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精神体现一种财政价值观，是各个历史时期财政思潮、理念和思想沉淀而形成的行动指南。财政思想是一个学术的概念，往往以一个逻辑体系来表现；而财政精神是一个行动的概念，是在财政思想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可以为大众所掌握的行动准则。财政精神是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中发掘、提炼而来。我们可以把它提炼成八个字：经邦、富民、共担、有度。

（一）经邦

清雍正四年，雍正皇帝为各部题字，户部为“九式经邦”，吏部为“公正持衡”；礼部为“寅清赞化”；兵部为“整肃中枢”；刑部为“明刑弼教”；工部为“敬饬百工”。可以说基本反映了各部门的职业精神和特质。“九式经邦”出自《周礼》里的“以九式均节财用”，“以经邦国”，“九式”是周代规定的九项支出。“九式经邦”，表达了古代通过“收支对口，量入为出，略有贮蓄”的理财办法治理国家的理念。这个大匾在户部大堂一直挂到新中国财政部接管。

经邦，就是通过理财来治理国家。这种经邦理念，可能与我国古代由于自然灾害频发而产生的公共风险意识相关。人民在与各种自然风险的斗争中，第一次认识到了国家治理与理财的关系，并在此后的实践中不断深化。唐代理财家杨炎说财政是“邦国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乱轻重皆由系。”为了防范这些公共风险，社会共同体成员必须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增强抵制自然风险的能力。这不仅加强了传统的集体主义的意识，而且也加深了人民对国家财政的认识。我国不仅很早就产生了量入为出的九式管理这样的原始预算制度，还提出了要建立三年、六年、九年的中期预算，甚至要考虑三十年的长期预算，只有这样才能防患于未然。对政府收支范围和责任的讨论，对政府应该提供的社会保障项目的讨论，也都丰富了古代国家财政的思想，出现了许多西方直到近代才出现的财政理念。

经邦更深层的内涵就是治理国家。“经”就是治理，管理。经邦不仅是理财，而是要通过理财达成治国的目标。北宋李觏说：“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是故圣贤之君，经济之世，必先富其国焉。”王安石说，“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用。”经邦，首先就要发展经济，实现国家富强。四千年前，在世界上流传下来的关于大洪水的几十个民间传说中，只有中国的大禹治水采用了疏导的方式。根据传说，正是治水成功之后，大禹在中国建立起最初的财政模式。大禹向舜帝汇报治水成功的一段话：“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乂。”（带领百姓播种粮食，把百谷和鸟兽送给百姓，让他们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于是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大治。）这被中国古人称为“万世理财之法”。大禹认为不仅要用疏的方式治水，还要用同样的方式治理国家。中国最早管理财政的最高官员称为“治粟内史”，其主要职责除了管理国家财政收支，还要推广农业技术，组织发展生产。

到了近代，这些思想在和西方学说的交融中，产生了适应新时代的新思想。如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他提出“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指出必须充分注意“基本上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财政政策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这些思想不仅为根据地财政，也为新中国财政提供了理论指导，对现在仍有重大现实意义。1934年，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提出一个问题，苏维埃政府都处在全国比较落后的地方，但实行着便利于广大民众的税收政策，财政却做得很好。而国民党政府占据着全国广大的区域，大量地搜刮民脂民膏，为什么反而弄到破产？正是因为苏维埃的财政政策同国民党有根本的不同。毛泽东指出，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并且关心解决了群众的一切实际生活问题，满足了群众的需要，得到了群众热烈的拥护。毛泽东的这一席话至今仍不过时，含蕴着经邦兴国的宏大视野和思想。可见，理财绝不只是收收支支，而是关系到国家的治理，决定着国家的兴衰强弱。

（二）富民

“富民”、“为民生利”、“为民治产”、“藏富于民”这样的字句，在古代理财家的言论里比比皆是。他们把为国理财和为民理财联系在一起，并且把为民理财放在了为国理财的前面，认为“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这是非常重要的财政思想。

富民精神的源头是早期的“政在养民”、“国以民为本”思想。《周礼》中提出了慈幼、养老、赈穷、恤贫、宽疾、安富的“养万民”社会政策，其后关于社会保障的财政思想不断丰富。当时还有“六养”、“七德”、“九惠”、“十二荒政”等主张。古人说，理财以养民为先，就是说国家财政既要为人民提供基本的民生保障，也要创造条件改善民生。晋文公认为政府的职责，除了“施舍分寡，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还要“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稼劝分，省用足财”，为人民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创造条件。管子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此后，又产生了王者富民、为民治产、为民生利、藏富于民等富民理念。

尤其是秦代苛政速亡的教训，社会更清醒认识到富民的重要，富民理念成为此后财政精神的主流。不过依然存在富国富民孰先孰后等争论，如王符的“富国论”、李觏的“富国策”，都是以国家为主体。王恽提出藏富于民，只有百姓富裕了，国家才能富强。这样的讨论其实已经延续到今天了，不过虽有分流，但分中有合，富民理念已经成为各派的共识。

古人在理财实践中建立起了国富和民富的逻辑关系，认识到民富是国富的基础。百姓富足了，国家的收入自然也跟着增长了。否则“人日益困，财日益匮”。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明代方孝孺则进行了更多探讨。他认为，人类生而不平等，政府的功用在于补救不平等造成的困难，使人人都能够很好地生存。“人君之职，为天养民者也。”“用天之所产以养天民。”他认为，天地的资源“不能自察而用之”，所以需要君主和政府“导之以取之”，“资之以用之”，“俾有余补不足”。

对于如何使“民富”，孔子说：“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唐权德舆说：“天下理在百姓安，百姓安在赋税减，赋税减在经费省，天下未有不由此途出。”有的主张与民休息，让农民有生产的时间，为农民生产创造条件。司马迁说：“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就是说，只有与民休息，政府因势利导，则农、工、商就能把潜能发挥出来，就会变得富裕。还有“为民治产”的富民思想，就是要使人民有一定产业。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提出“明君治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无死亡”。在我国古代历史上一直有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实际上也是富民思想的体现。

到近代，孙中山吸取了古代富民精神，提出“民生主义是以养民为目的”，要“兴大利以厚民生”。最早在中国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李大钊在“研考民生凋敝之原”的过程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以广大劳动人民的民生为价值目的的思想体系。马克思指出，只有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财政的建设中，毛泽东提出“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始终以富民为念，以民生为重，帮助人民改善生活、发展生产，因此，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拥护。

根据地时期的民生财政实践，为新中国的财政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开了好头。在中共八大上，提出新中国主要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其后又进一步概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提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富民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共担

人类社会是一个共同体，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互利共生，和谐发展，离不开共担。共担是共存、共荣、共利、共享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共担，社会这个共同体就会坍塌。“天下兴旺，匹夫有责”，就是共担天下的思想。“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的主张就是财政共担的理念。财政本身就是因共担而产生，没有共同体成员共担赋税，财政也就不存在了。尤其在现代风险社会，风险共担更是成为制度和政策设计的基本原则。市场机制就是一种共担风险的机制。例如，保险市场、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一种典型的风险共担机制，产生了社会互济的功能。其实，任何制度或政策无一不是在社会共同体成员之间分担风险，从而实现共担风险，以防范和化解共同体面对的公共风险。

大同社会是一直贯穿整个中国社会的一种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共担精神就是在此基础上萌芽、演生和发展的。

共担，不仅是国家与人民的共担，也是各阶级的共担。在古代社会中，由于政府财力的局限，更多引导宗族和宗教团体等多元的力量来共同承担责任。孔子说：“独富独贵，君子耻也”。“富而能富人”，“富有天下而无怨财，布施天下而不病贫，如此，则谓贤人矣。”提倡富人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带动帮助后富。汉武帝通过国家政策来引导民间力量参与到社会救助中来，提出“宠富民之假贷者以救之”的救灾政策，奖以爵位、官职或免征若干租税。宗族互助和民间救助在国家衰乱时期更是发挥着重要的角色。除了人民与政府，社会各阶层的共担外，古代还有更进一步的要和自然共生共担的天人合一理念。共担也是要社会各阶层都要承担各自的责任，这样才能把社会共同体治理好。

公平和正义是维持共担关系的基础。孔子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王安石说：“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在古代，主要通过税制改革来实现公平共担的理念，达到共生和谐的目的。从管仲的“相地而衰征”，杨炎的“以贫富为差，以资产为宗”，直到清代“摊丁入亩”，均赋税，都是希望实现税收共担的目的。

汉文帝时，由于粮食丰收，价格持续低落，谷贱伤农，而富商趁机囤积，边疆又受到匈奴人的不断侵扰，各种矛盾接踵而来，交织在一起，于是晁错提出“贵粟”政策，鼓励有钱人家购买农民的粮食，捐献国家。对于能捐献粮食并运送到边境粮库的，国家按照捐献数额的不同赐予不同爵位，还可以赎罪。这样，边防要塞的粮食储备迅速充足了，接下来又进一步充实各郡县的储备。只要郡县储备足够一年所需，该郡县就可以免收农民田租。在这样政策的鼓励下，农民的收入保障了，负担减轻了，国家的储备也充足了。类似的还有平籴法、青苗法、均输法等，就是通过财政改革，调动各方积极性，共担风险，实现共赢。

在新中国早期的理财实践中，有很多理财思想正是实现共担理念的路径。在处理政府间财政关系上，毛泽东提出两个积极性理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这说明了中央与地方共担的重要性。如果只有一个积极性，那就谈不上共同担当了。改革开放，调动各个方面积极性，就是要实现多元共担。这样才能消除国家发展停滞这样的公共风险，实现国强民富。

（四）有度

讲究“度”，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即俗话说的把握分寸，无论是做人做事还是国家大政方针，都有度的考量。中庸之道，体现的也是度的理念。上至哲学，下至日常生活，无不需要有度。财政更是如此。

我国古代财政实践中，度的最初内涵是指统治者要取之有度，用之有度。《管子》里说：“地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杀其君，子有杀其父者矣。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

度，就是不过。明代思想家邱浚说：“治国者，不能不取之于民，亦不可过取于民。不取乎民，则难乎其为国，过取乎民，则难乎其为民”，“上之取于下，因不可太多，亦不可不及。”孔子提倡“轻徭薄赋”，但也并非越轻越好，而是以“取民有制”，“度之以礼”为前提。儒家提出取的度是“什一而税，用民之力，岁不过三。”用的度是“量入为出”，“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

理财实际上是一种度的把握。在魏晋之际，最高财政长官的名称由治粟内史、大农令、大司农，发展成为度支尚书，直到晚清效法西方改革国家行政机关，还是将国家最高财政机构称为度支部。度支，就是权衡财政收与支，以求一定条件下的适度、合适。现存最早的唐代预算“支度国用”，就是当时的度支员外郎狄仁杰负责编制的。

度也指法度或规则。古代理财，也不断尝试用法度来做好财政的综合平衡。比如对于皇室费用，《周礼》中规定在满足公共支出之后有剩余，才能用来满足“王玩好之用”。秦汉采用分税制，用不同的税源分别满足国家与皇室的需求：“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此后纳入国家预算，每年固定划拨一定款项来满足皇室支用。当今社会强调的税收、预算的法定主义，实质上就是对财政“度”的追求。没有法治，财政就会无度。

在度的把握中，始终也有不同的流变。很多人认为理财者应该以“勤俭为己任”、“俭以足用。”要“使人君不贵珠玉，唯务耕桑。”只有这样，才能让人民俗自敦本，百姓和国家就能用度充足。对于奢侈享乐“必务损之又损”。司马迁认为，人的欲望是不断膨胀的，如乘车，开始是功能的需求，其后是舒适，再后是金装饰，再后是雕镂，再后是镶金错银，欲望无穷，所以要“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使其控制在一定的度之内，这才是治国之道也。

度，体现了古代一种中道精神：“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在新中国理财实践中也能看到这种古老智慧的运用。陈云说：编制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收支计划，不能绷得太紧，只有“长袖才能善舞”。办事要分轻重缓急，不能齐头并进，“国家的财力和物力一定要用得恰当”。在财政上既要反冒进，也要反保守。他提出了三大平衡的思想，后来发展成四大平衡。薄一波在当时实践中探索出“二三四”的比例关系，就是在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不低于20%，预算收入的比重不低于30%；在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不低于40%。现在有了更多指标和数学模型来测量财政的度，以防控风险。

理财有度，追求的不只是适度的数量关系，而且是一种原则和方法，甚至是一种智慧和境界，其中蕴含着全局观，不察全局，难以有度；动态观，度需要变通，不能因循守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时因地因势因事因人制宜；辩证观，非此即彼，易走极端而失度。有度，才不会走向反面，效率与公平、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会恰如其分，才会有秩序和均衡。有度，才有社会和谐。量力而行，量财而用；取之有度，用之有序等等这些财政实践中的理财原则，都体现了追求“有度”的一种精神。前面提到的经邦、富民、共担，也都需要运用这种方法。把握好理财实践中的各种分寸，正确处理好各种复杂的财政关系，需要“度量”，更需要“有度”的智慧。财

责任编辑 陈素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