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研究

有学者研究内部控制执行力对企业环保投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内部控制执行力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环保投资，内部控制执行力度越强的企业越可能增加环保投资；与非重污染企业相比，重污染企业的内部控制执行力与环保投资之间的正向影响关系更强；与处于法律环境差的地区的企业相比，处于法律环境好的地区的企业内部控制执行力与环保投资之间的正向影响关系更强。

有学者回顾内部控制对企业风险管理影响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后，发现：内部控制作为企业合理保证目标实现的控制过程，是企业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相互补充与完善，是企业应对风险和利用机遇的重要前提与保障。具体而言，内部控制会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且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有效降低企业风险。虽然现阶段对于内部控制基础性研究正趋于淡化，且对系统风险的研究尚且不足和滞后，但预期未来对内部控制与企业风险管理的研究还会继续深化，并期待未来有更多相关研究成果出现以服务于实践。

有学者实证检验不确定性规避倾向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并考察这种影响在不同社会信任水平下是否存在差异。研究发现：不确定性规避倾向越高的地区，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在社会信任水平较低地区，不确定性规避倾向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更为显著。

有学者基于子群体视角探讨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作为治理要素，高管持股、分析师关注度、媒体关注度能够显著缓解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负向影响。

有学者构建一种基本的量化指标，对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的内控缺陷认定标准质量水平进行量化，并据此考察内控缺陷认定标准在企业内部控制建设过程中的作用效果与影响机制。实证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内控缺陷认定标准有助于促进内部控制建设整体水平的提高；内控缺陷认定标准与其他内外部监督机制具有协同效应；在审计委员会作用更强、外部审计质量较高及市场化程度更高情况下，内控缺陷认定标准对内控质量促进作用也更明显。

有学者基于“两化融合”贯标试点的准自然实验，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后，内部控制质量显著提升，并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在数字经济环境较好的地区和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以及在非国有企业、规模较大企业和内部治理水平较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更加显著；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运行效率来推动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

有学者研究银行存款失踪“怪圈”的原因与对策。近年来尽管监管机构屡罚不止，但储户银行存款失踪现象依然频发，给储户、涉事银行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内部控制是银行风险识别分析与应对处置的重要手段。通过对多案件的梳理分析发现涉事银行内部控制均存在较多缺陷且屡罚不改。选取中国工商银行南宁分行2.53亿元存款不翼而飞这一典型案例，引入冰山理论从结构和行为两个层面探析“怪圈”背后基层分行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破解银行存款失踪怪圈之“策”。

有学者结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关于企业内部控制评价相关规定，对企业内部控制评价过程中存在的评价结果缺乏可比性、缺陷认定标准缺乏一致性、评价程序缺乏规范性、评价报告缺乏统一性、评价存在形式主义倾向等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建立内部控制定量评价体系、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体系、内部控制评价程序指引，统一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改进内部控制评价组织形式和评价方式，重视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应用等改进建议。

有学者探讨企业内部控制的内部制衡机制及其构造。内控的本质是内部制衡。内部制衡不等于内部牵制，内部牵制只是以“分”为特征的内部制衡机制的一种。企业内部有以“分”为特征的制衡机制，其运作方式包括分责与分权、分立与分离、纵向分与横向分、机构分设与岗位分设等，“分”的基础包括但不限于不相容职务；也有以“合”为特征的制衡机制，这种制衡机制具有广泛的现实基础，即“人”的双重现实人性，中国的和合文化和集体主义文化为合作式制衡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以“合”为特征的制衡机制也有多种运作方式，包括共同决策、共同审签和共同监督3种合作制衡机制。

内控缺陷认定标准的选择与盈余管理均为公司印象管理行为，管理层作为公司决策的主体，其个人特征不仅会影响公司发展，还会影响公司印象管理程度。有学者以2016—2020年沪深A股披露了内控缺陷认定标准的公司为研究样本，以偏好特征为切入点，探究管理层风险偏好与内控缺陷认定标准之间的相关关系。实证结果显示：管理层风险偏好程度越高，越倾向于进行盈余管理；同时，为避免盈余管理行为的曝光，管理层在内控缺陷认定标准的选择上会更倾向于宽松。

有学者基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视角，研究连锁董事的内部控制溢出效应。实证研究发现：连锁董事所在的其他公司之前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情况下，连锁董事所在当前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将会提高，存在连锁董事的内部控制溢出效应，以及连锁董事内部控制溢出效应的信息机制和声誉机制；连锁董事在当前公司的审计委员会任职强化了连锁董事的内部控制溢出效应，当前公司的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连锁董事的内部控制溢出效应越强。

有学者研究CEO的信息技术背景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CEO的信息技术背景可以提高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企业对信息技术的重视程度和实施质量可能是CEO的信息技术背景影响内部控制的渠道；当企业面临的外部信息技术环境较好以及企业是非国有企业时，CEO的信息技术背景对内部控制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

有学者从衍生品市场经济功能角度考察企业参与衍生品交易对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参与衍生品交易能够显著增加企业创新能力。衍生品交易通过两种机制促进企业创新：一是发挥资源配置效应，帮助企业维持研发投入的持续性，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创新产出效率；二是发挥风险管理效应，降低企业经营风险，维持创新环境的稳定性，提升企业对创新风险的相对承受能力，促进企业创新。

有学者实证检验股价崩盘风险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未来线上投资者关系管理产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较高时，其后续在线上与投资者沟通互动的效率更高，说明公司通过加强线上投资者关系管理建立事后补救机制以进行危机公关。进一步分析表明：公司信息透明度和高管是否拥有金融会计类工作背景对上述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即当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较低和拥有较多金融会计类工作背景的高管时，股价崩盘风险对线上投资者关系管理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尤其体现在对线上投资者问答回复率的正向影响。

有学者手工搜集债券契约条款数据，实证研究我国债券契约条款能否抑制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公司债中的债券契约条款越严格，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越低；相对于限制支付型和限制投融资型条款，事件威慑型和偿付威慑型条款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更大，说明债券契约条款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主要源于威慑效应。

有学者考察高管团队重组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重组程度越低，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水平越高；相较于利用式创新，高管团队重组带来的不利影响对探索式创新显著更强；这种因果关系在非国有企业、发生核心高管变更的企业以及业务复杂度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高管团队重组弱化了内部控制五要素的表现，降低了内部控制的质量，破坏了企业赖以创新的环境和条件，进而不利于双元创新尤其是探索式创新。

尽管从直观上的理念而言，冗余信息并不利于资本市场的信息使用人有效使用信息，但语言学范畴上的较高冗余度信息可能通过信息蕴含或复现深化信息使用人的理解。因此，信息冗余度更高时是否必然削弱了对信息使用人的投资决策作用是一个需要实证检验的问题。有学者进行基于IPO招股说明书风险信息披露的一项实验研究，发现被试对冗余度更高的核心技术泄密风险披露表现出更强烈的投资意愿。进一步分析显示，冗余度更高的风险信息披露伴随着被试更低的风险感知，且被试对公司核心技术感受到了更高的潜在市场价值。

有学者借助“留抵退税”改革这一准自然实验，研究增值税税收不对称性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更为对称的增值税税制激励企业承担风险；并且，这一结果在企业的税负转嫁能力更弱、融资约束更高、“留抵”可能性更高时更为显著；“留抵退税”改革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创新投入的增加和长期负债水平的提高；“留抵退税”改革通过增加企业内部现金流和改变企业预期（改革后留抵可退）同时促进企业风险承担。

有学者考察董事在关联行业任职（DRIs）对企业经营风险产生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DRIs能够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当董事在关联行业担任非独立董事或管理层，更有利于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DRIs通过控制成本、提高营业收入的稳定性、增加创新产出，降低了企业的经营风险；相较于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在关联行业任职，非独立董事在关联行业任职降低企业经营风险的作用更强；当上市公司的产业链信息需求和内外部治理水平更高时，DRIs降低企业经营风险的作用更强。

有学者探讨数字金融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数字金融可以发挥资源支持、风险控制和治理效应，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经营风险与代理成本进而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均能显著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而数字化程度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不显著。

以投融资期限结构错配为主体的企业短债长用行为，加剧了企业杠杆风险并可能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而银行金融科技对传统金融体系信贷资源配置模式的突破，对于防范和抑制企业短债长用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利用中国商业银行部门的金融科技专利数据并结合企业贷款数据，有学者研究发现：银行金融科技发展能够通过提升银行信息甄别能力显著缓解企业短债长用水平。银行信息甄别能力提升表现在供需两端：在供给端，金融科技有利于降低银行不良贷款率、把控信用风险进而提升企业长期融资供给；在需求端，银行金融科技提升了企业信贷配置能力，优化企业信贷期限结构，促进企业长期融资由抵押贷款向信用贷款转型，缓解了传统银行对于民营企业的“融资歧视”。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涉嫌利用网络平台互动“蹭热点”以推高股价。基于此，有学者利用企业在“互动易”和“上证e互动”回答投资者提问的数据，检验网络平台互动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以揭示旨在便利沟通的网络平台互动是否可能沦为管理层私利动机下操纵信息披露的工具。研究发现：企业在网络平台互动中回答问题的数量越多，其股价崩盘风险越高。

有学者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从经济后果的角度系统验证“存贷双高”现象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诱发效应。研究发现：大股东关联交易越频繁、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存贷双高”型企业面临的股价崩盘风险越高。进一步分析发现：较多的高管持股、较高的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信息披露水平、高强度管理层权力有助于缓解“存贷双高”型企业面临的股价崩盘风险，并据此提出了相关缓解机制。

已有研究表明，媒体报道作为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可以抑制公司委托代理矛盾。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媒体受多种因素干扰，存在着选择性和倾向性报道即媒体情绪。有学者基于2006—201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媒体情绪与公司风险承担之间显著负相关。国有企业、关系网络越丰富的上市公司，媒体情绪对公司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越显著；良好的公司治理水平可以抑制媒体情绪对公司风险承担的负面影响。研究还发现：相比于负面情绪的监督作用，正面情绪的“掩饰”效应更为显著。

有学者基于省域边界地区的强外部性特征，从信息成本视角探讨地理区位如何影响边界企业资源获取，并作用于其策略性信息披露与股价崩盘风险。实证研究发现：相较非边界企业，边界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更高；边界企业的信贷可得性更低、融资成本更高、政府补贴额度更小；且应计盈余管理水平较高、会计稳健性较低、管理层讨论语调更积极，这说明资源匮乏与激进性信息披露是导致上述边界效应的重要缘由；一体化区域内与相邻于直辖市的边界地区不存在上述效应，且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与新型基础建设，以及强化分析师跟踪、媒体关注、高质量审计等外部治理，可部分缓解该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