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是我国会计改革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国会计准则体系在国际趋同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内部控制标准建设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战略铿锵迈进，会计管理水平不断提升，会计理论研究进一步繁荣。与此同时，成本管理会计与财务管理研究进一步深化，公司治理与管理控制、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等专项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创新性观点层出不穷。现分十个专题对其中的代表性观点记述如下。

一、企业会计准则研究

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发布了包括1项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在内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此准则体系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新准则体系的建成，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一）企业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

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是指各国会计准则，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从不同逐步走向相同的收敛过程。我国建立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是时代的要求，发展的必然；是大势所趋，潮流所向，更是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的重大成果。

财政部副部长王军指出，发布实施新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是促进会计适应经济发展进程、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需要，是维护社会公众利益、加强经济管理的需要，也是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实现我国会计国际化的需要。这一体系实现了我国会计准则的许多重要创新：一是着眼提高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在财务报告目标方面，强化了会计信息决策有用的要求；二是着眼促进企业长远可持续发展，在确认、计量和财务报表结构方面，确立了资产负债表观的核心地位，限制企业短期行为；三是着眼向投资者提供更加价值相关的信息，在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方面，强调了会计信息应当真实与公允兼具；四是着眼推动企业自主创新和技术升级，在会计政策选择方面，引入了研发费用资本化制度；五是着眼保障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在成本核算方面，进一步完善了成本补偿制度；六是着眼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保护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利益，在信息披露方面，突出了充分披露原则。

另有权威人士指出，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的建立，实现了广大会计工作者多年来的梦想和追求，实现了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建设新的跨越和突破。它强化了为投资者和社会公众提供决策有用会计信息的新理念，实现了与国际会计惯例的趋同，首次构建了比较完整的有机统一体系，也为改进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提供了有益借鉴。

还有专家认为，39项新企业会计准则的正式发布，标志着我国已初步完成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的制定任务，成为我国会计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重要里程碑。其中，基本准则把创新与趋同结合起来，是协调、连贯和内在一致的规则。它暗含着若干会计基本假设，明确了财务报告的目标和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它把会计要素的定义同确认结合起来表述，使我国会计界耳目一新，并在国际会计惯例趋同方面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也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对会计假设、会计目标、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会计要素和财务报表等内容的相关规定组成了较为严谨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准则中提出的公允价值计量理念也符合会计目标与资产计价的基本逻辑，充分考虑了我国国情，作了审慎的改进。因此，具有较高的质量特征。

就新准则的影响而言，有学者认为，虽然新会计准则的发布对上市公司当期净利润会产生一定影响，但也使公司的内在价值得到更正确地反映，也更有利于投资者做出正确决策。另有学者指出，新会计准则对我国企业财务会计的革命性影响和财务与会计之间的直接互动，必将使得财务管理理论和实践也随着新准则的实施而演化变迁。具体来说，新会计准则对财务管理环境、财务管理目标、财务治理、财务战略、财务风险管理、财务管理组织、企业集团财务管理等有影响。新准则的实施则会引起财务决策观念的转变，降低资本成本，改善资本结构，提高财务指标评价的正确性，促使公司调整股利分配政策、改进预算管理和业绩评价等。还有学者深入分析新企业会计准则对审计的影响后提出，我国会计审计准则与国际协调具有同步性；在新会计准则引人公允价值后，注册会计师审计时应重点研究公允价值的关键准则，包括资产减值、投资性房地产、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企业合并等。另外，还应关注政府补助、股份支付、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贷款资产计价的变化、产品成本结转的变化、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变化、无形资产摊销的变化等。

此外，也有学者深入研究了新准则实施对我国资产评估行业的影响。该学者认为，鉴于公允价值计量是会计准则中的核心问题，以及评估师的专业服务和独立性，评估行业为会计界提供公允价值计量服务成为必然。但评估行业服务新会计准则时，也需要研究和解决好公允价值计量与资产评估的对接、以财务报告为目的评估理论与实务的研究等问题。

（二）企业会计准则的特色与框架

财政部会计司司长刘玉廷指出，新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消除了原准则中的一些不足，大大增强了国际性和可操作性，同时又体现了浓厚的中国特色，得到了国际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认可。具体来说，新发布的会计准则体系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创新理念，保护了公众利益；二是接轨国际，实现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三是立足国情，填补了以往会计规范的空白；四是为改进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提供了有益借鉴。具体来说，中国会计准则的制定原则、实施优势和鲜明的转型经济特色，得到了国际会计界的广泛关注和充分理解。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希望中国财政部在一些业务领域能够为改进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提供技术帮助和支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国际会计准则有向我国会计准则趋同的地方。

另有权威人士指出，在总结多年来我国企业会计改革经验、借鉴国际通行惯例基础上建立起的新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较好地解决了长期困扰我们的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基本准则与具体准则、企业会计制度与行业会计制度及其有关专业核算办法等之间的关系问题；二是创造了一个既坚持中国特色又与国际准则趋同的会计准则制定模式，建立了一个既能让国人认可、又能使国际认同的准则趋同平台。

还有学者认为，新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涵盖了目前国际财务会计报告准则的大部分内容，但也在四大方面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第一，新准则在公允价值的使用上有严格的限制条件，采取了适度、谨慎的态度。第二，新准则对企业合并会计处理方法的规定，充分考虑了我国国情，对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采用类似权益结合法处理，对于非控制下企业合并采用购买法核算。第三，由于我国国有企业仍占相当比例，新准则对国有企业之间关联方关系的确定仍延续目前的规定。第四，新准则认识到我国企业存在利用减值转回人为调整利润的现象，所以规定在适当范围内减值损失不得转回。

在框架构成上，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将理念基础、指导思想、体系设计、内容安排、技术标准等融为一体，整个体系逻辑严密、首尾一贯、一气呵成。具体来说，新会计准则体系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基本准则，在整个准则体系中起统驭作用，主要规范会计目标、会计假设、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和报告原则等，基本准则的作用是指导具体准则的制定和为尚未有具体准则规范的会计实务问题提供处理原则；二是具体准则，主要分为一般业务准则、特殊行业的特定业务准则和报告准则三类，包括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38项准则，用于规范企业发生的具体交易或者事项的会计处理，为企业处理会计实务问题提供具体而统一的标准；三是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主要包括具体准则解释和会计科目、主要账务处理等，为企业执行准则提供操作性规范。

（三）新旧企业会计准则比较

与原有准则相比，新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在基本准则与具体准则上都进行了大的调整。

在基本准则方面，总体上说，新准则的结构基本沿用了原有准则的形式，未做大的调整，但内容有所变动，主要体现在：增加了“会计计量”一章；将旧准则第二章“一般原则”改为“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同时将旧准则中的12条“一般原则”重新进行了归并、修订，保留了客观性、相关性、清晰性、可比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重要性、谨慎性和及时性等8条作为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具体内容；明确提出了“财务会计报告目标”概念，并对财务会计报告目标进行了理论概括；会计要素的定义发生了变化，会计要素中部分概念的称谓也发生了变化，对每项会计要素确认与计量的要求更为概括，并明确规定了会计要素的确认条件；改变旧准则只采用历史成本单一计量属性的模式，要求企业在对会计要素采用历史成本计量的同时，还可以在保证会计要素金额能够取得并可靠计量的前提下，采用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和公允价值多元计量模式；不仅将“财务报告”称谓改为“财务会计报告”，其构成内容也发生了变化，新准则未将财务情况说明书单独列出作为财务会计报告的构成内容。

在具体准则方面，新准则的主要变化有：关于存货，取消了存货计价的后进先出法，同时取消了现行准则规定商品流通企业的采购费用作为期间费用处理的要求；关于无形资产，在明确规定无形资产不包括商誉的同时，将企业的研发项目支出区分研究阶段支出和开发阶段支出，分别进行费用化和资本化处理，并要求企业应分析判断所取得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不应摊销，应每年进行减值测试；关于资产减值，规定“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但其范围仅限于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对子公司、联营公司和合营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关于债务重组，限定对债权人的让步，不再沿用直接计入资本公积的做法，而是确认为债务重组利润，计入当期损益；关于借款费用，要求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生产活动才能达到可销售状态的存货及投资性房地产，其所占用的借款资金的相应借款费用也可以予以资本化，一般借款如被用于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资产的，也应当资本化；关于金融工具的确认与计量，在改变衍生金融工具“表外”特点的同时，采用实际利率法，并要求银行资金中心建立严格的“盯市”制度；关于合并财务报表，从侧重母公司理论转变为侧重实体理论，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确定更关注实质性控制。母公司对所有能控制的子公司均需纳入合并范围，而不再考虑股权比例或重要性。

二、财务会计基本理论研究

进入21世纪，财务会计所面临的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深刻改变。为适应这一变化，2006年，会计学者们紧紧围绕会计理论逻辑起点、财务会计理论框架、会计要素、会计理论面临的冲击等财务会计理论问题，进行了丰富的创新性研究。

（一）会计理论逻辑起点

目前，关于会计理论研究逻辑起点问题众说纷纭，尚无定论。归纳起来，中西方会计理论关于会计理论研究逻辑起点的观点主要有7种：会计假设起点论，会计本质起点论，会计动因起点论，会计对象起点论，会计职能起点论，会计目标起点论，会计环境起点论。

我国有不少学者支持会计环境起点论。因为，任何一个事物的存在都离不开环境，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在环境的作用下进行的，会计也不例外。会计环境涵盖了影响会计理论的诸多因素，将会计环境作为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应是会计界加强会计理论建设、建立完整科学的会计理论体系的关系。

也有不少学者的观点与此相左。有学者主张“以社会经济活动中可评估或可计量的价值作为会计学的逻辑起点”。该学者认为，“社会经济活动中可评估或可计量的价值”符合会计理论逻辑起点应具备的条件。它是会计活动的历史起点，也是会计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具有持久稳定性，能够推动论证其他理论范畴，也能“反映研究事物的客观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

另有学者主张“以会计动力作为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会计动力是推动会计实践活动、促进会计发展的主要矛盾，可以具体表述为不断出现新的要求（目标）与有限满足这些要求（目标）的程度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推动了会计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使得人们对会计的认识不断深刻，形成会计理论，也促使会计诸学科分支的产生与发展，从而成为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以会计动力为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所构建的会计理论体系能够克服以会计假设等为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自身所无法克服的缺陷，使之能够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还有学者主张将上面提到的7种观点中的某两种结合起来。其中，有学者主张“会计本质和会计环境相结合共同作为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认为把会计本质和会计环境相结合作为研究起点，更能解释环境变化所带来的一系列会计理论创新问题。另有学者主张“会计目标和会计环境相结合作为逻辑起点”，因为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若是把两者结合，不仅可以避开自身的不足，也可以规范逻辑起点。不仅如此，二者相结合也具备作为会计逻辑起点的条件：具有可知性，能够连接会计系统与会计环境，能对其他抽象范畴进行推理论证，能够联系会计理论与会计实践等。

（二）财务会计理论框架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用来直接指导、评估和发展会计准则的概念或理论体系，是财务会计理论中最实用的部分。

有专家指出，总起来看，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具有五项作用：第一，为每一个具体准则指引方向并规定应达到的目标（包括定性和定量两个方向）和会计原则；第二，确定财务、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和他们对财务信息的要求，同时也指出现行财务报表存在的局限性；第三，评估现有的会计准则，不断予以改进；第四，发展新的会计准则；第五，在缺乏会计准则的条件下，用来解决新的、复杂的会计问题的处理和报告。该专家在全面剖析美国财务会计概念公告后认为，FASB的概念公告具有优点的同时，也应当论及它的不足之处。但总体上考察，FASB的财务会计概念仍然是在当前世界上为各国学习借鉴的重要榜样。对比国际会计的概念框架，我国基本会计准则既有趋同性，也有创新性。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国际趋同主要表现为：会计假设增加权责发生制；会计目标体现受托责任观与决策有用观的融合；明确提出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会计要素确认引入资产负债观；会计计量属性的多元化。

另有学者指出，我国用《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取代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作为我国未来概念框架的一种过渡形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在当前我国会计环境下的一种创新。以“基本准则”的法规形式来取代西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既简明易懂，便于人们清楚地理解其性质和地位，又能体现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具体会计准则的关系。

还有学者深入比较了日韩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该学者认为，日韩两国概念框架都是借鉴IASB概念框架制定出来的，因而，从本质上看应该大同小异。但仔细研究发现，中韩两国概念框架在体例结构及表述、会计目标、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会计要素分类、会计确认、会计计量等方面还存在着差异；新近发布的中韩两国概念框架都是基于本国国情而建立起来的、国际化的概念框架，两者的总体定位都是恰当的；韩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关于整体框架的安排，关于财务报表要素、会计计量属性、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和相互关系的表述等，都值得我国借鉴和思考。

此外，关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起点，有学者认为，在我国会计目标尚未被明确定位之前就将其作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起点是值得推敲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会计环境的复杂化导致了会计目标的多元化、层次性和阶段性，也决定了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必须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我国实际国情，以会计环境为起点构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

（三）会计要素

会计要素是对会计对象具体内容所作的基本分类，是会计对象的具体化。关于会计要素的设置和定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会计团体因受会计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有学者对会计要素的设置和定义进行了剖析和探讨。该学者认为，会计对象要素实质上是一个包括多层次结构的整体概念。在这个结构整体中，静态要素与动态要素相统一，存量要素与流量要素相结合，基本要素、支要素分三个层次相互关联；会计要素具有可认知性、可计量性、可分割性、相关性和可转化性。另有学者提出，为使会计信息全面反映企业实际，会计核算对象就应当以企业资源为基础；根据“企业资源包括资产和能力”的理念，并参考有关国家的做法，我国会计要素可增补调整为资产、能力价值（商誉）、负债、权益、收入、利得、费用和损失8项。

还有不少学者对动态会计要素进行了研究。有学者认为，会计要素中的“收入”要素应是一个广义的收入概念，它不仅包括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所形成的经济利益流入，还应包括企业在非日常活动中所形成的经济利益流入。为了体现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所形成的经济利益流人的特殊经济意义，可以将其定义为狭义的收入概念；同样，会计要素中的“费用”要素，也是一个广义的费用概念，它不仅包括企业在日常活动所发生的经济利益流出，还应包括企业在非日常活动中所发生的经济利益流出，为了体现企业在日常活动所发生的经济利益流出的特殊经济意义，可以将其定义为狭义的费用概念。另有学者提出应该重构我国动态会计要素体。有两种可行方案：一是借鉴FASB的做法，增设利得和损失两个基本要素，即利得和损失与收入和费用平级。动态方程式相应变为“利润=收入-费用+利得-损失”。二是取消利润要素，用广义的收入与费用要素定义。

此外，衍生金融工具条件下的会计要素观念、衍生金融工具对会计要素确认的冲击等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有学者提出，衍生金融工具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会计确认、会计计量和会计信息披露等方面对传统会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应创新会计基本要素的内涵、会计确认、会计计量等会计要素观念。其中，衍生金融工具的确认时间必须是合约的签订时间，以便会计能够及时反映合约风险具体数量的形成。另有学者提出，应重新制定会计确认标准，妥善解决在到期日前是否应将衍生金融工具所代表的权利或义务作为表内项目确认、在财务报告日是否应将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变化确认为损益等问题，以应对衍生金融工具对会计要素确认的冲击。

（四）会计理论面临的冲击

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各国之间的经济协作与双边贸易也在向着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的步伐从未减缓过。作为国际通用商业语言的会计，其所面临的及深深扎根于其中的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深刻改变。在此背景下，学者们对知识经济、虚拟公司、衍生金融工具等对传统财务会计理论的冲击进行了论述。

关于知识经济带来的冲击，有学者提出，知识经济的到来，改变了经济发展环境，必然会对在工业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会计理论带来巨大的冲击，尤其在会计假设、会计职能、会计原则、会计报告等方面。面对这一巨大冲击，我们要主动迎接挑战，深刻分析传统会计理论的缺陷，认真研究会计理论的科学框架，进而制定出适应知识经济形态的新的会计理论，以满足信息使用者对会计的新要求的影响。另有学者提出，从现实的情况来看，财务会计理论的四大主要方面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也发生着不同的改进。这四大方面分别是会计确认、会计计量、会计记录和会计报告。

关于虚拟公司对传统会计理论的冲击，有学者认为，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的新型公司组织形式，虚拟公司具有网络连接、精华集成、无形性和无边性、短暂性等特点。正是由于这些特点导致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出现，从而对传统会计理论带来了挑战，对会计目标理论、会计假设理论、传统会计原则、传统会计报表带来了冲击。为此，应拓展会计目标，创新会计假设、会计原则和会计报表模式，以应对挑战。

关于衍生金融工具对传统会计理论的冲击，有学者提出，衍生金融工具的产生，对会计体系的会计要素、确认标准、计量基础、财务报告、财务报告披露均产生了冲击。企业可核性的缺乏与人为操纵的增加，企业需建立内部控制制度和外部监管，重构会计要素、资产计量、会计报告的理论体系，以使培养方式和会计课程的改革成为现实。另有学者提出，衍生金融工具的广泛应用在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了新的活力、提出严峻挑战的同时，还在确认、计量和报告等方面引发了一系列的财务会计问题。为积极应对这些问题，应重构财务会计要素，重新制定会计确认标准，采用多种计价基础，改造会计报表，加快我国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建设。

三、财务呈报与会计信息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日益复杂化，会计信息对社会资源和财富进行重新分配的作用将越来越大。2006年，财务呈报与会计信息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们在持续关注会计信息披露、会计信息质量等问题的同时，对股权分置改革相关会计问题的探讨进一步深化。

（一）会计信息披露

会计信息披露什么以及如何披露是会计学者们关注的重点。

在会计信息披露内容方面，有学者强调指出，企业必须对其“会计风险”进行披露。这里的企业风险是指财务报表不能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可能性，包括会计信息加工和处理过程中的技术、环境、人为、制度等问题导致的财务报表错报、误报和漏报。

另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当前我国年度报告和临时公告的披露效果较差。从年度报告的内容来看，投资者对强化财务报告和公司治理结构信息披露的需求较为强烈。此外，关于董事会报告和重要事项的披露也很受投资者关注。由此该学者认为，管理会计信息应该并且能够成为会计信息披露的重要内容。

还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近3年来，我国上市公司对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披露只是停留在自发原始阶段，既不规范又不完整。该学者建议，我国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建立自愿与强制披露相结合的社会信息披露制度。

关于会计信息披露的方式，有学者指出，在对“会计风险”进行披露时，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在企业现行信息披露内容的基础上，补充相关的会计风险信息，并将上述的信息分散到报表附注、补充信息和其他手段的财务报告中去。另一种是将所有会计风险信息集中披露，即将企业财务报告内容分为财务报表、会计风险披露、其他财务与非财务信息三大部分。

另有学者建议借鉴英美公司披露会计信息的先进经验，改进我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体系与财务报告质量，如扩大信息披露的范围与内容，增加前瞻性与运营信息；坚持编制程序与方法创新，实现编制程序系统化；转换单一披露形式，实施能满足利益相关者需要的信息披露方式；拓展注册会计师业务范围，需要注册会计师更加职业谨慎。也有学者强调，表外信息具有从属性、解释性、表现形式灵活性、建设性等特点，而现有的表外信息披露并不充分。为此，应要求企业加大表外信息的披露力度。

（二）会计信息质量

学术界对会计信息质量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会计信息质量的特征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因素两个方面。

迄今，学术界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内涵仍存在争议。有学者从具体会计目标出发研究后提出，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是指会计信息为满足具体会计目标的要求，其自身应具有的价值。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必须满足具体会计目标要求的价值，以相关性、可靠性、一致性、可比性、明晰性为主要特征，以反映本质与及时性为次要特征。也有学者认为，财务报告的相关性和可靠性往往不可兼得；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两种不同的计量属性以及研发费用的资本化与费用化两种不同的会计处理，同样体现了可靠性与相关性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另有专家进一步指出，应该分两个层次来考察相关性和可靠性的重要性问题：在准则和制度制定层面，优先考虑的应是相关性而不是可靠性；在报表的编制者、审计人员和财务报告信息的使用者这一层面上，应优先考虑的是可靠性。还有学者研究发现，不同的合并理念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影响是不同的。实体理念下从整个企业集团的角度出发，提供的会计报表的信息更完整、客观，更具可比性。

关于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因素，学者们从公司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公司内部因素方面，有学者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发现，影响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内在因素来自于现代经济关系的契约性，因而解决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根本途径在于在企业内部建立有效的治理结构。也有学者提出，管理者行为对会计信息质量，包括会计信息内容的质量和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都有影响，且此影响不止限于会计政策和盈余管理方面；另有学者认为，会计人员对会计信息的质量负着不可推却的道德责任。一定意义上讲，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是会计信息的质量保障。为此，应完善我国的会计职业道德准则，加强会计职业道德教育，进行会计道德的立法、建立行业自律组织，并努力建立健全职业道德评价系统。

在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公司外部因素方面，有学者认为，制度安排的缺陷是导致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低下的外在因素。这一缺陷具体包括行政化的股市及其导致的股市缺陷、我国现行会计制度体系存在问题、会计市场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会计信息披露体系存在的问题、会计违法违规制约机制欠缺等。为此，应积极探寻通过制度变迁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进行有效控制的途径，如以市场化为导向，变行政化股市为市场化股市；强化监督约束机制，加大违法、违规惩治力度；完善相关法制等。另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科学、规范而有效的企业与政府的会计管理体制创新对防止企业会计信息失真、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具有重要的作用。还有学者在分析比较新旧会计准则的基础上提出，新会计准则体系对于提高我国财务信息透明度、可靠性，提升我国财务信息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有学者提出，高质量的财务报告系统对于资本市场信息透明度、投资者信心有正面作用。因此，应通过采取进一步完善会计信息监管体制等措施，继续加强对会计信息的监管，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另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支持了此观点。

（三）股权分置相关会计问题

自2005年4月开始、至2006年基本结束的股权分置改革最终以股指暴涨而宣告成功。会计学界对股权分置改革相关会计问题的探讨也进一步深入。

在对支付对价的会计处理问题上，有学者认为，股权分置改革相关会计问题实际上就是对对价的会计处理问题，主张选择递延摊销观，遵循实质重于形式、配比原则、不能背离会计制度等三项原则，对对价进行会计处理。也有学者主张，对于不同的股权分置解决方案，会计处理的实质应该一致。对于非流通股股东而言，对其支付对价或补偿应该作为股权投资的投资成本，对于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非流通股股东应该重新确定股权投资差额；对于流通股股东而言，其所收到的对价或补偿应该作为投资成本的收回，符合谨慎性原则；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如果其承担了股改费用，则股改费用应该冲减股本溢价，而不能作为费用。还有学者提出了“无偿赠予或以零收益部分处置长期投资”和“获权对价”两种思路，用于对非流通股东所支付对价的会计处理。

此外，有学者研究了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方法后认为，股权分置改革为企业合并广泛采用购买法的会计处理提供了实现条件，因此可以广泛采用购买法，但同一控制下的上市公司企业合并则应谨慎采用权益结合法，因为此方法可能会给利润操纵留下空间。

四、会计新领域与特殊领域会计研究

2006年，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改革成为会计研究领域的新亮点。与此同时，会计学者们对环境会计、价值链会计、智力资本会计、法务会计的研究则日益深入。

（一）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

2006年，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领域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如何有效地进行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改革问题上。作为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政府会计改革将影响政府内部管理程序、结构、组织文化等。

有学者研究指出，目前我国适用于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预算会计制度仍不够全面、完善、规范。其突出表现有：忽视会计核算上的谨慎性原则；会计核算内容忽视了隐性负债、资产反映不实；会计核算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会导致信息失真和成本波动；会计核算规定与税法规定脱节；会计报表体系和编报方法有待改进。这也在客观上需要改革现行的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

另有学者探讨了政府会计改革的出发点。该学者认为，政府负债风险控制对政府会计信息的需求也将对政府财务报告和政府会计基础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最终将引起政府会计的变革，成为政府会计改革的出发点之一。收付实现制受到政府负债风险控制的严峻挑战，权责发生制则是实现政府负债风险控制目标的必然选择。也有学者主张，现阶段应确立以收付实现制为主体、以权责发生制为适当补充的原则，逐步实现收付实现制向权责发生制的过渡。

还有学者对政府会计改革过程中的主体界定问题进行了研究。该学者认为，适应我国公共管理体制不断创新的客观要求，并借鉴当代西方国家政府会计“双主体”模式的有益经验，我国在构建政府会计主体理论时可以考虑双元模式：既要科学界定“政府主体”的范围，也要合理划分“基金主体”的类型，以在进一步推动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促进公共财政体制和有限政府的建立的同时，进一步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和依法理财观念，强化政府的受托责任，节约对政府的社会监督成本。

在如何实施改革问题上，有学者在详细论述瑞士、意大利政府会计的现状、政府会计改革的组织实施情况及改革进展后得出结论：政府会计由收付实现制向权责发生制转变是国际趋同的要求；政府会计改革应首先解决政府会计主体与合并范围问题；根据政府会计特点，解决政府会计资产计价与成本计量问题；政府会计改革应与预算管理改革相配套，推进政府会计改革需要转变观念，提高素质。我国政府会计改革在全国一盘棋的总框架下，可以选择个别地方政府试点，取得改革经验后再全面推开。

另有学者提出，我国的政府会计改革应立足于我国公共受托责任的现实，并兼顾公共会计改革的国际大趋势。根据这一思路，我国应合理界定和划分政府单位，科学构建政府会计组成体系；建立能够追踪整个预算执行过程的真正意义上的“预算会计”系统；建立独立于政府预算的政府财务会计体系，并制定一套科学和权威的政府会计准则；建立适应于绩效管理与评价的政府成本会计系统；逐步引入权责发生制基础；建立健全政府财务报告制度，强化政府的报告受托责任和对外部的公共受托责任，并应讲求策略。

此外，还有课题组专门对构建政府会计概念框架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设计论证。该课题组认为，政府会计的目标定位是“以向政府、立法机构提供财政资金收支信息为主，同时提供财务状况方面的信息”；现阶段我国政府会计的核算对象应涵盖财政部门、主管部门及所属单位、参与预算执行的国库和税务部门、承担政府资产负债的管理部门的经济业务活动（不含企业会计和民间非营利组织经济业务活动）；我国国有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金应当纳入政府会计的适用范围；政府会计的核算基础在总体上应当采用“双基础制”；政府会计的会计主体分为记账主体和报告主体；在政府会计中设置资产、负债、净资产（基金余额）、收入、支出、结余六个会计要素；我国的政府会计还不适宜编报现金流量表。

（二）环境会计

随着可持续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环境会计这一“绿色会计”逐渐为人们所熟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环境会计。2006年，这一领域的专家学者们关注的目光主要集中在对环境会计的目标、环境会计要素的确认与计量、环境会计的信息披露等问题的研究上。

会计目标是会计研究的起点，环境会计作为会计学领域的一个新的分支，当然也不例外。有学者认为，传统会计目标不适用于环境会计；环境会计的目标是为有关信息需求者提供有关会计活动中的环境信息，评价生态资源的质量和污染状况，把因环境问题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威胁人类生存的危害性的信息，通过环境会计报告传递给会计报表及财务报告的广大使用者和阅读者，使人们关注人类生存环境、社会发展环境与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等问题，重视生态环境，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中，遵循物质循环规律，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优化，同时也激发全社会的环境保护意识，树立超前强化的环保理念，为治理环境污染献计献策。另有学者在从政府部门、企业投资者、信贷者和企业内部各级管理者四方面对环境会计的具体目标进行详细论述后提出，环境会计的目标可以归纳为：向企业利益相关者提供有关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程度以及将面临的或已进行的环境保护措施及其效果等决策有用信息，以促使经济利益的可持续提高。

环境会计要素的确认与计量是环境会计研究的基础。目前我国有关环境会计的理论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特别是环境会计的确认和计量在理论和实践中还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对此，有学者专门探讨了环境资产的确认问题。该学者认为，环境资产仅指人造环境资产，即指所有权已经界定、或管理主体已经明确，并能对其执行有效控制，通过对其持有或使用可获得直接或间接经济利益的环境成本；只有那些企业发生的环境成本中同时符合环境资产要素的定义、可用货币计量、与使用者的决策相关和能够可靠的计量等确认标准的项目才有可能被资本化，确认为环境资产；对环境资产的确认一方面取决于环境成本的严格确认，另一方面决定于环境成本资本化时所采用的方法，环境成本的界定及其资本化方法的不同导致了环境资产确认结果上的差异，最后即会影响到环境会计的计量、记录与报告，从而最终影响到环境会计信息的质量。为了提高环境会计信息质量，应当不断规范环境资产与环境成本的确认要求。

关于环境会计要素的计量，有学者以效用理论和经济计量学方法为基础，以个体环境会计计量对象的价值回归还原、影子价格、机会成本和危害资本化等计量方法，建立了环境会计计量模式。还有学者归纳总结出以直接市场法、间接市场法和假想市场法为内容的环境会计计量方法体系。另有学者详细介绍了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市场替代法、意愿调查价值评估法等具体计量方法。

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问题上，有学者认为，可以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披露环境会计信息。即在现阶段企业在平时对基本环境事项进行确认计量，并在三张主表中增设项目反映，一些无法量化的重要环境事项在报表附注中说明。随着我国环境会计研究的深入和一些外部条件的成熟，我国企业可以编制完备详尽的独立环境会计报告，在格式上，可以采用由国家规定的统一格式，而不是各行其是。另有学者认为，企业环境会计信息包括环境会计要素信息和环境绩效信息两大部分。其中，环境绩效信息可以在现有的信息披露工具中加以披露，也可以编制单独的环境绩效报告；环境要素信息的披露模式则更加灵活。还有学者认为，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应包括企业财务状况方面的环境会计信息、企业经营成果方面的环境会计信息、环境问题引起的企业现金流量的变化、企业的环境绩效，以及与环境会计相关的会计政策与会计制度。其中，与环境问题相关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部分可以在三大报表中进行标注性披露；环境绩效可以用单独编制环境绩效报告方式来披露，也可以在财务状况说明书中进行列示；与环境问题相关的会计政策与会计制度可在会计报表附注中进行披露。

此外，有学者提出，为确保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应遵循明晰性、相关性、实质重于形式、中立性等原则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环境会计理论研究者应积极进行理论研究，尽快建立我国特色环境会计理论的体系，应改进并完善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内容，健全法律、法规机制，依法要求披露信息、出具环境报告，并加强政府部门政策支持和社会监督。还有学者在详细比较中美日三国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形式、内容后认为，应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完善立法、加强执法、尽快制定环境会计准则和信息披露制度，提高企业管理者、会计人员的环保素质，以逐步完善我国的环境会计制度。

（三）价值链会计

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的发展使企业的经营管理思想发生重大变化，各大企业纷纷采用价值链管理，以提高自己的经济效益。价值链会计应运而生，但它还远未系统、成熟。2006年，对价值链会计比较、价值链会计的确认与计量、价值链会计的体系构建等问题的深入探讨，是这一领域的研究亮点。

与传统会计相比，价值链会计突破了传统会计的主体界限，扩大了传统会计对收入和成本的核算范围，强调了时间价值和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实现了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实时控制。另有学者指出，价值链会计与传统会计的不同点主要体现为会计学科划分不同和会计理论框架不同。还有学者比较价值链会计与战略管理会计后认为，管理理念的同源性决定了战略管理会计和价值链会计在内涵上具有相似之处：二者的会计主体范围都突破了单个企业；会计目标一致；会计对象相近，且都同样重视对非货币的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的收集。

在价值链会计的确认与计量问题上，有学者提出，价值链会计是一种实时会计，它的确认和计量必须建立在动态的时点基础上，必须囊括价值链条上所有的价值信息，应采用包括联机、联网和人工录入的多元确认方式，取代传统会计通过原始凭证编制记账凭证的单一形式。另有学者认为，价值链会计的核心是增值链，核算企业各种价值活动的成本与价值、分析各种价值活动与价值链环节之间的联系、评价各种价值链优化方案、制定企业价值活动预算方案、价值活动执行分析、价值活动的业绩考核等，是其主要内容。可以通过作业成本法，将企业各种价值活动设置成各个作业，核算其成本，还可通过内部转让价值、价值工程等方法核算各种价值活动的价值和价值增值。还有学者提出，价值链理论通过对价值产生过程的分析，为提高企业价值产出效率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借助高度发达、便捷的信息网络，企业能够取得或推算出各作业或流程的产出价值，从而使价值链会计的计量成为可能。

关于价值链会计的体系构建，有学者认为，价值链会计理论框架包括价值链会计的科学内涵、价值链会计的职能、弹性会计分期、货币计量与非货币计量并重假设、价值链会计原则、价值链会计的确认和计量、价值链会计的信息质量特征、价值链会计的披露等。另有学者基于科学发展观，构建了一个包括价值链会计目标、价值链会计假设、价值链会计原则、价值链会计计量、价值链会计的报告模式等要素在内的价值链会计理论框架。还有学者提出，应当以价值链会计研究的目标作为基点，从价值链会计假定导入，通过对价值链会计实质、原则、核算程序及方法的研究，得出相应的价值链会计理论体系。

此外，在实施价值链会计中，价值创造和分配上的难题、安全性问题、员工素质问题、我国企业内部问题等都极大地限制了价值链会计在企业内部的应用。对此，有学者提出，价值链会计的实施，一方面需要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另一方面需要企业内部业务流程与组织结构的优化。

（四）智力资本会计

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价值创造的重心已由实物资产转移至智力资本，智力资本相应成为企业最具价值和最稀缺的资源。智力资本会计体系、智力资本计量方法、智力资本报告等成为2006年我国会计理论界与实务界广泛探讨的热点话题。

有学者在深刻反思智力资本的理论基础后认为，很难在传统会计理论基础的框架下构建智力资本会计体系；应该反思现有的会计理论，改变智力资本会计的计量观念和财务报告模式。具体说，智力资本会计框架应包括智力资本会计目标、智力资本账户，智力资本会计信息应以未来为导向，强调信息的相关性。另有学者在深入剖析我国智力资本会计研究的误区后指出，智力资本是指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能够为企业创造价值和构建持续竞争优势的动态性知识和能力。它以人力资本为基础、以关系资本为补充，以组织资本为支持和保障。应修正现有智力资本会计的核算范围、账户设置和信息披露。

关于智力资本的计量方法，有学者从智力资本的定义着手分析后认为，不同企业智力资本的构成项目不同，计量方法也应有所不同。智力资本的计量方法应包括：智力增值系数法、直接评估法、市账率法、斯堪的亚“导航器”模型等。另有学者针对企业智力资本的特殊性，提出了基于价值创造的智力资本构成的动态四分法，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一种新的三步式智力资本计量框架结构。

在智力资本报告方面，有学者借鉴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主张我国企业在构建智力资本报告模式时，应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及我国企业的特点分阶段分步骤地进行，即可以采用由粗到细，由简单到复杂，逐步过渡的过程。短期内，可以在传统的财务会计体系内对现有的核算和报告方式进行改革，以满足智力资本披露的要求；长期内，应建立独立的智力资本会计报告。报告可分为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两大部分，具体操作时可以分为主表、附表和报表附注三大部分。另有学者在研究印度智力资本报告模式的特点后同样主张，应将我国的智力资本报告分为主表、附表、报表附注三部分，并应逐步将智力资本报告合并到传统的财务报告中。

（五）法务会计

法务会计是会计学与法学相结合的新兴学科。近年来，随着全球公司财务丑闻的不断爆发，越来越多的企业被推上了被告席，这给法务会计带来了发展契机，也引起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关注。2006年，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法务会计的理论框架构建、人才培养、如何发展等问题上。

我国法务会计处于初级阶段，在理论上对其研究的内容较少，也缺乏深度，法务会计的理论框架也尚未建立。对此，有学者提出，法务会计的理论框架应包括法务会计的存在范围、法务会计的要素和目标、法务会计的假设和原则、法务会计的确认和计量、法务会计的程序和方法。另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法务会计基本理论主要由法务会计目标、法务会计准则、法务会计概念、法务会计技术、法务会计假设、法务会计报告等要素构成。其中，法务会计目标是法务会计基本理论的逻辑起点，处于法务会计的中心和枢纽地位，法务会计实务和理论都是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的。还有学者认为，当前我国法务会计的理论框架应包括法务会计的概念、目标、假设、原则、程序和方法、范围等。

随着法务会计的迅速发展，世界许多国家早已开始了法务会计人才的培养。目前我国法务会计方面的人才比较缺乏，教育相对落后。对此，有学者提出，发展法务会计教育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与会计、审计业务的需要。应提高认识，积极开展法务会计教学；应合理设置法务会计课程，完善学科体系；应加强师资培养，加强理论与实践研究，并增加资金投入，加快教材的编制。此外，还应建立法务会计认证制度。另有学者研究美国法务会计人才培养模式后建议，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经验：成立行业管理委员会，建立从业资格认证制度，为规范化培养法务会计人才奠定基础；吸收会计师、律师两方面专业人才，短期内填补法务会计人员缺口；逐步开展法务会计高等教育，定点建设法务会计专业，为规模化培养我国法务会计人才做准备；建立以舞弊审计为核心，以会计、审计、法律知识为内圈，以调查技术、诉讼支持技术为外圈的环型的知识结构体系。还有学者认为，我们应做好现有法务会计的继续教育、实行学位教育、增设法务会计研究方向等工作，以积极发展法务会计教育。

关于如何发展法务会计，有学者提出，在WTO框架下，我国应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法务会计人员的队伍建设，建立法务会计行业管理制度，提高会计师事务所的国际竞争能力，以大力发展法务会计。另有学者建议，应加强执法力度，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严格执业资格考核制度，提高人员执业水平；规范法务会计机构，保证法务会计的客观、公正；建立统一的法务会计鉴定技术标准；提高我国法务会计人员自身的素质，以推动我国法务会计的发展。还有学者在分析我国法务会计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为健全和完善我国的法务会计，应加大法务会计理论研究力度、大力培养法务会计人才，应推进法务会计制度建设、规范法务会计师资格认定程序和标准等。

五、成本管理会计研究

2006年，成本管理会计研究的创新性成果较2005年更加丰富。管理会计理论、成本管理与控制、中国管理会计发展等问题，成为学者们广泛探讨的热点话题。

（一）管理会计理论

现今会计学界对管理会计本质属性的研究主要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观点，但有不少专家学者提出了不同于此的新的观点。有专家主张，管理会计应定位为基于管理的会计，而不是基于会计的管理，因此，管理会计也应从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方面加以完善，特别应重视管理会计报告体系的研究。也有学者认为，管理会计的本质应当是提升企业价值的价值管理信息系统，包括价值目标的确认、价值信息的提供、价值管理与控制、价值评价和分析等。该学者进一步提出，为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管理会计原有边界则须相应地做出调整与突破，管理会计的边界变得膨胀和模糊。还有学者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组织失灵理论角度研究后认为，管理会计是一种制度，其存在的意义在于节约管理决策与控制的信息成本，层级分解、组织分权化等是制度变迁过程的一部分，对管理会计规则、惯例和方法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企业组织中层级的减少，组织制度模式比会计计量模式显得更为重要。还有学者在研究不同阶段的成本管理方法后发现，成本管理会计作为各种各样的组织结构之间更好的进行沟通、激励和绩效评估的信息支持系统，与组织创新始终交织在一起。

在研究方法上，有学者基于价值管理的视角研究认为，在进行中国管理会计的实证研究时，必须考虑中国特有的制度背景。以中国上市公司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企业行为作为研究对象来检验或修正许多在西方尚未被证实的会计理论应是未来中国管理会计实证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但应特别注意实质与形式以及内生性、同时性和函数形式等经济计量学问题。另有学者主张，在管理会计研究中，既要注重规范研究方法的应用，更要注重调查、实地或案例乃至实验研究方法的运用。鉴于管理会计具有企业化和行为化特征，管理会计研究者不能离开企业组织及其管理活动研究管理会计问题。由此，该学者认为，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将成为我国管理会计研究的重要领域和发展方向，并大力倡导“研究内容的本土化，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国际化”。

此外，有学者在探讨混沌经济学对管理会计预测、解析过去和控制职能的影响后指出，混沌经济学在解析过去上比传统管理会计更符合客观实际，所以管理会计在建模方法上应该借鉴混沌经济学的非线性方法，使用非线性差分方程和非线性微分方程建模。

（二）成本管理与控制

如何有效的管理与控制成本支出是当前我国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热点问题。对此，有学者提出，新理念、新技术和新机制在企业中的有效运用将持续降低企业成本，增加企业效益，提高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因此，应从管理理念、技术和机制三方面着手进行成本管理创新。还有学者分析研究了采购的成本管理，认为供应链和采购成本管理是现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所在，企业应将采购部门视为企业战略目标的对外实施部门，通过完善采购成本管理，达到从源头控制成本的目的，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在成本控制问题上，有学者主张，企业应同时重视物质资源和信息资源的投入和耗费的控制，在价值链分析的基础上对物质资源和信息资源进行资源开源与节流并重的成本控制。其中，实物成本（物质资源）主要运用业务流程再造和工业工程管理等控制方法；信息资源（虚拟价值链成本）主要是建立ERP系统和CIMS系统进行控制。另有学者结合实例研究了ERP系统在企业成本控制中的应用并得出结论，ERP系统的应用为企业全面进行成本管理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借助这一平台，企业完成了对成本更加有效的控制。

还有不少学者对成本控制的新思维——战略成本管理进行了研究。其中，有学者提出运用价值链分析方法，从价值链的视角分析和优化内部和外部价值链，消除不增值活动，构建战略成本模型，实行战略成本管理。该学者还进一步构建了商业银行的战略成本管理模型，并强调指出，信息技术是战略成本管理模型实施的技术保障。

另有学者对以竞争对手成本分析与标杆法、平衡计分卡及作业成本法为代表的在企业战略管理中已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战略管理会计方法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对竞争对手进行成本分析较为有效的方法是标杆法；平衡计分卡在业绩评价中对非财务指标的强调，符合企业竞争优势更多地来源于创新能力、业务流程、员工素质及客户关系等无形资产的潮流，使业绩管理更具战略相关性；作业成本法已经超越了成本计算本身，而是上升为以价值链为基础的、服务于企业战略需要和增值目标的作业基础管理。

还有学者在专门研究基于制造业供应链网的战略成本管理后得出结论，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公司想要更好的实现其价值，必须充分发挥管理会计的职能；企业在利用管理会计提高公司价值需注意，管理会计基本理论是对管理会计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是探讨其他理论问题的基础；管理会计提供的信息对管理当局的决策、控制和业绩评价，更具有可靠性与相关性，同时也为公司价值的提高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三）中国管理会计发展

在过去的20年间，中国的管理会计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取得了较大发展，但由于其形成和发展时间不长，仍存在许多缺陷和不足。对此，有学者指出，管理会计在我国的应用缺少完善的经济体制环境；管理会计理论研究与实践脱节、可操作性差；缺乏相应会计原则的指导；研究领域比较狭隘；会计人员素质与管理会计要求有一定差距；企业管理者缺乏强烈的管理意识；管理会计与财务管理的内容重复交叉现象严重；会计电算化在管理会计中的应用滞后。为弥补上述不足，该学者主张应积极构建适合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现代管理会计理论体系；推行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健全管理会计法律规范，制定管理会计准则；加强典型案例研究，促使理论与实务紧密结合；进一步加强管理会计教育，提高会计人员素质；改变传统观念，培养企业领导人管理会计意识；成立中国管理会计师组织，建立管理会计师考评制度；加强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衔接，使财务会计的信息能较准确地为管理会计所用；大力开发管理会计软件，使管理会计逐步向电算化方向发展。也有学者认为，应开展管理会计的基本理论研究；拟定管理会计实务的基本框架；抓好管理会计应用基础教育；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体系。

另有学者在研究美日管理哲学对我国管理会计的启示后强调，我国企业应建立以人为核心的管理思想与管理模式，形成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这就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挥广大员工的主人翁精神，政府推动管理会计准则的研究与制定等。

在管理会计内容上，有学者指出，管理会计的内容是随着重要利益相关者范围的扩大而不断发展、充实、完善的。可以预见，随着竞争进一步加剧，企业间的竞争将扩大到供应链之间的竞争，供应商将成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相应地，管理会计关注的对象将再度扩大，由下游外部利益相关者（客户）向上扩展到上游利益相关者（供应商），管理会计中的存货管理部分将发生变革，业绩评价内容中也将增加供应商因素。另一方面，由于客户地位不断提高，客户关系管理方面的内容将进一步充实管理会计的内容。

关于21世纪管理会计的未来发展，有学者提出，顾客价值、价值链、核心能力和资源规划等是21世纪管理会计的新概念。以顾客需求为导向，将组织机构、产品和服务、激励和约束制度等紧密结合起来建立一种以顾客为中心的信息管理系统；将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评价，以及预测企业未来状况以及未来现金流量应体现信息的大范围和长远性的特征等，则是21世纪管理会计发展的新趋势。另有学者认为，为适应企业管理的要求，管理会计也在向战略管理会计转变；以价值链为导向的战略管理会计是管理会计的发展趋势。

六、审计研究

2006年，随着新《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颁布，学者们在注册会计师审计及其行业领域的研究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对国家审计、内部审计的研究则不断深化。

（一）注册会计师及其行业

对独立审计即注册会计师及其行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注册会计师人才培养、审计独立性与审计质量、会计师事务所合并与内部治理等方面。

1.新《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

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颁布了“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共计48个项目，这在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建设中属于第一次大规模地、集中地进行准则的制定、修改和颁布，也是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走向国际趋同、走向完善的重大举措，标志着我国已经顺利完成了审计准则建设的改革攻坚任务，中国审计准则体系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有学者指出，新审计准则体系体现了与国际审计准则的趋同要求，满足了新形势下注册会计师的执业需求，突出了维护公众利益的行业宗旨，增强了审计准则的易理解和可操作性。也有学者认为，除充分体现了与国际趋同的要求这一特点外，新审计准则体系还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即完整构建了准则框架体系，全面渗透了风险审计理念，以及切实考虑了中国国情。该学者同时指出，对审计实务而言，新审计准则是柄“双刃剑”，它在为注册会计师执业提供指导的同时，又强化了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责任，将对审计实务工作产生全面、深刻的影响，我们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还有学者专门研究新审计报告准则后指出，新审计报告准则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所变动。形式上，它要求对报告各部分列示小标题，审计报告正文构成要素也由原来的三个变为现在的四个。内容上的变化则集中体现了新审计报告的理论实质。该学者进一步指出，新准则的上述变化体现了四大理念：更易于理解，更明确的责任划分，风险警示，以及与国际接轨。

另有学者集中研究了新审计准则对审计职业判断的影响并认为，新准则提高了对职业判断主体即审计人员、对职业判断的微观环境即会计师事务所的要求，并对职业判断中出现的部分新内容提供了准则指导。为此，应不断提高职业判断人员的专业水平与综合素质，建立和健全会计师事务所的质量控制体系，并对被审计单位的非财务信息予以充分关注。

如何保证培训到位、实施到位、监管到位，是各方面普遍关心的问题。为此，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已经正式公布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体系培训方案，对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体系培训目标、培训策略、培训手段和具体安排做出了全面部署。根据该方案，中注协将从2007年7月起，用半年的时间，对全国7万名执业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准则体系的全面培训。为确保新准则体系培训的讲解到位和全面覆盖，方案还提出了“一竿子到底”的培训策略。

2.注册会计师人才培养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深化和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注册会计师行业面临着提升执业队伍的专业素质、执业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平的客观要求，以便适应国际化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为此，中注协发布了《关于加强行业人才培养工作的指导意见》。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高等院校是注册会计师行业人才培养体系中一支重要力量，尤其是开办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的院校。作为人才培养体系框架的依托或支撑，高等院校应明确教育目标，选择和开发教育内容，强化师资力量，以更好的履行自己在行业人才培养中的职责。也有学者认为，当前CPA院校在行业人才培养中需要抓好职业道德教育的加强、专业能力的培养和训练、综合素质的培养和训练等工作任务。

还有学者撰文介绍了国际教育准则委员会（IAESB）发布的关于审计人员的胜任能力要求，另有学者对如何评价注册会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进行了探讨。该学者指出，应依据科学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和可行性原则，构建注册会计师专业胜任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具体来说，此指标体系包括道德素质、基础条件、工作业绩三个子系统，以及独立性、应有的职业谨慎、保密性、学历、资格证书、实践经验、后续教育、健康状况、工作质量、工作数量、科研成果等11个具体指标。

3.审计独立性与审计质量

导致审计人员独立性丧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学者认为，胁迫威胁即审计客户的压力是导致审计人员丧失独立性的重要原因，但大客户与小客户对注册会计师审计独立性产生的影响不同。因此，有必要针对大客户审计市场作出改进性的制度安排，建立“审计团”审计模式，以抑制大客户胁迫注册会计师的能力，达到保持注册会计师独立性，降低合谋舞弊发生的概率。

另有学者从注册会计师委托代理关系的角度探讨了如何保证CPA独立性问题。该学者认为，为增强CPA的独立性，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推行分类委托方式，即：对上市公司，采取审计委员会委托、股东大会批准、加上证券监管部门监督的方式；对中小企业，由监事会或股东会直接委托；对国有独资公司，采取监事会委托、加上国家授权机构监督的方式。另有学者主张加大法律对内部人和审计师的惩戒力度，以提高审计独立性。

在审计质量方面，有学者提出一种新的审计质量论点——“审计质量用户（顾客）满意论”。这实质上是以审计用户满意为导向的质量观念。另有学者实证研究了代理冲突与高质量审计需求的关系并得出结论，代理冲突严重的企业有动机选择高质量审计，并且在我国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与企业的股权集中度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且随股权集中的提高，审计质量需求增加会加剧。另一方面，高质量审计能够提高盈余的信息含量，降低代理成本。

也有学者认为事务所任期影响审计质量，并实证研究了此观点。还有学者从审计意见购买角度提出，道德联盟可以改善审计师的福利，减少审计意见的购买量，进而提高审计质量。另有学者从理论和调查两方面对较少受到关注的审计专业胜任能力、审计工作强度和审计收费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并得出结论，专业胜任能力越强，审计质量越高；高强度审计工作是严重影响审计服务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审计收费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审计质量的高低。

此外，有学者对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研究后发现，高质量审计人员约束了上市公司IPO过程中盈余管理的产生。也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审计质量与会计信息透明度正相关。其中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透明度显著高于非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而国内不同类型事务所客户的会计信息透明度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4.会计师事务所合并与内部治理

随着政府的引导和市场竞争的需要，1997年后国内会计师事务所之间掀起了合并浪潮。但合并后事务所的实际运行效果并不理想。对此，有学者提出，对产生冲突的物质、行为、制度和精神四个文化层面进行整合是决定事务所合并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还有学者认为，造成事务所合并后运行不好的原因有：合并目标不明确，导致合并对象选择不当；没有很好的运用专业咨询机构；合并双方相互了解不够，就战略目标和发展方向缺少必要的沟通和认同等。

在当今会计领域强调内部治理的时候，有学者提出，完善事务所内部治理非常有现实意义；要强化事务所的治理，应该做大做强，关键在于实践；还要强调打造事务所的品牌战略和强化行业自律。也有学者深入研究澳大利亚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与事务所内部治理后发现，澳大利亚各类事务所内部的运行井然有序，即便是小所，也有相当完备齐整、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和规程，而这些与它们的会计市场不存在行政垄断有直接关系。立足清晰的市场定位来建设内部治理机制，这一点非常值得国内所学习和借鉴。

另有学者从我国事务所战略管理的角度，提出了事务所做大做强中需关注的组织模式战略、文化战略、业务战略、人力战略管理等战略问题。

（二）国家审计

对国家审计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地位与作用的深入思考，对政府审计实践的反思与经验研究，对政府绩效审计的职能定位，以及对政府审计风险控制的探讨成为2006年国家审计研究的热点。

关于国家审计的地位与作用，有学者以国家审计与宏观经济管理的新型关系为视角进行了研究，并提出国家审计的本质就是由国家法律确认的，向纳税人负责的，由国家设立的专门机关和职业人员对国家财政收支和公共资金使用的安全和效能所实施的监督控制活动；国家审计在完善国家预算管理、加强宏观经济调控、监督管理国有资产、健全权力制约机制、推行依法行政和依法治国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宏观经济运行还起着强大的信息反馈和预警作用。

关于国家审计的实践发展，有学者指出，近几年来我国国家审计的权威性和社会影响空前提高，审计法制建设进一步推进，审计工作的指导思想及目标更加明确，审计问题的处理向多元处理方式转变，审计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先进的审计方法和技术手段得到广泛推广，计算机审计应用逐步深化。另有学者研究后发现，各地的国家审计在执法方面存在宽严不一的情况，各地审计部门对违规金额的统计口径不一、经济水平参差不齐使得对违纪款项的处理不同，应缴金额本身并没有考虑到被审计部门的实际情况。对此，该学者建议应继续推进审计的“三化”建设，健全完善审计准则体系，加大审计惩治力度，积极创造条件向高层次的绩效审计或效益审计迈进；加强和重视后续审计工作，审计结果的考核与评价也应尽可能的做到科学合理。

关于政府绩效审计的职能，有学者认为可初步划分为两个层面：确证或解除受托责任层面，以及政府决策有用层面。由解除受托责任层面向决策有用层面的转变是必要的，转变过程中应遵循完善政府预算评价体系与决策机制、扩大绩效审计范围，量化决策有用标准、构建科学的绩效审计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等策略。

有学者引入信息不对称理论对政府审计风险控制问题进行了研究。该学者认为，信息不对称贯穿了国家审计的全过程。对此，可通过加强政府审计系统的信息建设，多渠道、多方面地了解和搜集被审计单位的信息，加强内部监督，合理选点和确定审计的重点，全面了解被审计单位的管理情况；承诺保证，促进审计方法和技术的提高，增强获取信息的能力等途径，缓解审计信息不对称，规避政府审计风险。

（三）内部审计

2006年的内部审计研究主要集中在内部审计的设立动机、内部审计职业道德规范建设、内部审计机制变革，以及内部审计师强制轮换制等问题上。

针对当前内部审计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内部审计是公司治理有机组成部分”的观点，有学者实证研究后得出结论，我国上市公司内审部门在改善公司治理上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我国上市公司设立内审部门时主要还是从内部管理的角度出发的，并没有上升到治理的层面。

关于内部审计职业道德规范建设，有学者指出，审计人员素质的高低，特别是审计人员职业道德素质的高低，是影响审计工作质量的关键。为此，应通过建立和健全内部审计行业制度，加强内部审计诚信制度建设，加强审计人员质量控制建设，建立内部审计职业道德的评估体系，建立内部审计激励约束机制等，推进内部审计职业道德建设。

对内部审计机制变革问题，有学者研究后认为，股东为首的利益相关者实施的“监督”与代理人的“反监督”之间的矛盾是公司内部审计机制变革的动力所在；各类公司的内部审计机制应在审计目标、组织结构、审计路径和审计信息等方面进行变革。

七、财务理论研究

2006年，财务学者们就如何构建财务理论体系、加快财务学科建设，以及加强财务战略管理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与探讨。

（一）财务理论体系

一般认为，财务目标作为财务理论的逻辑起点，既是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也是公司财务活动的最终目的。目前有关财务目标理论的研究视角主要有两个，股东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传统财务目标观点的支持者从多个角度对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财务目标观点提出了质疑，如有学者认为，利益相关者利益的相互竞争性本身限制了其利益最大化的实现，也使经理人的责任归属问题更加复杂，相关利益人的价值还具有不可计量性等。但也有不少学者对此财务目标表示认同。有学者强调指出，正是由于各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构成了企业的利益制衡机制，才使得企业健康发展。财务目标必须转向“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以真正保证股东的利益。另有学者运用耗散结构论与协同学作为分析的框架与工具，通过对经理可协调与不可协调冲突的分析，同样得出了应采用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作为公司财务目标的结论。

关于现代财务理论体系的构成，有专家提出，应将财权作为现代财务研究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该专家提出价值与权力相融合的财务本质论：财权流。财权流表现在财流和权流两方面，即财权流=财力流+（相应的）权利流；财务主体基本内涵和特征的分析也应从价值与权力即财力和权力这两方面来考虑，财务主体应具有财务财权独立性、经济性和目的性等特征；财务职能分为基本职能和具体职能。其中，基本职能概括为资源配置职能和财权配置职能。资源配置指财务资源配置，是从价值方面考虑，而财权配置是价值运动中的权力的配置，两者并不截然不同。在资源配置的同时进行财权配置，在财权有效配置的同时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

此外，还有学者研究评论了现有的企业集团财务控制理论，认为当前有关企业集团财务控制的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不足；主张以自由现金流量为主线，贯穿企业集团筹资、投资和股利分配的始终，从整合思想出发，从整体角度构建企业集团财务控制体系。

（二）财务学科建设

财务学在我国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关于财务学科定位问题一直是财务理论工作者所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财务学科定位如何关系到财务学科的理论体系构建和学科的发展方向。我国理论界目前在财务学科定位方面的争论主要体现在财务学的本质，财务学的范畴，财务管理与金融学的关系，财务学在学科分类中的地位等方面。

鉴于我国财务管理专业设置时大部分是在会计学专业基础上分设而成，金融学专业对会计学知识也存在较大依赖性，有学者通过会计学科定位与财务学科定位相关研究的方法，在对财务学与会计学的本质、内涵、范畴等基本理论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财务学科定位与发展这一财务学科建设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该学者认为，财务学的本质是组织财务活动、协调财务关系、提高财务效率，而这种组织、协调和控制财务的过程正是财务决策或财务管理的过程，因此，财务学的本质应是一个财务管理系统；财务学由财务经济学和财务管理学两大分支构成。从不同角度划分，财务学有不同的范畴分类。从应用角度看，其可划分为：企业财务管理、金融市场、投资管理及其他财务管理。基于此内涵，财务学科不仅应归属于管理学，而且应作为此门类下与工商管理等一级学科并列。

也有学者提出，如果用整体主义的思路来思考和审视财务管理学科的发展，会发现这个学科目前仍处于贫困化的状态之中。贫困化的表征是：内容安排严重偏离实际，不重点关注资产管理、成本费用管理和现金流管理；与相关学科严重脱节，与上游学科变化的反映过于迟钝；对影响它的环境变化反应滞后。对此，该学者认为，走出贫困化的重要途径就是再造和扩展财务管理学的框架，对财务管理学的内容、研究视角、研究领域等进行扩展，立足于管理学的立场来研究和设计财务管理学科，并将制度财务学、行为财务学、财务社会学和财务伦理学等新学科纳入财务管理学的研究范围。

另有学者提出，近几年财务文化学的研究已经成为财务学乃至整个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是否关注“财务文化”是传统财务学和现代财务学的根本区别，因为财务活动的立足点发生了根本变化，“物的财务”被“人的财务”所替代。在此基础上，该学者提出“技术”和“文化”的双翼财务学，并主张以此构筑财务学科新体系。此时财务管理学分为微观或曰财务管理基础，中观或曰中级财务管理学，宏观或曰高级财务管理学；财务学科体系分为财务技术学和财务文化学。其中，“财务技术学”中将突显实证研究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财务文化学”主要包括财务物质文化、财务制度文化和财务精神文化三大部分。

（三）财务战略管理

随着资本管理和财务活动复杂性的增强，财务战略管理应运而生。产品多元化、组织柔性化、服务理念顾客化、信息系统网络化以及市场全球化等，使得现代财务管理及控制系统发生了显著变化，财务战略管理以价值创造和培育核心竞争力为核心范畴的特征也日渐被人们所接受。在此种背景下，学者们就财务战略管理的理论结构与框架、机制创新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财务战略管理是现代企业财务管理在战略方向上的一种延伸，是发展财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财务战略管理理论结构问题上，有学者主张，应以理财环境为出发点构建财务战略管理理论结构，因为它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包含了财务战略管理实践的全部内容，孕育着财务战略管理理论要素的全部“胚胎”，可以揭示财务战略管理发展过程的全部因素和客观规律。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包括财务战略环境理论、财务战略基础理论和财务战略应用理论三个层次在内的财务战略管理理论结构。

另有学者提出，只有构建基于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动态财务战略管理框架，才能推动财务管理层次的全面提升，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动态财务战略管理是循环往复的动态过程管理，它由理财环境分析、财务战略制定及目标分解、财务战略实施与控制、财务战略实施结果评估四个基本环节构成，包括筹资战略、投资战略（企业的资源配置战略）、收益的分配战略等三大内容。也有学者试图建立一种基于价值创造的战略财务管理分析框架：将公司财务战略、战略管理会计、战略价值管理和战略财务会计有机整合，提升财务管理的战略价值，并运用财务战略矩阵分析财务信息在企业战略决策中的具体应用。

学者们还就财务战略管理机制创新进行了探讨。其中，有学者认为，根据目前我国企业外部财务管理环境的变化，应对财务管理观念、财务管理目标、财务治理结构、财务管理内容、财务内部控制等进行创新。也有学者提出，柔性战略观下的企业财务战略管理是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内容，它直接关系到企业战略管理的决策效率，进而就基于柔性战略观的企业财务战略管理机制创新进行了论述。该学者认为，柔性战略观下企业财务战略管理作为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一种思维方式、决策及控制活动，它本身具有系统性、导向性、互逆性、状态依存性及全面性特征。企业财务战略的制定要实施连续一体化的逻辑思路，即在企业财务环境、资源和能力的动态整合的基础上，构筑企业财务战略管理的平台，寻找有效实施的可行路径，确保顺利实施的科学机制。财务战略的有效实施必须在企业财权有效配置的框架内，以企业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为基点，通过其共同互动管理机制和相机治理管理机制的相互作用，确保柔性战略观的企业财务战略目标的实现。

此外，还有不少学者对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的战略管理行为“投资者关系管理（IRM）”进行了研究。有学者指出，IRM本质上是一种主动地、自愿性地与投资界进行沟通的过程，信息披露是其核心内容，自愿性信息披露则是其成功的关键；IRM理论可以理解为一种减少上市公司和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工具，从上市公司角度看，可以促进投资界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提高公司的可信度，进而提升投资者的满意度和忠诚度。另有学者实证研究了投资者关系管理（IRM）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结论，上市公司的IRM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由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所引发的代理成本，但对抑制股东和经理人利益不一致所引发的代理成本无显著作用。

八、公司理财实务研究

公司理财实务是财务理论在企业财务活动中的具体应用。2006年，财务学者们对公司理财实务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财务危机预警、公司股利政策、上市公司融资、跨国并购等方面。

（一）财务危机预警

随着企业陷入财务危机以及破产状况的频发，对风险尤其是财务风险的估计与预警正在成为每个企业、每个管理者以及财务信息使用者高度关注的问题。学者们纷纷就如何建立科学有效的企业财务危机预警模型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针对企业实时监控和中长期预警，有专家提出了“多时段、多层次财务危机预警”系统循环的思路，主张建立实时、短期、中长期多时段的单项、分项和综合的财务评价指标体系，及时界定企业财务状况，以便适时地、及早地为企业预报财务危机信号，同时为综合评价企业运营全过程和财务全貌提供可靠的分析指标体系和方法支持，并在分析之后，及时给予企业管理人员一个可供参照的“专家分析库”。

也有学者认为，传统的财务危机预警模型，如单变量判定模型、多变量分析模型等，往往直接或间接依赖于线性函数来建立模型。而新的财务预警方法，如人工神经网络等，也存在一些固有的缺陷。由此该学者指出，支持向量机的上市公司财务危机预警模型（SVM）具有严格的理论基础，能较好的解决传统评估方法不能解决的非线性、高维和局部极小等实际问题，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另有学者提出，对财务风险预警除了进行定量分析外，还可以通过企业的某些外部特征，即非财务信息，如企业背景信息、企业管理层的素质、内部控制制度、审议意见的类型、企业文化等，运用信号传递原则来进行定性分析。

（二）公司股利政策

股利分配合理与否不仅影响到与企业相关各方面的利益，而且关系到公司的融资和资本结构，更涉及到企业的长远发展。

常规理论认为，在应用公司内部资金进行项目投资的前提下，高派息政策将影响公司的长期成长。有学者对此表示异议。通过多元性回归分析后发现，高派息会严重影响中国上市公司的长期成长，从而再次证明了支持中国上市公司高成长性的资金来源非内部融资的结论。中国上市公司具有十分明显的股权融资偏好，而在债权融资中，短期债权融资比重大大高于长期债权融资比重。

关于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有学者基于公司成长性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发现，股权结构（股权集中度和大股东持股）和组织特征（盈利能力、盈余水平、现金拥有量、公司规模和财务杠杆）均对现金股利政策具有一定的影响。大股东整体上具有分配现金股利的倾向和能力，而现金股利政策还受制于公司流动性能力、盈余水平以及债务情况。该学者还指出，成长性机会是决定公司股利政策的重要因素。

针对我国公司股利分配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有学者建议借鉴美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解决：尽早解决“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改善公司治理机制；不断完善市场融资体制，努力拓宽筹资渠道；以符合国际惯例的高度，规范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法律法规；规范上市公司内部管理，减少短期行为；倡导正确的投资理念，做到管理层、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共同维护股利分配行为理性化。另有学者建议通过减免税收以培养股东现金股利偏好、政府监管部门对公司过分保留盈余的行为进行惩罚和监管、完善我国的股票市场、完善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等途径，规范股利分配行为。

（三）上市公司融资

配股、增发与可转换债券是上市公司通过证券市场进行再融资的主要途径。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可转换债券融资已经越来越受到上市公司的青睐。

对上市公司青睐可转换债券的原因，有学者指出，可转换债券具有明显的税盾效应，尽管随着债性减弱优势越来越小，但由于转换价格高于股票发行价格并且可转换债券有固定期限，这种优势是不会改变的。在我国特殊的证券市场背景下，发行可转换债券融资比增发或配股对上市公司更有利。

在可转换债券的融资偏好问题上，有学者实证研究后发现，公司规模大、资产负债率和净资产收益率低，以及流通股比重高的公司倾向于提出发行预案；而货币资金持有情况和成长性因素对上市公司是否选择可转换债券影响不显著，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对可转换债券的选择基本上是理性的。

内地企业如何在美国、新加坡、香港等地成功上市融资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密切关注。有学者认为，我国中小企业在新加坡上市时需注意法律法规、财务会计与税收规范、信息披露、公司治理与内控制度、关联交易与内线交易等方面的问题；中国企业赴美上市融资需注意信息充分披露、规避集团诉讼、《萨宾斯——奥克斯利法案》有关财务信息披露的严格要求等；在香港上市时，内地企业则需满足香港证交所有关上市公司财务、会计处理、信息披露以及公司资质等的要求，以成功实现上市融资。

此外，在我国小企业（包含内外资）融资困境问题上，有学者实证研究后认为：我国小企业的资本结构与融资选择行为并未脱离标准小企业资本结构和融资渠道理论框架，社会信用体系的缺位、商业信贷作用受到严重阻滞使我国小企业面临信贷约束与融资困境，构建以存货和应收款等动产抵押担保的金融安排是解决小企业信贷约束的现实取向，现阶段非正式金融在缓解小企业融资困境方面起到一定作用。

（四）跨国并购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以并购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那么，外资企业并购中国企业出于何种动机？如何理性的看待跨国企业的在华并购？中国企业如何才能成功的进行跨国并购呢？不少学者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对于外资企业在华并购的动因，有学者从信息不对称角度进行了量化分析认为，信息不对称是促使企业跨国并购的重要原因，非对称信息下并购发生的可能性超过对称信息情形；需求波动程度及产品异质性程度也影响并购发生的概率，需求波动越大、产品异质性越小，并购收益就越高，并购就越容易发生。另有学者指出，在华并购作为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与体现，其动因主要有两个：获取我国的资源，如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技术水平和产业配套能力等，以及追逐中国市场。还有学者在综合评述跨国公司理论的最新研究进展后提出，跨国并购作为以企业组织为载体的国际经济资源流动现象，是宏观、行业与企业自身三个维度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跨国并购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行为，但对投资所在国而言，却是一把“双刃剑”。对此，有学者提出，应审慎分析，理性对待，在扩大对外开放中重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应在积极推动共利共赢开放战略、尽快建立健全外资引进、外资并购的相关法律政策和推动国内并购市场的发育和完善的同时，创建多部门联合并购审查机制和经济安全预警机制，并充分利用WTO规则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利益。另有学者主张，我国政府应加强对外资并购的规制，并适时调整我国对外资进入行业的政策限制。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加强，跨国并购也逐步成为我国越来越多企业融入国际市场的一条重要途径。但跨国并购本身具有的不确定性往往给并购企业带来极大的风险。对此，有学者提醒国内企业，要想以跨国并购获得加速发展的机会，就必须加强风险管理与防范。具体说，应选择正确的并购目标企业；应讲究公关和策划，化解被并购方敌意；应致力于组织重组，强化核心业务，并妥善有效的整合物、人与文化。另有学者主张实施大企业战略、培养具有国家竞争力的大企业，加强政府的协调与引导、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加快金融信贷体制改革步伐，健全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法律体系，积极利用中介机构实施跨国并购等，以便为中国企业成功实施跨国并购战略扫清障碍。还有学者在专门研究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文化整合问题后提出，中国企业应以高度开放的心态和世界性眼光把跨文化管理研究纳入企业的战略中，其重点在于通过文化整合过程，建立并购双方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关系。

九、公司治理与管理控制研究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以及国有公司改革的不断深化，公司治理与管理控制问题逐渐成为我国财务学界研究的热点。2006年，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对公司治理方面的董事会效率与公司绩效、高管薪酬与股权激励，以及管理控制方面的管理控制理论、预算管理与绩效评价等问题上。

（一）董事会效率与公司绩效

董事会效率是指董事会各项职能发挥的效果，包括董事会的制度建设、董事会的机构设置、董事会战略决策能力以及对管理层经营行为的监控效率。

有学者对董事会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董事会效率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效率普遍偏低。对此该学者建议，设置合理的董事会规模，保持适当的独立董事比例，提高董事会战略决策效率，增大董事持股比例以及提升董事会决策能力和对管理层的监控效率，以切实提高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效率。另有学者对董事会特征研究后发现，公司业绩与董事会规模、两职合一、董事会会议频率、不在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占比等显著负相关；与独立董事占比、外部董事占比、董事持股数正相关（但不显著）与董事薪酬显著正相关。

还有学者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分别检验了董事会独立性和公司绩效的关系，结果发现，独立董事比例、社会声誉和管理背景对公司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独立董事的行业专长和政治关系并不能改善公司绩效，独立董事薪酬也未显示出激励效应。此外，独立董事比例和公司绩效的关系受到股权制衡的影响，股权缺乏制衡有损于独立董事保持独立性和降低代理成本的能力。但也有学者提出，独立董事行权的能力对公司绩效具有负的效应，而其行权意愿则与之有正的效应；建议进一步发展独立董事市场、建立合理的独立董事激励与约束机制，以进一步发挥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效果。

此外，有学者实证研究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治理职能的有效性后得出结论，审计委员会的存在使得企业可以从事前和事中降低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说明监管层推行的审计委员会制度已产生一定的政策效应，但审计委员会的监督职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挥。

（二）预算管理与绩效评价

有学者基于现有预算管理的局限性，从行为基础、组织体系和技术方法的维度构建了新型组织的预算管理模式。该学者指出，随着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组织转型已成必然趋势。为适应新型组织的特征，必须构建与新型组织和管理控制系统相适应的预算系统，从行为基础、组织体系和预算技术三个纬度构建新型组织的预算管理模式。

也有学者将信息技术、价值链、预算管理三者结合起来，探讨了基于价值链的动态预算管理。此新型预算管理一方面借鉴价值链的管理思想，以内部价值链为基础，构建以价值增值为指导思想，实现“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集成的预算管理模式；另一方面引入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实时的信息传递和信息反馈、动态预算调整和预算控制，使预算管理取得预期的效果。

还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预算软约束的存在扭曲了国有企业面临的真实的融资约束，使其投资对内部现金流的依赖程度要明显低于民营企业，并且这种软约束的存在还减弱了金融发展对国有企业所带来的积极作用，产生了“漏出”效应。为此，应硬化预算约束以真正地减轻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市场交易的成本，促进经济的发展。

关于绩效评价，有学者主张，在确立新的企业绩效评价体系时，应重点考虑企业绩效评价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应始终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转轨时期的企业绩效评价体系具有特殊性、应实行企业绩效的综合评价等因素。另有学者研究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绩效的新特点后提出，如何克服知识、智力难于计量的特性是设计业绩评价体系的关键所在。对此，首先必须进行计量方法论的变革，应从计量投入转变为计量产出，并超越财务会计账册，引进市场评价机制。企业整体价值的评估、杰出人才个体价值的评估以及平衡记分卡等是新方法论在具体运用上的主要形式。

此外，还有学者就相对绩效评价与综合绩效评价的团队激励效率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在单期模型中，相对绩效评估可以促进团队成员的合作，但在多期模型中，综合绩效评估机制具有更高的激励效率。虽然二者的激励成本一样大，但是综合评估具有自我执行和预防共谋的优点。另有学者认为，单一的EVA无法说明价值增值的基本情况，而最能反映价值增值结果的是REVA。但是，要评价一个价值增值衡量指标的适用性，对价值增值的精确性只是标准之一。更重要的，是看衡量指标是否能和企业的其他管理体系融为一体，是否适于VBM（基于价值管理）的开展。

（三）高管薪酬与股权激励

公司治理的核心是处理企业所有者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高管薪酬自然成为公司治理中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学者深入分析持股人与高管的利益关系后提出，好的公司治理立法，可以加强持股人对高管行为的控制。合理的薪酬激励制度，则可以促使高管发挥充分的积极性，为公司创造理想的利润。另有学者实证分析后发现，高管人员的年度薪酬与公司经营绩效指标及公司经营规模之间呈现较显著的、稳定的弱正相关关系。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高低与公司业绩和公司规模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同时，高管薪酬的高低与公司业绩和公司规模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越低，高管薪酬水平越高；独立董事和薪酬委员会的设立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并不显著。但也有学者对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显著正相关的观点持反对意见。该学者实证分析后发现，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逐年上升幅度较大，并且各年度公司间薪酬差距也在逐年加大；公司规模、行业特性对高管薪酬具有重要影响，但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之间并不存在较为一致的长期显著正相关关系。

在股权激励方面，2006年1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的发布，为我国上市公司实行股权激励奠定了法律基础。学者们纷纷就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方案的新动向、高管人员股权激励的有效性、如何有效推行股权激励制度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有学者指出，《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发布扫除了股权激励的一些基础性障碍，对推动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之相适应，股权激励方案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限制性股票将成为长效激励的重要选择；信托公司等中介机构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股票增值权激励模式具有极为重要的推广价值。

在股权激励的效应方面，有学者就国有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效应进行检验后发现，国有上市公司管理者的持股水平和公司价值负相关。这是由于政府对国有上市公司的控制，影响了上市公司治理机制作用的发挥。但此结论并不适用于非国有上市公司中。

还有学者就如何在国有非上市公司实行股票期权激励进行了论述。该学者认为，传统的股票期权制度并不适合国有非上市公司，国有非上市公司可以考虑通过建立虚拟股票期权计划进行股票期权激励。但在具体实施时应注意：虚拟股票价格的确定是实行虚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重点和难点，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是成功实现股权激励目的的关键；公司应当针对不同岗位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保证虚拟股票期权制度的科学、合理和公平；在实施中应当密切关注相关法律政策的变化以及虚拟股票期权计划中相关具体制度和合同条款法律风险的事先预防。

（四）管理控制理论

管理控制理论的研究在西方国家已有200余年的历史，了解其发展历史并总结管理控制理论的研究趋势，对于我国发展管理控制理论、改进管理控制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有学者在对管理控制思想的源起与发展脉络、不同学派管理控制概念的比较与差异进行探讨后指出，管理控制理论研究随着管理控制系统框架的探讨而逐渐成熟发展起来；非会计控制手段引入管理控制系统所引起的问题、考虑内外部环境变量情况下管理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实施问题、多学科交融影响下的管理控制系统创新性问题等，是管理控制理论研究在未来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在管理控制系统方面，有学者认为，管理控制系统框架是设计与构建管理控制系统以及分析管理控制系统的应用和执行情况的基本思路。因而，管理控制系统分析框架不仅是管理控制系统设计与构建的基本方法的整合，而且是对特定企业的管理控制系统进行案例分析时必须采用的工作流程和基本方法。基于此，该学者构建了一个包括愿景与使命、关键成功因素、战略和计划、组织结构、关键业绩变量、目标设定、业绩评价、报酬系统、反馈和前馈信息流、使用PMC系统的方式、PMC系统的权变、连接的强度和一致性等12要素在内的业绩管理与控制框架。还有学者专门研究了国家文化对管理控制系统的影响并认为，在描述国家文化属性的标志中，权力距离、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是影响企业管理控制系统更为直接和重要的变量。

此外，管理控制与相关概念，如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内部审计、财务管理等的关系也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其中，在管理控制与公司治理关系问题上，有学者基于对公司价值创造模型的研究提出，公司治理与管理控制要相互作用、相互融合。有效的管理控制离不开科学合理的公司治理，公司治理也无法取代管理控制，二者共同完成公司战略。

十、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研究

2006年，学者们关注的目光主要聚集在现代内部控制、全面风险管理、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的比较等问题上。

（一）现代内部控制

有关现代内部控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内部控制目标、内部控制模型、内部控制评价，以及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内部审计的关系等问题上。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科技文化的进步，传统的内部控制理论已面临新的挑战。有专家指出，这一挑战主要来自研究对象、控制立足点、前提条件三方面。在此基础上，该专家从演化经济学角度重新分析了内部控制的性质与目标。内部控制通过技巧学习与惯例固化实现组织成员自适应学习，成为商务生态系统中的控制链，其目标是实现组织长寿。企业内部控制的最高目标是使企业赢得消费者（客户）的支持和社会的广泛认同，从而不断提高企业影响力。

内部控制是价值链企业开展全面业务合作，实现价值链管理目标的保证。由此，有学者基于现代控制理论思想，构建了一个主要包括控制目标、控制环境、控制机制、控制系统要素、控制内容和控制方法在内的四维多层的价值链内部控制模型。该学者进一步指出，对价值链内部控制的过程就是价值链内部控制系统四要素发挥作用的过程；由于价值链管理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价值链内部控制的作用本质上是有限的。企业之间缺乏诚信、企业缺乏自律、企业文化的冲突、价值链协调不充分等因素都可能导致控制失效。

还有学者对内部控制评价问题进行了研究后认为，目前国内内部控制评价实践多受限于审计实务，而未能发展成独立的管理工具和体系；应立足于全面提升企业内部控制和管理水平，重新构建内部控制评价的程序与方法。具体说，应围绕“资金流”构建评价体系；强化对行为的规范和引导；全员参与内部控制评价过程；合理选择和设计评价指标，将措施型指标和结果型指标结合使用。也有学者认为，引入定量的评价方法评价内部控制系统非常必要，模糊评价法恰恰可以完成从定性评价向定量评价的转换，进而详细介绍了模糊评价法在内部控制评价中的应用。

在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关系上，有学者认为，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公司治理针对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其目的是对经营者形成一种激励约束机制，主要涉及法律层面的问题；内部控制针对经营者和次级员工（一般管理者和其它员工）的委托代理关系，其目的是对次级员工形成一种激励约束机制，主要涉及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层次的问题。公司治理是内部控制的基础，内部控制是实现公司治理目标的保证。也有学者认为，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包含与依赖关系，且具有内在的结构上的对应与一致性。

此外，就内部控制与内部审计的关系而言，有学者认为，在概念层面上，内部控制的范畴要大于内部审计，内部审计应属于内部控制的一种手段；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内部审计要求特殊的独立性原则，又不得不将内部审计工作在内部控制的体系中独立出来，以真正实现执行内部审计的目标。

（二）全面风险管理

2006年6月6日，国务院国资委发布《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标志着中央企业开始实施全面风险管理。其它类型企业也日益重视和强化全面风险管理。

有学者指出，全面风险管理的好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对企业所面临的风险的全面的理解，从而有助于对其进行更好的控制和管理。最低层次上，也可以通过运用分散化效果而避免不必要的交易以降低对冲成本。更重要的是，各种证据表明，全面风险管理将可以大大增加股东的利益。

另有学者深入研究了现代企业风险管理体系后认为，应遵循塑造具有风险价值观念的企业文化、完善企业风险价值管理组织架构、利用信息技术建立风险信息管理系统，以及利用科学技术和金融工具规避风险、最大化收益的思路，建立现代企业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也有学者专门研究了保险业的风险管理系统框架后认为，保险企业的全面风险管理系统在理论上可以界定为战略、流程、基础设施和环境的融合，是以风险管理的流程、基础设施和环境为纽带，将整个保险企业各个种类风险以及承担这些风险的各个业务单位纳入到统一的管理体系中，最有效地整合企业的有效资源，达到风险和收益的最佳平衡，以求企业价值创造的最优化，确保全面风险管理战略的实现。全面风险管理系统框架离不开战略、基础设施、流程及环境的有机结合。

还有学者深入探讨了银行业的风险管理体系后认为，应借鉴国际经验构建股份制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新体系。具体来说：应改进风险管理理念；改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增强风险管理有效性和独立性；提高风险管理技术；改善风险管理方式，从以事后风险控制为重转向全面风险管理。也有学者建议，为解决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需建立多种资本参与的商业银行产权体系，构建垂直管理的全面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全面风险管理信息系统与严密的监控体制等。

（三）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比较

国外对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关系的认识，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三种：风险管理包含内部控制，内部控制包含风险管理，以及内部控制就是风险管理。

国内学者较多支持第一种观点。其中，有学者认为，风险管理是内部控制概念在新技术和市场条件下的自然延伸，风险管理包括内部控制，内部控制是风险管理的基础。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各有侧重，内部控制侧重制度层面，风险管理侧重市场交易层面。也有学者提出，风险管理是企业内部控制的实质。企业风险管理的整合框架将企业内部控制更名为企业风险管理，则充分展示了企业内部控制向全面风险管理发展的趋势。还有学者主张，在企业风险管理框架中，企业内部控制系统是风险管理的重要环节，良好的内部控制依赖于彻底的、规范的对公司所处风险的性质与范围的评价。

另有学者倾向于第三种观点。该学者认为，风险管理是由于经济环境的变化大型风险甚至危机事件的普遍存在和发生引致的管理理论的精致化，是更具针对性细节化的管理方法和手段，更突出“风险”的识别和应对，其方式、方法可用于单独的事件、项目。内部控制则强调过程管理的普遍可控性，是基础。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虽然存在差异，但在现实运用中它们正日趋融合。

还有学者认为上述三种观点都是正确的。该学者在深刻剖析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的概念后发现，CICA的“内部控制”和COSO的“内部控制”是不同的概念，CICA“风险管理”概念也不同于COSO的“风险管理”。国外对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关系认识的三种观点都是正确的，尽管他们使用了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语词，但是这些语词表达的却是不同的概念。

（中国会计学会供稿 张先治 耿云江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