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财务会计研究

有学者从分析师预测的视角，研究新收入准则的实施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及其影响路径。实证研究发现：执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其分析师预测准确度提高，分歧度降低；中介效应检验显示，新收入准则通过提高信息披露水平以及会计信息可比性来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度，并降低预测分歧度；产权性质、机构持股比例均会影响新收入准则与分析师预测质量之间的关系，在非国有企业和机构持股比例较低的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分析师预测的影响更显著。

有学者基于中国铁塔的案例研究，探讨国家级战略管网建设中的会计准则应用问题。三大运营商在中国铁塔股份比例、对中国铁塔注资模式，以及它们与中国铁塔的长期业务关系、引入中国国新作为战略投资者等的设计，对类似战略性国家管网公司的组建和上市以及战略型国企改革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三大运营商对注资业务的会计处理表明，在原则导向的会计准则下需要针对复杂的交易进行综合判断，制定恰当的会计政策；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为回应中方的请求而发表及时和明确的意见是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中“趋同是一种互动”原则的生动写照；此案例的成功充分证明了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确保国有企业按市场原则和相关法规规范运作的重要性。

有学者实证检验媒体关注与企业ESG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现阶段媒体关注能够显著促进企业ESG信息披露质量提升；媒体关注通过优化企业内部控制与强化企业外部监督从而实现对企业ESG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效果；媒体关注对企业ESG信息披露质量的促进效果在国有企业以及规模较大和环境敏感度较高的企业中更加显著；基于媒体报道的情绪特征，发现媒体情绪越乐观，越能够促进企业ESG信息披露质量提升。

有学者实证检验分析师实地调研对企业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提高分析师实地调研强度、提升其对业绩信息挖掘的深度可以有效抑制企业分类转移盈余管理；当调研信息质量较高时，分析师实地调研对企业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更显著；分析师实地调研通过缓解管理层的迎合动机以及发挥直接与间接的监督效应对企业分类转移盈余管理产生影响。

有学者发现一种鲜被提及的盈余管理手段——操纵少数股东损益以提升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研究发现：当公司有强烈盈余管理动机即母子公司组成的企业集团发生微亏时，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收益率（ROE）与归属于少数股东的ROE的差额与上年相比显著扩大，说明公司有可能将集团亏损转移至非全资子公司，以避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ROE出现亏损。这一效应在少数股东权益比例较大、母子公司之间存在关联交易、信息不透明度较高、市场化程度较低时更为显著。

研发投入波动是管理层“间断平衡双元”以适应复杂环境的健康行为。创新包容是指投资者对创新主体的创新行为进行的认可和包容。由于对创新的包容性不足，研发投入波动更可能被投资者视作是风险信号：一方面研发投入急剧增加意味着短期利润巨幅减少；另一方面研发投入急剧降低意味着未来竞争力不足。有学者研究发现：公司管理层在研发投入波动过程中，对财务报告中的盈余信息和年报中的创新文本信息进行策略性披露，目的是寻求资本市场的创新包容。研发投入正向波动过程中，由于短期业绩压力，管理层会进行向上盈余管理，并且创新文本信息更加彰显创新禀赋和创新成果，获得资本市场对于公司创新的包容；研发投入负向波动过程中，管理层会进行向下盈余管理，以便为未来储备利润，并且创新文本信息更加凸显创新进展、聚焦创新目标，从而增强投资者对于公司创新的信心和包容。

有学者对盈余平滑及不同属性盈余平滑是否促进企业突破式创新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盈余平滑及信息属性盈余平滑能够促进企业的突破式创新；分析师关注度、企业债务规模和客户集中度所代表的外部利益相关者关联程度对信息属性盈余平滑促进突破式创新发挥了调节效应。

有学者基于内部协调成本视角，以地理距离为切入点，考察母子公司地理距离对“拆借式”盈余管理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母子公司间的地理距离与“拆借式”盈余管理程度显著负相关；在母公司持股比例较低、子公司设立年限较短、重资产结构和海外业务收入较高的样本组中，上述关系更加显著；母子公司地理距离与应计或真实盈余管理不存在显著相关性；受成本“距离衰减效应”的影响，母子公司地理距离越近，“拆借式”盈余管理引致的股价崩盘风险越高。

有学者从CFO的法律背景、金融背景和海外背景3个维度，探讨并实证检验CFO专业背景对应计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CFO法律背景有助于提高应计质量，而CFO金融背景或海外背景会降低应计质量；相对于仅具备法律背景，CFO兼具法律与金融背景更有助于提高应计质量；相对于仅具备金融背景或海外背景，CFO兼具金融与海外背景降低应计质量的作用更强。进一步看，利用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分析，对作用机理的检验表明：CFO专业背景通过影响公司盈余操纵或CFO过度自信来影响应计质量，且其影响随着CFO酌量权或公司对CFO专业技能需求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有学者实证检验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盈余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显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盈余信息质量具有抑制作用，其机制在于融资约束、环保投资和媒体关注；隐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盈余信息质量具有促进作用，其机制在于融资约束和媒体关注；上述抑制作用在低产品市场竞争和公司风险较高的情况下更显著，上述促进作用在高产品市场竞争和公司风险较低的情况下更显著；环境补贴和公众参与是影响企业盈余信息质量的主要环境规制。

有学者利用2017年7月债券通的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从季度财务报告和管理层业绩预告两个方面，探究债券市场开放是否能提高信息披露稳健性。实证研究发现：债券市场开放后，标的公司公告盈余和预测盈余的稳健性均得到提升；境外债券投资者通过直接诉讼威胁和间接吸引境外机构和媒体关注来影响标的公司；对于评级低、民营性质、规模小、债券发行期限更长，以及发行条件更宽松的发债公司，债券市场开放的影响更显著；由债券通引起的信息披露稳健性上升有助于降低债务融资成本。

有学者探究共同机构投资者对投资组合公司盈余信息质量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共同机构投资者能够带来“合谋效应”，引导投资组合公司利用应计盈余管理隐藏合谋收益以降低潜在的政治成本与监察风险；投资组合公司还会操纵真实盈余管理中的生产成本，“合理化”合谋导致的产品价格上涨；隐藏超额利润是共同机构投资者要求投资组合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主要动因；高市场化水平、非国有产权性质提高了共同机构投资者的合谋动机与能力，致使投资组合公司的负向盈余管理更加严重，而高行政监管水平带来的合谋曝光风险则能够抑制该现象；投资组合公司的负向盈余管理导致行业竞争环境恶化，不利于维持公平的行业竞争秩序。

有学者基于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的视角，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检查是否全面改善了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结果发现：被发现问题的企业在检查之后更多采用了分类转移的盈余管理方式，这一现象在民营企业中尤为突出。单位内部与社会外部监督弥补了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对企业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的关注不足。进一步研究表明：营业成本与其他营业外支出是管理层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的主要载体。

有学者探讨中国会计制度下基于报表数据估算当期所得税费用的误差及其影响。实证研究发现：采用财务报表信息估算的当期所得税费用有较大误差；误差金额超过100万元的样本达27%，平均误差金额717万元，占利润总额2.8%。以不同学科下的3个研究主题（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所得税对资本结构的影响、所得税信息的价值相关性）为切入点，考察上述误差对已有研究的影响。结果显示：修正估计误差后，核心实证指标的信息含量以及实证结论的可靠性均有大幅提升。

集团型上市公司对子公司财务信息的披露是否能为投资者提供有用信息？有学者从权益资本成本视角出发，利用2005—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对子公司财务信息披露得越详细，权益资本成本越低；当披露的子公司为非全资、非同行业、异地、对上市公司净利润影响较大、净利润为正的子公司时，以及当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占比较高、面临的市场竞争更激烈时，上述结果更为显著；股票交易量和分析师预测误差是子公司财务信息披露降低权益资本成本的重要机制。

我国证监会强制要求A股上市公司对外披露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有学者将之与报表净利润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扣非后净利润比报表净利润更能反映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然而投资者在使用财务指标时表现出显著的弃优用劣非理性倾向：关注报表净利润而不是质量更高的扣非后净利润；投资者容易在报表净利润与扣非后净利润的相异程度较大时对上市公司的未来盈利能力产生错误预期，利用投资者弃优用劣的行为偏误设计交易策略，可以获得1%左右的月度超额收益。

根据现行会计准则，发生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时，只要客户关系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购买方就应将其在合并财务报表中独立于商誉确认为一项无形资产。然而，由于客户关系资产确认和计量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大，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和国际财务准则解释委员会（IFRIC）曾多次讨论是否要继续将客户关系资产独立于商誉确认。有学者分析企业客户关系资产的确认动机及其价值相关性。实证研究发现：创新投入越多的公司，越有可能确认客户关系资产；上市公司股票价格与客户关系资产账面价值显著正相关，即投资者对客户关系作为独立于商誉确认的可辨认无形资产给予积极反应，体现了客户关系资产的价值相关性。

有学者以证监会发布的会计监管风险提示为背景，从商誉减值的视角出发，探究政府监管关注对企业公允价值会计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证监会发布商誉相关会计监管风险提示后，相关公司更有可能进行商誉减值，且减值的计提金额也显著增加；当企业对风险提示条例重视程度较高、外部监督较强以及信息透明度较低时，监管关注的影响更为显著；监管关注会增加审计师投入继而提高审计质量，对代理成本较高的公司影响更加显著，且会产生正向的市场反应。

基于现行会计准则所编制的财务报表，采用的是综合运用多种会计计量属性的混合计量模式，有关方面必然要关注，这种混合计量模式的运用是否会对财务报表信息的估值有用性产生影响。有学者利用上市公司并购交易中资产评估机构对被并购企业的价值评估资料，实证检验被并购企业财务报表中会计计量模式的运用，是否影响评估机构对评估方法的选择，是否影响评估溢价。实证研究发现：被并购企业财务报表内公允价值计量的运用水平与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的采纳成反比，与企业价值评估溢价成正比。

2018年财务报表格式修订将研发费用的列报方式由附注披露改为利润表内单独列报。有学者从市场对研发费用信息含量反应的视角对这一修订的意义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当研发费用只在报表附注中披露时，未预期研发费用的市场反应显著为负，且通过买入研发费用最高的投资组合并卖出研发费用最低的投资组合，在未来一年可获得正超额回报；但研发费用在利润表内单独列报后，未预期研发费用的市场反应显著为正且前述超额回报不再存在。机制分析表明：研发费用单独列报促进了投资者更多关注研发费用，并抑制了公司的研发费用操纵行为，提高了研发费用的信息含量，缓解了市场对研发费用的错误定价。

有学者基于财务报告供应链，探讨财务总监、独立董事和注册会计师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并结合康美药业案例，分析其中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财务总监、独立董事和注册会计师三者分别作用于财务报告产生的不同阶段，其履职行为都会对财务报告的生产形成影响；三者在履职方面存在合作与牵制的联系，构建合理的合作和监督机制可以提升财务报告质量。基于分析，构建了“角色职责—合作与监督机制—财务报告质量”的理论框架，并梳理康美药业爆雷后市场机制的推进与完善，提出相关改进建议。

有学者通过回顾国际会计准则商誉减值讨论稿，结合我国实际认为：当前存在商誉减值方法实施困难、并购溢价并非商誉实质、巨额商誉需要及时消化等问题，商誉减值并不适合我国目前资本市场实际。在此基础上提出初始计量应确认自创商誉，后续计量应考虑将摊销法和减值测试法结合，在并购中区分真实商誉和并购溢价，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对并购溢价采用系统摊销。最后提出要加强相关信息披露、完善商誉后续计量准则和加强对商誉理论探讨等建议。

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ISDS）与欧洲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ESRS）构成了当今世界的两大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体系。这两大准则体系不仅在技术细节上存在诸多差异，而且在基本理念上也存在重大差异。有学者从准则属性、政策目标、重要事项、信息定位和报告边界等5个方面，剖析ISDS与ESRS的理念差异及其制度背景，并探讨这两大准则体系的理念差异可能产生的4个意外后果，包括：ISDS可能得不到欧盟的承认和背书、ISDS难以实现标准统一和信息可比的政策目标、ISDS未能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工具、ESRS可能使欧盟企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有学者分析叙述性报告信息质量特征最新发展。叙述性报告通常与财务报告同时发布，二者的信息质量特征以往没有被明确区分。随着叙述性报告数量和内容的增加，以及信息使用者需求的改变，叙述性报告信息质量特征的独特性日益得到重视。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在2021年5月发布了《管理层评论（征求意见稿）》，在遵循一致概念框架的基础上，对叙述性报告的质量特征进行了更为贴切而清晰的表述，在重要性这一总体要求下，具体包括完整性、平衡性、准确性等一般要求，清晰和简明性、可比性、可验证性等提升要求，以及与其他信息的一致性。

有学者从财务重述预测的视角探讨机器学习在上市公司年报错报识别中的应用。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会计信息是利益相关者决策的重要依据，错报及之后的财务重述降低了会计信息质量，增加了注册会计师的审计风险。随着盈余管理手段愈发隐蔽，单纯依赖传统的风险评估方法可能难以有效识别错报风险。机器学习具有独特的学习模式和甄别方法，能对错报做出有效识别，有助于降低审计风险。实证结果表明：与logistic回归相比，多层感知机神经网络等5类机器学习方法对上市公司调减盈余的年报财务重述的预测准确率、F1分值和第Ⅰ类错误率等方面都表现更优。研究还发现：营运能力等4类特征在预测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