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以天吏为规范确定税收边界

河北金融学院｜臧建文

作为儒家亚圣的孟子，生于战国时代，眼见的是生灵涂炭、民生维艰，怀揣的是“国之大者”，心心念念的是百姓福祉，念兹在兹的是训导诸侯须时刻以民为本，恪守仁政，由此实现天下太平。怎样才能践行“仁者爱人”的理念，从而达到“王天下”的施政目标，孟子在两千年前给出了别样的答案。

天吏作为至高规范

天是先秦思想家提出的重要概念，如孔子提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生德于予”。到了孟子，提出了“天吏”的概念。在《孟子·公孙丑上》中提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在孟子看来，天吏直接关系到诸侯能否建立霸业。在《孟子·公孙丑下》一篇中也出现“天吏”一词。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获得上天的护佑？孟子在此谈到的是“信能行此五者”。具体来说，第一项是针对国家治理的贤才能人，确保人能尽其才，在合适的岗位上能够发挥良知与良能；第二项是针对固定摊位的商人，货物不论处在仓库储藏还是处在出库售卖环节都能够宽免税负，由此“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第三项是针对长途贩运的旅者，在通过关津隘口时能够顺利通行而不被横加盘剥；第四项是针对以田为生的农民，能够只助耕公田而不缴纳其他形式的税费，即可实现“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第五项是针对定居生活的民众，没有“夫布”即人口税以及“里布”即房产税的征收，进而“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

由此可知，这五者中的四者，即固定摊位商人、长途贩运旅者、以田为生的农民以及定居生活的民众，其福利多寡都与税收征管息息相关。而确保上述四者的合法利益不被侵害，保障商业经营、农业生产与国民生活秩序的正常运行，正好是能够与商人、贩运者、农民及居民这四者保持良序沟通互动、建立并营造税收友好关系的政策制定者与执行人，这恰恰是仁政实施的重要前提条件——“尊贤使能，俊杰在位”。

税收关乎仁政实施

孟子的一生，都在与各国的诸侯打交道，但始终不卑不亢，以“天吏”的标准来要求乃至检验诸侯实施仁政的成色。他认为“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孟子·尽心下》）。能将诸侯最应珍惜的土地、人民与政事连接在一起的或者产生共同交集的，唯有税收。因为在孟子看来，税收能够在微观层面切实影响到百姓福利，是扎实推进国民生活共同富裕的关键考量。“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章句上》），这是告诫税收制度的设计者及执行者，应尽量少掠夺农民的物质财富，这样才能保障民众的富足、经济预期的稳定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

税收的征收时间、方式等具体环节，反映出当政者是否遵守农业经济生产运作规律，不仅影响着土地农作物的产量，而且关乎国家财富收支用度的可持续性，即“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因此，税收成为了评判诸侯是否在真正推行仁政的关键指标，即“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仁政的实施能够激励农民精耕细作，提高土地产出量，进而才有可能保障民众在满足基本生活的基础上，践行孝悌忠信的道德观念，正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进而使国民自然而然生发出对国家衷心拥护、荣辱与共的赤子情感，即使面对入侵之敌也毫无惧色。可以看出，税收在很大程度上关乎民心的得失、社会的公平正义。

《孟子》古装本，底本为瞿氏旧藏宋本

税率征兆国家兴亡

孟子看来，税收制度的设计与执行中，税率是否适度尤为关键。过低的税率可能导致税收收入过少，进而影响国家基本开支用度。反之，则不仅致民生凋零，而且影响长期的税源结构，甚至关乎国家兴亡。《孟子·告子章句下》中提到，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可见，孟子将适宜的税率视为尧舜之道的重要标志，这一税率既不能如大貉、小貉般过低，又不能如大桀、小桀般过高，而应该居于其间。

孟子认为，不仅税率的选择格外重要，而且在税制设计及执行中也要做到简便易行。“有布帛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俘，用其三而父子离”。三类税中有征收手工产品—布帛的赋税，也有征收农产品—粮食的赋税，还有征发徭役—人力的赋税。实施仁政的国君应谨慎避免同时征收其中两类税。如果同时征收两类税，那么民众就会因税负过重及税制烦冗而遭受饥荒之苦，如果同时征收三类税，会造成父子分离、民不聊生。

孟子提倡税制不宜复杂，尽量减少对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干扰与盘剥，税收制度设计的边界应该在百姓民生正常运行之外。即“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林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孟子·梁惠王上》），这与现代经济学中所提倡的税收中性原则应该是一脉相承的。税收的理想存在状态，应该是建立在市场交易方获利共赢基础上的，这时税费的缴纳对于相关纳税人来说近似于“无感”，而非扭曲原本正常的商品及服务生产交易活动及行为，造成供求双方的“无谓损失”。

余论

一千多年后，被称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提出，一个国家从野蛮、落后到富裕、文明只需要三个条件：和平的环境、合理的税收以及尚可容忍的司法管理。这与孟子提出天吏规训下的税收边界基本一致。税收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共同子集，本质上反映着国家政治文明水准，并深刻影响着社会经济环境。

第一，孟子时刻提醒统治者应尊重民众自发创造财富的机制，能够保障百姓的基本生活得到满足，即“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王道仁政的起点应是始终致力于促进民间经济的富裕与繁荣发展。

第二，在厘清税收边界问题上，孟子认为税赋的征收不可违背农耕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即包括“不违农时”在内的“民事不可缓”，他坚决将民生置于税收之前，遵循“德惟善政”。

第三，在税收的具体设计及执行中，孟子倡导应该注意税率的适宜与总量的适度，即“取于民有制”，不可盲目追求“充府库”，而且要注重简化易行，方便缴纳，即“用其一，缓其二”，这是“民贵君轻”思想的具体体现。

责任编辑　廖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