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9-10-25 作者:陈德胜 李洪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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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外社会经济环境快速变化,在要素成本和资源环境约束因素助力下,国际分工格局加快调整。在此背景下,我国传统支柱产业进入调整期,现代农业、高端制造业、节能环保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正在成为新经济增长点。这种转变既是市场规律自发作用的结果,也需要政府制定实施必要的财税、金融等政策予以适当引导。
一、国内外形势发展要求产业结构升级
我国长期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凭借比较优势形成了劳动密集型中低端制造业和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的基础产业为主的产业格局。国内外形势发展使上述行业供求条件发生明显变化。
一是工业化后期的发展阶段对传统支柱产业需求放缓。发展经济学将经济发展分为前工业化、工业化实现和后工业化三个阶段,其中工业化实现阶段又分初期、中期、后期三个时期。判断指标主要有人均收入水平、三次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市化水平等。根据国际经验,进入工业化后期的标志是: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小于10%,第二产业比重仍大于第三产业;农业就业人口比重为10%—30%;城镇化水平为60%—75%。我国2013年人均GDP达6500美元,农业占比达10%,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农业就业人口占33%,城镇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外社会经济环境快速变化,在要素成本和资源环境约束因素助力下,国际分工格局加快调整。在此背景下,我国传统支柱产业进入调整期,现代农业、高端制造业、节能环保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正在成为新经济增长点。这种转变既是市场规律自发作用的结果,也需要政府制定实施必要的财税、金融等政策予以适当引导。
一、国内外形势发展要求产业结构升级
我国长期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凭借比较优势形成了劳动密集型中低端制造业和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的基础产业为主的产业格局。国内外形势发展使上述行业供求条件发生明显变化。
一是工业化后期的发展阶段对传统支柱产业需求放缓。发展经济学将经济发展分为前工业化、工业化实现和后工业化三个阶段,其中工业化实现阶段又分初期、中期、后期三个时期。判断指标主要有人均收入水平、三次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市化水平等。根据国际经验,进入工业化后期的标志是: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小于10%,第二产业比重仍大于第三产业;农业就业人口比重为10%—30%;城镇化水平为60%—75%。我国2013年人均GDP达6500美元,农业占比达10%,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农业就业人口占33%,城镇化率达到53.7%。可见,除城镇化进程略显滞后外,我国总体上已步入工业化后期。这一时期,钢铁、建材、采掘等传统支柱产业的需求有所放缓,工业化加速发展期形成的大量产能开始过剩,相关企业正在市场机制和政府双重引导下,经历去杠杆、去产能、国内外梯度转移的进程。产业发展规律表明,很多产业往往“衰而不退”,不会就此消亡,但必然伴随“救市”、“补仓”或“斩仓”、“断腕”等现象,产业集中度明显提升,大量企业兼并重组甚至破产关闭,为新进入和即将进入的产业做好资金和市场准备。
二是要素成本和资源环境约束压缩传统产业竞争力。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低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使我国迅速融入国际分工。伴随发达国家制造业顺序梯度转移,我国先后经历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化纤业,资本密集型的钢铁、造船、炼化行业,兼具资本、技术密集型的汽车、机械、电器制造业等几个阶段。随着经济发展、人口结构变化和各项制度改革,我国要素成本偏低的静态比较优势弱化。近10年来,企业用工成本每年上升10%—15%,土地和厂房租金快速上涨,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升值30%以上。要素价格不仅纵向上涨,而且横向也比其他国家明显提高。工人工资和厂房租金等相当于越南、缅甸、巴基斯坦等国的5倍以上,甚至有研究认为我国制造业成本正在接近美国。同时,多年粗放式发展大量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严重制约经济持续发展。我国GDP世界占比为12%,却消耗了52%的水泥、41%的煤炭、36%的钢材和29%的氮肥磷肥,单位GDP能耗水耗是发达国家的2—6倍,排污量则是4—8倍,目前只有朝鲜、伊朗等9个国家单位GDP碳排放量高于我国,空气、河流和土壤污染程度均明显重于发达国家。从国内看,资源环境制约严重地区主要是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传统制造业集中地区,每平方公里污染物排放量是其他地区的5倍以上。就像当年从发达国家向我国东南沿海转移一样,静态比较优势弱化和资源环境制约,推动传统制造业再次国内外梯度转移。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改善生活及资本逐利性等,要求新产业加快发展弥补传统产业转移留下的空白。
二、产业结构升级的重点方向
纵观历史上四次大规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发达国家在转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都努力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最近两次向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产业后,美、德、日等国20世纪60—70年代集中力量发展钢铁、化工和汽车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及电子、航空航天和生物医疗等技术密集型产业,80年代后大力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产业重心向高技术化、信息化和服务化方向发展。我国多种发展阶段叠加,既要承接部分发达国家产业转移,也要创造性发展新产业,同时还要弥补传统发展短板,使经济更加均衡可持续。综合判断,我国未来产业结构升级方向包括:
一是现代农业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方向和出路。我国粮食安全战略要求“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随着人口老龄化和新型城镇化加快发展,农业劳动力减少,提高农业生产率,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是保障13亿人口粮的必由之路。同时,城乡二元体制下,农业比较效益低,农村和农民成为全面小康和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短板。“我国农业的出路在发展现代农业”。随着制度完善和政策落实,我国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2013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5.2%,农机总动力超过10.6亿千瓦,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59%。综合看,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的农业产运销链条,集约经营、特色鲜明、高效集群、绿色健康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将在未来实现加速发展。
二是科技创新及高端制造业是未来经济核心竞争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再次将世界经济拉下长周期谷底。为此,主要经济体纷纷探索酝酿新一轮产业革命,并取得了一些成果。毫无疑问,谁抓住了新科技革命谁就抓住了未来经济竞争力。我国积极抢抓机遇,在政策和市场等方面加快科技创新领域发展。按以往经验,应用足够普遍、影响足够大、效果足够明显的技术创新,以及应用这些技术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在政府与市场合力推动下加快发展。今年前7个月,电气机械、计算机和航天设备等高端制造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4%—37%,增速远高于全部规模以上企业11.7%的水平。从国内外经验看,包括新能源、新材料、电动汽车、新一代移动互联网、生物技术、海洋经济等,有望代表我国技术创新高端制造业的未来。
四是现代服务业将持续快速发展。高端制造业与服务业结合日益紧密,将带动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创新,为生产性服务业供给提供了基础。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带动下,研发设计、第三方物流、信息技术服务、节能环保服务、检验检测认证、电子商务、服务外包、售后服务、人力资源服务和品牌建设等生产性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同时,人口老龄化和新型城镇化进程,为生活性服务业创造了供给和需求。家庭、养老、健康、医疗、职业教育、学前教育、文化创意等生活性服务业前景广阔。2013年全国服务业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达46.1%,北京等部分地区仅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就达50%以上,服务业已经取代第二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
三、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建议
未来重点发展的四大产业具有前期投入多、研发周期长、经营风险大、正外部性强、利润空间小等特点。产业特点决定产业政策。企业基于价格和利润的信号自发调整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带动产业结构变化。虽然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环境创造,但关键还是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因此,政府要首先创造市场规律作用的大环境,其次才是利用财税、金融政策促进产业升级。
一是创造环境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作用。减少对企业经营决策和价格信号的干预,打破地区行业分割和市场垄断,尊重并运用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等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让各类产品和服务在统一大市场中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四大重点产业都与科技创新紧密相连,要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完善知识产权领域的立法执法,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评价成果的机制,发展技术市场,健全技术转移机制,创新商业模式,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为科技创新提供一个激励约束相容的大环境。改革户口、社保等人为设置的人口流动限制,增加新型城镇化中生活服务提供主体。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用能基础上,改革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打破管输以外环节的垄断,让价格真正反映各类能源的相对稀缺状况,有效促进能源结构调整。这需要各级政府都切实简政放权,建立并公开权力清单,畅通公众特别是市场主体的监督渠道,限制政府乱作为,同时加强市场秩序维护和法制环境建设,弥补市场失灵。
二是改革财税体制服务产业升级。财政收入方面,尽快将营改增范围扩大到生活服务业、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等领域,废止营业税制度,完善增值税立法,建立消费型增值税制度,减少重复征税,促进统一市场建设;将高耗能、高污染等产品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优化税率结构,改进征收环节,增强消费税调节功能;加快推进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合理分配煤炭资源开采税收,逐步将资源税扩展到水流、森林、草原、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按照重在调控、清费立税、循序渐进、合理负担、便利征管的原则,将现行排污收费改为环境保护税,发挥税收的生态环境保护作用;为四大产业设置一定的税收减免或税率优惠计划。财政支出方面,政府增加四大产业相关的公共平台建设,以及重大基础科技研发预算和投入;对初创期和有较强外部性的现代农业、节能环保技术和生活服务业等提供财政补贴;制定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目录,完善政府采购制度支持服务业发展。
三是发展现代金融体系服务产业升级。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本质要求。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过去主要支持传统支柱产业的,以间接融资为主要方式、成本偏高的金融产品和体系,加快转向主要支持现代农业、高端制造业、节能环保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多方式高效率低成本的现代金融产品和体系。针对四大行业与科技创新紧密相连的特点,健全包括IPO、VC、PE、并购重组、资产管理、财富管理、债券市场、基金、保险、产权交易系统等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支持四大重点产业直接融资,降低融资成本,更好满足融资需求。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发展民营银行,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金的作用,形成与实体经济利润水平相适应的融资成本水平。更好发挥“保本微利”政策性金融的作用,健全区域性、针对草根经济体的金融机构和监管制度,创新金融产品和商业模式,加大对现代农业和生活服务业发展的金融支持。利用上海自贸区等政策优势,加快推进煤炭、原油、天然气等大宗能源商品的期货、期权等市场体系建设,争取国际定价权,对冲价格波动风险,为节能环保行业发展提供更合理的能源价格环境。继续扩大海外投资,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创造出口需求,转移过剩产能,为四大产业发展置换资金和市场。利用定向降准、定向降息等调整结构的工具,引导商业金融机构围绕四大产业新特点,发展商圈融资、供应链融资等新产品,探索以预期收益、知识产权、仓单、信用保险保单等为质押获得贷款的适合科技型中小微型企业特点的优质金融服务路径。
(作者陈德胜为清华大学中国企业成长与经济安全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李洪侠为国家信息中心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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