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财政杂志社建社已经三十周年。我作为《中国财政》读者与作者之一,衷心祝贺杂志社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成长与发展。
要说我与《中国财政》的关联,其实可以追溯得比三十年更远。《中国财政》杂志的前身,是“文革”前就已刊行的《财政》杂志,当时作为财政部的工作刊物,编辑部是设在财政部办公厅内。上世纪六十年代,我的父母都在《财政》杂志编辑部里工作,我曾在他们的办公室出出入入,以一个小学生的眼光目睹那一代财政人辛勤工作的场景,也曾随他们于周日到部里加班,好奇地看着我母亲如何阅改、处理稿件。有时碰到他们开会到深夜,我也只好在旁边的屋子里看书,等待他们会议结束后一道回家。
“史无前例”的文革,打断了财政部正常工作的运行,也使这份杂志停刊。待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来临,复刊便势所必然,而在时代的要求之下专门组建的中国财政杂志社,便应运而生了。这时我的父母都已离开刊物编辑部多年,我却由于研究工作,与《中国财政》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是于八十年代初进入财政部科研所研究生部学习的,毕业后留所一直从事财政科研,《中国财政》当然是我必看的期刊。读者当了若干年,不知不觉又加入了作者行列。我已记不太清自己何时...
中国财政杂志社建社已经三十周年。我作为《中国财政》读者与作者之一,衷心祝贺杂志社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成长与发展。
要说我与《中国财政》的关联,其实可以追溯得比三十年更远。《中国财政》杂志的前身,是“文革”前就已刊行的《财政》杂志,当时作为财政部的工作刊物,编辑部是设在财政部办公厅内。上世纪六十年代,我的父母都在《财政》杂志编辑部里工作,我曾在他们的办公室出出入入,以一个小学生的眼光目睹那一代财政人辛勤工作的场景,也曾随他们于周日到部里加班,好奇地看着我母亲如何阅改、处理稿件。有时碰到他们开会到深夜,我也只好在旁边的屋子里看书,等待他们会议结束后一道回家。
“史无前例”的文革,打断了财政部正常工作的运行,也使这份杂志停刊。待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来临,复刊便势所必然,而在时代的要求之下专门组建的中国财政杂志社,便应运而生了。这时我的父母都已离开刊物编辑部多年,我却由于研究工作,与《中国财政》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是于八十年代初进入财政部科研所研究生部学习的,毕业后留所一直从事财政科研,《中国财政》当然是我必看的期刊。读者当了若干年,不知不觉又加入了作者行列。我已记不太清自己何时在“中国财政”上发表第一篇文章,但以作者身份,百虑千思,诉诸笔墨,终成一文,见于刊物,自有一番情愫在心头,会把刊物看作自己的作品家园与精神家园。
我们在财科所做的研究,带有“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鲜明特点:财政分配“以行控财,以财行政”,其政策与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一项具体的理论、政策研究,无不需要务实地“来自实际,服务实践”,而中国经济社会的万千气象、不尽风云,在我看来又都可归入改革开放新时代的主旋律与“最高战略”——即以邓小平勾画的“三步走”来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现代化。这样一种联结,便把我们研究者与《中国财政》的关联,在一个“民族百年大业”的宏伟背景下升华了——我们无论是阅读杂志文章,或是撰写文章为杂志投稿,都是在一个主旋律中对于历史的具体参与,都是通过《中国财政》的园地,实现交流,扩大信息:或扩展眼界,借鉴他人;或提供见解,表明自己,总是力求学有所得,言之有物,助益工作,服务中心。这些年来,这种效应确实在形成和扩大。所以,我们要特别感谢中国财政杂志社的全体同志们:我们科研工作者与你们以刊物结缘,以笔墨结情,以共同的努力投身于时代的需求、服务于财政业务工作和人民大众,也以此来行进于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旅程。
因此,我愿用这篇带着感情的小文,在恭贺中国财政杂志社三十年生日的同时,也祝愿由中国财政杂志社托起的财政工作者和所有关心财政人们的这块期刊园地,长青不老,花鲜日丽,百家争鸣,笔墨飘香。财
(作者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