酬话语权制度，进行高管薪酬专项审计，强化薪酬伦理建设。

有学者以在美国、英国资本市场上市的中国公司为样本，考察科技董事作为一种配套机制，能否协同双层股权结构促进企业创新。研究发现：科技董事能够发挥协同治理功能从而促进企业创新。机制分析表明：科技董事的协同治理功能主要是通过强化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对创新的促进作用和弱化代理问题所产生的抑制作用来实现。另外，在创始人控制或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中，科技董事的协同治理功能更突出；而且相对于内部科技董事，外部科技董事的作用更显著。

有学者检验母公司控制权纵向配置对子公司非效率投资产生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母公司对子公司董事会的控制权配置与子公司非效率投资呈倒“U”型关系，母公司股权控制权的配置水平对两者的关系起到显著的曲线调节效应；母公司在子公司管理层的控制权集权配置能够显著抑制子公司的非效率投资，母公司股权控制权的配置水平对两者的关系起到显著的非线性调节效应。

有学者运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从样本总体、区分借款期限以及企业所有制类型三重维度，实证检验大股东控制企业的债务融资究竟是抑制了大股东掏空还是便利了大股东掏空。从样本总体实证检验发现：大股东控制企业通过增加借款进而导致了大股东掏空的增加。从区分借款期限实证检验发现：缘于还款期限以及对大股东的约束程度不同，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呈现不同效应。具体而言，两权分离度越高，企业短期借款越少，大股东掏空相应减少；两权分离度越高，企业长期借款越多，对大股东掏空的限制也越多。

有学者探讨家族企业不同继任来源的CEO、融资约束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结果表明：不管家族二代还是职业经理人继任CEO都能显著促进社会责任的承担，这种正相关关系在融资约束低的组更显著；家族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能有效提升企业价值，得到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因此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政府和市场要积极改善家族企业的融资环境，促进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保证家族企业基业长青。

有学者从关系型合约的视角研究公司选择双重股权结构的内在动因。实证研究发现：公司具有越多的关系型合约，越可能采用双重股权结构；当公司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人口流动率较低，或者社会资本紧密度较高时，这种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在采用双重股权结构后，关系型合约公司会通过建立更加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来缓解双重股权结构所带来的代理问题。

有学者基于我国上市公司“大型化、集团化”发展的趋势和政府部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背景，实证检验集团控制、控制链层级以及终极控制人性质对上市公司金融化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于独立的上市公司，集团控制显著提升了上市公司的金融化水平；同时，上市公司所处的控制链层级越长，其金融化水平越高；相比于终极控制人性质为非国有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性质为国有上市公司金融化水平更高；且以上效应在重资产模式的上市公司以及外部审计监督机制较弱时更加明显。

有学者将有利于降低代理成本、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分红动因定义为良性动因；将一味迎合监管要求进行逆向选择、损害公司价值的分红动因定义为不良动因，通过构建分红动因良性评价指标体系，考察机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分红动因良性水平的识别能力。实证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能够识别上市公司分红动因的良性水平，其持股比例与良性水平正相关；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对分红动因良性水平的重视程度存在差异。研究表明：即便是在监管机构强制性或半强制性的分红监管政策压力下，机构投资者仍然可以识别上市公司分红背后的真实动因，绕过表面现象、掌握价值信息，通过持股行为将价值投资理念传递并扩散到市场。

有学者基于知识转移成本理论和代理成本理论，以海尔集团为案例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对知识转移成本与代理成本的匹配探讨并解释管理控制模式选择问题。研究发现：企业集团管理控制模式选择包括权力配置、选择控制手段和设定控制目标3个步骤；企业集团通过识别和汇总知识转移成本与代理成本形成不同的匹配情形，继而导致企业集团管理控制模式选择的异质性；在此过程中，企业集团通过权衡机制进行权力配置，通过耦合机制选择控制手段并设定控制目标，进而实现了管理控制模式的合理选择。

有学者基于202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舞弊样本，分析新《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实施以来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新动态和新特征。研究发现：新《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实施以来，在“零容忍”的严监管环境下，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查处的力度和时效显著提高；注册会计师发现财务舞弊的能力有所提升；财务舞弊呈现出从单纯的利润表操纵转向利润表与资产负债表联动操纵的趋势；“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成为财务舞弊高发行业；财务舞弊公司的非财务异常特征出现次数显著多于财务异常特征。

有学者在研究公司财务和公司治理是否影响股利政策的基础上，基于方言所代表的地域文化背景和社会认同理论，探讨决策者语言文化差异对企业股利支付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的盈利能力、现金持有水平、负债水平、成长性这四大财务要素显著影响公司的股利政策，但其中出现了“高盈利、高分配意愿但低分红比例”的异象；决策者语言差异这一文化因素对企业的股利支付意愿和支付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决策者语言文化差异通过代理成本影响企业的股利支付行为。

恒大集团在潜在流动性危机下的巨额现金分红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有学者提出一种新的潜在非伦理行为，即“公司破产危机与创始股东巨富并存”等现象是否合乎伦理标准。为此，对庞氏分红行为的界定、判别与监管进行研究。针对庞氏分红行为的判别，创新性地提出分别基于现时导向与未来导向的当期流量法和当期存量法，以对已有的基于历史导向的累计流量法加以补充发展。基于上述方法对恒大集团和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庞氏分红行为的初步检验表明：总体而言，恒大集团和中国A股上市公司存在普遍、广泛而持续的庞氏分红行为。有鉴于此，建议对当前“半强制分红政策”的有效性与精准性进行重新评估、修正与细化。

商业信用二次配置是企业充当信用中介，将银行信贷等资金通过商业信用的渠道为供应链的上下游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这会导致资金供给链延长，加剧了供应链系统性风险，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在于为中小企业提供直接融资。有学者深入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信用二次配置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降低商业信用二次配置，有效减少了企业利用商业信用把长期借款资金进行二次配置的行为，而且该抑制作用对于外部融资能力较强的企业更加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减少上市公司超额银行信贷抑制商业信用二次配置。

有学者借助陆港通这一外生事件，考察资本市场开放对高管超额薪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市场开放能够有效降低高管超额薪酬，约束高管的自利行为。陆港通交易制度发挥治理作用的潜在途径是通过提高股价信息含量产生股价信息反馈效应，促进股价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指导作用，或者通过改善公司信息环境，降低公司内外部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压缩高管超额薪酬的攫取空间。资本市场开放有利于提高高管薪酬契约激励的有效性，但是其对高管超额薪酬的治理作用受到管理者权力的强烈约束。

有学者检验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员工持股计划可以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之间的显著负相关关系主要存在于信息风险高、代理风险高和融资困难的企业中；高持股比例和有杠杆型的员工持股计划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效果更好，其中管理层持股比例增加的边际效用强于普通员工持股比例；但随着参与人数的增加，员工持股计划的作用会受到“搭便车”的影响。

有学者在我国业绩型股权激励条件的实践背景下，研究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模式的选择问题。基于股东与激励对象的利益诉求和博弈过程，通过引入博弈论分析框架，从股东占主导和管理层占主导两种情境入手，探讨博弈均衡下的激励模式选择成因。研究发现：代理问题严重、投资风险较大、股价信息含量低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限制性股票，原因在于具有行动次序优势的股东可以通过限制性股票更有效地促使激励对象努力工作；高管权力大的企业也倾向于选择限制性股票，原因在于高管可以通过折价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更大程度地谋取私利；限制性股票既存在激励性又存在福利性，企业可以通过合理设置业绩考核条件发挥限制性股票的激励作用。

有学者实证检验高管战略专注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资源协奏在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战略专注度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绩效，资源协奏在高管战略关注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即高管战略专注度还可以通过资源协奏显著提升企业绩效。

有学者研究社会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与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关系。实证检验发现：社会信任有助于提升企业多元化经营；当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企业治理水平较弱时，社会信任对企业多元化经营的促进作用更大；提高银行借款规模以及吸引高级人才是社会信任促进企业多元化经营的重要途径；社会信任能缓解多元化经营与企业价值的负向关系。

有学者从产品市场角度对“股东价值假说”和“管理层自利假说”进行分析。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能够提高产品市场表现，支持了“股东价值假说”；这种价值效应在产业链下游的企业、信任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以及拥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中更加显著；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通过改善与大客户和员工的关系以及外部监督环境，帮助其获得产品市场竞争优势；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效应具有跨期持续性，且不存在避税效应，排除了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替代性解释。

有学者借助沪深港通交易制度这一外生事件，实证检验了资本市场开放对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增加了标的公司自愿性业绩预告的发布倾向和频率；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对自愿性业绩预告的改善作用在公司信息环境较差以及权益资本成本较高的公司中更显著。

有学者考察企业家（实际控制人）的大学教育质量（学校和学科排名）和内容（学校和学科的理工属性）与公司价值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家大学教育所在的学校和学科质量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这一效应在理工属性的学校和学科中更强；研发投入和校友网络是企业家大学教育质量和内容提升公司价值的两个机制。

有学者检验民营企业经理人法定代表人身份对其薪酬契约设计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经理人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薪酬水平更高，薪酬业绩敏感性更低；当经理人为外部空降、企业前期有诉讼记录、对外提供担保、经营风险加剧时，经理人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更低；法定代表人身份对薪酬风险补偿的影响主要存在于董事长和经理人两职分离的情况下，法定代表人身份使其更倾向于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

有学者考察连锁股东与企业现金持有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连锁股东显著提升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其影响路径源于治理协同而非竞争合谋；现金持有的增加源于连锁股东抑制过度投资和在职消费所减少的现金耗散；当管理层权力较大、连锁股东治理能力较强时，连锁股东提升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治理协同效应更显著；相对于高成长性行业企业和国有企业，低成长性行业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现金增持效果更为明显；连锁股东在发挥治理效应、抑制现金耗散、增加现金持有水平的同时，亦可显著提升企业现金持有价值。

高管纵向兼任有助于大股东更好地监督上市公司（监督效应），还是更方便给大股东输送利益（掏空效应）？有学者从审计决策视角探究高管纵向兼任的经济后果。实证研究发现：高管纵向兼任发挥了“监督效应”，审计师减少了存在高管纵向兼任公司的审计投入、降低了审计费用、更有可能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机制检验表明：高管纵向兼任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降低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成本发挥了良好的监督效应，进而影响了审计决策。

有学者实证检验监事会经济独立性对财务重述的影响。研究发现：监事会经济独立性显著抑制了财务重述；基于股权特征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在监事会持股、股权集中度较低以及国有控股的企业中，监事会经济独立性对财务重述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经济后果分析表明，监事会经济独立性有助于降低企业审计费用。

有学者利用独立董事参加股东大会的特定场景，考察独立董事从中自主获取信息与高管薪酬合理性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独立董事能够通过参加股东大会获得真实信息并据此抑制高管薪酬，且独立董事的信息接收能力越强，其通过参加股东大会获得信息对高管薪酬的抑制作用就越明显；这种信息接收能力表现在独立董事处于第二任期、兼任薪酬委员会委员、具有财务会计专业背景等。机制检验表明，上述作用通过减少高管盈余操纵行为得以实现。

有学者以2016—2020年披露关键审计事项（CAM）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发现：独立董事获得的薪酬越高，CAM的披露水平越高；而且在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企业、独立董事来自异地、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较低的情况下，独立董事薪酬对CAM披露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独立董事薪酬高于年度行业中位数而且CAM披露高于年度行业中位数的企业中，大股东掏空程度减弱，从而验证了才能信号假说的成立。

在“关系本位”的传统中国社会中，企业董事会存在以地位为基础的非正式制度，与董事会决策的制定密切相关。有学者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依托非正式制度下的差序格局，实证检验企业董事会成员地位差异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董事会成员地位差异与企业研发投入显著负相关；两者关系在非两职合一企业中更加明显，但不受公司产权性质的影响。

有学者基于社会网络视角，以201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探讨独立董事网络对企业市场价值间的影响效果、调节机制及作用渠道。研究发现：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越高，越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其中，融资约束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即对于具有高融资约束的企业，独立董事网络提高企业价值的作用更明显。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与外部投资效率是独立董事网络正向促进企业价值的重要影响渠道。研究还发现，独立董事网络和企业价值两者的关系在产权性质、有无政治关联下呈现异质性。

有学者以2009—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件为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非执行董事对上市公司内幕交易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非执行董事能够显著降低上市公司内幕交易的发生；不论是控股股东还是非控股股东委派的非执行董事都可以有效抑制上市公司的内幕交易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激励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对非执行董事抑制内幕交易的作用存在调节效应，二者均会削弱非执行董事与内幕交易之间的负向关系。

有学者系统考察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企业投资效率显著正相关，且当员工监督能力强、企业—员工关系好、受劳动力市场制约程度小时，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明显；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主要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提高员工执行效率两条路径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

有学者从税收规避的视角，实证检验客户信息披露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随着客户信息披露详细程度的增加，企业会显著降低自身税收规避，而且政府客户的存在亦能显著降低企业税收规避；自愿性客户信息披露能够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缓解融资约束和增加分析师跟踪数量来降低企业税收规避程度。

有学者基于手工搜集的反收购条款数据，探究反收购强度对企业研发与长期价值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反收购条款对研发投入具有促进作用，创新绩效也会更好；反收购条款通过降低“管理层短视”对研发创新形成正向激励；反收购条款对企业创新的提升作用在高科技行业、高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行业及高管理层能力企业中影响更为显著；较高的反收购强度对企业将创新产出转化为企业价值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运用数据挖掘、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升监管效率和效力的监管科技化建设是对资本市场传统监管模式的突破性重构，是证监会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重点任务。有学者以证监会建立券商工作底稿科技管理系统为准自然实验，考察中国资本市场监管科技化建设的初步效果。实证研究发现：证监会建立券商工作底稿科技管理系统之后，试点券商担任独立财务顾问的企业并购交易绩效显著提升；这种提升作用主要通过提升事中监管能力、增强事后监管威慑和提高券商尽职程度等机制来实现；监管科技化建设还有助于缓解选择性执法和部分地区法律环境薄弱等问题，并与券商自身数字化建设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

有学者基于女性参与率的不同对企业生产效率和利润水平产生的影响，构造劳动力性别特征影响企业价格加成的理论模型，分析其理论机制，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女性高层主要通过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两个渠道影响企业价格加成，公司高层中女性参与率对企业价格加成具有正向影响。

有学者实证检验分析师的估值结论和分析过程是否具有一致的逻辑。结果表明：逻辑不一致的分析师报告在我国资本市场上较为常见；分析师策略性地处置和隐藏被跟踪公司的负面信息是导致研究报告逻辑不一致性的主要原因；分析师之所以隐藏公司负面信息，是为了给存在佣金分仓关联的基金客户提供调整投资组合的窗口期，减轻股价下跌给基金客户造成的损失；逻辑不一致性降低了投资者对报告中信息的反应程度，加剧了公司未来的股价崩盘风险。

有学者从市场反应和新股市场表现等视角，考察注册制对市场定价效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相比其他板块，科创板新股实际首日收益率更低，连续涨停天数更少；注册制宣告后，壳企业的短期和长期市场反应更差；相较宣告前，注册制宣告后非科创板新股实际首日收益率和连续涨停天数下降；注册制对新上市的概念股、科技股以及被媒体追捧股票的炒作抑制作用更明显。

有学者从社会网络理论出发，以程度中心度和网络结构洞为切入点，考察独立董事对MD&A文本信息惯性披露行为的影响效应及内在作用机理。研究结论表明：占据重要关系网络位置的独立董事，能够有效抑制上市公司MD&A文本信息惯性披露行为；影响机理检验结果表明，在关系网络视角下，监督与咨询是独立董事抑制MD&A文本信息惯性披露行为的主要作用机制；独立董事关系网络位置对MD&A文本信息惯性披露行为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行业竞争激烈以及管理者能力较低的样本中更为显著。

公司控制权稳定对于公司持续经营和长远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在股票全流通时代，股权竞争日趋激烈，上市公司维护控制权稳定的需求也日益增强，随之设立反收购条款的现象越发增多。有学者利用反收购条款数据，实证研究反收购条款对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反收购条款设立有利于缓解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当上市公司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管理层薪酬以及管理层持股比例较高时，反收购条款缓解真实盈余管理的效果更为明显；反收购条款通过缓解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从而提升公司长期价值。

有学者实证检验ESG表现对企业债务契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ESG表现良好的企业享有更加宽松的银行债务契约，包括更大的贷款规模、更长的贷款期限以及更高的信用贷款比例。机制检验表明：ESG表现较好的企业往往具有更低的违约风险和代理成本及更高的信息透明度，有助于获取债权人信任，进而赢得更加宽松的债务契约。横截面分析显示：对于外部监督较弱的企业，ESG表现对债务契约的正向作用更加明显。

有学者构建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公司违规预测模型并实施检验。研究发现：通过比对分析可知，广为使用的线性回归模型不能充分挖掘数据信息并进行有效预测，机器学习的树模型（Random Forest和GBDT）和神经网络模型（RNN和LSTM）的预测效果更优；采用SHAP（SHapley Additive exPlanation）方法探寻公司违规的重要预警因子及其贡献度，发现公司治理相关变量对违规预警具有重要贡献，传统线性回归模型过分强调财务数据的预警能力，弱化了公司治理因子对违规预警的贡献；进一步采用SHAP方法将Random Forest和GBDT（Gradient Boosting Decision Tree）模型的运作过程和贡献分布可视化，挖掘重要因子对公司未来违规的影响机理，并计算主要影响因子的警惕阈值。

有学者系统梳理有关绿色漂洗的研究文献，试图以绿色漂洗含义和类型为切入点，分析绿色漂洗产生的动因和影响绿色漂洗行为的相关因素。研究发现：绿色漂洗产生的动机主要为合法性需求和信号传递的需求；影响绿色漂洗行为的相关因素包括合法性压力、竞争和模仿性压力、利益相关人的压力和企业异质性特征等因素。提出绿色漂洗的研究需要结合企业内外部的制度环境因素，考虑影响绿色漂洗背后的经济和社会因素；同时应看到一定程度的因势利导，绿色漂洗会促进企业不断调整其绿色环保政策，推进企业从绿色漂洗策略转向绿色创新策略，替换不满意策略，从而实现动态平衡。

有学者对管理层持股、审计师变更和财务信息质量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与审计师变更呈负相关，管理层持股比例提高会降低审计师变更的可能性；审计师变更提高了财务信息质量，国有企业变更审计师对财务信息质量的影响较小；管理层持股会提高财务信息质量，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管理层持股在审计师变更与财务信息质量之间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

有学者采用文本分析法，探究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的内在联系。研究结果表明：儒家文化能促进企业创新，儒家文化通过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来提升企业创新氛围。拓展性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化水平、外来文化冲击、融资约束会削弱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社会信任会增强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的正向关系。这一研究提供了儒家文化这一非正式制度对促进企业创新的正面证据，丰富了嵌于儒家传统文化的本土化管理理论研究。

有学者立足微观视角，使用省际知识产权保护指数和企业创新文本信息数据，考察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有效纾解企业创新信息困境，表现为地区知识产权保护越强，企业披露的创新文本信息越充分；知识产权保护可以直接提升企业的信息披露意愿、降低信息披露成本，从而实现信息纾困；在信息专有成本较高、私人关系网络强度较低以及投资者信息解读能力较强的企业样本中，上述信息纾困效应更为显著；而相对于司法保护和立法保护，行政保护的信息纾困效应较弱。

有学者利用金税三期工程这一税收征管数字化实践的准自然实验，检验税收征管作为外部监督机制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金税三期工程这一税收征管数字化举措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并且这种抑制效应主要表现为税收征管数字化减小了超额薪酬差距，进而缩小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进一步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发挥治理效应的影响路径并不在于提高普通员工的工资，而在于抑制高管薪酬尤其是高管超额薪酬；税收征管数字化降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作用机制是通过改善企业信息环境和缓解代理问题，促使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更趋合理；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治理效应在内部控制质量较低、外部审计监督不力和高管薪酬操纵动机强烈的企业中表现更明显。

有学者从微观企业层面考察高管贫困经历对上市公司精准扶贫行为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高管成长于贫困地区，其所在公司更倾向于进行精准扶贫，并且其扶贫程度更高。进一步考虑高管个人特征对高管贫困经历与精准扶贫关系的影响后发现：当具有贫困经历的高管为女性、党员或年龄较大时，其所在上市公司进行精准扶贫的概率和程度更大，上述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另外，高管贫困经历对企业扶贫行为的促进效应在国企和具有政治关联的民企中表现得更显著。

有学者基于“京东商城”消费者大数据的经验证据，研究非财务信息的市场反应与预测功能。研究结果显示：消费者关注度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取决于消费者评论情感，当消费者评论倾向于积极情感时，消费者关注度与股票收益率之间显著正相关，反之则反，由此可见存在“消费者关注度的情绪效应”。进一步研究通过有效甄别并排除水军言论，防止“噪声交易”导致股价明显偏离基本面，并抑制股价在长期出现反转的可能性。异质性分析表明：消费者评论的情绪效应在追加评论及竞争激烈的行业更为显著，且消极情绪下要比积极情绪下效用更强。

有学者基于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监管处罚公告的数据统计，研究信息披露违规处罚公告对连锁董事公司分析师预测的影响以及分析师声誉的调节效应。实证研究发现：公司发生信息披露违规处罚后，分析师对其连锁董事公司的盈余预测准确性显著降低。明星分析师发挥负面的调节效应，与非明星分析师相比，明星分析师对连锁董事公司预测准确性更低。进一步研究发现：信息披露违规处罚引发资本市场对连锁董事公司的负面反应；分析师对连锁董事公司盈余预测的正向偏差显著增大，与非明星分析师相比，明星分析师对连锁董事公司盈余预测的正向偏差更大；分析师包括明星分析师与非明星分析师对连锁董事公司盈余预测的负向偏差无显著变化。

有学者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以企业间融资趋同为切入点考察行政区划调整——撤县设区，在微观企业层面的效果。研究发现：撤县设区后，区域间的信贷市场壁垒被打破，被撤并县域公司与市辖区公司的融资结构明显趋同，且该趋同效应在市场分割程度较高的地区更加显著。此外，这种融资趋同也受到企业之间学习效应的影响，并主要表现为长期债务决策上的趋同。这一研究结果表明：由政府主导的行政区划调整能有效打破行政区域间的行政壁垒，促进信贷资源流动，加速市县企业间融资协同，从而有力推进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有学者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样本，从企业投资的视角，实证检验公司高管身份特征与企业投资之间的关系，以识别在任公司高管身份认同的“家乡优势”和“代理冲突”的适应性情境。研究发现：当高管在其家乡任职时，家乡优势效应更为显著，企业的投资效率相对较高。进一步研究发现：本地高管的家乡优势效应在制度质量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董事长和总经理之间的同乡关系有利于发挥高管的家乡优势效应。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本地高管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不确定性两个途径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

有学者以债权人诉讼为视角，检验诉讼之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变化情况。实证结果发现：债权人诉讼能够有效提高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行为都存在显著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不同债权人类型和不同企业性质治理的效果存在一定差异，具体来讲，在银行类金融机构债权人和非国有上市公司中，债务诉讼的治理作用更加显著。在诉讼的治理路径研究中发现，涉诉公司通过变更管理层来发挥债权治理作用。

（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中国内部控制研究中心供稿　王棣华　袁克利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