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审计研究

有学者实证检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关系。研究发现：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显著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分社会责任维度来看，该制度不仅显著促进了企业环境责任履行，还促进了企业其他类型社会责任履行。官员变更和党组织嵌入均能正向调节二者之间的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央审计委员会的组建，审计监督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审计工作的重要性也进一步得到了提升。有学者从财政审计的重要性出发，分析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探讨新时代财政审计的发展，提出做好新时代财政审计助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建议。有学者围绕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结合审计工作实践，选取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严控一般性支出和兜住“三保”底线、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和隐性债务风险、财政资金直达机制等4个方面预算执行审计内容，通过梳理总结近年来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分析研究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深化预算执行审计，从审计视角提出健全完善我国预算管理制度方面的政策建议。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经营的中国企业众多，差异化的制度背景与复杂的经营环境给中国企业的投资和运营带来了潜在风险。有学者分析外部审计在“一带一路”沿线国中国企业运营中发挥的治理角色。基于2014—2019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设立子公司的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的外部审计治理水平与中国企业信息披露质量显著正相关；“一带一路”沿线国的法律规则强化了外部审计治理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

有学者实证检验国家审计对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创新质量的提升作用及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国家审计实施后，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创新质量显著提升。进一步的机制检验与分析发现：国家审计能够更有效地提升政府研发补贴水平更高、非效率投资水平更高企业的创新质量，表明国家审计能够发挥提升创新质量的监督效应；国家审计能够更有效地提升管理层薪酬激励水平更高、股权激励水平更低企业的创新质量，表明国家审计能够发挥提升创新质量的激励效应。

实体经济企业从事影子银行业务，会积聚系统性金融风险，不利于企业“脱虚向实”，促进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增长。有学者实证检验国家审计对央企影子银行业务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审计既能有效抑制央企及其所属控股公司开展影子银行业务，也能显著降低其表内显性金融资产；审计综合力度越强，对影子银行业务的抑制效果越明显；审计公告中披露与影子银行问题相关的描述事项段能够更有针对性地抑制央企从事此类业务，但仅当公告中涉及违规资金配置时才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积极进行整改回应的央企，其影子银行业务下降更显著。

有学者考察区块链技术在上市公司的应用对审计师行为的综合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应用区块链技术后，审计师更倾向于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并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这表明企业应用区块链技术提高了审计师的谨慎性和审计定价水平；当审计师专业胜任能力较强、会计师事务所品牌认可度较高时，上述提升效应更明显；当被审计单位属于非高科技行业、研发人员较少或公司治理水平较低时，上述提升效应更明显。

有学者检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及其经济后果。实证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质量；具体作用机制为“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企业融资约束—提高创新质量”；在非国有、审计师行业专长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企业中，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提高企业创新质量的政策效应更为显著；较高的创新质量有利于提高企业价值。

有学者研究内部控制、内审负责人环境诚信感知对内审负责人组织认同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内部控制作为内审负责人的一种工作资源，与内审负责人组织认同显著正相关；内审负责人环境诚信感知作为一种工作要求，负向调节内部控制和内审负责人组织认同之间的关系；内审负责人组织认同与审计质量显著正相关。

有学者检验不同层次公允价值计量信息披露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第一层次公允价值信息披露与审计费用不相关，第二三层次公允价值信息披露与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审计师对高度不确定性会计事项给予了充分关注；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和具有行业专长的会计师事务所针对第二三层次公允价值信息披露较多的公司收取了更高的审计费用；审计任期削弱了第二三层次公允价值信息披露与审计费用之间的正相关性。

有学者系统梳理审计定价相关的理论、影响因素和后果的研究成果，在对审计定价理论进行阐释的基础上，进一步搭建审计定价影响因素的文献分析框架，并对审计定价的经济后果进行总结。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审计市场发展的现实情况，提出审计定价的研究方向。

有学者研究注册制下IPO审核问询强度对审计收费定价决策的影响，并基于审核问询主题和外部监督压力探讨审核问询对审计收费定价决策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显示：企业在IPO注册过程中受到的审核问询强度越大，审计师会在企业上市后收取越高的审计费用；审计收费定价决策主要受到问询函中公司治理类、会计与内控健全类主题问询的影响；机构投资者持股和分析师关注的提升加强了审核问询与审计收费间的正向作用。

有学者利用分批次发布行业信息披露指引这一准自然实验，从审计定价角度探究审计师对分行业信息披露监管的反应。研究发现：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的发布显著提高了样本公司的审计费用；该监管政策增加了审计师的审计风险和审计投入，为“分行业信息披露监管→增加监管风险→提高审计定价”的作用路径提供了有力证据；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产权性质、所处的制度环境及分析师关注在分行业信息披露监管对审计师的溢出效应中发挥了调节作用。

有学者实证检验企业财务报告信息冗余的审计效应。研究发现：财务报告信息冗余提高了审计收费；财务报告信息冗余降低了审计质量，表现为更高的盈余管理程度和财务重述可能性；审计师行业专长负向调节了财务报告信息冗余与审计收费和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即财务报告信息冗余增加审计收费、降低审计质量的影响仅在非行业专长的审计师子样本中存在。

有学者实证检验企业信息化建设程度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信息化建设程度显著提高了审计费用；相对于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信息化建设对审计费用的正向影响更弱；财务软件著作权数量对企业信息化建设与审计费用之间的正向关系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企业信息化建设并未提高反而降低了审计质量。上述结果表明，“大智移云物”时代的到来对审计工作产生新的冲击，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化建设和审计技术升级有新的必要性。

有学者以“上证e互动”和“互动易”网络互动平台中问答板块的内容为研究对象，研究社交媒体用户互动质量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互动平台上公司互动次数越多，审计费用越低。结合互动内容的文本特征的分析表明：社交媒体发布信息的可读性的降低、语言强度的增加以及文本长度的提高会削弱用户互动与审计收费之间的负向关系。进一步研究表明：在真实盈余管理更严重、代理问题更突出的公司中，社交媒体用户互动性水平的提高对降低审计收费作用更显著。

有学者检验企业社会责任对审计定价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在此过程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显著降低了审计定价，盈余管理在企业社会责任与审计定价中存在微弱的遮掩效应；内部控制会显著降低审计定价，且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对审计定价的调节关系存在替代效应，即内部控制一定程度弱化了企业社会责任对审计定价的平滑作用。

有学者构建财务和非财务信息非对称性衡量公司舞弊风险的模型，探究审计师应对公司财务和非财务信息非对称性相关的舞弊风险的系统化策略。研究发现：财务指标和相关非财务指标的增长率差异越大，审计师会认为舞弊风险越高，因此会通过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配备更具行业专长的审计团队的策略或采取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来应对舞弊风险。借鉴Krishnan等（2013）风险应对顺序分析发现，审计师应对舞弊风险的策略选择是有优先次序的，即：当财务和非财务信息非对称性预示的舞弊风险在审计师可承受范围内时，审计师会优先选择提高审计费用和配置更具行业专长审计团队的策略进行风险承担；而当此种非对称性预示的舞弊风险超过审计师可承受范围时，审计师与公司的审计聘用关系越不稳定，审计师会通过会计师事务所变更进行风险规避。

有学者采用文本分析方法计算的文本相似度衡量关键审计事项特质性信息含量，考察其对公司债券发行定价的影响。结果发现：以较低文本相似度代表的较高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能够降低公司债券发行定价；较高的审计师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能够增强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对公司债券发行定价的降低作用；信息不对称的缓解是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降低公司债券发行定价的具体影响渠道。

有学者回顾我国资源环境审计的发展历程，分析新时代资源环境审计发展的背景，提出新时代资源环境审计具有政治属性强、法制化程度高、审计系统性强等特点。研究表明：新时代资源环境审计在建立和发展完善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系统服务国家生态文明、引领亚洲资源环境审计3个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

有学者基于财务报表审计视角，在文献梳理、理论分析和实践分析的基础上，对注册会计师审计假设体系进行优化，提出独立性假设、审计增信假设、合理保证假设、专业胜任假设、标准公认性假设、治理相关性假设、无反证推定假设、证据有效性假设和责任约束假设。这一项研究丰富了注册会计师审计假设的研究文献，其结论可为完善注册会计师审计理论体系，健全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基础性制度，促进完善产权保护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提供参考。

有学者在梳理和研究美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体系的基础上，介绍美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审计体系，并基于审计报告和案例重点分析美国审计署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审计的特色。研究表明：美国审计署围绕提升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对能力这一根本目标，聚焦联邦政府部门的职责履行，重视对战略、制度、政策、管理等方面的审计，注重事前审计，防患于未然，其中一些做法值得借鉴。美国政治体制的弊端也阻碍了审计发挥其应有作用，大量审计建议和风险提示未被采纳，其教训亦值得吸取。

有学者基于审计委员会的视角，检验IT专长是否影响内部控制质量及其截面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相比没有IT专长的审计委员会，具有IT专长的审计委员会所在公司内部控制质量更高；审计委员会的IT专长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作用在公司信息系统水平较高、审计委员会参与程度较高、审计委员会成员IT相关方面的权威性以及依赖性较强的组别中更显著；审计委员会IT专长还有助于提升非IT相关以及公司整体层面的内部控制质量。

有学者以新审计报告准则分步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实证考察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溢出效应。基于熵平衡匹配样本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要求实施后，公司更可能披露内部控制缺陷；这一影响主要通过信息环境改善增强外部监督，以及审计师审计投入增加促使管理层如实披露并及时修复来实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这一正向溢出效应主要集中在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和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以及管理层隐瞒动机较强的公司。

有学者探讨会计师事务所如何防范上市公司高管团队不稳定性带来的审计风险。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高管团队不稳定性越高，下一年发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可能性越大，审计费用越高；法律责任的增强使审计师更可能做出上述决策，主要由客户的财务报表错报风险和经营风险增加导致；当会计师事务所类型为“十大”、上市公司董事长或CEO发生变更时，会计师事务所次年变更的可能性更大；在现任会计师事务所辞聘的同时，非“十大”会计师事务所更可能成为继任者，并且规模相对较小的公司发生会计师事务所降级变更的可能性更高；此外，即使未放弃客户，会计师事务所也会提高次年审计收费；而在高管团队不稳定的当年，会计师事务所会以增加审计投入和出具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方式加以应对。

有学者根据2016—2019年各地证监局披露的上市公司抽查名单，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对随机现场检查的效果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在随机现场检查引发的强监管威慑下，审计师对被随机检查的客户会更加谨慎，以最大程度避免审计失败带来的不利经济后果；不同监管工作的联动作用会使审计师对被随机现场检查的公司更加谨慎。

我国跨国企业的监管已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有学者检验我国审计师的跨国专长与跨国企业盈余操纵之间的关系，证明审计师跨国专长的监督作用。研究发现：审计师跨国专长程度越高，则跨国企业盈余操纵程度越低，说明审计师跨国专长对跨国企业盈余操纵有显著的抑制效应；这种抑制效应主要体现在海外子公司东道国风险高、物理距离远、海外收入占比高和中央企业的子样本中。

审计生产过程是审计投入要素影响审计经济后果的重要路径，但一直被视为“黑箱”。虽然Francis等（2014）率先从审计风格角度讨论审计生产过程，但后续研究未能深入讨论风格本质。因此，有学者尝试给出更全面的风格定义和分析框架。首先，审计风格是一组审计师在执业中采用的统一且独特的审计工作规则：“统一”讨论执业行为是否相近；“独特”讨论一组审计师相对于其他审计师是否有不同行为。其次，探讨了审计风格的研究路径、可能话题，总结可行的衡量手段。最后，分析审计决策单元、客户与外部环境的影响。有别于审计质量研究，审计风格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审计生产过程，而不局限于分析线性的质量高低。

有学者利用TF-IDF的文本相似度分析方法考察会计师事务所联结对企业会计政策相似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与不存在会计师事务所联结的两家企业相比，存在会计师事务所联结的两家企业的会计政策相似性水平更高；本年度，若两家企业由上年度不存在会计师事务所联结关系变更为存在联结关系，则其会计政策相似性水平会上升。

有学者从大数据审计的意涵演变、发展逻辑、要素解构与路径演进4个层面来构建大数据审计的分析框架，在审计信息化历史演变基础上明晰大数据审计的基本意涵；以整体性、实践性、协同性及耦合性定义大数据审计的不同逻辑形式的发展特征；对大数据审计的数据质量、平台基础、智能化程度、审计成本进行要素解构；并从大数据审计的内容、行动、创新、价值4个层面论证大数据审计发展的演进路径。

有学者分析媒体关注及其与外部审计的交互效应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上述影响在不同法治环境和行政干预程度下的差异。研究表明：媒体关注能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外部审计质量的增强会削弱媒体关注对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作用，即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媒体关注的治理作用以及与外部审计之间的替代效用受到法治环境和行政干预的影响。

有学者在注册制改革的背景下，聚焦于创业板注册制实施首年IPO企业关键审计事项及其相关信息披的露情况，归纳其现阶段所呈现的特征和问题。为进一步证实注册制下IPO审计报告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质量，还将其与证券交易所非行政处罚性监管中的审核问询问题进行比对，以深入分析注册制下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存在的问题，从报表使用者、被审计单位以及会计师事务所3个角度提出规范协调三者关系、提高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质量和价值的相关建议。

有学者分析注册会计师行业价值贡献的测量问题。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投入的审计费用可以显著降低股权融资成本，从而提升公司价值。基于3个不同的模型计算股权融资成本，并进一步测算各模型下审计服务提升的公司价值，发现2021年末注册会计师行业通过提供审计服务提高的公司价值总金额平均（三种模型下计算结果的平均值）为81564.95亿元，相当于2021年末A股上市公司总市值的8.88%。上述结果说明，注册会计师行业对于我国资本市场的繁荣发展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有学者以2013—2018年执行内控独立审计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选择整合审计公司进行一比一配对，研究独立审计模式对公司盈余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执行内控独立审计的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和盈余质量均高于整合审计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水平在内部控制独立审计对盈余质量产生影响的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在更换配对公司和自变量后，研究结论保持不变。上述结论表明了内控独立审计模式相比于整合审计模式具有更强的信号传递功能，为公司加强内部控制建设和选择独立审计模式提高盈余质量提供了数据支持。

有学者按照“影响因素—审计行为—经济后果”的思路，对国内外关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行为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与总结：微观层面梳理“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供给与需求，中观层面总结审计市场结构与竞争对“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行为的影响，宏观层面述评制度环境如何作用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行为，最后概括总结“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行为的经济后果。通过述评与展望，理论方面发掘潜在的研究机会，实务方面为优化“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监管政策提供参考。

在上市公司年报审计期间约谈会计师事务所提示年报审计风险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一种重要的监管方式。基于此，有学者以2017—2019年年报审计报告中披露了关键审计事项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发现：当会计师事务所在年报审计期间受到中注协自律性监管后，会在年报审计报告中披露更多的关键审计事项，进而也提高了下一期年报审计的价格，即关键审计事项通过披露审计风险发挥了中介的作用。

有学者以2016—2020年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当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类型为资产减值类和收入确认类时，其对权益资本成本产生的影响，以及股权性质在上述两者之间的作用。研究表明：披露资产减值关键审计事项和收入确认关键审计事项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相比非国企，披露两类关键审计事项对国企权益资本成本的提升作用更弱。通过进一步分析可知：关键审计事项会导致权益资本成本提高的原因在于企业同时披露了资产减值和收入确认关键审计事项，而当审计报告只披露了其他类型的关键审计事项时，实际上会起到降低权益资本成本的作用。

有学者探究企业金融化对审计延迟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显著增加审计延迟。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经营风险、代理成本、业务复杂度的增加成为企业金融化增加审计延迟的可能路径，而且从金融化现象的时间轴（流动性）看，相对于短期金融资产，持有长期金融资产更能增加审计延迟。研究表明：审计延迟作为财务报告及时性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受到企业金融化现象及其由此可能引发的潜在审计风险的重大影响，既从审计视角拓展了企业金融化的研究，也为年报披露的制度安排与完善提供了经验证据。

有学者采用问卷调查研究方法，对审计报告提供者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报告的主要需求者被审计单位、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进行问卷调研，研究发现：约七成调查对象认为我国审计质量在不断提高，但审计报告提供者和需求者之间对现有审计质量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也面临相应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审计质量与社会公众的审计期望差距较大、注册会计师同业和供需之间市场竞争环境存在矛盾、注册会计师行业数字化建设落后以及注册会计师行业人才供给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