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会计研究新领域

有学者利用我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分阶段实施这一外生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法分析污染监测信息公开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污染信息公开可显著降低地区空气污染浓度；在政府内部压力和外部监督的双重作用下，环境信息公开不仅有助于提高政府环境关注度，还激发了社会公众的环保监督积极性，推动企业投资规模和结构调整，形成政府、企业和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格局；环境信息公开的污染防治效应受到地方官员特征、地方财力的影响，在官员年龄越大和财政压力越小的地区，环境信息公开具有更显著的污染治理效应。

有学者实证检验政府节能采购政策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政府节能采购政策实施后，实验组的二氧化硫排放量相对于对照组显著降低，说明政府节能采购政策抑制了企业污染排放；政府节能采购政策通过严格约束生产的各个环节，抑制了企业污染排放，具体包括在生产初始阶段改善能源结构、在生产过程中创新生产技术以及在生产终端提高污染处理能力；由于打破了原有的政企合谋氛围，政府节能采购政策使国有企业的污染减排效果更明显；此外，这一政策还赋予了企业更多的自主权，使得低污染排放强度企业的污染减排效果更明显。

有学者研究绿色债券降低二氧化碳排放这一碳效益对于债券收益率利差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相比于普通债券，绿色债券的碳效益可以显著降低其收益率利差，表现为二氧化碳减排量越高，绿色债券的收益率利差越低，即产生负的绿色溢价；机制检验表明碳效益的绿色溢价源于债券投资者的亲环境偏好，以及绿色债券的正外部性转变为经济价值的能力；当碳效益的地区贡献度越大、地方政府面临的碳减排压力越大，或者存在地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时，碳效益产生的负的绿色溢价越明显。

有学者基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针对获得碳排放权、生产过程中碳排放、履约、超排和减排等业务分析碳排放权会计核算逻辑，对碳排放权会计核算模式进行探索，设计碳排放权会计核算流程，讨论碳会计核算涉及的会计要素确认与计量、会计科目的设置、主要会计处理和会计信息披露等，设计包括碳排放权资产和负债的资产负债表结构，以助力企业更准确地记录和披露涉碳活动。

有学者从环境成本视角的研究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标准量化问题。现阶段生态补偿机制主要以财政转移支付为主，并逐渐由纵向财政转移向横向市场化、多元化方向转变，而实现这一关键是确立生态补偿标准，可以通过宏观环境会计成本计量方法加以解决。补偿标准主要由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最低限额、上游地区涵养水源引起的保护补偿和上、下游地区竞争引起的水质水量污染赔偿三部分组成。研究发现：补偿标准最低限额主要取决于生态损害直接成本和生态补偿系数；保护补偿需要核算上游地区水源涵养与保护的总成本，并按照下游地区享有的水资源服务功能的收益比例进行分摊；污染赔偿需要综合考虑过度利用水资源、超标排放污染物两方面，引入修正因子，根据地方政府的支付能力、支付意愿以及污染事件的特征实行差异化补偿。

有学者以联合国在2004年首次提出E（Environmental，环境）S（Social，社会）G（Governance，治理）概念后的国内外文献为分析对象，系统梳理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研究的支撑理论、披露动因和披露效应。研究发现：对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的研究重心基本遵循了“环境信息—社会责任信息—公司治理信息—ESG综合信息”的轨迹；主要解释理论包括委托代理理论、信号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等；ESG信息披露异质性的主要影响因素有政府监管、公司规模、治理结构、财务绩效等；ESG信息披露效应研究主要聚焦于对公司价值、融资约束、可持续发展绩效和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

资本市场ESG信息披露是当前热议的话题。有学者以我国双汇发展、中华企业、永安林业等上市公司为例，分析上市公司水资源、矿产资源和土地资源等利用信息披露的现状，提出上市公司资源利用信息披露应该编制各企业不同类型自然资源的存量和流量表、实物量和价值量表、供给与使用表等自然资源资产报表体系，以与国家提出的国家资产负债表和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相互贯通；进一步提出加强上市公司资源利用信息披露的建议，即加强对上述资源信息会计处理、披露的严密性，建立相应的会计核算、披露事项的具体会计准则，促进第三方机构对公司环境信息进行核查、鉴定、评价，加大各相关管理部门的协同力度，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有学者以台积电为例分析ESG视角下的业绩观。分析表明：作为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商，台积电创造了优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在环境效益方面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耗电耗水和温室气体排放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负外部性影响。台积电信息披露案例的启示意义在于：可持续发展报告既可弥补财务报告未能反映外部性的缺陷，也可弥补财务报告忽略智慧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及关系资本的不足，基于双重重要性原则、面向利益相关方的可持续发展报告理应定位为独立的报告，以提升信息披露框架的逻辑严谨性。认为：可持续发展报告与财务报告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仅可以将外部性纳入企业绩效评价中，而且能更有效地洞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前景。

有学者以资本市场上长期存在的异象——资产误定价为切入点，从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的视角研究非财务文本语调特征对资本市场运转可能存在的重要影响。结果显示：社会责任报告的净正面语调会降低资产误定价水平；净正面语调的这种信息增量效应仅在强制披露和遵守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的公司存在；社会责任报告净正面语调增加了企业信息透明度，减少了投资者非理性行为，从而缓解了资产误定价程度；当企业媒体关注度越高，审计质量越好，调研强度越大，操纵动机越低时，社会责任报告净正面语调的信息增量效应越明显。

企业与政府之间“以捐避税”的隐性契约，使企业社会责任的公益性蒙上了阴影。有学者以“金税三期”的实施为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税收征管效率的改善如何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结果发现：“金税三期”的实施限制了企业避税行为，打破了企业与政府之间“以捐避税”的隐性契约，从而降低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21.6%）；在征税能力弱的地区、避税动机强的企业中，该结果尤为明显；“金税三期”的实施主要减少了企业非市场化的社会责任，而不是挤出了企业的正常性社会责任，并且企业社会责任的减少也并非出于现金流能力的下降。

有学者从信息编制者视角探究企业社交媒体会计叙述的内容呈现和传播策略的使用及其影响。实证研究表明：相比非负面信息，企业在社交媒体上更喜欢对负面信息采用防御型印象管理策略，即更少发布或者不发布负面信息；相比非正面信息，在社交媒体上企业更倾向于对正面信息使用激进型印象管理策略的自我呈现手段；企业在社交媒体上对正面消息使用激进型印象管理策略的自我呈现手段的强度越大，越容易得到微博用户的转发、点赞和评论；微博的广泛传播手段进一步加强了自我呈现手段对微博用户直接反应的积极影响；当微博的转发量越多时，投资者的市场反应越积极。

有学者探讨数字经济时代的会计变革问题。随着“大智移云物区”等新技术与新经济、新业态的深度融合，数字经济如何重塑会计生态、推动会计变革成为备受关注的现实问题。新一代信息技术提升了会计“观念总结”和“过程控制”的能力，进一步凸显会计是人类有意识的价值管理活动本质。数字经济沿着信息和行为链条推进会计智能化创新，会计依托新技术在价值链条上实现前端业务活动、中端数据处理和后端核算分析交互连接，并通过提升财务管理流程的标准化水平和价值链财务共享能力更好地服务于企业价值管理需求，进而提升会计管理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决策价值。

随着数字经济的到来，海量数据过载与急需信息贫乏的“数据悖论”也困扰着人们。条数据是导致上述问题的根源之一，也是产生“信息孤岛”“数据独裁”、信息扭曲等困境的重要原因。有学者依据块数据理论、赫布定律、智能机器人工作原理及会计信息多变量特征，提出会计块数据是探解会计智能机器人数据悖论的关键，进而界定了会计块数据的内涵和特征。

有学者通过对古籍数字化影印作品权属认定进行阐释辨析，认为其符合数字资产和会计资产的定义，但并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通过对古籍数字化影印作品的资产特征分析，提出应将古籍数字化影印作品确认为无形资产，在“无形资产”科目下设“数字资产”二级科目和辅助核算项单独核算；提出古籍数字化影印作品会计计量和列报的具体方法，为有效解决古籍数字化影印作品权属认定问题及其会计资产确认、计量和列报问题提供参考。

有学者研究数字资产监管框架与会计问题。通过分析数字资产发展与研究现状，以及美国数字资产行政命令的具体内容，对数字资产监管目标、原则和重点监管内容进行评述。同时，基于IFRIC和欧洲财务报告咨询组（EFRAG）等国际准则相关机构对加密货币会计准则的既有研究，重点探讨覆盖范畴更广的数字资产会计在分类、确认、计量、列报和披露等方面的争议问题和解决方案。在广义数字资产定义和数字资产监管框架逐渐清晰的背景下，建议IASB、FASB（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和我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不再修订狭义的数字加密货币准则，而是启动制定广义数字资产新准则项目，对于不同类型的数字资产基于特征分类后确认入表，可采用混合计量模式来满足财务报表利益相关方的信息需求，并针对性解决数字资产披露、托管和审计相关问题。

随着企业数据资源的积累与技术的发展，数据成为企业的重要资源。由于不同行业数据特征及使用方式存在很大差异，数据资产的会计计量成为了一个难题，国内外会计准则尚未对大数据资产的会计确认与计量作出明确规定。有学者聚焦于以数据为核心竞争力的大数据行业，系统分析讨论了大数据企业数据资产的会计计量问题，并创新性地提出了改进方案，将数据资产分为交易型数据资产和自用型数据资产，引入数据资产的现值计量属性，建议针对不同情况采用公允价值、现值和历史成本3类不同的计量模式对数据资产进行初始计量和后续处理。

在数智经济背景下，诸多企业开始进行财务数智化转型。财务数智化是否能够缓解管理会计报告制约问题，提升管理会计报告决策有用性？有学者以河南投资集团为案例，探讨财务数智化对管理会计报告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财务智能化底层数据模块提升了基础信息质量，核心数据集成模块提高了信息加工质量，可视化分析模块改善了信息披露质量，从而提升了管理会计报告质量。

有学者对国内智能会计相关主题的文献进行知识结构和动态演化情况分析。研究发现：智能会计领域研究热度不断增加，发文数量自2010年开始逐渐上升，2014年呈井喷式增长，而后稳定维持在高位水平；各主题研究框架尚未成熟，主题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具体而言，区块链为核心主题，财务共享服务相关研究较为成熟，智慧财务、内部控制与人才培养、高校财务管理、会计信息等主题处于边缘地位，智能会计与审计主题未来的研究空间较大；研究主题具有多元化趋势，研究热点随着新兴技术演化具有明显的技术赋能性与需求导向性。

有学者基于伦理的内涵和转向来考量人工智能时代可能面临的会计伦理问题。人工智能时代，会计为相关服务对象提供关于经济活动的信息以及财务画面的目的不会改变，人工智能技术促进会计目的更优达成，同时人工智能技术黑箱、算法偏见和评价机械化等伦理问题会负面影响会计目的的实现。随着人工智能在会计领域的应用，不仅出现了新型会计角色之间的新会计关系，还出现了人和人工智能之间的会计关系，会计职业替代与人工智能鸿沟、会计责任规避以及企业分化等伦理问题给会计关系造成冲击。人机协同下，更重要的是规范人类的伦理行为，制定相应的会计伦理标准，从而使得财务机器人的特定行为标准合乎人类伦理，而不是去强调机器人的伦理主体地位。

有学者以The DAO为例探讨源于区块链技术漏洞的数字资产盗用风险与管理改进。The DAO是一个去中心化自治组织和区块链众筹项目，依靠智能合约和共识机制进行决策，因技术漏洞和管理缺失，导致The DAO的数字资产被盗、退出数字交易市场，严重挑战了区块链技术的信任基础。为确保区块链数字资产的安全性，以The DAO为例，从技术、运营和监管三方面对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资产安全展开研究和提出管理建议。技术层面需要在程序编写和程序审查方面作出改进，管理层面需要建立技术风险监管机制，运营团队对可能存在的代码漏洞需要在风险排查和风险处理方面保持严谨性和高效率。

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反映数据生产要素的经济价值，探索数据生产要素核算制度对于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学者在研究和调研基础上提出数据资产定义，讨论数据资产“入表”条件和制约因素，分析数据资产化过程中数据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和特征，为数据资产的计量和估值提供参考，并提出数据资产化专项研究的建议和展望。

有学者在梳理数据资产的定义、归纳得出数据资产的价值创造属性的基础上，基于价值链视角探究数据资产在研发、采购、生产、销售、售后服务等环节实现价值创造的路径，进而提出推动企业运用数据资产创造价值的对策建议，以深化对数据资产价值创造的认识，并为企业充分运用数据资产创造价值提供参考。

有学者探讨“双碳”目标推动的会计新发展。“双碳”目标的本质是应对全球气候危机和实现我国高质量发展，这对企业对外与对内提供碳信息提出了新要求。对外提供的碳信息包括对碳排放权交易业务和搁浅资产的表内确认，以及在非财务信息部分披露的碳信息，并需要针对碳信息披露的第三方鉴证以保证碳信息的可信度；对内提供的碳信息则需要运用低碳全要素生产率、全生命周期碳成本核算以及供应链低碳管理等新方法和新思路。“双碳”目标不只是给会计带来了挑战，很有可能会推动会计的革命性变化。

碳信息披露对于督促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强化社会监督、降低投资风险具有重要意义，是激励企业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的重要保障。有学者结合当前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管理制度、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绿色金融制度，提出我国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的具体内容尤其是强制披露的定量信息、披露主体范围、披露载体，未来我国应加快完善碳信息披露法律法规，建立碳信息披露规范体系，完善评估监督机制。

2022年“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国内首批碳排放数据造假案例浮出水面。我国高度重视碳排放数据造假问题，把打击数据造假、加强数据监管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为积极响应国家绿色低碳相关政策，改善碳排放工作中的相关问题，有学者进行如下研究：基于机器学习中无监督学习方法——K-Means聚类算法为企业构建碳排放审计预警模型，通过识别偏离的异常点，判定企业是否存在碳排放风险；以我国重点钢铁企业为例进行了仿真；针对企业数据管理以及审计人员专业能力提出了两方面的保障措施，确保预警模型能够行之有效。

有学者分析可持续发展报告GRI（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准则的改进及启示。2021年10月5日GRI发布了最新GRI准则，并要求遵循GRI准则的全球企业、机构自2023年1月1日起根据最新准则编制可持续发展报告。最新GRI准则在融合借鉴其他框架和方法的基础上，更新了准则体系，修订了报告方法和报告原则，更具一致性和严肃性；更新了员工等权益与尽职调查相关披露要求，更具全面性和强制性；完善了重要性评估以关注组织对环境、社会和人的影响，更具清晰性和透明性。这一系列改进对我国理论界及实务界有着重要启示。

有学者从云服务的概念及云计算的基本服务模式入手，以Y云视频公司的业务为例，详细分析云服务与会计准则的适用性，并深入探讨云服务业务的会计确认与计量问题。认为：租赁云服务器是公司采购的一项服务，对于将租赁的云服务器作为底层基础架构派生出的云服务，应当按照其用途进行会计确认与计量。

气候变化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气候相关风险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影响不可忽视。农业上市公司因其特殊性需将气候变化纳入职责范围，重视气候风险及机遇并进行全面评估。有学者基于TCFD（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框架，阐明与剖析农业上市公司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的必要性，并提出四要素要求下的披露内容建议，以期为我国农业上市公司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行为的重塑对资产负债表研究提出了新挑战，其根本原因在于企业价值创造的关键生产要素和底层驱动逻辑发生了变革。有学者以技术—经济范式理论和经济租金理论为基础，从企业行为角度追溯和解构资产负债表的起源与演进，根据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行为特征重构资产负债表，建立基于企业行为变迁的资产负债表演进框架，提出适用于数字经济背景的资产负债表研究理论。

有学者运用文本分析法总结我国上市公司核心竞争力信息披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自2012年证监会要求强制披露核心竞争力信息以来，上市公司核心竞争力信息披露呈现披露字数逐年增加、内容日趋丰富等特点，整体上值得肯定；但仍有少部分公司存在披露信息质量不高等问题。基于此，构建中国上市公司年报核心竞争力披露概念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进建议，可供各方参考借鉴。

有学者从业绩预测披露形式的角度入手，实证分析融资融券制度是否引起公司的策略性信息披露行为。研究发现：相比于非融资融券标的公司，标的公司在被列入融资融券标的名单之后，会采用更加模糊的形式披露坏消息的业绩预测，而好消息预测的披露则更加精确。进一步研究表明：上述影响在强制性披露、信息环境透明度较低或高管薪酬对资本市场业绩的敏感性较高时更加明显。

有学者探讨职工变革认知对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改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职工变革认知对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执行效果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组织认同在职工变革认知和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执行效果间具有中介作用；内部控制削弱了职工变革认知对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执行效果的正相关关系；职工变革认知对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执行效果显著正相关存在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与县级行政事业单位。

有学者从人力资本理论出发，探讨将人力投入资本化处理的合理性，回顾人力资源会计既有研究中对人力资源进行价值评估的基本理论和技术方法；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大样本数据，用实证方法验证企业人力投入与未来经济回报之间的正向关系，并尝试提出可行的资本化标准和依据；通过两个管理实践案例阐述人力投入资本化处理的可操作性。

有学者对国内外以构建经济领域指数为主题的研究和通过构建经济领域指数来研究相关问题的研究进行系统和全面的回顾，分析宏微观经济指数构建和两者间的互补与竞争，讨论会计领域指数、指数的优化与运用、大数据时代指数构建进展与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